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啊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家都在赢”的世界，前有懂王二进宫“50天50胜”引爆“日耳蛮赢学”大讨论，再有印度空战1：5却比巴基斯坦更加大声“欢庆胜利”，前两天以色列、伊朗对轰，美、以、伊三方又是“各自宣布胜利”。
但都说赢，那都能赢吗？想必大家心里有数。虽然这次也少见地出现了boom！boom！特拉维夫的场景，而美伊之间的“战事”充满了过家家的意味，但伊朗方面的损失还是实打实的严重，其中又以被“定点清除”的一大批高级军官、科学家最为惨重。
这些要是没有“内线”帮忙，实在是不可思议。“伊朗内奸多”似乎早已成为了一个确定的命题。实际上，这伊朗的内奸从来就没少过，这个看似极其高压统治的“宗教政权”也从来没能好好清理这些内奸。
1
在这轮以色列对伊朗袭击开始没几天，有个“伊朗人”跳出来高调号召“伊朗人民”推翻“伊朗政权”。但这个“伊朗人”的身份啊，就有点微妙了。此君乃伊朗伊斯兰革命前巴列维王朝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换句话说，就是“前朝太子”。
话说百姓不满于“府院之争”的乱局，不等于欢迎你张勋扶溥仪复辟大清啊。但不管伊朗群众到底怎么想的，“内奸多”的问题，还真是跟这个“前朝”密切相关。
伊朗末代王朝君主礼萨·巴列维·沙阿，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引发了伊朗社会各派的反对，最终引发全国民变，军警全面倒戈导致“帝国”被推翻，巴列维国王流亡海外。
同时，流亡海外15年的宗教领袖霍梅尼返回伊朗，受到百万人欢迎。
随后，伊朗废除了君主立宪制，改为政教合一，国名也改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成为了最高领袖。
再之后，就发生了著名的“伊朗人质事件”：52名美国驻伊外交官被激进的学生闯入大使馆扣留了444天，让美国丢尽了脸面，只能日后拍部大片《逃离德黑兰》YY泄愤。
然而，神权、反美，这些价值观在伊朗远远没能一统江山，更不要说即便发生了革命，也不是所有人都反对巴列维王朝，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受惠于王室统治的人，他们或继续坚持己见、或暂时蛰伏下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从诞生之初，其内部就处在高度分裂中。
而在反对巴列维王朝的群体中，革命期间大家也许能达成一致，但“胜利”后，他们之间也开始逐渐产生分歧，
不同势力尖锐的对立，使得伊朗成为一个“内奸横行”的政权。
1980年，伊朗示威者撕毁霍梅尼画像
2
伊朗“民主”吗？这问题问出来恐怕很多人觉得纯属是来捣乱的。但很有意思的是，不说人民民主，至少少数服从多数的西式民主，伊朗反而应该说是典型的“民主国家”，如果不是这种“民主”，当年的伊斯兰革命还真未必能成功。
“他民主，但是他独裁。”真有你的！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选举实行的是一人一票直选的制度，选民无记名投票，谁票数过半谁是总统；伊斯兰议会为立法机关，议员按各选区人口分配，还专门给“少数”的基督徒、犹太人等留了固定席位（基督徒5席，犹太人1席，拜火教徒1席）；
“大权独揽”的“最高领袖”，虽然是终身制，但其实也是选举产生的，这就是伊朗特殊的制度设计——专家委员会，原则上掌握着任命、监督乃至罢黜最高领袖的权力，而这个专家委员会也是选民直选产生的。
要知道美国总统还不是直选呢。2017年时候伊朗外长针对特朗普的批评，从容说到：“我们两国（指伊朗和美国）并没有那么大不同，我们都有类似的民主进程。”可能一定程度上还高抬了美国民主……
那有人说了，伊朗那是统治集团“操纵”了选举，选票不真实，不代表真正的“民意”。那还真是小瞧了这个政权，但凡还是“直选”，那么伊朗的“民意”还真就是支持它统治的。
让我们回到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初，当时的“倒皇派”，不仅有霍梅尼等宗教界人士，还有支持多元世俗、西式世俗民主，甚至信仰马列的共产主义者，大家信奉的道路其实不太一样，只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才站在一起。
伊朗左派民众反对巴列维
在1979年8月3日召开第一届制宪委员会时，伊朗共有八个主要党派，分别有是伊斯兰共和党（保守神权）、人民圣战者（左翼宗教）、穆斯林人民共和党（多元世俗化）、伊朗自由运动（世俗民主）、伊朗民族阵线（世俗民主）、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左翼世俗）、图德党（马列）、人民敢死游击队（马列）。
