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宝珠
“我对华裔社区尤其感到失望，他们对谋杀美国黑人所持有的沉默让我感到震惊。”
6月1日，耶鲁大学英语系大三学生黄艾琳（Eileen Huang）写下一封给父母与华人社区的公开信，她在信中提出华裔社区普遍存在对黑人的歧视态度，并且呼吁华裔与非裔站在一起，共同抗议种族主义。
黄艾琳是一名出生在美国的“华二代”，也就是很多人所说的“ABC”，她的父母是90年代从中国移居到美国的知识分子，两人都为电信工程师。
她的公开信在华人社区和社交媒体都引起了轩然大波，BBC报道称， “愤怒的信息如潮水般涌入了她的社交媒体账号”。
“华一代”凌飞就是其中愤怒的一个，他为此写了一篇回复，发表在他的个人微信公众号上：“看完（公开信）心情非常沉重，这是典型的被学校左派洗脑成颠倒黑白的文章。”这篇推文在短短几天就获得了30万左右的阅读量。
凌飞今年43岁，在黄艾琳出生那年，单枪匹马来到美国。如今他在纽约经营电脑维修生意，有一对正在上中学的儿女。他认为，黄艾琳的文字“居高临下，没有体谅亚裔父母的辛苦”。
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年轻ABC们，从呱呱坠地起，双脚就踏在父辈耕耘好的华裔社区中，他们的父母作为“模范少数族裔”，大多通过个人奋斗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生活在富裕的城市，并有能力将孩子送入顶尖的大学。
但这种境况并没有让华二代摆脱歧视，新冠病毒攻击美国时，不少亚裔美国人被指责为病毒携带者。“我们误以为在这个国家表现出色，直到有人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太舒服”， 黄艾琳在公开信里写道。
艾琳与凌飞的两篇文章，揭开的是美国华裔代际间的认知差异。 不同于父母辈勤奋着“沉默”，如今，年轻华裔想要同非裔一起，用抗争的方式，打破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并与上一代人开展对话。
黄爱玲公开信诞生的背景，是5月25日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活动，这一针对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的运动从美国扩展到了世界各地，许多亚裔也参与其中。
世界各地都参与到BLM运动中
“这次疫情发生时，很多亚裔被歧视，跳出来发声，并且指责别人不替亚裔发声，你不能只在自己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才发声” ，明尼苏达大学的中国留学生Tilly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明州是弗洛伊德事件的发生之地，事发后第三天，Tilly就参与了当地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游行，她见证了一家酒行在抗议活动中被抢劫、焚烧，同时自己被警察用橡皮子弹打伤腿部。
同作为少数族裔，华裔支持BLM运动的理由可以非常简单直接，新泽西的一位华裔高中生就在评论文章中写道：“一个族裔要求获得公平正义，并在其他少数族裔遭受苦难时保持沉默是自私的行为。”
皮尤调查中心的数据显示，全美成年人约有67%支持BLM运动，亚裔则有75%，除此之外，拉丁裔为77%，非裔86%，白人60%。
在实际行动中，美国亚裔也表现得相当活跃，约有10%的亚裔承认参与过与种族平等有关的集会或抗议，这一比例与非裔相同，高于9%的拉丁裔与5%的白人。尽管由于总体人数较少，在抗议活动中，亚洲面孔并不如黑人或白人那样随处可见。
不过，如火如荼的BLM运动中，亚裔社区也存在着一股“逆流”。在美国警察卷入负面风暴时，纽约警察局在推特上贴出一张照片，照片中，一群华裔与几名警察站在一起，他们手举红色横幅，上面用中文毛笔写着：“警民一家亲”。
不是所有华裔都愿意参与非裔站在一起，反对“BLM运动”的态度在那些独立走出国门的“华一代”身上尤为明显。
在美华人云帆郁闷地发现，当地的华人微信群中，活跃网友们 “不遗余力地转发抹黑黑人个人与群体的文章、反弗洛伊德抗议并热心张罗为支持警察签名和捐款”。甚至她所在的波士顿地区高校（包括哈佛）华人学者学术群，也充斥了类似的观点。
