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未长大， 却从未停止过成长。” ——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 “逝于2008年3月19日” 代表作品：《2001太空漫游》 …… 01. 1979年，中美建交后，一部名为《未来世界》的电影被引入中国。那是首部引进的科幻片。很多人为了看它，排了大半夜的队。中国广播还把它做成短剧连播4天。这电影其实是个续集，它第一部叫《血洗乐园》。 多年后，导演诺兰他弟将其拓展成了一部著名美剧，名为：《西部世界》。 对于70年代末的国人而言，观影《未来世界》是种从未有过的眩晕体验。这是他们大多数有生以来第一部科幻片。这个大多数，也包括刘慈欣。不过，相较于别人，大刘对科幻早已不陌生。许多人还在时代洪流中感受人性黑暗时，刘慈欣就偷偷从他爹的箱子里，翻看到了《地心游记》。 如果没有文革，刘慈欣八成是个北京人。很不幸，他父亲被下放到了阳泉。 阳泉是“武斗”重灾区。他又被送到河南姥姥家。在村里，他记下了饥饿、贫穷、煤油灯，还记下7岁那年，一颗名叫“东方红”的卫星从夜空划过。那晚，他担心它撞上其他星星。后来才知道，它们相隔很远。 那是在听说“光年”这个单位后，刘慈欣明白了宇宙的辽阔。他迷恋上了这种奇异感。关于宇宙的瑰丽想象，从此在他心头无限延展。 小学二年级时，大刘回到阳泉读书。父亲从北京带来一口大箱子，里面很多“禁书”。莎士比亚、苏联小说，读完都没兴趣。直到读完凡尔纳的小说，大刘感觉一个新世界被打开了。后来他回忆说，感觉这种书，就是为我写的。他问父亲，这是什么。父亲说，这叫科学幻想。 “大刘对它有很深的记忆” 那时候，文艺贫乏到无法想象。更没人知道什么叫科幻。刘慈欣只能把《地心游记》和一些科普书籍翻来覆去看。在父亲办公室的《参考消息》上，他听说外国有部《星球大战》上映，却想象不出那是什么。直到文革结束，中国科幻小说迎来一波春潮，他读到《小灵通漫游未来》、《珊瑚岛上的死光》，才感到生活被点亮。他把市面上所能找到的科幻小说、科幻期刊读了个遍。 1981年冬，大刘看完阿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激动不已： “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壮丽的星空下，就站着我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着这人类头脑无法把握的巨大的神秘……” 这段时期，刘慈欣的人生毫无特别。他也贪玩，也跟人打架。上小学时幻想过当一名科学家。长大后，发现那太遥远，觉得当个工程师就够了。他学习中上等，不是很爱跟人说话。恢复高考后，他考上了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的水电工程专业。大二那年，他发现周围的科幻小说，突然变少了。 刘慈欣可能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早上广播消息带给他的战栗。那是1983年的某个早晨，他听到“科幻小说”被定性为“精神污染”，这个如今看来无比遥远的词汇，在那一年让中国科幻一夜入冬。 没有了，无论杂志、小说，都不再被出版。刘慈欣只能猛学外语，去外文书店站着看原版书。几十块一本，根本买不起。看太久，就会被店员哄走。 多年后，他才知道整件事的全貌，知道中国科幻遭遇了怎样的重击。 02. 上世纪50年代，中国科幻迎来了第一次创作高峰。当时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鼓励科幻创作，并将其定位为儿童文学、科普读物。 这期间的作品，都很青涩。《我们爱科学》《儿童时代》《中国少年报》成为科幻主阵地。可惜，还没等作者和作品发育完全，前前后后的运动，就中断了这波创作潮。直到文革结束，科学热兴起，科幻小说才回光返照。 1978年，邓公主持全国科学大会，郭沫若一句“春天要来了”，令广大科幻文学创作者为之振奋。在时代号角下，他们纷纷提笔。在这种氛围下，科幻期刊如雨后春笋。《科幻海洋》、《科学文艺》、《智慧树》等专刊先后诞生。《科学周报》设8版增刊，将其命名为《中国科幻小说报》。还有《少年科学》、《科学时代》、《科学画报》等科普杂志也支持科幻小说发表。 “一代人的科普启蒙读物” 有了广袤的阵地，自然会诞生优秀的闯将。 1978年，叶永烈文革前写好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出版，首印100万册，前后卖了300万册，影响一代人。后来“小灵通电话”的名字，正出自于此。童恩正写下《珊瑚岛上的死光》，其中的爱国情怀令读者振奋。1980年，小说被拍成电影上映。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则代表了当时科幻的最高成就，拿了两次少儿文艺一等奖。他的《地球的镜像》，成功打入英文世界的《Asia2000》杂志，他本人甚至被香港报道为“中国科幻之父”。 此外，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金涛的《月光岛》，刘兴诗的《美洲来的哥伦布》，萧建亨的《密林虎踪》都相继出版。与50年代青涩的创作不同，他们不再把科幻定位为少儿读物，在文革后的反思浪潮下，和主流文学一样，把目光对准了人性、历史，剖析社会，反思动荡，写人的异化。 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那两年的中国科幻，都有了极大的跃升。 同时期，主流文学也对科幻抱以极大包容，《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在《人民文学》，入选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飞向人马座》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9年，冰心参与的《中国30年儿童文学编选》，将科幻单独列卷。那一年，全国儿童文学奖在人民大会堂颁奖，入选的科幻作品，就有24部。 1980年，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萧建亨四人，在《光明日报》发表科幻小说创作谈。此后，他们被称为中国科幻小说的“四大金刚”。 “当年还有连环画绘本” 正是因为看到他们的身影，读完他们的作品，刘慈欣偷偷写起了小说。起初，他写的东西太稚嫩，没好意思投。等写出稍微满意的，投出去，又石沉大海。正在刘慈欣犹豫要不要继续创作时，意外发生了。 前一天还被称为“黄金时代”的中国科幻，突然间被判了死刑。 大刘选择了搁笔。 这一搁，就是将近20年。 20年后，当他的《鲸歌》发表时，中国科幻，早已变天。 03. 1979年的“科文之争”，成为了科幻小说遭遇毁灭性打击的前奏。 早年所谓的科学文艺，更大程度担任的是科普工作。在苏联影响下，这一类创作更注重科学，而非幻想。郑文光早期的《从地球到火星》，曾引起一阵火星观测热。人们对科幻的认知，偏向实用性，希望它能告诉读者知识。叶永烈写《十万个为什么》，就拿过“中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的荣誉。 当时这批作家，知识背景都很硬。郑文光是中山大学天文系第一批毕业生，北京天文台副研究员，叶永烈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在“科教兴国”大背景下，学界期望他们多写少儿科普，给祖国的花朵灌溉科学营养。 但科幻作家们不这么想，他们觉得科幻小说和主流文学的责任一样，要关注人类的命运、历史的走向，要反思社会，洞察人性。 “获奖的叶永烈” 1979年，《大陆青年报》刊登《科学性是思想性的本源》，批评叶永烈小说是“伪科学”，还说科幻是儿童读物，不应该写成人话题，犯罪、爱情、社会黑暗，都不该写，写了，就是毒害祖国花朵。此后，双方论战不休。作家们认为，幻想是第一位的，这是文学，要有文学审美。科普派却觉得，科学才是第一位的，不科学就是胡扯，就是“反动”、“反科学”。 那年，英国科幻小说作家布里安·阿尔迪斯访华，被问及如何做儿童科普，布里安诧异道，科幻是文艺，要立足社会，反映社会矛盾，科普不是它的工作。这回答给了叶永烈、郑文光们极大的鼓舞。 中国科普派却不吃这一套，对幻想派的攻击，反而愈演愈烈。 他们扒出了科幻作品中各种段落，攻击其中的不合理。《太平洋人》里从太平洋底分裂出一个行星，上面的猿人复活了。科学评论家说，死而复活，违反自然规律。小说里，复活的猿人制造陶罐，被评价为“对人类发展史和考古学的极大不尊重”。《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里的科考队，在珠峰发现恐龙蛋化石，孵化出古代恐龙，被古生物学家批评为“伪科学”…… 那年，《中国青年报》的科普专栏，双方论战，你来我往，打得不可开交。 很快，“科学之争”就被上升到意识形态，成了“资社之争”。 攻击作品没打垮你，那我就攻击你的立场行不行？ 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写机器人妻子对主人百依百顺，却不能让对方满意，被科学派批评为“反社会主义”、“一篇下流的政治小说”。叶永烈写的一篇艾滋病题材的预言小说，被某部门以“新闻混乱”为名拒发。最可笑的是，他因为高产，被批评为“唯利是图，一心赚稿费”。 批评浪潮涌起后，一位姓钱的老科学家，也加入科普派，并亲自撰文说，在这个时期，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重视科学发展，文艺界的朋友对太空感兴趣，但这不是我们的重点，要搞就搞那些有苗头、能实现的东西，科学要的是严谨，幻想是毫无边际的，这两者本身就互相敌对。 钱老科学家还说，现在有些科幻作品，在思想上有很大的问题。 这些评论被《人民日报》转发后，主流对科幻的态度发生了剧烈变化： “科幻应当谈科学，而不是批评和质疑。” 此后，越来越多的科幻作品，被定性为“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 就在争论还未尘埃落定时，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开始，钱老科学家又非常理直气壮地站出来讲话，给中国科幻扣上了一顶大帽子： “很长一段时间，有人打着‘科幻小说’的招牌，贩卖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破烂，它的影响面很宽，我们必须十分注意；1980年，我曾向所谓科幻小说放过炮，认为有些根本不是科学幻想，而是荒诞、离奇，没有科学根据的无稽之谈，对广大群众是个严重污染。” 这几拳打下来，基本上把中国科幻作家们打得喘不过气。 “郑文光，叶永烈” 有意思的是，在那时，咱们钱老科学家，一边打击科学幻想创作，却一边为“隔空取药”“闭目听字”等人体特意功能站台，说千万要重视。咱也不知道文学幻想和怪力乱神，到底哪个更毒害青少年。反正后来，气功热了十年，一波又一波骗子大仙借机上位，害死了不少人。 这段往事，我之前写过。感兴趣，可以直接戳“骗子烧不尽，大师吹又生”。 说回正题。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展开，许多科幻杂志和出版社都风声鹤唳。在有关单位督察下，出版社停业整顿，杂志社纷纷关门。这期间，叶永烈的《黑影》被定性为“科幻中的《苦恋》”。《苦恋》是当年被打倒的典型，被批为“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还被上升到“否定爱国主义”。 狂风中，原本一本又一本势头火热的科幻期刊，一个接一个相继倒下。 阵地没了，闯将们也成了流民。 郑文光刚写完长篇《战神的后裔》，本要拿给《科幻海洋》头条发表。杂志突然接到上头的命令，宣布停刊。1983年4月26日，郑文光从编辑那里收到这个消息后，约好第二天取回文稿。结果，次日早晨，他突发脑溢血。卧床半年后，郑勉强能走路，但右手完全萎缩，不能正常发音。 “注意看右手” 这一年，郑文光才54岁。 他的创作生涯，从此被中断。 随后，叶永烈退出科幻界，开始写人物传记（还写过钱大佬）。童恩正、萧建亨出国，其他作家无处发表，相继封笔。 中国科幻，从此进入了漫长的寒冬。 那时候，正在上大学的刘慈欣，感到无限失落。 再也读不到科幻小说，令他心灰意冷： “心里面那个东西一下子就没了。” 不知大刘日后回顾这段往事，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我只记得《三体》里，他写下过这样一句话： “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现实的引力实在是太沉重了。” 04. 黑暗袭来时，幸好还有一些微光存在。 关停风波下，四川一家名为《科学文艺》的杂志，从每月几十万册销量骤降到一万份。1984年，《科学文艺》收到通知：要么停刊，要么自负盈亏。 当时，编辑部只剩下7人，编辑只有4个，在科协的办公室也被缩减到两间。为了让他们过个好年，编辑谭楷写了一份“低俗小报”，跑去西安卖了5000块钱。在重压面前，《科学文艺》没有退缩。 最低迷时，《科学文艺》月销量只有6000册。杂志社不得已编了一套儿童读物出版来维持运营。由于作者少、作品稀缺，每月还要刊登一系列纪实文学来充数。纯粹的科幻小说，只占杂志的四分之一。 为了解决稿荒，1985年，他们联合《智慧树》创办了一个叫“银河奖”的征文大赛。结果大赛还没颁奖，《智慧树》先停刊了。 1989年，为了熬过寒冬，《科学文艺》更名《奇谈》，什么散文、科学评论、科学家传记、纪实文学，都发。只要杂志能活下去。 也就在那一年，刘慈欣做了个梦。赴京参加计算机应用展览会，在华北电力局招待所的三人间，他梦到一片无际的雪原，狂风卷起雪尘，天上一颗不知是太阳还是星星的东西，发出剌目的蓝光。他被梦惊醒，吓得一身冷汗。 靠着梦中景象带来的灵感，回去后，他完成了自己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超新星纪元》的初稿。这离他发表处女作，还有整整十年。 “1979年第1期，《科学文艺》创刊号” 这十年里，《科学文艺》一步步成长成了中国科幻的主阵地。 1989年，《科学文艺》的主编杨潇受邀参加世界科幻协会年会。她带着两本英汉词典，赶到会场，提出1991年举办世界科幻大会的请求。次年，她坐了整整八天火车，绕道俄罗斯，穿越欧亚大陆，抵达荷兰海牙，继续争取主办权。这一举动震惊了在场所有人，也让科幻大会顺利落地中国。 1991年，世界科幻大会在成都举办。 同年，杂志抛弃了《奇谈》这个期刊名。 它把“科幻”这个曾经的敏感词，放进刊名。 将其命名为：《科幻世界》。 就在第二年，《科幻世界》迎来了第一个重要作者，王晋康。那年，王晋康已年过四旬。他喜欢给儿子讲睡前故事。随口编了几个科幻小说，儿子鼓励他写。王晋康写完，取名《亚当回归》。一次偶然，看到地摊上的《科幻世界》，抄下地址投过去。小说一万多字，作品主题很深。当时《科幻世界》为争取市场，读者定位是中小学生，就让王改一改。改完，删到了几千字。 编辑部读完，发现还不如第一版，干脆刊发原稿。 随后，王晋康又发表了几篇，均有读者来信支持，令他感动。他才坚持写下去。对中国科幻小说而言，这成为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王晋康出现以前，一般科幻作者无论在技术想象力、题材的广度和深度、人物塑造方面，都比较欠缺，而王晋康的出现，给很多作者，也给科幻文学带来了信心和希望。” 