伊斯兰共和党首任主席贝赫什提
一开始，霍梅尼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发动起遍布全国的寺院网络，让教士们号召信众为伊斯兰共和党候选人拉票。
结果，在许多投票站中，伊斯兰共和党得票都超过90%，部分甚至达到了惊人的100%！
恐怕有人要跳：这么离谱的结果，还说不是造假？！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并不离谱。
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化也进展飞速，到1978年至1980年，伊朗的城市人口已经与农村持平。
然而“城里人”跟“城里人”并不相同。城市贫民收入低下位，政治地位也低，他们虽然人身进了城，但一直都是城市的边缘人。
城市好的一面他们无缘享受，反而是对城市的负面因素感触尤深。
在这种困境下，他们只能向最熟悉的宗教生活中心清真寺寻找安慰，在非法居住区和贫困人口聚集的地方，各级宗教人士与他们保持亲密、频繁的接触。而在本来的乡村地区，那么宗教势力的统治力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革命成功后，因建立起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坐拥占绝对多数的城乡贫民和乡村士绅“选民基础”，伊朗的宗教势力统治者可以说不需要任何努力，只要拉拢住基层教士，让他们拉着选民来投票，就能通过这种“民主”制度设计稳坐钓鱼台。
霍梅尼葬礼的壮观场面
在霍梅尼的支持下，1979年8月12日，伊斯兰共和党狂揽73个席位中的55席！
制宪法委员会成员大多数为神职人员
伊朗成为一个“教法统治国家”也是这么来的，确实相当于“多数人民”的选择。而通过“民主程序”树立了“教法”地位——政府如违背“人民意志”，教士有权介入接管——又进一步巩固了宗教集团对于这个国家的掌控。
当时不是没人反对，不少其他势力发起抵制宪法活动，各地开始爆发骚乱。
这时，宪法正式通过还需要在12月3日举行全民公投才能生效。
于是，霍梅尼在2日发表全国讲话：“明天凡是不投赞成票的，都是美国大撒旦的帮凶，是亵渎烈士。”
结果，新宪法以绝对优势通过。
简直是一呼百应。
参加投票的伊朗底层民众
也许反对者这时会想：早知如此，不民主好了。
3
虽然在“数人头”上保守宗教集团在伊朗有着绝对的优势，但包括之前巴列维王朝支持者在内的反对派，他们总体上居于城市中上游，掌握更多的文化、教育和经济资源。跳出“民主范式”来看，后者未必处于下风。
就在制定宪法引起争议之后的1979年12月11日，伊朗第三大城市大不里士爆发反霍梅尼游行 ，伊斯兰革命卫队去镇压，结果却遭到了伊朗国防军的抵制，因为部分空军宣布支持示威者，还派出战机低空飞跃城市震慑。
伊朗空军中许多人都是在西方国家受训学习，尤其中上层就是当年受惠于巴列维王朝的精英。
于是，一些伊朗空军精英成立了“面具”的秘密网络，准备趁新政权不稳，发动武力政变。
行动代号“拯救伊朗大起义”，时间为1980年7月11日。
政变领头人：空军准将艾亚特·莫哈格吉、原首都防空司令赛义德·马赫迪奥及巴盖尔·阿梅里上校（从左到右）
本来计划天衣无缝，但人算不如天算，选择和霍梅尼合作的图德党在空军中也有成员，结果在获得了政变消息后，中央委员阿里·阿穆伊和党主席卡亚诺里商议后，将消息报告给了霍梅尼。
阿里·阿穆伊（左）和卡亚诺里（右）
闻听此事，霍梅尼当即下令革命卫队发起围剿。
结果是这支政变的空军部队在7月9日被革命卫队打了个措手不及，包括艾亚特、赛义德在内600多人被捕，只有少数人逃到了土耳其。
当时关于空军政变的新闻报道
艾亚特（右二）和一众政变军官被带到电视机前直播忏悔
这件事后，霍梅尼不得不针对国防军进行大清洗，并且大力扶持伊斯兰革命卫队。
一系列清洗让伊朗军队战斗力严重削弱，结果不到2个月，伊拉克人的炸弹又丢了过来，才让针对伊朗空军的大清洗停止。
被囚禁的部分政变官兵
许多飞行员被放出来戴罪立功。尽管他们遭受折磨，但对波斯民族的忠诚让他们还是竭尽全力和伊拉克空军鏖战，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不过，国内的混乱局面和军队清洗，让伊朗的政局动荡起来，各路反对派系纷纷搞事。
比如“人民圣战者”，先是游行抗议，不管用后又开始针对政府高官发动袭击。
从1981年6月底到8月底，人民圣战者炸死了包括新总统阿里·拉杰、总理贾瓦德·巴洪纳尔和首席大法官兼伊斯兰共和国党魁穆罕默德·贝赫什迪在内的数十名高官，极为血腥。
伊朗总理府爆炸现场
