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针对日前美国商务部升级对华为的出口管制，华为发出声明，称强烈反对美国商务部仅针对华为的直接产品规则修改。
华为表示，正在对此事件进行全面评估，会尽最大努力寻找解决方案，也希望客户和供应商与华为一起尽力消除此歧视性规则带来的不利影响。
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同日华为公司第十七届全球分析师大会上发表题为《跨过时艰 向未来》的演讲，称华为的业务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巨大影响，但这一年的磨练让华为“皮糙肉厚”，有信心公司能尽快找到解决方案。
华为5月18日发布针对日前美国商务部升级对华为的出口管制的声明
此前的5 月 15 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最新修改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DPR）》获准通过，《规则》中要求给华为生产芯片的厂商，无论属于哪个国家，只要使用美国的软件和半导体生产设备，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许可证。同时，美方宣布针对华为的临时许可延期 90 天。
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步步紧逼。从2018年中兴事件到2019年的华为事件，再到如今管制升级，美国对华科技封锁不断升级恶化，已经从贸易战的谈判筹码，升级为赤裸裸的战略遏制。
即使2020年新冠疫情重创美国经济，这一遏制战略也没有丝毫放松。
奥巴马拉开“经济防范”序幕
2010年之后的全球格局与1980年之后的三十年，有什么根本区别和变化？作为全球老大，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出现了根本性变化，从“经济接触”逐步转变为“战略竞争”，这也是中美科技竞争的时代背景。
从中美建交至奥巴马政府上台前，中美科技界总体上维系了合作氛围。
1979年1月，邓小平在访美期间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拉开了中美科技合作的大幕。随后十年，美国调整和放宽了对华出口管制的范围与标准，两国在核技术、高能物理、军工等一些敏感领域的合作有所突破。
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左二）在美国华盛顿白宫与美国总统卡特（右二）签订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
虽然老布什和克林顿当政期间中美关系波折不断，但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美民间的科技合作急剧升温。经济全球化和产业链转移的背景下，美国科技公司将产品生产和组装环节外包给中国的供应商，加快了中国本土科技产业链的发展。
2008年11月4日，奥巴马赢得了决定性的大选胜利。年富力强、演讲高手、首位非裔美国总统，鼓舞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然而，美国财富和收入不平等加剧，全球金融危机削弱美国实力，反衬了搭乘全球化快车的中国的发展成就之大。
2008年11月4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奥巴马在芝加哥宣布大选获胜
于是从2010年开始，奥巴马一方面开始扭转全球化趋势（他才是扭转全球化的始作俑者），另一方面，拉开了对华政策从“经济接触”转向“经济防范”的序幕。
从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开始，中美科技领域的部分矛盾开始显现，一是中美网络安全问题，二是美国在光伏等高科技产业领域开打贸易战。
2017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将美国对华政策从“经济接触”彻底转变为“战略竞争”，将中国定义为竞争性大国（rival power），指责中国“盗取美国知识产权”，要求限制“中国在敏感技术领域的并购”，明显加大了对于中美科技合作的干预。
发动机里的“刀光剑影”
在关键供应链上持续打压华为之后，2020年2月美国政界接二连三传出计划“断供”航空发动机的消息。据报道，白宫正考虑向CFM国际公司“拒发”许可证，使其无法向中方交付LEAP-1C喷气式发动机，或将冲击中国C919客机的产业链。
虽然特朗普在推特上公开支持通用电气（GE）对华出售航空发动机，但航空发动机作为航空器的心脏，被誉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很可能会成为美国在对半导体、5G、超级计算机等高科技产品设限之后，下一个抑制中国高科技发展的靶标之一。