她对这些华人在弗洛伊德事件中的关注点感到吃惊，“焦点不是警察滥用暴力，不是体系性针对黑人的执法司法等权力不公，不是抗议者的正当诉求，而是对准弗洛伊德曾经的犯罪过往，和抗议中出现的打砸抢烧骚乱”。
而对于骚乱本身，他们忽视大量的和平示威者与警察的暴力执法，将一切根源归咎于黑人。一天深夜，云帆在一个名为“自由宽容仁爱”的华人群中提出质疑，第二天醒来后发现，她被与自己“有些私交”的群主踢出了群。
凌飞没有在给黄艾琳的回信中抹黑黑人，但他也否认美国社会存在针对黑人的系统性种族歧视，不同意示威者提出的削减警务经费的需求。
更多地，他认为弗洛伊德的死亡是一桩独立事件，BLM运动则过了头，是有人试图打着“反种族歧视”的口号冲击美国目前的社会制度。
“第一代华人移民，普遍反对政治正确，反对BLM，反对平权” ， 一位署名为“moreless”的美国华人在一篇文章中说。华一代的观点与西方社会的主流声音格格不入，同时也与他们的孩子拉开距离。接受BBC采访时，凌飞说，他的女儿也曾就BLM运动与他辩论。
凌飞把黄艾琳这样的年轻华裔视作西方“白左”教育的牺牲品。“moreless”在文章中点出了颇为矛盾又滑稽的一幕：华一代抗议美国高校被白左占领，但还是削减了脑袋想要送孩子进藤校，结果接受了藤校教育的孩子，出来都是一个又一个的 “白左”。
直接来看，代际对BLM运动的观念分歧，与两代人的自身经验有关。
华一代来自族裔构成高度同质化的东亚社会，他们通常都在成年之后来到美国，没有在多元族裔的背景下接受过系统教育，生活中也缺乏族群间互动的切身体验。
凌飞说，他没有与非裔美国人有过深入交往。非裔在他们眼中，依旧属于他者。而对于华二代来说，他们从小就在学校中与黑人相处，一群亚裔学生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在您的经历中，或许没有很多与黑人接触的机会，但他们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小留学生”们也有着与父母截然不同的童年与青少年，在加拿大读高中的安琪说：“黑人对我们来说是课堂里的老师，一同上课的同学，食堂里工作的大妈，一个屋檐下同吃同住的室友”。弗洛伊德事件让她们感觉十分愤怒。
“当主体民族没有感觉过被歧视，对外界的想象也是单一的”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林垚曾表示。而在普遍讲究政治正确的美国社会，对少数族裔的歧视通常以隐形的、系统性的形式呈现，如黑人比白人更高概率地会被警察枪杀，这使得“华一代”难以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符合他们认知的、针对种族的歧视问题。
“华二代”们则要“敏感”得多。冠状病毒流行期间，黄艾琳曾被指责为“吃蝙蝠的人”，对她来说，这是非常赤裸的种族攻击。除此之外，“你的英语讲得真好”、“你真正的家乡是哪里？”这类混淆国籍与种族的言论，也会让她感受到一种隐晦的歧视，而这种困扰，她从小到大都在经历。
这些都让亚裔对非裔的遭遇感同身受，更愿意与其他有色人种联合起来，对抗美国白人至上的社会制度。
同时，华裔在校园里接受到的教育，让他们了解了美国种族歧视与斗争的历史，意识到他们现在拥有的空气般寻常的权利，都离不开少数族裔平权运动的争取。
北美留学生论坛“一亩三分地”中，一位留学生称：“没有50年前黑人因被警察暴揍而产生的动乱，就没有平权法案的通过，它让有色人种可以在白人区买房和居住，这是我这周刚学的知识。”
而黄艾琳以 “陈果仁”事件试图表明，美国历史上，当亚裔遭受不公时，非裔也曾经伸出过援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受到来自日本的竞争，底特律汽车工业每况愈下，工厂解雇了一大批汽车工人。失业的失意转换为对亚裔的仇恨，1982年，一名曾经的白人汽车工人和他的继子在一个停车场内将无辜的华裔陈果仁杀死，随后两人被指控二级谋杀罪，仅罚款3000美元，没有坐牢。
当时一些著名的非裔民权活动家，陪同陈果仁的母亲在媒体前“伸张正义”，并与华裔一起走上街头，呼吁反对种族暴力。
陈果仁母亲在媒体前要求“”为陈果仁伸张正义
“八十年代的陈果仁凶杀案和九十年代的李文和冤案，最后都要靠黑人民权团体的大力发声才引起媒体注意”，有人在黄艾琳的文章下留言：“大多华人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明哲保身。很多人在遇到不公不义时，才彷徨地发现自己投诉无门。”