1991年成都的科幻大会上，还有一个参与者，大学生韩松。他连去成都的路费都凑不齐。又是《科幻世界》杂志社的编辑站出来，写信给并不认识的武大校长齐民友。说这孩子写科幻，将来是大才，求您让他来吧。 齐民友二话没说，给韩松特批了400元。 诸位，那可是1991年的400元。 后来，韩松也成为中国科幻小说的领军人物之一。 “1996年的《科幻世界》” 这期间，《科幻世界》还在四处寻找科幻作者，挖掘创作潜力。其中就有核心作者何夕。他与王晋康、韩松各自发展风格，大大拓展了中国科幻的可能性。有人擅长哲思，有人擅长情感，有人擅长现实洞察。 如果说1991年的科幻大会，是把“科幻”二字摆上台面，那么1997年第二次举办大会，则让“科幻”扬眉吐气了一把。那次，除了作家，还有宇航员到场，上万名青年参会，世界科幻“三巨头”之一的阿瑟·克拉克，通过卫星电话和互联网对《科幻世界》所做的工作表达赞许。 央视报道了当时的盛况，并将其列为年度十大文学新闻之一。 在寒冬中几度濒死的中国科幻，迎来了一次深呼吸。 两年后，杂志社编辑部又收到了一篇名为《鲸歌》的处女作。 中国科幻四大天王终于迎来了最后一人：刘慈欣。 “国际科幻大会” 05. 在讲大刘前，得先说说他背后的男人。 没有他，也许就没有日后《三体》的爆红。 中国科幻遭遇重创那年，远在北国的姚海军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唯一的感受是科幻杂志越来越少。姚海军是个资深科幻迷。少年时代便沉迷郑文光等人的作品，每周步行数公里，去市里翻杂志。眼看市场萎缩，为了解更多科幻资讯，他开始搜集各类期刊边栏上的作者信息，跟他们一一联系。 就这样，他认识了郑文光这些老一辈作家，也认识了韩松这样的新生代，还认识了《科学文艺》的主编杨潇。1986年，技校在读的姚海军成立了一个“中国科幻爱好者协会”，自任社长。科幻杂志的编辑和骨干写手以及资深读者入会后，姚海军自己筹钱、组稿、印刷，推出了科幻爱好者杂志《星云》。 简陋的《星云》一期几十册，一年三期。科幻迷通过它来交流，分享科幻资讯，点评科幻小说。作家在上面预告新作。毕业后，姚海军被分配到林场做工人。白天，他挥汗如雨，夜晚，他在灯光下编《星云》，想象宇宙的辽阔。 随着《星云》影响力越来越大，订阅量也逐渐增多。 这为姚海军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仅邮费一项，就无法支撑。 1991年，科幻大会邀请他到成都，姚海军连路费都拿不出来。 1997年，科幻大会再次落地中国。先在北京，后去成都。姚海军以为又要遗憾一次。没想到，《星云》上的朋友们为他凑了一笔路费。 一路上，姚海军见到了各大科幻杂志的编辑，在北京地下室里与他们畅聊。大家送他离京时，韩松硬塞给他一百块钱。也正是在北京，《科幻大王》的副主编向他发出邀请，请他到杂志社工作。姚海军带着行李抵达太原。然而不久，《科幻大王》也销量堪忧。姚海军又被怂恿到了成都。 《科幻世界》的主编杨潇问他，你对岗位和工资有什么要求没有？ 姚海军说，没有任何要求。 很长一段时间，姚海军都在办公室里拆读者来信。 “大刘背后的男人，姚海军” 后来，还是新任主编，日后靠《尘埃落定》拿茅盾文学奖的阿来力排众议，把姚海军提升为了杂志编辑。也就在那年，姚海军拆到一篇投稿，正文是当时还极罕见的电脑打印。只有落款是手写的。上面写着： 山西娘子关热电厂刘慈欣。 大刘寄来两个短篇，《鲸歌》和《微观尽头》。想象力大胆，气势恢弘，创新的科幻点子令人耳目一新。读完后，姚海军拿给其他编辑看，大家讨论了很久，越聊越兴奋。阿来看完后说，这是个好苗子。 两篇小说登上了《科幻世界》。紧接着，杂志又发表大刘的《宇宙坍缩》。同年，《带上她的眼睛》获“银河奖”一等奖。次年，《流浪地球》再次拿下特等奖。此后数年，刘慈欣成为了银河奖的霸榜作者。 说来很多读者不相信，那些飞扬的想象，都是在一个电站里完成的。 在那里，大刘就像一颗孤独的星辰。 06. 在单位里，没人知道刘慈欣写小说。 1985年，刘慈欣从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毕业。他本来获得了一个留京机会，能进中国水科院。最后关头，一个京籍学生顶上来，他被打回到了阳泉。最后的落脚点是娘子关电厂，去太原都要坐4个小时的火车。接下来数十年里，他将在这里负责计算机系统维护，直到成为一名高级工程师。 在那里，大家不叫他大刘，叫他：刘工。 没人知道刘慈欣对这一命运的安排有何感受。他似乎没有怨气和抗争，反而安慰自己说，离父母近一点，方便照顾，也挺好。随遇而安的个性，让他对娘子关电站的一切感到满意。电厂被群山环绕，环境不可谓不闭塞。厂里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社会，2000多人在这里生活，有食堂、电影院、图书馆、游泳池和舞厅。一年到头，只有三四个月比较忙，其他时间都很清闲。 曾有人以为大刘在边远、贫寒中写作，刘慈欣说那纯属误会。他是高级工程师，福利很好，收入不低，还能借出差的机会旅游。 最方便的是，可以上班摸鱼，写小说。 “大刘摸鱼的地方” 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大刘什么也没写。一是技艺还不纯熟，二是写了也很难发表。那时，他没女朋友，靠打麻将消磨时间。直到一天夜里，他输光了一个月的工资800块钱，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他又想起了在河南农村看到“东方红”的那个夜晚，想起宇宙的静谧、无垠，想起《2001太空漫游》带给他心灵上的震颤。人造卫星、童年的饥饿、文革时代的人性错乱、光年、星辰，这些概念开始在他脑海中碰撞。 平时，大刘在脑海中构筑情节，试图编出最奇绝的科幻创意，等到点子想得差不多了，再一口气写出来。练习阶段，他常写到心理疲惫。一旦觉得点子不够好，或难以打动自己，就会全篇推倒。 从写科幻小说第一天起，大刘就给自己制定了这样一条规则：小说的创意点一定要足够震撼，足够超前，如果在某篇科幻小说中看到类似创意，或在某本科学杂志上看到类似的科技术，无论付出多少心血，都直接放弃。 如此苛刻的写作，以至于经常半夜醒来，对自己的故事失去信心。 但也正是如此苛刻的写作，让刘慈欣成为了《科幻世界》难以动摇的头牌。 1999年后，刘慈欣成为杂志社成长最快、创意最新的作者。读者将其想象成一个冷峻的思考者，一个有几分英俊的男人。可实际上，发表《鲸歌》时，刘慈欣已36岁。现实中，他只是一个略显木讷长相普通的理工中年男人。上班打卡、接女儿放学、回家做饭。周围没人聊科幻。 他发表的那些东西，家里人从不看。 单位里也不知道他是作家，曾有同事对他说： “刘工，我发现一个写小说的人和你重名。” 对此，刘慈欣只是笑笑。 没有名，也谈不上利，但刘慈欣一直在写。 “姚海军、刘慈欣” 有些东西似乎是天生的。1999年，《科幻世界》举办笔会。表面木讷的刘慈欣前往参加，酒量巨高，喝完，神采飞扬地聊天，滔滔不绝。跟他住同宿舍的科幻作者刘维佳注意到，大刘的幻想虽然无边无际，但他实际上是个非常擅长观察生活的作者，对现实细节的关注，远超其他人。 在宿舍里，大刘给他讲娘子关电站的奇事、山西抗战的历史，可以捕捉到非常具体、细微的生活场景。后来，大刘去东北出差，把路上趣闻讲给刘。数年后，刘在《三体》里看到同样的桥段，才明白刘慈欣可能时时刻刻脑子里都在攒素材和创意，任何一个可以用进小说的场景，都会自动储存。 对于核心创意，大刘极为敏感。《三体》第一部完成后，在杭州一次聚会上，几位科幻作家喝至酒酣，出题目说，如何能将杭州瞬间摧毁。其他人各自表态。大刘自信地说，你们这不算什么，依我看，应该把它降维成一幅二维山水画，再降维成一根一维的丝线。众人听罢，狂呼牛逼。 大刘酒醒后，懊悔不已。 幸亏这个创意，其他人没拿去用。 他写作的一条铁律，就是要写出别人未写出的东西。 那些年，在封闭的娘子关电站，写作无比孤独、艰辛，大刘却甘之如饴。 07. 千禧年后，科幻小说早已摆脱意识形态的争论。市场的考验，却成了新一代科幻作者眼前的高山。