航空发动机产业进入壁垒极高，每台航空发动机零件的数量达到几千甚至上万，零件几何形状复杂，加工精度要求达到微米级。其研发依赖长期数据、经验积累以及国家巨额投资。相比一般飞机研制周期为3~5年，新型发动机的研制周期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由于行业门槛极高，航空发动机市场呈现明显的寡头垄断局面。
包括美国GE航空、加拿大P&W公司（母公司在美国）、英国的R&R公司、法美合资的CFM国际公司等，由于出色的航空发动机整机研制、总装集成、销售及客户服务能力，位于金字塔的顶层。
国际航空领域的大国竞争，向来不乏刀光剑影。
俄罗斯于2018年首飞了大型客机MC-21，其最重要的零部件及发动机向全球进行采购，但2019年1月以来，美国对俄实行新一轮制裁，禁供复合材料以阻止俄生产MC-21机翼。为了防止美国对飞机发动机突然断供，俄罗斯已将国产PD-14型发动机作为备胎。
中美航空发动机之战在2019年即有征兆。乌克兰航空发动机百年巨头、苏联航空工业的“动力沙皇”马达西奇公司因濒临破产，将中国视为最好的潜在买家。2019年8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公然出面阻止中资企业收购，推动乌克兰反垄断委员会否决收购案。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民用航空发动机还没有成熟的产品出现，在全球供应链中仅可作为二级供应商参与。目前，国内庞大的民用航空发动机市场几乎被国外产品垄断。其中，C919采用的是CFM国际的LEAP-1C发动机，新舟60采用的是加拿大P&W公司的PW127J涡桨发动机，ARJ21新支线飞机采用的是GE公司的CF34-10A发动机。
最近一年多，波音先后发生两起737 MAX飞机空难，再加上新冠疫情冲击，其民航工业霸主地位正在被空客无情碾压。2019年，波音客机的交付量只有375架，不到空中客车的一半。
2015年11月2日，我国自主研制的C919大型客机首架机在中国商飞公司新建成的总装制造中心浦东基地厂房内正式下线
而中国商飞2021年将正式交付C919，加入中型客机的市场竞争，这无疑将进一步撼动波音的地位。
未来，特朗普政府很可能在航空发动机领域动作频频，通过打击正处于研制关键阶段的中国商飞，来确保波音在世界民航制造领域的地位不受威胁。
美国和华为共建5G标准？
近年来，中国进口集成电路半导体的金额不仅连年上涨，稳居全球第一，而且夯实了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基地和最大的芯片市场，全球70%的单个芯片都会汇集到中国来完成对终端产品的组装。
但是，国产芯片产业特别是芯片制造业是中国的“弱势产业”，而美国已经利用这一点几番对华施压。
第一枪是对准了中兴通讯。美国商务部于2018年4月16日宣布，未来7年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依据是中兴违反了美国限制向伊朗出售美国技术的制裁条款。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中兴通讯北美总部
这个时间点正好是3月中美贸易战升级之际，中兴处理此次事件的漏洞，就正好成了美国政府打击中国通信产业全球扩张的切入点。最终中兴被迫撤换管理层，并交巨额罚款。
第二枪则对准了华为。2019年5月16日，美国将华为等中国企业列入“实体名单”，禁止美企向华为出售相关技术和产品。美方试图将“中兴事件”复制到华为身上，从而让华为妥协，并消除这家中企对其造成的战略威胁。
同年11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通过一项命令，禁止美国运营商利用联邦补助资金购买“潜在威胁国家安全之企业”的产品，其中就包括中兴和华为的产品。
在华为选择对抗期间，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制裁变成了“扫射”：超级计算机、AI和安防监控等领域的数十家企业，被纳入美国的实体名单。
2020年5月6日，路透社称美国商务部可能接近达成一项新的规则，允许美国公司与华为重启谈判，在共同制定5G通信标准方面进行合作。允许华为参与5G标准制定的消息，一度让人以为美国要放松对华科技战，但事实情况不能说明美国对华为进行限制的立场发生改变。
作为5G网络设备主要提供商，华为是5G技术规范标准化组织3GPP的重要成员，在全球拥有最多的5G相关专利，领先于欧洲竞争对手诺基亚和爱立信。
美国商务部也无法否认华为对5G标准的主导作用，只不过以该新规来降低“实体名单”对美国企业自身的损伤而已。
四管齐下推动“科技脱钩”
2018年以来，美国明显加大了对于中美科技合作的干预，对中美之间技术、数据、资金、人才的自由流动设置障碍。
在技术层面，从冷战后的“瓦森纳协议”到特朗普时期《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中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加上特朗普威胁将引用的《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显示了美国处心积虑限制竞争对手科技发展的决心。