相比于黑人热衷平权抗争，华裔总显得不那么爱“惹事”。也正是因为这种“安分”，亚裔才从白人那里获得了“模范少数族裔”的称号。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亚裔的成功故事频频见诸美国各大杂志，这种对个体荣耀的宣传，掩盖了整体结构性的不公。
“那些亚裔神童”
然而，对于这些，凌飞有着不一样的想法。他说：“华人的成功，来源于美国自治民主的制度下，华人自身的自我努力……民权运动之后，非裔社区的堕落是肉眼可见的。”
“孩子——”，每一段话的开头，凌飞都要这样称呼黄艾琳，他用一种长辈对晚辈，而非平等、公开的语气说：“如果你真心对非裔充满同情的爱心，我建议你应该帮助他们好好反思一下，为什么比他们地位更低、讨生活更艰难、语言更不通的华人，通过努力搬进了白人小区？”
凌飞否认系统性种族歧视的存在，认为这是黑人为自身利益制造出来的伪概念，而像弗洛伊德事件那样针对黑人或者少数族裔的暴力，都可以被视作单独的个例。
凭借个人与华人社区的经验，他相信在美国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免于歧视，摆脱白人对有色人种的眼镜。尽管，改革开放后，能够跨越国境，在美国工作、定居的华一代，许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移民，本身享有一定的“特权”（privilege），看待各种事件的眼光，不免带着幸存者偏差。
而在华人社区内部，也并不是每户家庭都享受着同等的成功，财富亦有有严重的分化。
“筚路蓝缕”，凌飞用这个词形容华一代在美国的打拼。和国内的家长一样，他们将子女的教育视为重中之重，他们不仅为自己奋斗，还为孩子购置良好学区的房子，尽自己所能地替下一代创造优秀的学习环境。
“你的父母有没有指责别人，把自己的不富足归咎到别人身上？”凌飞问。
看到这里，相信很多人也能发现，这场代际对话异常艰难。它包含着不同文化背景的碰撞，如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眼光去看黑人的平权运动，想必不会得出什么正面的评价。
受到历史的影响，华一代们对通过政治运动改变社会不抱期望， “黄（艾琳）的父母那一代人，不管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一般都喜欢规避对政治的讨论。”雪城大学的亚裔社会学副教授Yingyi Ma说。
在对BLM运动的讨论中，黄艾琳与凌飞的关注点也有所不同，艾琳注重解决群体层面普遍面临的公平问题，而凌飞更多提到的是个人的生活水平，比如“黑人能不能住进白人小区”，尽管这两者有时也紧密相关。
不过，有一个双方都不会否认的事实是，眼下的美国社会，黑人与白人群体之间，存在一种非常紧张的关系。面对这一矛盾，两代人主张两种不同的解决方式，黄艾琳期待从政策上去改变警察针对黑人的执法暴力，而凌飞认为，黑人应该通过改善自身，赢得与白人一样的地位，而为“政治正确”设计的制度会破坏美国的自由社会。
一名口罩上有“黑人的命也是命”标语的抗议者在美国纽约市政厅附近参加抗议活动
这种认知的差异，已经不仅来自日常的生活经验，还与更深层的意识形态相连。
华人社交媒体上反“BLM运动”的狂热，不由让云帆想起了2016年美国大选前的景象。当时，“华一代”中掀起一股支持特朗普的浪潮，这也让云帆感到诧异：“难道中国人都是天然的右翼吗？”
这种现象之所以奇怪，是因为大部分华一代都在改革开放之后接受教育，其中不乏当时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拥抱的，是里根/撒切尔夫人时期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主张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而特朗普的诸多言论与政策，都违背了一般自由派主张的如民主、法治、人权等理念。无论如何，特朗普那种抛开“白左”，讲究实际交易的作风，应该是让“反自由派”的国家主义者更感亲近才对。
对于这些离奇的“自由派川粉”，青年学者林垚提出了“灯塔主义”的概念，“灯塔主义”以美国的政治制度视为灯塔，作为一贯正确的标杆。