即便是科幻四大天王，也无法专职写作。 刘慈欣抱以巨大期待的《超新星纪元》，出版之后卖得一塌糊涂。这给业已成名的他巨大挫败感。他坚持写了十来年，只有一部《球状闪电》给他带去过相对不错的收入。前后加起来，也才3万元。 对于需要消耗极大脑洞和创意的科幻写作而言，这收入显得如此寒碜。 彼时，图书市场上青春文学、鸡汤文学、成功学书籍当道，随便一本，都能卖个上百万册。在经历80年代的重创，终于能直面市场后，中国科幻小说获得的却是一个极度边缘化的位置，甚至不如早已没落的纯文学。 一次书展上，有人问大刘，怎么看卫斯理系列小说，估计是想大刘嘲笑一下倪匡科幻的水平。结果大刘说，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要怎么评价卫斯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能达到卫斯理的销量。 逆风之中，姚海军开始想办法了。 在《科幻世界》，姚海军一步步成长为中坚力量。这时他提出一个想法，必须让中国科幻诞生一批有代表性的作者，要像青春文学一样，有明星作家。2004年，姚海军拿钱莉芳的《天意》试水，最终发行量超过十五万册，创下1983年以后中国原创科幻发行量最高纪录。 姚海军觉得这把稳了。在年度笔会上，他提出长篇计划，给几位重要作者分配了任务。当时，刘慈欣正在酝酿长篇。不久，大刘交出《球状闪电》。姚海军为其推出单行本。但只卖了几万册，两人都不满意。 当大刘把《三体》第一部交到姚海军手上后，姚读完，感觉这本书不同于大刘以往任何一次创作，密集的创意和宏大的视野，令人陶醉、窒息。于是，姚海军打破了《科幻世界》从不连载的先例，分八期连载《三体》。 事实证明，这个策略很成功。《三体》单行本发行前，通过杂志，小说就建立了良好的粉丝基础。大刘也没让他失望，等到《黑暗森林》完稿，其中更加密集的创意和宇宙概念，令读者们热血沸腾。 头两部小说的出版，给刘慈欣在科幻界带来了极大的声誉，甚至被无数中国科幻迷视为“神”一般的作者。两部出完，大刘近三年没消息。大家都怀疑他还能不能给出一个完美结局。2010年8月，姚海军拿到《三体》最后一部的初稿，连夜读完，激动得无法入睡。他知道，这将成为中国科幻的一座高峰。 “2006年，连载中的《三体》” 那一年，成都春熙路，《三体3》首发签售，现场被一帮科幻迷围得水泄不通，最后引来警察维护秩序。大刘第一次体验到了“明星”的感觉。 然而，也就是那年，一位主编被空降到《科幻世界》杂志社，引起诸多风波。社内空气压抑，很多人以为杂志要完蛋了。 那年笔会结束，作者的心情都不好。一方面是社内风波，一方面是科幻市场化堪忧，《三体》赢得了科幻迷的拥趸，但许多科幻杂志还是一办就死。如果《科幻世界》完蛋，那历经风雨的中国科幻，恐怕要失去最后的阵地。 谁也没想到，也正是在那年，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临，微博上位，大佬们的战争从PC端转到移动端。信息的传播速度，指数倍增长，许多原本小众的文艺作品经一帮话语权掌握者分享，突然更大面积地被仰望。这里面包括被老罗、韩寒竭力推荐的万青，也包括被无数互联网大佬珍视的《三体》。 大佬们多是理工科出身，移动端战争的爆发，又让他们对“黑暗森林”“技术爆炸”“降维打击”等理念，产生极大的共鸣。 2012年，《三体》疯狂出圈，大刘很快登上作家富豪榜。 随后，英文版推出。3年后，大刘拿下雨果奖，全国科幻迷为之沸腾。 很多人根本无法想象，就在5年前的成都笔会上，有多少科幻作者心情沉重。很多人也无法想象，那晚，在成都花园城大酒店的门廊前，喝醉酒的刘慈欣，用近乎悲壮的语气对《科幻世界》前副主编杨枫说： “不管中国科幻的未来怎么发展，我都是最后一个为它站岗的人。” 08. 1999年，科幻小说第一次出圈。 因为那年，第七期的两篇作品标题和题材，与高考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撞车”。许多反对孩子看闲书的家长，扭头抢购杂志。历年合订本一夜之间销售一空，杂志销量也猛增至近四十万册。 不怪家长们一窝蜂。那年，有两个考生就因为是《科幻世界》的粉丝，读了那期杂志，写作文时拿到了不错的分数。他们一个叫郭帆，一个叫龚格尔。多年后，一个是《流浪地球》的导演，一个是《流浪地球》的制片人。 那一年，也是大刘正式出道的日子。 23年后，《流浪地球2》里，“数字生命”的剧情又和“记忆移植”撞车。 23年，在时间的暗流中，命运打了个伏笔。 “那年《心歌魅影》讲的就是记忆移植” 今天，“科幻”的热度逐年攀升。在电影产业带动下，科幻小说也受到了更多关注。但只有中国科幻的创作者们知道，自上世纪40年代起，到2015年《三体》拿下雨果奖，中国科幻历经战乱、运动，再到精神污染的扣帽子和市场化的严峻考验，这半个世纪里，走过了一段多么艰难的路。 在历经这么多的苦难后，中国科幻能走出国门，中国科幻电影能诞生《流浪地球2》这样的作品，这背后有多少血泪，又充满多少遗憾。 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曾被批判的魏雅华说： “1980年，中国至少有三四十种专业科幻刊物和报纸，还有200多种文学期刊、178种科普期刊，1000多种报纸竞相发表科幻小说，每年有上千篇原创作品问世。那样的辉煌留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凄美的记忆。” 后来，姚海军回望那个年代又说： “所谓的‘中国科幻黄金时代’，不过是1979到1982这3年，远远无法将其称为一个时代。如今看来，不过是昙花一现。” 魏雅华将那次冲击，称为“中国科幻的大伤元气”。确实，时至今日，即便大刘已经享誉国际，接受采访时，他还是说： “中国能长期稳定发表科幻小说的作者，不过二三十人。而这里面，能够靠科幻作品为生的人，目前恐怕只有我一个。” 甚至，《三体》卖爆后，大刘以前的作品，依然卖不动。 可见中国科幻，还有多么漫长的路要走。 “大刘的身后，还有一群人” 路是漫长的，也是艰辛的。在运动冲击、市场冷遇中，中国科幻能结出一颗颗成熟的果子，能诞生《三体》这样出圈的作品，很难说是刘慈欣一个人的功劳。如果没有《科幻世界》的坚持，宁愿写低俗小报也不停刊，如果没有杨潇坐八天八夜的火车，去争取世界科幻大会，如果没有姚海军想尽一切办法推荐、策划科幻长篇出版，也许中国科幻，早就冻死在路上了。 《球状闪电》一开篇，父亲喝着酒说： “人生的美妙就在于，你能迷上什么东西。” 我想，这一定是7岁那年刘慈欣抬眼看见“东方红”卫星就体会到的感受。也是为什么在80年代，他会夹着一本英汉词典，去外文书店站着看原版书。更是为什么在看不到科幻作品后，他感到人生一瞬间被掏空了。 没有这样的感受，不会有《三体》。没有这样的感受，《科幻世界》的编辑们和远在北方林场熬夜编《星云》的姚海军，也坚持不下来。 感谢这样的感受，中国科幻的文脉，才未断绝。 可能在大刘眼中，有这样的感受存在，才保证了狂风暴雨中的中国科幻，依然存活。 在《乡村教师》中，在那个贫瘠、饥饿充满愚昧的村庄里，一位老师临死前，无论如何要孩子们背下牛顿三定律。最终，这一执念帮助地球躲过了外星文明的打击，通过了文明测试，保留下人类的未来。 在剧烈的、个体难以承受的冲击面前，微寒的、不起眼的光亮，终于没让火种熄灭。在某种意义上，《科幻世界》的编辑、编《星云》的姚海军和韩松、大刘这些默默坚持十多年的作者，不就是那个怀抱执念的教师么？ 未来什么样，谁也不清楚。 会不会诞生第二部《三体》，没有人知道。 但相信只要执念在，中国科幻抬头能看见的，就不会是漆黑的夜空。 就像大刘在《乡村教师》结尾写下的： “他们将活下去，以在这块古老贫脊的土地上，收获虽然微薄、但确实存在的希望。”
“他从未长大，
却从未停止过成长。”
——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
“逝于2008年3月19日”
代表作品：《2001太空漫游》
……
01.