人民圣战者的武装成员，多以中产家庭为主，其中很多人有西方、苏联留学经历，是社会精英。
在丛林中的UIC成员
各路派系发生了多次冲突，但霍梅尼还是依靠广大信教的民众稳住了局面。
之后，霍梅尼把这些搞事的政党都清理了一遍，包括和他合作的图德党（马列主义）也被神权派一网打尽，1万多名党员入狱，并以“干涉内政”为由又砸了苏联大使馆，18名外交官被驱逐，伊朗算是唯一一个把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使馆都砸了的国家。
萨达姆 （右）接见人圣战者头目拉贾维
有些失败的派系，比如人民圣战者，后面就专门针对伊朗搞恐怖袭击。
人民圣战者流亡成员在全世界分布广泛
内部人心如此分裂，在明面上的“反贼”已经数量庞大的基础上，“内奸”的数量怎么能少得了呢？然而只要不明目张胆地“跳反”，统治集团还是不得不对他们睁一眼闭一眼，毕竟统治还离不开这些“精英”，明知道他们反对自己，明知道美军一踏上伊朗国土他们马上就会成为带路党，却也只能用他们。
尾声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直接民主”框架让宗教集团稳坐了近半个世纪的江山，但这种安枕无忧的局面也在发生着变化。
因为革命之后，伊朗城市化进程仍然在大踏步前进，到2006年，伊朗城市人口占比已经高达67%；同期农村人口的增速大减，2005年-2010年农村人口增长率仅为0.44%。
大量从农村前往城市的贫民，在常年的城市生活中，价值观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对宗教势力盲目信任和支持的人正在减少。
极端贫瘠的伊朗农村地区
而伊朗的基层教士们，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也仗势贪腐严重，而这正是贫民们当年对巴列维王朝官僚们愤慨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直选”中自己的支持者数量被逐渐摊薄，明面上和潜在的反对者却并没有转向，显然，这对伊朗政权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和考验。
众所周知啊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家都在赢”的世界，前有懂王二进宫“50天50胜”引爆“日耳蛮赢学”大讨论，再有印度空战1：5却比巴基斯坦更加大声“欢庆胜利”，前两天以色列、伊朗对轰，美、以、伊三方又是“各自宣布胜利”。
但都说赢，那都能赢吗？想必大家心里有数。虽然这次也少见地出现了boom！boom！特拉维夫的场景，而美伊之间的“战事”充满了过家家的意味，但伊朗方面的损失还是实打实的严重，其中又以被“定点清除”的一大批高级军官、科学家最为惨重。
这些要是没有“内线”帮忙，实在是不可思议。“伊朗内奸多”似乎早已成为了一个确定的命题。实际上，这伊朗的内奸从来就没少过，这个看似极其高压统治的“宗教政权”也从来没能好好清理这些内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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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轮以色列对伊朗袭击开始没几天，有个“伊朗人”跳出来高调号召“伊朗人民”推翻“伊朗政权”。但这个“伊朗人”的身份啊，就有点微妙了。此君乃伊朗伊斯兰革命前巴列维王朝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换句话说，就是“前朝太子”。
话说百姓不满于“府院之争”的乱局，不等于欢迎你张勋扶溥仪复辟大清啊。但不管伊朗群众到底怎么想的，“内奸多”的问题，还真是跟这个“前朝”密切相关。
伊朗末代王朝君主礼萨·巴列维·沙阿，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引发了伊朗社会各派的反对，最终引发全国民变，军警全面倒戈导致“帝国”被推翻，巴列维国王流亡海外。
同时，流亡海外15年的宗教领袖霍梅尼返回伊朗，受到百万人欢迎。
随后，伊朗废除了君主立宪制，改为政教合一，国名也改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成为了最高领袖。
再之后，就发生了著名的“伊朗人质事件”：52名美国驻伊外交官被激进的学生闯入大使馆扣留了444天，让美国丢尽了脸面，只能日后拍部大片《逃离德黑兰》YY泄愤。