“华一代”的童年和青年时期都在中国度过，计划经济时代的惨痛回忆，以及逃离的欲望，让他们需要找到一片理想的政治土壤进行殷切地投射。“这种投射和想象，使得中国自由派难以接受西方白左对当代欧美政治进行否定与系统性反思” ，林垚说。
凌飞回忆，他最早来美国，只是为了“讨一个生活”。他至今还记得，刚在田纳西州工作时，一位“红脖子”的美国白人，热情地邀请他一起去过感恩节。
在“华一代”的切身经历中，政治光谱被划分为简单的“左”与“右”。 “左”、“右”是人们用来描述意识形态中截然对立的两种政治价值体系，意大利哲学家博比奥说，它们在不同的时代和情景中可以用来标志不同的事物。而纷繁复杂的社会议题，也注定了人思想的多元性。
但是， “这些人相信，‘大锅饭’时代的‘左’，和美国自由派强调的社会公平，照顾弱势群体、关注女权，关注LGBTQ权利的‘左’是同一个‘左’”，“moreless“写道。 对过去计划时代的恐惧与厌恶，让这一代的华人们本能地警惕任何监督或调整市场的做法。
出于白左的反对，众多“华一代”选择与川普站在一起，或许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会有华人与美国警察站在一起。
“每个自由人，都不是美国的‘边缘人’，不是美国的‘边缘化群体’，孩子，你在侮辱美国的历史，美国的自由人。”在公众号中，凌飞特意把这一段话加粗并且标红。
无论在美国生活多久，在许多“华一代”心中，美国呈现的永远是“西方政治文明代表”的抽象面目，他们很少触摸到这个社会真实的毛细血管。
他们看到，最近几年，这片灯塔之地上，突然涌现出那么多批评的声音。反抗者们总说这里极其糟糕，并以入侵的姿态，迫不及待地想要改变现状，赋予社会新的规则。“华一代”心中的自由之土正在崩塌。
凌飞真正开始关心当地政治，是从教育政策开始，那是他第一次被“政治正确”这种东西侵扰。
2018年，纽约市长提出，取消顶尖高中的入学选拔考试，转而按照同一比例在各初中录取学生。这一政策在当时引起了华裔社区的强烈反对，凌飞认为，这会减少亚裔学生的入学名额， 校园“种族多元化”对于“能考高分”的亚裔来说，反而是一种变相的打压。
子女教育几乎是所有华人家长的命门。不久前，美国加州通过的ACA5法案同样掀起了滔天骇浪，通过ACA5法案意味着加州政府在公立教育、政府合同和公务员录取领域可以考虑族裔和性别因素，以修复结构性的种族主义。
华人抗议ACA5法案
尽管没有实际证据证明，这一法案会如何影响华人上学，华人社区再次认为，它会降低华人学生在加州高校的录取比例。
华人的激烈反应也暗示了亚裔与非裔在现实中的复杂关系。“你字里行间，都在天真地幻想非裔都会为亚裔站队。”文章中，凌飞指责了黄艾琳的天真。
白人主导的美国主流文化塑造了亚裔与非裔的刻板印象 ，如非裔是好吃懒做的，而华裔是自私沉默的，这导致了双方对彼此的负面印象。亚裔和非裔曾一同并肩抵抗种族歧视，但在一些别的社会场景中，他们又相互竞争，甚至对立。
“当自由派白人通过支持BLM运动来讨好黑人，亚裔通过支持BLM来讨好自由派白人。”一位亚裔美国人在reddit平台讽刺了黄艾琳的文章。这句话虽然有主观猜测之嫌，但是得到了相当多亚裔的认同。代际认知差异背后，一个更加现实的因素浮出水面。
年轻亚裔有着不同于父母一代的现实诉求：甩掉身上粘着的亚裔刻板印象，更好地融入当地的学校、社区，以及美国主流社会。而从今天的现实来看，美国主流社会就几乎等于白人文化圈。
“要注意时代趋势，会玩政治正确是在美帝的一种生存技能”，一位留学生在网上论坛里留言。他们可能未必熟悉美国复杂的种族问题，但能从社交媒体与周边人的反应可以看出，哪些观念属于西方社会的主流，哪些话又是禁忌。为了在这里更好地学习与工作，他们需要向这些东西靠拢。
“政治正确就是一场游戏，多观察身边的美国人怎么发Instagram，学会一些术语”，另一位留学生说。
华二代们尽管出生在美国，但依旧会因亚裔身份感到难以适从。人们对亚裔的刻板印象之一是“永远的外国人”。他们不是白人，也不是黑人， 处在美国种族谱系的另外一个角落，“亚裔美国人很难在美国社会中找准自己的位置” ，旧金山大学华裔学者Russell Jeung说。
黄艾琳的父母喜欢用中文和她说话，她每次都回以英文。尽管沟通十分困难，但她还是坚持在种族歧视问题上与父母对话。尽管他们拥有富足的生活，但是如果始终在政治议题上保持沉默，并不能帮助下一代的华裔实现在美国社会的跨越。
不同于凌飞们只是想要“讨个生活”， 黄艾琳们想争取的，是她所熟悉国度的真正话语权。