对于特殊商品的普遍出口管制之外，美国还大肆禁止美国科技企业与其设定的“实体名单”企业开展贸易；包括中国军工集团、军事科研院校和超算领域巨头在内的上百家中资机构，已被纳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
在数据层面，美国大打“数据安全”和“国家安全”牌，禁止美国政府采购华为、中兴、海康威视、大华等中国科技企业的通信和监控设备。
2019年11月，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乔什·霍利向参议院提交《2019美国国家安全与个人数据保护法案》，试图禁止美国公司把用户数据或密钥存储在中国，并禁止中国企业搜集超过维持其在美运营所必需的数据，或将数据传输到中国。
2020年4月，美国多个机构向联邦通信委员会提出要求，敦促其撤销对中国电信美国分公司的授权，禁止该分公司在美国的国际通信服务。
在资金层面，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大幅加强对“中国企业在美并购投资”的审查力度，致使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近年来急剧下降。
《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扩大了该委员会的职权和资源，除与控制权相关的并购行为外，其还有权审查“非控制”类、涉及敏感个人信息、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行为，重点针对“敌对国家”和“敏感领域”。
当前，美国议员及前官员还在游说美国政府禁止将“联邦雇员退休储蓄基金”投资于某些中国企业的股票。
在对华施加关税措施后，特朗普本人多次劝说苹果、富士康等企业将在中国大陆的产业链转移到美国，同时在人才层面破坏中美科技交流的氛围。
特朗普和苹果公司现任CEO库克
2018年11月，美国司法部发布“中国行动计划”，对中国企业及“商业间谍行为”展开重点执法及调查活动。2019年9月，美国60家科学、工程学和教育组织发表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停止打压外国科研人员和阻碍国际科学合作的行为。
美国推动“科技脱钩”策略，是通过对中兴、华为打压的示范效应和导向性政策，恐吓美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减少与中国合作，加剧两国科技生态的裂痕和分化。
一旦这种趋势被双方认知并接受，两国就有可能形成像外界所担心的“相互竞争、彼此隔离的科技市场”，全球或将形成两套“科技体系”。
这会是全球“新冷战”的序曲吗？或许只有时间会给我们答案。
5月18日，针对日前美国商务部升级对华为的出口管制，华为发出声明，称强烈反对美国商务部仅针对华为的直接产品规则修改。
华为表示，正在对此事件进行全面评估，会尽最大努力寻找解决方案，也希望客户和供应商与华为一起尽力消除此歧视性规则带来的不利影响。
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同日华为公司第十七届全球分析师大会上发表题为《跨过时艰 向未来》的演讲，称华为的业务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巨大影响，但这一年的磨练让华为“皮糙肉厚”，有信心公司能尽快找到解决方案。
华为5月18日发布针对日前美国商务部升级对华为的出口管制的声明
此前的5 月 15 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最新修改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DPR）》获准通过，《规则》中要求给华为生产芯片的厂商，无论属于哪个国家，只要使用美国的软件和半导体生产设备，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许可证。同时，美方宣布针对华为的临时许可延期 90 天。
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步步紧逼。从2018年中兴事件到2019年的华为事件，再到如今管制升级，美国对华科技封锁不断升级恶化，已经从贸易战的谈判筹码，升级为赤裸裸的战略遏制。
即使2020年新冠疫情重创美国经济，这一遏制战略也没有丝毫放松。
奥巴马拉开“经济防范”序幕
2010年之后的全球格局与1980年之后的三十年，有什么根本区别和变化？作为全球老大，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出现了根本性变化，从“经济接触”逐步转变为“战略竞争”，这也是中美科技竞争的时代背景。
从中美建交至奥巴马政府上台前，中美科技界总体上维系了合作氛围。
1979年1月，邓小平在访美期间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拉开了中美科技合作的大幕。随后十年，美国调整和放宽了对华出口管制的范围与标准，两国在核技术、高能物理、军工等一些敏感领域的合作有所突破。
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左二）在美国华盛顿白宫与美国总统卡特（右二）签订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
