2022年岁末，中国主流新闻喉舌—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转载了《光明日报》12月27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强调习近平对历史的重视，强调当今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中共何以如此热衷历史？
这篇《光明日报》的文章特别引用了2014年习近平成为中国和中共最高领导人两年之后说过的一段话：“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这实际上是自中共“六四”镇压以后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延续。
1989年6月9日，中国军队在北京血腥镇压民主运动五天之后，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告诉戒严部队高级将领们：“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于是，在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直接领导下，中国开始“爱国主义教育”，中宣部1994年正式发出《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并且审查和改写中国现代历史，尤其是抗战历史和中共建政以后的历史。
尽管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中国人了解到朝鲜战争是由朝鲜入侵韩国开始的，最后以维持战前的三八线告终，但是中国官方仍然宣称是韩国首先进攻了朝鲜；中国志愿军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至今笃信这一点的中国人仍然不在少数。
自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抗战历史就被改写：国民党领导的抗战主力--中华民国国军--成了不抵抗，只会进行反共“摩擦”的力量；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才是抗战英雄。尽管这种描述近年来有所改变，但是在官方叙事和历史中，中共仍然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尽管中共当时并没有当政。
历史即政治 不容讨论
为了压制历史研究中的不同声音，中国共产党甚至制造出一个名词--“历史虚无主义”，把它作为打击所有观点不同的人的大帽子。
英国《新政治家》杂志的高级编辑凯蒂·斯特拉德曾经是常驻俄罗斯和中国的记者，她2022年5月出版了一本书--《在白骨堆上起舞：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的历史与权力》。斯特拉德认为习近平把历史视为非常重要的工具，而且认为，如果任其失控，历史就会成为对中共的真正威胁，所以需要严加控制。
斯特拉德认为，通过对历史的陈述可以获得民众的支持，或者至少表面上的支持。领导人保持受民众欢迎的印象可以让人们感觉他们的地位很稳固，这样支持者就不会左顾右盼，反对者就不敢轻举妄动试图推翻他。领导人把自己塑造成爱国者和民族的守护人，这就可以把对手说成是叛徒和国家的敌人。
斯特拉德说，中国的学者和历史学家告诉她，在习近平当政之前，对于特别有争议的历史领域还是有一些辩论的空间。而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辩论的空间完全关闭了，围绕历史的辩论变成爱不爱国的问题，搞不好你就成了汉奸、反华分子了。
斯特拉德在书中写道： “中共企图重新定义爱国主义的概念，以便使爱国等于爱党。在这种模式下，只有党才能结束中国的百年屈辱，才能发展经济和确保国家的安全，所以如果你爱国，就应该支持中共的统治。同样道理，如果你反共，就一定是反华。”
玩弄历史 殃及无辜
将历史政治化，造成中国官方的抗战史一变再变。斯特拉德的书中讲述了抗战中牺牲的国军将领彭士量和家人的故事。彭士量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抗战时期任国军暂编第五师师长，多次率部与日军激战。1943年在湖南省石门县与日军战斗中阵亡。据说他临终之前曾经高呼：“大丈夫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死何憾焉！”
1944年，中华民国政府追赠彭士量为陆军中将。台北忠烈祠内仍设有他的灵位和事迹介绍。
中共建政以后，彭士量不再是民族英雄。文革期间，彭士量被称为“国民党反动派”。他的家人和后代也遭遇各种磨难。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彭士量为革命烈士。入驻湖南革命烈士纪念塔，并且在南岳忠烈祠设有他的纪念碑、遗书和墓地。彭士量的家人对政府相当感激，而且认为习近平实事求是。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共这种出尔反尔的历史叙述到底是为了什么。其实，这种事例在中国比比皆是。
改写历史 着眼当下