文：宝珠
“我对华裔社区尤其感到失望，他们对谋杀美国黑人所持有的沉默让我感到震惊。”
6月1日，耶鲁大学英语系大三学生黄艾琳（Eileen Huang）写下一封给父母与华人社区的公开信，她在信中提出华裔社区普遍存在对黑人的歧视态度，并且呼吁华裔与非裔站在一起，共同抗议种族主义。
黄艾琳是一名出生在美国的“华二代”，也就是很多人所说的“ABC”，她的父母是90年代从中国移居到美国的知识分子，两人都为电信工程师。
她的公开信在华人社区和社交媒体都引起了轩然大波，BBC报道称， “愤怒的信息如潮水般涌入了她的社交媒体账号”。
“华一代”凌飞就是其中愤怒的一个，他为此写了一篇回复，发表在他的个人微信公众号上：“看完（公开信）心情非常沉重，这是典型的被学校左派洗脑成颠倒黑白的文章。”这篇推文在短短几天就获得了30万左右的阅读量。
凌飞今年43岁，在黄艾琳出生那年，单枪匹马来到美国。如今他在纽约经营电脑维修生意，有一对正在上中学的儿女。他认为，黄艾琳的文字“居高临下，没有体谅亚裔父母的辛苦”。
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年轻ABC们，从呱呱坠地起，双脚就踏在父辈耕耘好的华裔社区中，他们的父母作为“模范少数族裔”，大多通过个人奋斗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生活在富裕的城市，并有能力将孩子送入顶尖的大学。
但这种境况并没有让华二代摆脱歧视，新冠病毒攻击美国时，不少亚裔美国人被指责为病毒携带者。“我们误以为在这个国家表现出色，直到有人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太舒服”， 黄艾琳在公开信里写道。
艾琳与凌飞的两篇文章，揭开的是美国华裔代际间的认知差异。 不同于父母辈勤奋着“沉默”，如今，年轻华裔想要同非裔一起，用抗争的方式，打破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并与上一代人开展对话。
黄爱玲公开信诞生的背景，是5月25日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活动，这一针对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的运动从美国扩展到了世界各地，许多亚裔也参与其中。
世界各地都参与到BLM运动中
“这次疫情发生时，很多亚裔被歧视，跳出来发声，并且指责别人不替亚裔发声，你不能只在自己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才发声” ，明尼苏达大学的中国留学生Tilly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明州是弗洛伊德事件的发生之地，事发后第三天，Tilly就参与了当地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游行，她见证了一家酒行在抗议活动中被抢劫、焚烧，同时自己被警察用橡皮子弹打伤腿部。
同作为少数族裔，华裔支持BLM运动的理由可以非常简单直接，新泽西的一位华裔高中生就在评论文章中写道：“一个族裔要求获得公平正义，并在其他少数族裔遭受苦难时保持沉默是自私的行为。”
皮尤调查中心的数据显示，全美成年人约有67%支持BLM运动，亚裔则有75%，除此之外，拉丁裔为77%，非裔86%，白人60%。
在实际行动中，美国亚裔也表现得相当活跃，约有10%的亚裔承认参与过与种族平等有关的集会或抗议，这一比例与非裔相同，高于9%的拉丁裔与5%的白人。尽管由于总体人数较少，在抗议活动中，亚洲面孔并不如黑人或白人那样随处可见。
不过，如火如荼的BLM运动中，亚裔社区也存在着一股“逆流”。在美国警察卷入负面风暴时，纽约警察局在推特上贴出一张照片，照片中，一群华裔与几名警察站在一起，他们手举红色横幅，上面用中文毛笔写着：“警民一家亲”。
不是所有华裔都愿意参与非裔站在一起，反对“BLM运动”的态度在那些独立走出国门的“华一代”身上尤为明显。
在美华人云帆郁闷地发现，当地的华人微信群中，活跃网友们 “不遗余力地转发抹黑黑人个人与群体的文章、反弗洛伊德抗议并热心张罗为支持警察签名和捐款”。甚至她所在的波士顿地区高校（包括哈佛）华人学者学术群，也充斥了类似的观点。