虽然老布什和克林顿当政期间中美关系波折不断，但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美民间的科技合作急剧升温。经济全球化和产业链转移的背景下，美国科技公司将产品生产和组装环节外包给中国的供应商，加快了中国本土科技产业链的发展。
2008年11月4日，奥巴马赢得了决定性的大选胜利。年富力强、演讲高手、首位非裔美国总统，鼓舞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然而，美国财富和收入不平等加剧，全球金融危机削弱美国实力，反衬了搭乘全球化快车的中国的发展成就之大。
2008年11月4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奥巴马在芝加哥宣布大选获胜
于是从2010年开始，奥巴马一方面开始扭转全球化趋势（他才是扭转全球化的始作俑者），另一方面，拉开了对华政策从“经济接触”转向“经济防范”的序幕。
从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开始，中美科技领域的部分矛盾开始显现，一是中美网络安全问题，二是美国在光伏等高科技产业领域开打贸易战。
2017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将美国对华政策从“经济接触”彻底转变为“战略竞争”，将中国定义为竞争性大国（rival power），指责中国“盗取美国知识产权”，要求限制“中国在敏感技术领域的并购”，明显加大了对于中美科技合作的干预。
发动机里的“刀光剑影”
在关键供应链上持续打压华为之后，2020年2月美国政界接二连三传出计划“断供”航空发动机的消息。据报道，白宫正考虑向CFM国际公司“拒发”许可证，使其无法向中方交付LEAP-1C喷气式发动机，或将冲击中国C919客机的产业链。
虽然特朗普在推特上公开支持通用电气（GE）对华出售航空发动机，但航空发动机作为航空器的心脏，被誉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很可能会成为美国在对半导体、5G、超级计算机等高科技产品设限之后，下一个抑制中国高科技发展的靶标之一。
航空发动机产业进入壁垒极高，每台航空发动机零件的数量达到几千甚至上万，零件几何形状复杂，加工精度要求达到微米级。其研发依赖长期数据、经验积累以及国家巨额投资。相比一般飞机研制周期为3~5年，新型发动机的研制周期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由于行业门槛极高，航空发动机市场呈现明显的寡头垄断局面。
包括美国GE航空、加拿大P&W公司（母公司在美国）、英国的R&R公司、法美合资的CFM国际公司等，由于出色的航空发动机整机研制、总装集成、销售及客户服务能力，位于金字塔的顶层。
国际航空领域的大国竞争，向来不乏刀光剑影。
俄罗斯于2018年首飞了大型客机MC-21，其最重要的零部件及发动机向全球进行采购，但2019年1月以来，美国对俄实行新一轮制裁，禁供复合材料以阻止俄生产MC-21机翼。为了防止美国对飞机发动机突然断供，俄罗斯已将国产PD-14型发动机作为备胎。
中美航空发动机之战在2019年即有征兆。乌克兰航空发动机百年巨头、苏联航空工业的“动力沙皇”马达西奇公司因濒临破产，将中国视为最好的潜在买家。2019年8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公然出面阻止中资企业收购，推动乌克兰反垄断委员会否决收购案。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民用航空发动机还没有成熟的产品出现，在全球供应链中仅可作为二级供应商参与。目前，国内庞大的民用航空发动机市场几乎被国外产品垄断。其中，C919采用的是CFM国际的LEAP-1C发动机，新舟60采用的是加拿大P&W公司的PW127J涡桨发动机，ARJ21新支线飞机采用的是GE公司的CF34-10A发动机。
最近一年多，波音先后发生两起737 MAX飞机空难，再加上新冠疫情冲击，其民航工业霸主地位正在被空客无情碾压。2019年，波音客机的交付量只有375架，不到空中客车的一半。
2015年11月2日，我国自主研制的C919大型客机首架机在中国商飞公司新建成的总装制造中心浦东基地厂房内正式下线
而中国商飞2021年将正式交付C919，加入中型客机的市场竞争，这无疑将进一步撼动波音的地位。
未来，特朗普政府很可能在航空发动机领域动作频频，通过打击正处于研制关键阶段的中国商飞，来确保波音在世界民航制造领域的地位不受威胁。
美国和华为共建5G标准？
近年来，中国进口集成电路半导体的金额不仅连年上涨，稳居全球第一，而且夯实了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基地和最大的芯片市场，全球70%的单个芯片都会汇集到中国来完成对终端产品的组装。
但是，国产芯片产业特别是芯片制造业是中国的“弱势产业”，而美国已经利用这一点几番对华施压。