中共强调中国历史上曾经的“荣耀”，告诉中国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复兴过去的“辉煌”，尽管这种辉煌和荣耀常常是征服了中国的外族入侵者成就的，例如元朝的蒙古人和清朝的满人。
美国俄克拉荷马中部大学历史学教授、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李小兵说：“中国的朝代，一代又一代；中国的政体，包括中国的社会有着强烈的持续性，甚至现在在中共的统治下，中国仍然是一个集权，或者是个人集权的君主立宪的这种政权体制，所以强调过去的辉煌、历史的持续性，对这个现在政权是有所帮助。就是说历来如此，中国历来如此，不是什么现在才发展起来的新的体制，所以这就是中国，就是传统，请大家接受。”
而在另一方面，中共又对历史进行修改，以便适应中共当下的政策。
李小兵教授说：“他每一次变化的出现都是因为政策的需要。在改革开放的时候有这个情况。现在中美关系紧张，对西方以斗争取代和谈和妥协，又是有这个需要，所以这个历史又来进一步证明斗争是主要的，和谈、缓和是次要的。”
2015年，中国举行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盛大阅兵。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中共建政六十多年以后才第一次举行这种纪念活动。
同样，2014年中国确立每年9月30日为“烈士纪念日”；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斯特拉德在书中写道：“一个国家指定日期纪念烈士并不奇怪，但是中国是在战争结束七十年之后才这样纪念。”
斯特拉德还在书中写道：“在他们的说辞里，过去的软弱是一个关键论点。就是中国一直苦难深重，直到共产党掌权为止。” “习近平要从朝鲜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出结论：只要共产党掌权，中国就会对外敌居高临下；中国就不会再受摆布或者欺辱。”
与此同时，斯特拉德指出：“政治学家威廉·卡拉汉搜遍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记录，没有发现在1947-1990年出版的有关国耻的书。”
李小兵教授认为：“中共的历史观认为，中国百年来是受西方的侵略和威胁，唯独到了中共领导的这个革命胜利以后，才建立了新中国，甚至在建国以后继续反对西方，反美，斗争。”
斯特拉德在书中写道：“这场（爱国主义）运动的主要口号是：‘勿忘国耻’，但是潜台词是：千万不要忘记共产党的重要性。”
斯特拉德在接受网上媒体《电讯中国》（The Wire China）的采访时说，“镇压、胁迫、腐败绝对是这三个政权（指俄罗斯、中国和朝鲜）如何掌权的非常重要的工具。但他们也在所谓的意识形态工作上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并灌输这种说法，将过去这些战争的历史纳入其中，并得出他们想得到的结论，就是为什么现政权必须掌权。这更多是操纵历史，对发生的事情进行非常有选择性的记忆。”
李小兵教授说：“他是利用这个历史来为他现行政策和现行政权做基础，做解释，并且推动现行政策。”
历史真相 如何保持
斯特拉德得出一个结论：不要相信中共所说的历史是唯一能够接受的中国历史。她认为，出于政治目的操纵历史的冲动并不是专制独裁的特征……许多国家的民选领导人也歪曲和有选择地借鉴过去，以争取民众的支持并推进他们自己的政治目标。但是区别在于，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官方版本的历史成为唯一的版本，而提出异议变得越来越艰难，越来越危险。
那么，如何保持历史真实面目呢？斯特拉德认为应该尽量支持独立的学术研究。她认为应该鼓励中国公民和留学生到美国和英国学习，尤其是鼓励杰出的历史学家来进行历史研究。
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认为，中国的审查制度使对真实历史的探讨很难。但是他仍然看到有一些在中国的历史学家在努力说出中国历史的真相。其实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对中共很忠诚，他们只是想讲出和现政权不同的东西。
文安立教授说：“我们能从外部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与中国国内那些人保持联系，他们要说出真相，要进行自己的真实历史调查，无论多么困难，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在当下的形势下可能的确是危险的。当然还有你正在做的事情，比如美国之音和其他用中文广播的媒体，强调这种工作和外国历史学家的工作，他们的观点比中国体制的观点更客观。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我认为最重要是支持那些要更自由地思考的历史学家。”