然而，神权、反美，这些价值观在伊朗远远没能一统江山，更不要说即便发生了革命，也不是所有人都反对巴列维王朝，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受惠于王室统治的人，他们或继续坚持己见、或暂时蛰伏下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从诞生之初，其内部就处在高度分裂中。
而在反对巴列维王朝的群体中，革命期间大家也许能达成一致，但“胜利”后，他们之间也开始逐渐产生分歧，
不同势力尖锐的对立，使得伊朗成为一个“内奸横行”的政权。
1980年，伊朗示威者撕毁霍梅尼画像
2
伊朗“民主”吗？这问题问出来恐怕很多人觉得纯属是来捣乱的。但很有意思的是，不说人民民主，至少少数服从多数的西式民主，伊朗反而应该说是典型的“民主国家”，如果不是这种“民主”，当年的伊斯兰革命还真未必能成功。
“他民主，但是他独裁。”真有你的！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选举实行的是一人一票直选的制度，选民无记名投票，谁票数过半谁是总统；伊斯兰议会为立法机关，议员按各选区人口分配，还专门给“少数”的基督徒、犹太人等留了固定席位（基督徒5席，犹太人1席，拜火教徒1席）；
“大权独揽”的“最高领袖”，虽然是终身制，但其实也是选举产生的，这就是伊朗特殊的制度设计——专家委员会，原则上掌握着任命、监督乃至罢黜最高领袖的权力，而这个专家委员会也是选民直选产生的。
要知道美国总统还不是直选呢。2017年时候伊朗外长针对特朗普的批评，从容说到：“我们两国（指伊朗和美国）并没有那么大不同，我们都有类似的民主进程。”可能一定程度上还高抬了美国民主……
那有人说了，伊朗那是统治集团“操纵”了选举，选票不真实，不代表真正的“民意”。那还真是小瞧了这个政权，但凡还是“直选”，那么伊朗的“民意”还真就是支持它统治的。
让我们回到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初，当时的“倒皇派”，不仅有霍梅尼等宗教界人士，还有支持多元世俗、西式世俗民主，甚至信仰马列的共产主义者，大家信奉的道路其实不太一样，只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才站在一起。
伊朗左派民众反对巴列维
在1979年8月3日召开第一届制宪委员会时，伊朗共有八个主要党派，分别有是伊斯兰共和党（保守神权）、人民圣战者（左翼宗教）、穆斯林人民共和党（多元世俗化）、伊朗自由运动（世俗民主）、伊朗民族阵线（世俗民主）、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左翼世俗）、图德党（马列）、人民敢死游击队（马列）。
伊斯兰共和党首任主席贝赫什提
一开始，霍梅尼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发动起遍布全国的寺院网络，让教士们号召信众为伊斯兰共和党候选人拉票。
结果，在许多投票站中，伊斯兰共和党得票都超过90%，部分甚至达到了惊人的100%！
恐怕有人要跳：这么离谱的结果，还说不是造假？！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并不离谱。
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化也进展飞速，到1978年至1980年，伊朗的城市人口已经与农村持平。
然而“城里人”跟“城里人”并不相同。城市贫民收入低下位，政治地位也低，他们虽然人身进了城，但一直都是城市的边缘人。
城市好的一面他们无缘享受，反而是对城市的负面因素感触尤深。
在这种困境下，他们只能向最熟悉的宗教生活中心清真寺寻找安慰，在非法居住区和贫困人口聚集的地方，各级宗教人士与他们保持亲密、频繁的接触。而在本来的乡村地区，那么宗教势力的统治力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革命成功后，因建立起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坐拥占绝对多数的城乡贫民和乡村士绅“选民基础”，伊朗的宗教势力统治者可以说不需要任何努力，只要拉拢住基层教士，让他们拉着选民来投票，就能通过这种“民主”制度设计稳坐钓鱼台。
霍梅尼葬礼的壮观场面
在霍梅尼的支持下，1979年8月12日，伊斯兰共和党狂揽73个席位中的55席！
制宪法委员会成员大多数为神职人员
伊朗成为一个“教法统治国家”也是这么来的，确实相当于“多数人民”的选择。而通过“民主程序”树立了“教法”地位——政府如违背“人民意志”，教士有权介入接管——又进一步巩固了宗教集团对于这个国家的掌控。
当时不是没人反对，不少其他势力发起抵制宪法活动，各地开始爆发骚乱。
这时，宪法正式通过还需要在12月3日举行全民公投才能生效。