1979年，中美建交后，一部名为《未来世界》的电影被引入中国。那是首部引进的科幻片。很多人为了看它，排了大半夜的队。中国广播还把它做成短剧连播4天。这电影其实是个续集，它第一部叫《血洗乐园》。
多年后，导演诺兰他弟将其拓展成了一部著名美剧，名为：《西部世界》。
对于70年代末的国人而言，观影《未来世界》是种从未有过的眩晕体验。这是他们大多数有生以来第一部科幻片。这个大多数，也包括刘慈欣。不过，相较于别人，大刘对科幻早已不陌生。许多人还在时代洪流中感受人性黑暗时，刘慈欣就偷偷从他爹的箱子里，翻看到了《地心游记》。
如果没有文革，刘慈欣八成是个北京人。很不幸，他父亲被下放到了阳泉。
阳泉是“武斗”重灾区。他又被送到河南姥姥家。在村里，他记下了饥饿、贫穷、煤油灯，还记下7岁那年，一颗名叫“东方红”的卫星从夜空划过。那晚，他担心它撞上其他星星。后来才知道，它们相隔很远。
那是在听说“光年”这个单位后，刘慈欣明白了宇宙的辽阔。他迷恋上了这种奇异感。关于宇宙的瑰丽想象，从此在他心头无限延展。
小学二年级时，大刘回到阳泉读书。父亲从北京带来一口大箱子，里面很多“禁书”。莎士比亚、苏联小说，读完都没兴趣。直到读完凡尔纳的小说，大刘感觉一个新世界被打开了。后来他回忆说，感觉这种书，就是为我写的。他问父亲，这是什么。父亲说，这叫科学幻想。
“大刘对它有很深的记忆”
那时候，文艺贫乏到无法想象。更没人知道什么叫科幻。刘慈欣只能把《地心游记》和一些科普书籍翻来覆去看。在父亲办公室的《参考消息》上，他听说外国有部《星球大战》上映，却想象不出那是什么。直到文革结束，中国科幻小说迎来一波春潮，他读到《小灵通漫游未来》、《珊瑚岛上的死光》，才感到生活被点亮。他把市面上所能找到的科幻小说、科幻期刊读了个遍。
1981年冬，大刘看完阿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激动不已：
“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壮丽的星空下，就站着我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着这人类头脑无法把握的巨大的神秘……”
这段时期，刘慈欣的人生毫无特别。他也贪玩，也跟人打架。上小学时幻想过当一名科学家。长大后，发现那太遥远，觉得当个工程师就够了。他学习中上等，不是很爱跟人说话。恢复高考后，他考上了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的水电工程专业。大二那年，他发现周围的科幻小说，突然变少了。
刘慈欣可能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早上广播消息带给他的战栗。那是1983年的某个早晨，他听到“科幻小说”被定性为“精神污染”，这个如今看来无比遥远的词汇，在那一年让中国科幻一夜入冬。
没有了，无论杂志、小说，都不再被出版。刘慈欣只能猛学外语，去外文书店站着看原版书。几十块一本，根本买不起。看太久，就会被店员哄走。
多年后，他才知道整件事的全貌，知道中国科幻遭遇了怎样的重击。
02.
上世纪50年代，中国科幻迎来了第一次创作高峰。当时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鼓励科幻创作，并将其定位为儿童文学、科普读物。
这期间的作品，都很青涩。《我们爱科学》《儿童时代》《中国少年报》成为科幻主阵地。可惜，还没等作者和作品发育完全，前前后后的运动，就中断了这波创作潮。直到文革结束，科学热兴起，科幻小说才回光返照。
1978年，邓公主持全国科学大会，郭沫若一句“春天要来了”，令广大科幻文学创作者为之振奋。在时代号角下，他们纷纷提笔。在这种氛围下，科幻期刊如雨后春笋。《科幻海洋》、《科学文艺》、《智慧树》等专刊先后诞生。《科学周报》设8版增刊，将其命名为《中国科幻小说报》。还有《少年科学》、《科学时代》、《科学画报》等科普杂志也支持科幻小说发表。
“一代人的科普启蒙读物”
有了广袤的阵地，自然会诞生优秀的闯将。
1978年，叶永烈文革前写好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出版，首印100万册，前后卖了300万册，影响一代人。后来“小灵通电话”的名字，正出自于此。童恩正写下《珊瑚岛上的死光》，其中的爱国情怀令读者振奋。1980年，小说被拍成电影上映。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则代表了当时科幻的最高成就，拿了两次少儿文艺一等奖。他的《地球的镜像》，成功打入英文世界的《Asia2000》杂志，他本人甚至被香港报道为“中国科幻之父”。
此外，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金涛的《月光岛》，刘兴诗的《美洲来的哥伦布》，萧建亨的《密林虎踪》都相继出版。与50年代青涩的创作不同，他们不再把科幻定位为少儿读物，在文革后的反思浪潮下，和主流文学一样，把目光对准了人性、历史，剖析社会，反思动荡，写人的异化。
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那两年的中国科幻，都有了极大的跃升。
同时期，主流文学也对科幻抱以极大包容，《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在《人民文学》，入选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飞向人马座》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9年，冰心参与的《中国30年儿童文学编选》，将科幻单独列卷。那一年，全国儿童文学奖在人民大会堂颁奖，入选的科幻作品，就有24部。
1980年，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萧建亨四人，在《光明日报》发表科幻小说创作谈。此后，他们被称为中国科幻小说的“四大金刚”。
“当年还有连环画绘本”
正是因为看到他们的身影，读完他们的作品，刘慈欣偷偷写起了小说。起初，他写的东西太稚嫩，没好意思投。等写出稍微满意的，投出去，又石沉大海。正在刘慈欣犹豫要不要继续创作时，意外发生了。
前一天还被称为“黄金时代”的中国科幻，突然间被判了死刑。
大刘选择了搁笔。
这一搁，就是将近20年。
20年后，当他的《鲸歌》发表时，中国科幻，早已变天。
03.