她对这些华人在弗洛伊德事件中的关注点感到吃惊，“焦点不是警察滥用暴力，不是体系性针对黑人的执法司法等权力不公，不是抗议者的正当诉求，而是对准弗洛伊德曾经的犯罪过往，和抗议中出现的打砸抢烧骚乱”。
而对于骚乱本身，他们忽视大量的和平示威者与警察的暴力执法，将一切根源归咎于黑人。一天深夜，云帆在一个名为“自由宽容仁爱”的华人群中提出质疑，第二天醒来后发现，她被与自己“有些私交”的群主踢出了群。
凌飞没有在给黄艾琳的回信中抹黑黑人，但他也否认美国社会存在针对黑人的系统性种族歧视，不同意示威者提出的削减警务经费的需求。
更多地，他认为弗洛伊德的死亡是一桩独立事件，BLM运动则过了头，是有人试图打着“反种族歧视”的口号冲击美国目前的社会制度。
“第一代华人移民，普遍反对政治正确，反对BLM，反对平权” ， 一位署名为“moreless”的美国华人在一篇文章中说。华一代的观点与西方社会的主流声音格格不入，同时也与他们的孩子拉开距离。接受BBC采访时，凌飞说，他的女儿也曾就BLM运动与他辩论。
凌飞把黄艾琳这样的年轻华裔视作西方“白左”教育的牺牲品。“moreless”在文章中点出了颇为矛盾又滑稽的一幕：华一代抗议美国高校被白左占领，但还是削减了脑袋想要送孩子进藤校，结果接受了藤校教育的孩子，出来都是一个又一个的 “白左”。
直接来看，代际对BLM运动的观念分歧，与两代人的自身经验有关。
华一代来自族裔构成高度同质化的东亚社会，他们通常都在成年之后来到美国，没有在多元族裔的背景下接受过系统教育，生活中也缺乏族群间互动的切身体验。
凌飞说，他没有与非裔美国人有过深入交往。非裔在他们眼中，依旧属于他者。而对于华二代来说，他们从小就在学校中与黑人相处，一群亚裔学生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在您的经历中，或许没有很多与黑人接触的机会，但他们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小留学生”们也有着与父母截然不同的童年与青少年，在加拿大读高中的安琪说：“黑人对我们来说是课堂里的老师，一同上课的同学，食堂里工作的大妈，一个屋檐下同吃同住的室友”。弗洛伊德事件让她们感觉十分愤怒。
“当主体民族没有感觉过被歧视，对外界的想象也是单一的”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林垚曾表示。而在普遍讲究政治正确的美国社会，对少数族裔的歧视通常以隐形的、系统性的形式呈现，如黑人比白人更高概率地会被警察枪杀，这使得“华一代”难以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符合他们认知的、针对种族的歧视问题。
“华二代”们则要“敏感”得多。冠状病毒流行期间，黄艾琳曾被指责为“吃蝙蝠的人”，对她来说，这是非常赤裸的种族攻击。除此之外，“你的英语讲得真好”、“你真正的家乡是哪里？”这类混淆国籍与种族的言论，也会让她感受到一种隐晦的歧视，而这种困扰，她从小到大都在经历。
这些都让亚裔对非裔的遭遇感同身受，更愿意与其他有色人种联合起来，对抗美国白人至上的社会制度。
同时，华裔在校园里接受到的教育，让他们了解了美国种族歧视与斗争的历史，意识到他们现在拥有的空气般寻常的权利，都离不开少数族裔平权运动的争取。
北美留学生论坛“一亩三分地”中，一位留学生称：“没有50年前黑人因被警察暴揍而产生的动乱，就没有平权法案的通过，它让有色人种可以在白人区买房和居住，这是我这周刚学的知识。”
而黄艾琳以 “陈果仁”事件试图表明，美国历史上，当亚裔遭受不公时，非裔也曾经伸出过援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受到来自日本的竞争，底特律汽车工业每况愈下，工厂解雇了一大批汽车工人。失业的失意转换为对亚裔的仇恨，1982年，一名曾经的白人汽车工人和他的继子在一个停车场内将无辜的华裔陈果仁杀死，随后两人被指控二级谋杀罪，仅罚款3000美元，没有坐牢。
当时一些著名的非裔民权活动家，陪同陈果仁的母亲在媒体前“伸张正义”，并与华裔一起走上街头，呼吁反对种族暴力。
陈果仁母亲在媒体前要求“”为陈果仁伸张正义
“八十年代的陈果仁凶杀案和九十年代的李文和冤案，最后都要靠黑人民权团体的大力发声才引起媒体注意”，有人在黄艾琳的文章下留言：“大多华人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明哲保身。很多人在遇到不公不义时，才彷徨地发现自己投诉无门。”