第一枪是对准了中兴通讯。美国商务部于2018年4月16日宣布，未来7年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依据是中兴违反了美国限制向伊朗出售美国技术的制裁条款。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中兴通讯北美总部
这个时间点正好是3月中美贸易战升级之际，中兴处理此次事件的漏洞，就正好成了美国政府打击中国通信产业全球扩张的切入点。最终中兴被迫撤换管理层，并交巨额罚款。
第二枪则对准了华为。2019年5月16日，美国将华为等中国企业列入“实体名单”，禁止美企向华为出售相关技术和产品。美方试图将“中兴事件”复制到华为身上，从而让华为妥协，并消除这家中企对其造成的战略威胁。
同年11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通过一项命令，禁止美国运营商利用联邦补助资金购买“潜在威胁国家安全之企业”的产品，其中就包括中兴和华为的产品。
在华为选择对抗期间，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制裁变成了“扫射”：超级计算机、AI和安防监控等领域的数十家企业，被纳入美国的实体名单。
2020年5月6日，路透社称美国商务部可能接近达成一项新的规则，允许美国公司与华为重启谈判，在共同制定5G通信标准方面进行合作。允许华为参与5G标准制定的消息，一度让人以为美国要放松对华科技战，但事实情况不能说明美国对华为进行限制的立场发生改变。
作为5G网络设备主要提供商，华为是5G技术规范标准化组织3GPP的重要成员，在全球拥有最多的5G相关专利，领先于欧洲竞争对手诺基亚和爱立信。
美国商务部也无法否认华为对5G标准的主导作用，只不过以该新规来降低“实体名单”对美国企业自身的损伤而已。
四管齐下推动“科技脱钩”
2018年以来，美国明显加大了对于中美科技合作的干预，对中美之间技术、数据、资金、人才的自由流动设置障碍。
在技术层面，从冷战后的“瓦森纳协议”到特朗普时期《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中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加上特朗普威胁将引用的《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显示了美国处心积虑限制竞争对手科技发展的决心。
对于特殊商品的普遍出口管制之外，美国还大肆禁止美国科技企业与其设定的“实体名单”企业开展贸易；包括中国军工集团、军事科研院校和超算领域巨头在内的上百家中资机构，已被纳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
在数据层面，美国大打“数据安全”和“国家安全”牌，禁止美国政府采购华为、中兴、海康威视、大华等中国科技企业的通信和监控设备。
2019年11月，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乔什·霍利向参议院提交《2019美国国家安全与个人数据保护法案》，试图禁止美国公司把用户数据或密钥存储在中国，并禁止中国企业搜集超过维持其在美运营所必需的数据，或将数据传输到中国。
2020年4月，美国多个机构向联邦通信委员会提出要求，敦促其撤销对中国电信美国分公司的授权，禁止该分公司在美国的国际通信服务。
在资金层面，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大幅加强对“中国企业在美并购投资”的审查力度，致使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近年来急剧下降。
《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扩大了该委员会的职权和资源，除与控制权相关的并购行为外，其还有权审查“非控制”类、涉及敏感个人信息、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行为，重点针对“敌对国家”和“敏感领域”。
当前，美国议员及前官员还在游说美国政府禁止将“联邦雇员退休储蓄基金”投资于某些中国企业的股票。
在对华施加关税措施后，特朗普本人多次劝说苹果、富士康等企业将在中国大陆的产业链转移到美国，同时在人才层面破坏中美科技交流的氛围。
特朗普和苹果公司现任CEO库克
2018年11月，美国司法部发布“中国行动计划”，对中国企业及“商业间谍行为”展开重点执法及调查活动。2019年9月，美国60家科学、工程学和教育组织发表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停止打压外国科研人员和阻碍国际科学合作的行为。
美国推动“科技脱钩”策略，是通过对中兴、华为打压的示范效应和导向性政策，恐吓美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减少与中国合作，加剧两国科技生态的裂痕和分化。
一旦这种趋势被双方认知并接受，两国就有可能形成像外界所担心的“相互竞争、彼此隔离的科技市场”，全球或将形成两套“科技体系”。
这会是全球“新冷战”的序曲吗？或许只有时间会给我们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