对于当今中共对历史的做法，斯特拉德在她书的结尾引述的著名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讽刺小说《1984》中的话也许恰如其分：“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2022年岁末，中国主流新闻喉舌—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转载了《光明日报》12月27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强调习近平对历史的重视，强调当今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中共何以如此热衷历史？
这篇《光明日报》的文章特别引用了2014年习近平成为中国和中共最高领导人两年之后说过的一段话：“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这实际上是自中共“六四”镇压以后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延续。
1989年6月9日，中国军队在北京血腥镇压民主运动五天之后，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告诉戒严部队高级将领们：“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于是，在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直接领导下，中国开始“爱国主义教育”，中宣部1994年正式发出《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并且审查和改写中国现代历史，尤其是抗战历史和中共建政以后的历史。
尽管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中国人了解到朝鲜战争是由朝鲜入侵韩国开始的，最后以维持战前的三八线告终，但是中国官方仍然宣称是韩国首先进攻了朝鲜；中国志愿军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至今笃信这一点的中国人仍然不在少数。
自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抗战历史就被改写：国民党领导的抗战主力--中华民国国军--成了不抵抗，只会进行反共“摩擦”的力量；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才是抗战英雄。尽管这种描述近年来有所改变，但是在官方叙事和历史中，中共仍然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尽管中共当时并没有当政。
历史即政治 不容讨论
为了压制历史研究中的不同声音，中国共产党甚至制造出一个名词--“历史虚无主义”，把它作为打击所有观点不同的人的大帽子。
英国《新政治家》杂志的高级编辑凯蒂·斯特拉德曾经是常驻俄罗斯和中国的记者，她2022年5月出版了一本书--《在白骨堆上起舞：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的历史与权力》。斯特拉德认为习近平把历史视为非常重要的工具，而且认为，如果任其失控，历史就会成为对中共的真正威胁，所以需要严加控制。
斯特拉德认为，通过对历史的陈述可以获得民众的支持，或者至少表面上的支持。领导人保持受民众欢迎的印象可以让人们感觉他们的地位很稳固，这样支持者就不会左顾右盼，反对者就不敢轻举妄动试图推翻他。领导人把自己塑造成爱国者和民族的守护人，这就可以把对手说成是叛徒和国家的敌人。
斯特拉德说，中国的学者和历史学家告诉她，在习近平当政之前，对于特别有争议的历史领域还是有一些辩论的空间。而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辩论的空间完全关闭了，围绕历史的辩论变成爱不爱国的问题，搞不好你就成了汉奸、反华分子了。
斯特拉德在书中写道： “中共企图重新定义爱国主义的概念，以便使爱国等于爱党。在这种模式下，只有党才能结束中国的百年屈辱，才能发展经济和确保国家的安全，所以如果你爱国，就应该支持中共的统治。同样道理，如果你反共，就一定是反华。”
玩弄历史 殃及无辜
将历史政治化，造成中国官方的抗战史一变再变。斯特拉德的书中讲述了抗战中牺牲的国军将领彭士量和家人的故事。彭士量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抗战时期任国军暂编第五师师长，多次率部与日军激战。1943年在湖南省石门县与日军战斗中阵亡。据说他临终之前曾经高呼：“大丈夫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死何憾焉！”
1944年，中华民国政府追赠彭士量为陆军中将。台北忠烈祠内仍设有他的灵位和事迹介绍。
中共建政以后，彭士量不再是民族英雄。文革期间，彭士量被称为“国民党反动派”。他的家人和后代也遭遇各种磨难。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彭士量为革命烈士。入驻湖南革命烈士纪念塔，并且在南岳忠烈祠设有他的纪念碑、遗书和墓地。彭士量的家人对政府相当感激，而且认为习近平实事求是。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共这种出尔反尔的历史叙述到底是为了什么。其实，这种事例在中国比比皆是。
改写历史 着眼当下