相比于黑人热衷平权抗争，华裔总显得不那么爱“惹事”。也正是因为这种“安分”，亚裔才从白人那里获得了“模范少数族裔”的称号。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亚裔的成功故事频频见诸美国各大杂志，这种对个体荣耀的宣传，掩盖了整体结构性的不公。
“那些亚裔神童”
然而，对于这些，凌飞有着不一样的想法。他说：“华人的成功，来源于美国自治民主的制度下，华人自身的自我努力……民权运动之后，非裔社区的堕落是肉眼可见的。”
“孩子——”，每一段话的开头，凌飞都要这样称呼黄艾琳，他用一种长辈对晚辈，而非平等、公开的语气说：“如果你真心对非裔充满同情的爱心，我建议你应该帮助他们好好反思一下，为什么比他们地位更低、讨生活更艰难、语言更不通的华人，通过努力搬进了白人小区？”
凌飞否认系统性种族歧视的存在，认为这是黑人为自身利益制造出来的伪概念，而像弗洛伊德事件那样针对黑人或者少数族裔的暴力，都可以被视作单独的个例。
凭借个人与华人社区的经验，他相信在美国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免于歧视，摆脱白人对有色人种的眼镜。尽管，改革开放后，能够跨越国境，在美国工作、定居的华一代，许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移民，本身享有一定的“特权”（privilege），看待各种事件的眼光，不免带着幸存者偏差。
而在华人社区内部，也并不是每户家庭都享受着同等的成功，财富亦有有严重的分化。
“筚路蓝缕”，凌飞用这个词形容华一代在美国的打拼。和国内的家长一样，他们将子女的教育视为重中之重，他们不仅为自己奋斗，还为孩子购置良好学区的房子，尽自己所能地替下一代创造优秀的学习环境。
“你的父母有没有指责别人，把自己的不富足归咎到别人身上？”凌飞问。
看到这里，相信很多人也能发现，这场代际对话异常艰难。它包含着不同文化背景的碰撞，如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眼光去看黑人的平权运动，想必不会得出什么正面的评价。
受到历史的影响，华一代们对通过政治运动改变社会不抱期望， “黄（艾琳）的父母那一代人，不管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一般都喜欢规避对政治的讨论。”雪城大学的亚裔社会学副教授Yingyi Ma说。
在对BLM运动的讨论中，黄艾琳与凌飞的关注点也有所不同，艾琳注重解决群体层面普遍面临的公平问题，而凌飞更多提到的是个人的生活水平，比如“黑人能不能住进白人小区”，尽管这两者有时也紧密相关。
不过，有一个双方都不会否认的事实是，眼下的美国社会，黑人与白人群体之间，存在一种非常紧张的关系。面对这一矛盾，两代人主张两种不同的解决方式，黄艾琳期待从政策上去改变警察针对黑人的执法暴力，而凌飞认为，黑人应该通过改善自身，赢得与白人一样的地位，而为“政治正确”设计的制度会破坏美国的自由社会。
一名口罩上有“黑人的命也是命”标语的抗议者在美国纽约市政厅附近参加抗议活动
这种认知的差异，已经不仅来自日常的生活经验，还与更深层的意识形态相连。
华人社交媒体上反“BLM运动”的狂热，不由让云帆想起了2016年美国大选前的景象。当时，“华一代”中掀起一股支持特朗普的浪潮，这也让云帆感到诧异：“难道中国人都是天然的右翼吗？”
这种现象之所以奇怪，是因为大部分华一代都在改革开放之后接受教育，其中不乏当时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拥抱的，是里根/撒切尔夫人时期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主张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而特朗普的诸多言论与政策，都违背了一般自由派主张的如民主、法治、人权等理念。无论如何，特朗普那种抛开“白左”，讲究实际交易的作风，应该是让“反自由派”的国家主义者更感亲近才对。
对于这些离奇的“自由派川粉”，青年学者林垚提出了“灯塔主义”的概念，“灯塔主义”以美国的政治制度视为灯塔，作为一贯正确的标杆。