1979年的“科文之争”，成为了科幻小说遭遇毁灭性打击的前奏。
早年所谓的科学文艺，更大程度担任的是科普工作。在苏联影响下，这一类创作更注重科学，而非幻想。郑文光早期的《从地球到火星》，曾引起一阵火星观测热。人们对科幻的认知，偏向实用性，希望它能告诉读者知识。叶永烈写《十万个为什么》，就拿过“中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的荣誉。
当时这批作家，知识背景都很硬。郑文光是中山大学天文系第一批毕业生，北京天文台副研究员，叶永烈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在“科教兴国”大背景下，学界期望他们多写少儿科普，给祖国的花朵灌溉科学营养。
但科幻作家们不这么想，他们觉得科幻小说和主流文学的责任一样，要关注人类的命运、历史的走向，要反思社会，洞察人性。
“获奖的叶永烈”
1979年，《大陆青年报》刊登《科学性是思想性的本源》，批评叶永烈小说是“伪科学”，还说科幻是儿童读物，不应该写成人话题，犯罪、爱情、社会黑暗，都不该写，写了，就是毒害祖国花朵。此后，双方论战不休。作家们认为，幻想是第一位的，这是文学，要有文学审美。科普派却觉得，科学才是第一位的，不科学就是胡扯，就是“反动”、“反科学”。
那年，英国科幻小说作家布里安·阿尔迪斯访华，被问及如何做儿童科普，布里安诧异道，科幻是文艺，要立足社会，反映社会矛盾，科普不是它的工作。这回答给了叶永烈、郑文光们极大的鼓舞。
中国科普派却不吃这一套，对幻想派的攻击，反而愈演愈烈。
他们扒出了科幻作品中各种段落，攻击其中的不合理。《太平洋人》里从太平洋底分裂出一个行星，上面的猿人复活了。科学评论家说，死而复活，违反自然规律。小说里，复活的猿人制造陶罐，被评价为“对人类发展史和考古学的极大不尊重”。《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里的科考队，在珠峰发现恐龙蛋化石，孵化出古代恐龙，被古生物学家批评为“伪科学”……
那年，《中国青年报》的科普专栏，双方论战，你来我往，打得不可开交。
很快，“科学之争”就被上升到意识形态，成了“资社之争”。
攻击作品没打垮你，那我就攻击你的立场行不行？
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写机器人妻子对主人百依百顺，却不能让对方满意，被科学派批评为“反社会主义”、“一篇下流的政治小说”。叶永烈写的一篇艾滋病题材的预言小说，被某部门以“新闻混乱”为名拒发。最可笑的是，他因为高产，被批评为“唯利是图，一心赚稿费”。
批评浪潮涌起后，一位姓钱的老科学家，也加入科普派，并亲自撰文说，在这个时期，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重视科学发展，文艺界的朋友对太空感兴趣，但这不是我们的重点，要搞就搞那些有苗头、能实现的东西，科学要的是严谨，幻想是毫无边际的，这两者本身就互相敌对。
钱老科学家还说，现在有些科幻作品，在思想上有很大的问题。
这些评论被《人民日报》转发后，主流对科幻的态度发生了剧烈变化：
“科幻应当谈科学，而不是批评和质疑。”
此后，越来越多的科幻作品，被定性为“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
就在争论还未尘埃落定时，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开始，钱老科学家又非常理直气壮地站出来讲话，给中国科幻扣上了一顶大帽子：
“很长一段时间，有人打着‘科幻小说’的招牌，贩卖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破烂，它的影响面很宽，我们必须十分注意；1980年，我曾向所谓科幻小说放过炮，认为有些根本不是科学幻想，而是荒诞、离奇，没有科学根据的无稽之谈，对广大群众是个严重污染。”
这几拳打下来，基本上把中国科幻作家们打得喘不过气。
“郑文光，叶永烈”
有意思的是，在那时，咱们钱老科学家，一边打击科学幻想创作，却一边为“隔空取药”“闭目听字”等人体特意功能站台，说千万要重视。咱也不知道文学幻想和怪力乱神，到底哪个更毒害青少年。反正后来，气功热了十年，一波又一波骗子大仙借机上位，害死了不少人。
这段往事，我之前写过。感兴趣，可以直接戳“骗子烧不尽，大师吹又生”。
说回正题。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展开，许多科幻杂志和出版社都风声鹤唳。在有关单位督察下，出版社停业整顿，杂志社纷纷关门。这期间，叶永烈的《黑影》被定性为“科幻中的《苦恋》”。《苦恋》是当年被打倒的典型，被批为“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还被上升到“否定爱国主义”。
狂风中，原本一本又一本势头火热的科幻期刊，一个接一个相继倒下。
阵地没了，闯将们也成了流民。
郑文光刚写完长篇《战神的后裔》，本要拿给《科幻海洋》头条发表。杂志突然接到上头的命令，宣布停刊。1983年4月26日，郑文光从编辑那里收到这个消息后，约好第二天取回文稿。结果，次日早晨，他突发脑溢血。卧床半年后，郑勉强能走路，但右手完全萎缩，不能正常发音。
“注意看右手”
这一年，郑文光才54岁。
他的创作生涯，从此被中断。
随后，叶永烈退出科幻界，开始写人物传记（还写过钱大佬）。童恩正、萧建亨出国，其他作家无处发表，相继封笔。
中国科幻，从此进入了漫长的寒冬。
那时候，正在上大学的刘慈欣，感到无限失落。
再也读不到科幻小说，令他心灰意冷：
“心里面那个东西一下子就没了。”
不知大刘日后回顾这段往事，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我只记得《三体》里，他写下过这样一句话：
“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现实的引力实在是太沉重了。”
04.
黑暗袭来时，幸好还有一些微光存在。
关停风波下，四川一家名为《科学文艺》的杂志，从每月几十万册销量骤降到一万份。1984年，《科学文艺》收到通知：要么停刊，要么自负盈亏。
当时，编辑部只剩下7人，编辑只有4个，在科协的办公室也被缩减到两间。为了让他们过个好年，编辑谭楷写了一份“低俗小报”，跑去西安卖了5000块钱。在重压面前，《科学文艺》没有退缩。
最低迷时，《科学文艺》月销量只有6000册。杂志社不得已编了一套儿童读物出版来维持运营。由于作者少、作品稀缺，每月还要刊登一系列纪实文学来充数。纯粹的科幻小说，只占杂志的四分之一。
为了解决稿荒，1985年，他们联合《智慧树》创办了一个叫“银河奖”的征文大赛。结果大赛还没颁奖，《智慧树》先停刊了。
1989年，为了熬过寒冬，《科学文艺》更名《奇谈》，什么散文、科学评论、科学家传记、纪实文学，都发。只要杂志能活下去。
也就在那一年，刘慈欣做了个梦。赴京参加计算机应用展览会，在华北电力局招待所的三人间，他梦到一片无际的雪原，狂风卷起雪尘，天上一颗不知是太阳还是星星的东西，发出剌目的蓝光。他被梦惊醒，吓得一身冷汗。
靠着梦中景象带来的灵感，回去后，他完成了自己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超新星纪元》的初稿。这离他发表处女作，还有整整十年。
“1979年第1期，《科学文艺》创刊号”
这十年里，《科学文艺》一步步成长成了中国科幻的主阵地。
1989年，《科学文艺》的主编杨潇受邀参加世界科幻协会年会。她带着两本英汉词典，赶到会场，提出1991年举办世界科幻大会的请求。次年，她坐了整整八天火车，绕道俄罗斯，穿越欧亚大陆，抵达荷兰海牙，继续争取主办权。这一举动震惊了在场所有人，也让科幻大会顺利落地中国。
1991年，世界科幻大会在成都举办。
同年，杂志抛弃了《奇谈》这个期刊名。
它把“科幻”这个曾经的敏感词，放进刊名。
将其命名为：《科幻世界》。
就在第二年，《科幻世界》迎来了第一个重要作者，王晋康。那年，王晋康已年过四旬。他喜欢给儿子讲睡前故事。随口编了几个科幻小说，儿子鼓励他写。王晋康写完，取名《亚当回归》。一次偶然，看到地摊上的《科幻世界》，抄下地址投过去。小说一万多字，作品主题很深。当时《科幻世界》为争取市场，读者定位是中小学生，就让王改一改。改完，删到了几千字。
编辑部读完，发现还不如第一版，干脆刊发原稿。
随后，王晋康又发表了几篇，均有读者来信支持，令他感动。他才坚持写下去。对中国科幻小说而言，这成为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王晋康出现以前，一般科幻作者无论在技术想象力、题材的广度和深度、人物塑造方面，都比较欠缺，而王晋康的出现，给很多作者，也给科幻文学带来了信心和希望。”
1991年成都的科幻大会上，还有一个参与者，大学生韩松。他连去成都的路费都凑不齐。又是《科幻世界》杂志社的编辑站出来，写信给并不认识的武大校长齐民友。说这孩子写科幻，将来是大才，求您让他来吧。
齐民友二话没说，给韩松特批了400元。
诸位，那可是1991年的400元。
后来，韩松也成为中国科幻小说的领军人物之一。
“1996年的《科幻世界》”
这期间，《科幻世界》还在四处寻找科幻作者，挖掘创作潜力。其中就有核心作者何夕。他与王晋康、韩松各自发展风格，大大拓展了中国科幻的可能性。有人擅长哲思，有人擅长情感，有人擅长现实洞察。
如果说1991年的科幻大会，是把“科幻”二字摆上台面，那么1997年第二次举办大会，则让“科幻”扬眉吐气了一把。那次，除了作家，还有宇航员到场，上万名青年参会，世界科幻“三巨头”之一的阿瑟·克拉克，通过卫星电话和互联网对《科幻世界》所做的工作表达赞许。
央视报道了当时的盛况，并将其列为年度十大文学新闻之一。
在寒冬中几度濒死的中国科幻，迎来了一次深呼吸。
两年后，杂志社编辑部又收到了一篇名为《鲸歌》的处女作。
中国科幻四大天王终于迎来了最后一人：刘慈欣。
“国际科幻大会”
05.