中共强调中国历史上曾经的“荣耀”，告诉中国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复兴过去的“辉煌”，尽管这种辉煌和荣耀常常是征服了中国的外族入侵者成就的，例如元朝的蒙古人和清朝的满人。
美国俄克拉荷马中部大学历史学教授、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李小兵说：“中国的朝代，一代又一代；中国的政体，包括中国的社会有着强烈的持续性，甚至现在在中共的统治下，中国仍然是一个集权，或者是个人集权的君主立宪的这种政权体制，所以强调过去的辉煌、历史的持续性，对这个现在政权是有所帮助。就是说历来如此，中国历来如此，不是什么现在才发展起来的新的体制，所以这就是中国，就是传统，请大家接受。”
而在另一方面，中共又对历史进行修改，以便适应中共当下的政策。
李小兵教授说：“他每一次变化的出现都是因为政策的需要。在改革开放的时候有这个情况。现在中美关系紧张，对西方以斗争取代和谈和妥协，又是有这个需要，所以这个历史又来进一步证明斗争是主要的，和谈、缓和是次要的。”
2015年，中国举行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盛大阅兵。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中共建政六十多年以后才第一次举行这种纪念活动。
同样，2014年中国确立每年9月30日为“烈士纪念日”；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斯特拉德在书中写道：“一个国家指定日期纪念烈士并不奇怪，但是中国是在战争结束七十年之后才这样纪念。”
斯特拉德还在书中写道：“在他们的说辞里，过去的软弱是一个关键论点。就是中国一直苦难深重，直到共产党掌权为止。” “习近平要从朝鲜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出结论：只要共产党掌权，中国就会对外敌居高临下；中国就不会再受摆布或者欺辱。”
与此同时，斯特拉德指出：“政治学家威廉·卡拉汉搜遍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记录，没有发现在1947-1990年出版的有关国耻的书。”
李小兵教授认为：“中共的历史观认为，中国百年来是受西方的侵略和威胁，唯独到了中共领导的这个革命胜利以后，才建立了新中国，甚至在建国以后继续反对西方，反美，斗争。”
斯特拉德在书中写道：“这场（爱国主义）运动的主要口号是：‘勿忘国耻’，但是潜台词是：千万不要忘记共产党的重要性。”
斯特拉德在接受网上媒体《电讯中国》（The Wire China）的采访时说，“镇压、胁迫、腐败绝对是这三个政权（指俄罗斯、中国和朝鲜）如何掌权的非常重要的工具。但他们也在所谓的意识形态工作上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并灌输这种说法，将过去这些战争的历史纳入其中，并得出他们想得到的结论，就是为什么现政权必须掌权。这更多是操纵历史，对发生的事情进行非常有选择性的记忆。”
李小兵教授说：“他是利用这个历史来为他现行政策和现行政权做基础，做解释，并且推动现行政策。”
历史真相 如何保持
斯特拉德得出一个结论：不要相信中共所说的历史是唯一能够接受的中国历史。她认为，出于政治目的操纵历史的冲动并不是专制独裁的特征……许多国家的民选领导人也歪曲和有选择地借鉴过去，以争取民众的支持并推进他们自己的政治目标。但是区别在于，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官方版本的历史成为唯一的版本，而提出异议变得越来越艰难，越来越危险。
那么，如何保持历史真实面目呢？斯特拉德认为应该尽量支持独立的学术研究。她认为应该鼓励中国公民和留学生到美国和英国学习，尤其是鼓励杰出的历史学家来进行历史研究。
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认为，中国的审查制度使对真实历史的探讨很难。但是他仍然看到有一些在中国的历史学家在努力说出中国历史的真相。其实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对中共很忠诚，他们只是想讲出和现政权不同的东西。
文安立教授说：“我们能从外部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与中国国内那些人保持联系，他们要说出真相，要进行自己的真实历史调查，无论多么困难，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在当下的形势下可能的确是危险的。当然还有你正在做的事情，比如美国之音和其他用中文广播的媒体，强调这种工作和外国历史学家的工作，他们的观点比中国体制的观点更客观。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我认为最重要是支持那些要更自由地思考的历史学家。”
对于当今中共对历史的做法，斯特拉德在她书的结尾引述的著名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讽刺小说《1984》中的话也许恰如其分：“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