“华一代”的童年和青年时期都在中国度过，计划经济时代的惨痛回忆，以及逃离的欲望，让他们需要找到一片理想的政治土壤进行殷切地投射。“这种投射和想象，使得中国自由派难以接受西方白左对当代欧美政治进行否定与系统性反思” ，林垚说。
凌飞回忆，他最早来美国，只是为了“讨一个生活”。他至今还记得，刚在田纳西州工作时，一位“红脖子”的美国白人，热情地邀请他一起去过感恩节。
在“华一代”的切身经历中，政治光谱被划分为简单的“左”与“右”。 “左”、“右”是人们用来描述意识形态中截然对立的两种政治价值体系，意大利哲学家博比奥说，它们在不同的时代和情景中可以用来标志不同的事物。而纷繁复杂的社会议题，也注定了人思想的多元性。
但是， “这些人相信，‘大锅饭’时代的‘左’，和美国自由派强调的社会公平，照顾弱势群体、关注女权，关注LGBTQ权利的‘左’是同一个‘左’”，“moreless“写道。 对过去计划时代的恐惧与厌恶，让这一代的华人们本能地警惕任何监督或调整市场的做法。
出于白左的反对，众多“华一代”选择与川普站在一起，或许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会有华人与美国警察站在一起。
“每个自由人，都不是美国的‘边缘人’，不是美国的‘边缘化群体’，孩子，你在侮辱美国的历史，美国的自由人。”在公众号中，凌飞特意把这一段话加粗并且标红。
无论在美国生活多久，在许多“华一代”心中，美国呈现的永远是“西方政治文明代表”的抽象面目，他们很少触摸到这个社会真实的毛细血管。
他们看到，最近几年，这片灯塔之地上，突然涌现出那么多批评的声音。反抗者们总说这里极其糟糕，并以入侵的姿态，迫不及待地想要改变现状，赋予社会新的规则。“华一代”心中的自由之土正在崩塌。
凌飞真正开始关心当地政治，是从教育政策开始，那是他第一次被“政治正确”这种东西侵扰。
2018年，纽约市长提出，取消顶尖高中的入学选拔考试，转而按照同一比例在各初中录取学生。这一政策在当时引起了华裔社区的强烈反对，凌飞认为，这会减少亚裔学生的入学名额， 校园“种族多元化”对于“能考高分”的亚裔来说，反而是一种变相的打压。
子女教育几乎是所有华人家长的命门。不久前，美国加州通过的ACA5法案同样掀起了滔天骇浪，通过ACA5法案意味着加州政府在公立教育、政府合同和公务员录取领域可以考虑族裔和性别因素，以修复结构性的种族主义。
华人抗议ACA5法案
尽管没有实际证据证明，这一法案会如何影响华人上学，华人社区再次认为，它会降低华人学生在加州高校的录取比例。
华人的激烈反应也暗示了亚裔与非裔在现实中的复杂关系。“你字里行间，都在天真地幻想非裔都会为亚裔站队。”文章中，凌飞指责了黄艾琳的天真。
白人主导的美国主流文化塑造了亚裔与非裔的刻板印象 ，如非裔是好吃懒做的，而华裔是自私沉默的，这导致了双方对彼此的负面印象。亚裔和非裔曾一同并肩抵抗种族歧视，但在一些别的社会场景中，他们又相互竞争，甚至对立。
“当自由派白人通过支持BLM运动来讨好黑人，亚裔通过支持BLM来讨好自由派白人。”一位亚裔美国人在reddit平台讽刺了黄艾琳的文章。这句话虽然有主观猜测之嫌，但是得到了相当多亚裔的认同。代际认知差异背后，一个更加现实的因素浮出水面。
年轻亚裔有着不同于父母一代的现实诉求：甩掉身上粘着的亚裔刻板印象，更好地融入当地的学校、社区，以及美国主流社会。而从今天的现实来看，美国主流社会就几乎等于白人文化圈。
“要注意时代趋势，会玩政治正确是在美帝的一种生存技能”，一位留学生在网上论坛里留言。他们可能未必熟悉美国复杂的种族问题，但能从社交媒体与周边人的反应可以看出，哪些观念属于西方社会的主流，哪些话又是禁忌。为了在这里更好地学习与工作，他们需要向这些东西靠拢。
“政治正确就是一场游戏，多观察身边的美国人怎么发Instagram，学会一些术语”，另一位留学生说。
华二代们尽管出生在美国，但依旧会因亚裔身份感到难以适从。人们对亚裔的刻板印象之一是“永远的外国人”。他们不是白人，也不是黑人， 处在美国种族谱系的另外一个角落，“亚裔美国人很难在美国社会中找准自己的位置” ，旧金山大学华裔学者Russell Jeung说。
黄艾琳的父母喜欢用中文和她说话，她每次都回以英文。尽管沟通十分困难，但她还是坚持在种族歧视问题上与父母对话。尽管他们拥有富足的生活，但是如果始终在政治议题上保持沉默，并不能帮助下一代的华裔实现在美国社会的跨越。
不同于凌飞们只是想要“讨个生活”， 黄艾琳们想争取的，是她所熟悉国度的真正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