在讲大刘前，得先说说他背后的男人。
没有他，也许就没有日后《三体》的爆红。
中国科幻遭遇重创那年，远在北国的姚海军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唯一的感受是科幻杂志越来越少。姚海军是个资深科幻迷。少年时代便沉迷郑文光等人的作品，每周步行数公里，去市里翻杂志。眼看市场萎缩，为了解更多科幻资讯，他开始搜集各类期刊边栏上的作者信息，跟他们一一联系。
就这样，他认识了郑文光这些老一辈作家，也认识了韩松这样的新生代，还认识了《科学文艺》的主编杨潇。1986年，技校在读的姚海军成立了一个“中国科幻爱好者协会”，自任社长。科幻杂志的编辑和骨干写手以及资深读者入会后，姚海军自己筹钱、组稿、印刷，推出了科幻爱好者杂志《星云》。
简陋的《星云》一期几十册，一年三期。科幻迷通过它来交流，分享科幻资讯，点评科幻小说。作家在上面预告新作。毕业后，姚海军被分配到林场做工人。白天，他挥汗如雨，夜晚，他在灯光下编《星云》，想象宇宙的辽阔。
随着《星云》影响力越来越大，订阅量也逐渐增多。
这为姚海军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仅邮费一项，就无法支撑。
1991年，科幻大会邀请他到成都，姚海军连路费都拿不出来。
1997年，科幻大会再次落地中国。先在北京，后去成都。姚海军以为又要遗憾一次。没想到，《星云》上的朋友们为他凑了一笔路费。
一路上，姚海军见到了各大科幻杂志的编辑，在北京地下室里与他们畅聊。大家送他离京时，韩松硬塞给他一百块钱。也正是在北京，《科幻大王》的副主编向他发出邀请，请他到杂志社工作。姚海军带着行李抵达太原。然而不久，《科幻大王》也销量堪忧。姚海军又被怂恿到了成都。
《科幻世界》的主编杨潇问他，你对岗位和工资有什么要求没有？
姚海军说，没有任何要求。
很长一段时间，姚海军都在办公室里拆读者来信。
“大刘背后的男人，姚海军”
后来，还是新任主编，日后靠《尘埃落定》拿茅盾文学奖的阿来力排众议，把姚海军提升为了杂志编辑。也就在那年，姚海军拆到一篇投稿，正文是当时还极罕见的电脑打印。只有落款是手写的。上面写着：
山西娘子关热电厂刘慈欣。
大刘寄来两个短篇，《鲸歌》和《微观尽头》。想象力大胆，气势恢弘，创新的科幻点子令人耳目一新。读完后，姚海军拿给其他编辑看，大家讨论了很久，越聊越兴奋。阿来看完后说，这是个好苗子。
两篇小说登上了《科幻世界》。紧接着，杂志又发表大刘的《宇宙坍缩》。同年，《带上她的眼睛》获“银河奖”一等奖。次年，《流浪地球》再次拿下特等奖。此后数年，刘慈欣成为了银河奖的霸榜作者。
说来很多读者不相信，那些飞扬的想象，都是在一个电站里完成的。
在那里，大刘就像一颗孤独的星辰。
06.
在单位里，没人知道刘慈欣写小说。
1985年，刘慈欣从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毕业。他本来获得了一个留京机会，能进中国水科院。最后关头，一个京籍学生顶上来，他被打回到了阳泉。最后的落脚点是娘子关电厂，去太原都要坐4个小时的火车。接下来数十年里，他将在这里负责计算机系统维护，直到成为一名高级工程师。
在那里，大家不叫他大刘，叫他：刘工。
没人知道刘慈欣对这一命运的安排有何感受。他似乎没有怨气和抗争，反而安慰自己说，离父母近一点，方便照顾，也挺好。随遇而安的个性，让他对娘子关电站的一切感到满意。电厂被群山环绕，环境不可谓不闭塞。厂里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社会，2000多人在这里生活，有食堂、电影院、图书馆、游泳池和舞厅。一年到头，只有三四个月比较忙，其他时间都很清闲。
曾有人以为大刘在边远、贫寒中写作，刘慈欣说那纯属误会。他是高级工程师，福利很好，收入不低，还能借出差的机会旅游。
最方便的是，可以上班摸鱼，写小说。
“大刘摸鱼的地方”
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大刘什么也没写。一是技艺还不纯熟，二是写了也很难发表。那时，他没女朋友，靠打麻将消磨时间。直到一天夜里，他输光了一个月的工资800块钱，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他又想起了在河南农村看到“东方红”的那个夜晚，想起宇宙的静谧、无垠，想起《2001太空漫游》带给他心灵上的震颤。人造卫星、童年的饥饿、文革时代的人性错乱、光年、星辰，这些概念开始在他脑海中碰撞。
平时，大刘在脑海中构筑情节，试图编出最奇绝的科幻创意，等到点子想得差不多了，再一口气写出来。练习阶段，他常写到心理疲惫。一旦觉得点子不够好，或难以打动自己，就会全篇推倒。
从写科幻小说第一天起，大刘就给自己制定了这样一条规则：小说的创意点一定要足够震撼，足够超前，如果在某篇科幻小说中看到类似创意，或在某本科学杂志上看到类似的科技术，无论付出多少心血，都直接放弃。
如此苛刻的写作，以至于经常半夜醒来，对自己的故事失去信心。
但也正是如此苛刻的写作，让刘慈欣成为了《科幻世界》难以动摇的头牌。
1999年后，刘慈欣成为杂志社成长最快、创意最新的作者。读者将其想象成一个冷峻的思考者，一个有几分英俊的男人。可实际上，发表《鲸歌》时，刘慈欣已36岁。现实中，他只是一个略显木讷长相普通的理工中年男人。上班打卡、接女儿放学、回家做饭。周围没人聊科幻。
他发表的那些东西，家里人从不看。
单位里也不知道他是作家，曾有同事对他说：
“刘工，我发现一个写小说的人和你重名。”
对此，刘慈欣只是笑笑。
没有名，也谈不上利，但刘慈欣一直在写。
“姚海军、刘慈欣”
有些东西似乎是天生的。1999年，《科幻世界》举办笔会。表面木讷的刘慈欣前往参加，酒量巨高，喝完，神采飞扬地聊天，滔滔不绝。跟他住同宿舍的科幻作者刘维佳注意到，大刘的幻想虽然无边无际，但他实际上是个非常擅长观察生活的作者，对现实细节的关注，远超其他人。
在宿舍里，大刘给他讲娘子关电站的奇事、山西抗战的历史，可以捕捉到非常具体、细微的生活场景。后来，大刘去东北出差，把路上趣闻讲给刘。数年后，刘在《三体》里看到同样的桥段，才明白刘慈欣可能时时刻刻脑子里都在攒素材和创意，任何一个可以用进小说的场景，都会自动储存。
对于核心创意，大刘极为敏感。《三体》第一部完成后，在杭州一次聚会上，几位科幻作家喝至酒酣，出题目说，如何能将杭州瞬间摧毁。其他人各自表态。大刘自信地说，你们这不算什么，依我看，应该把它降维成一幅二维山水画，再降维成一根一维的丝线。众人听罢，狂呼牛逼。
大刘酒醒后，懊悔不已。
幸亏这个创意，其他人没拿去用。
他写作的一条铁律，就是要写出别人未写出的东西。
那些年，在封闭的娘子关电站，写作无比孤独、艰辛，大刘却甘之如饴。
07.