于是，霍梅尼在2日发表全国讲话：“明天凡是不投赞成票的，都是美国大撒旦的帮凶，是亵渎烈士。”
结果，新宪法以绝对优势通过。
简直是一呼百应。
参加投票的伊朗底层民众
也许反对者这时会想：早知如此，不民主好了。
3
虽然在“数人头”上保守宗教集团在伊朗有着绝对的优势，但包括之前巴列维王朝支持者在内的反对派，他们总体上居于城市中上游，掌握更多的文化、教育和经济资源。跳出“民主范式”来看，后者未必处于下风。
就在制定宪法引起争议之后的1979年12月11日，伊朗第三大城市大不里士爆发反霍梅尼游行 ，伊斯兰革命卫队去镇压，结果却遭到了伊朗国防军的抵制，因为部分空军宣布支持示威者，还派出战机低空飞跃城市震慑。
伊朗空军中许多人都是在西方国家受训学习，尤其中上层就是当年受惠于巴列维王朝的精英。
于是，一些伊朗空军精英成立了“面具”的秘密网络，准备趁新政权不稳，发动武力政变。
行动代号“拯救伊朗大起义”，时间为1980年7月11日。
政变领头人：空军准将艾亚特·莫哈格吉、原首都防空司令赛义德·马赫迪奥及巴盖尔·阿梅里上校（从左到右）
本来计划天衣无缝，但人算不如天算，选择和霍梅尼合作的图德党在空军中也有成员，结果在获得了政变消息后，中央委员阿里·阿穆伊和党主席卡亚诺里商议后，将消息报告给了霍梅尼。
阿里·阿穆伊（左）和卡亚诺里（右）
闻听此事，霍梅尼当即下令革命卫队发起围剿。
结果是这支政变的空军部队在7月9日被革命卫队打了个措手不及，包括艾亚特、赛义德在内600多人被捕，只有少数人逃到了土耳其。
当时关于空军政变的新闻报道
艾亚特（右二）和一众政变军官被带到电视机前直播忏悔
这件事后，霍梅尼不得不针对国防军进行大清洗，并且大力扶持伊斯兰革命卫队。
一系列清洗让伊朗军队战斗力严重削弱，结果不到2个月，伊拉克人的炸弹又丢了过来，才让针对伊朗空军的大清洗停止。
被囚禁的部分政变官兵
许多飞行员被放出来戴罪立功。尽管他们遭受折磨，但对波斯民族的忠诚让他们还是竭尽全力和伊拉克空军鏖战，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不过，国内的混乱局面和军队清洗，让伊朗的政局动荡起来，各路反对派系纷纷搞事。
比如“人民圣战者”，先是游行抗议，不管用后又开始针对政府高官发动袭击。
从1981年6月底到8月底，人民圣战者炸死了包括新总统阿里·拉杰、总理贾瓦德·巴洪纳尔和首席大法官兼伊斯兰共和国党魁穆罕默德·贝赫什迪在内的数十名高官，极为血腥。
伊朗总理府爆炸现场
人民圣战者的武装成员，多以中产家庭为主，其中很多人有西方、苏联留学经历，是社会精英。
在丛林中的UIC成员
各路派系发生了多次冲突，但霍梅尼还是依靠广大信教的民众稳住了局面。
之后，霍梅尼把这些搞事的政党都清理了一遍，包括和他合作的图德党（马列主义）也被神权派一网打尽，1万多名党员入狱，并以“干涉内政”为由又砸了苏联大使馆，18名外交官被驱逐，伊朗算是唯一一个把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使馆都砸了的国家。
萨达姆 （右）接见人圣战者头目拉贾维
有些失败的派系，比如人民圣战者，后面就专门针对伊朗搞恐怖袭击。
人民圣战者流亡成员在全世界分布广泛
内部人心如此分裂，在明面上的“反贼”已经数量庞大的基础上，“内奸”的数量怎么能少得了呢？然而只要不明目张胆地“跳反”，统治集团还是不得不对他们睁一眼闭一眼，毕竟统治还离不开这些“精英”，明知道他们反对自己，明知道美军一踏上伊朗国土他们马上就会成为带路党，却也只能用他们。
尾声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直接民主”框架让宗教集团稳坐了近半个世纪的江山，但这种安枕无忧的局面也在发生着变化。
因为革命之后，伊朗城市化进程仍然在大踏步前进，到2006年，伊朗城市人口占比已经高达67%；同期农村人口的增速大减，2005年-2010年农村人口增长率仅为0.44%。
大量从农村前往城市的贫民，在常年的城市生活中，价值观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对宗教势力盲目信任和支持的人正在减少。
极端贫瘠的伊朗农村地区
而伊朗的基层教士们，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也仗势贪腐严重，而这正是贫民们当年对巴列维王朝官僚们愤慨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直选”中自己的支持者数量被逐渐摊薄，明面上和潜在的反对者却并没有转向，显然，这对伊朗政权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和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