千禧年后，科幻小说早已摆脱意识形态的争论。市场的考验，却成了新一代科幻作者眼前的高山。即便是科幻四大天王，也无法专职写作。
刘慈欣抱以巨大期待的《超新星纪元》，出版之后卖得一塌糊涂。这给业已成名的他巨大挫败感。他坚持写了十来年，只有一部《球状闪电》给他带去过相对不错的收入。前后加起来，也才3万元。
对于需要消耗极大脑洞和创意的科幻写作而言，这收入显得如此寒碜。
彼时，图书市场上青春文学、鸡汤文学、成功学书籍当道，随便一本，都能卖个上百万册。在经历80年代的重创，终于能直面市场后，中国科幻小说获得的却是一个极度边缘化的位置，甚至不如早已没落的纯文学。
一次书展上，有人问大刘，怎么看卫斯理系列小说，估计是想大刘嘲笑一下倪匡科幻的水平。结果大刘说，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要怎么评价卫斯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能达到卫斯理的销量。
逆风之中，姚海军开始想办法了。
在《科幻世界》，姚海军一步步成长为中坚力量。这时他提出一个想法，必须让中国科幻诞生一批有代表性的作者，要像青春文学一样，有明星作家。2004年，姚海军拿钱莉芳的《天意》试水，最终发行量超过十五万册，创下1983年以后中国原创科幻发行量最高纪录。
姚海军觉得这把稳了。在年度笔会上，他提出长篇计划，给几位重要作者分配了任务。当时，刘慈欣正在酝酿长篇。不久，大刘交出《球状闪电》。姚海军为其推出单行本。但只卖了几万册，两人都不满意。
当大刘把《三体》第一部交到姚海军手上后，姚读完，感觉这本书不同于大刘以往任何一次创作，密集的创意和宏大的视野，令人陶醉、窒息。于是，姚海军打破了《科幻世界》从不连载的先例，分八期连载《三体》。
事实证明，这个策略很成功。《三体》单行本发行前，通过杂志，小说就建立了良好的粉丝基础。大刘也没让他失望，等到《黑暗森林》完稿，其中更加密集的创意和宇宙概念，令读者们热血沸腾。
头两部小说的出版，给刘慈欣在科幻界带来了极大的声誉，甚至被无数中国科幻迷视为“神”一般的作者。两部出完，大刘近三年没消息。大家都怀疑他还能不能给出一个完美结局。2010年8月，姚海军拿到《三体》最后一部的初稿，连夜读完，激动得无法入睡。他知道，这将成为中国科幻的一座高峰。
“2006年，连载中的《三体》”
那一年，成都春熙路，《三体3》首发签售，现场被一帮科幻迷围得水泄不通，最后引来警察维护秩序。大刘第一次体验到了“明星”的感觉。
然而，也就是那年，一位主编被空降到《科幻世界》杂志社，引起诸多风波。社内空气压抑，很多人以为杂志要完蛋了。
那年笔会结束，作者的心情都不好。一方面是社内风波，一方面是科幻市场化堪忧，《三体》赢得了科幻迷的拥趸，但许多科幻杂志还是一办就死。如果《科幻世界》完蛋，那历经风雨的中国科幻，恐怕要失去最后的阵地。
谁也没想到，也正是在那年，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临，微博上位，大佬们的战争从PC端转到移动端。信息的传播速度，指数倍增长，许多原本小众的文艺作品经一帮话语权掌握者分享，突然更大面积地被仰望。这里面包括被老罗、韩寒竭力推荐的万青，也包括被无数互联网大佬珍视的《三体》。
大佬们多是理工科出身，移动端战争的爆发，又让他们对“黑暗森林”“技术爆炸”“降维打击”等理念，产生极大的共鸣。
2012年，《三体》疯狂出圈，大刘很快登上作家富豪榜。
随后，英文版推出。3年后，大刘拿下雨果奖，全国科幻迷为之沸腾。
很多人根本无法想象，就在5年前的成都笔会上，有多少科幻作者心情沉重。很多人也无法想象，那晚，在成都花园城大酒店的门廊前，喝醉酒的刘慈欣，用近乎悲壮的语气对《科幻世界》前副主编杨枫说：
“不管中国科幻的未来怎么发展，我都是最后一个为它站岗的人。”
08.
1999年，科幻小说第一次出圈。
因为那年，第七期的两篇作品标题和题材，与高考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撞车”。许多反对孩子看闲书的家长，扭头抢购杂志。历年合订本一夜之间销售一空，杂志销量也猛增至近四十万册。
不怪家长们一窝蜂。那年，有两个考生就因为是《科幻世界》的粉丝，读了那期杂志，写作文时拿到了不错的分数。他们一个叫郭帆，一个叫龚格尔。多年后，一个是《流浪地球》的导演，一个是《流浪地球》的制片人。
那一年，也是大刘正式出道的日子。
23年后，《流浪地球2》里，“数字生命”的剧情又和“记忆移植”撞车。
23年，在时间的暗流中，命运打了个伏笔。
“那年《心歌魅影》讲的就是记忆移植”
今天，“科幻”的热度逐年攀升。在电影产业带动下，科幻小说也受到了更多关注。但只有中国科幻的创作者们知道，自上世纪40年代起，到2015年《三体》拿下雨果奖，中国科幻历经战乱、运动，再到精神污染的扣帽子和市场化的严峻考验，这半个世纪里，走过了一段多么艰难的路。
在历经这么多的苦难后，中国科幻能走出国门，中国科幻电影能诞生《流浪地球2》这样的作品，这背后有多少血泪，又充满多少遗憾。
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曾被批判的魏雅华说：
“1980年，中国至少有三四十种专业科幻刊物和报纸，还有200多种文学期刊、178种科普期刊，1000多种报纸竞相发表科幻小说，每年有上千篇原创作品问世。那样的辉煌留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凄美的记忆。”
后来，姚海军回望那个年代又说：
“所谓的‘中国科幻黄金时代’，不过是1979到1982这3年，远远无法将其称为一个时代。如今看来，不过是昙花一现。”
魏雅华将那次冲击，称为“中国科幻的大伤元气”。确实，时至今日，即便大刘已经享誉国际，接受采访时，他还是说：
“中国能长期稳定发表科幻小说的作者，不过二三十人。而这里面，能够靠科幻作品为生的人，目前恐怕只有我一个。”
甚至，《三体》卖爆后，大刘以前的作品，依然卖不动。
可见中国科幻，还有多么漫长的路要走。
“大刘的身后，还有一群人”
路是漫长的，也是艰辛的。在运动冲击、市场冷遇中，中国科幻能结出一颗颗成熟的果子，能诞生《三体》这样出圈的作品，很难说是刘慈欣一个人的功劳。如果没有《科幻世界》的坚持，宁愿写低俗小报也不停刊，如果没有杨潇坐八天八夜的火车，去争取世界科幻大会，如果没有姚海军想尽一切办法推荐、策划科幻长篇出版，也许中国科幻，早就冻死在路上了。
《球状闪电》一开篇，父亲喝着酒说：
“人生的美妙就在于，你能迷上什么东西。”
我想，这一定是7岁那年刘慈欣抬眼看见“东方红”卫星就体会到的感受。也是为什么在80年代，他会夹着一本英汉词典，去外文书店站着看原版书。更是为什么在看不到科幻作品后，他感到人生一瞬间被掏空了。
没有这样的感受，不会有《三体》。没有这样的感受，《科幻世界》的编辑们和远在北方林场熬夜编《星云》的姚海军，也坚持不下来。
感谢这样的感受，中国科幻的文脉，才未断绝。
可能在大刘眼中，有这样的感受存在，才保证了狂风暴雨中的中国科幻，依然存活。
在《乡村教师》中，在那个贫瘠、饥饿充满愚昧的村庄里，一位老师临死前，无论如何要孩子们背下牛顿三定律。最终，这一执念帮助地球躲过了外星文明的打击，通过了文明测试，保留下人类的未来。
在剧烈的、个体难以承受的冲击面前，微寒的、不起眼的光亮，终于没让火种熄灭。在某种意义上，《科幻世界》的编辑、编《星云》的姚海军和韩松、大刘这些默默坚持十多年的作者，不就是那个怀抱执念的教师么？
未来什么样，谁也不清楚。
会不会诞生第二部《三体》，没有人知道。
但相信只要执念在，中国科幻抬头能看见的，就不会是漆黑的夜空。
就像大刘在《乡村教师》结尾写下的：
“他们将活下去，以在这块古老贫脊的土地上，收获虽然微薄、但确实存在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