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冕礼在技术上来说并不是一个宪法程序而是一个宗教仪式。查尔斯三世国王在去年秋天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驾崩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在宪法意义上继位了，两天以后在圣詹姆斯宫举行登极大典（Proclamation of accession），这是布告中外咸使闻之的正式政治程序。加冕礼的本质是宗教性的，其全部意义只是传达一个概念，那就是“受命于天”，也就是王室徽章底部的那一句传承自金雀花王朝的古法语——“Dieu et mon droit”。
我们可以长篇大论地讲述国王使用的王冠、权杖和宝球有什么样的传承，上面的每一颗著名宝石各自有什么故事。这些其他的媒体应该已经写得很多了。在这里就抓一个比较少被提到的细节，以点带面——国王在加冕仪式上要同时佩戴三柄剑：最上面是“属灵正义之剑”（The Sword of Spiritual Justice），象征国王作为国教会的“信仰守护者”；中间的是“属世正义之剑”（The Sword of Temporal Justice；Temporal在这里是原始含义“尘世的”），象征国王作为三军统帅；最下面是钝头的“慈悲之剑”（The Sword of Mercy），象征国王的慈悲。佩戴这三柄剑的传统来自1189年狮心王理查的加冕礼，而当今实际使用的三柄剑传承自1626年查尔斯一世的加冕礼，跟国王会在加冕时加上的宝球和两柄权杖（同样是分别象征他同时是尘世的正义君主和属灵的宗教领袖）同期。
来自17世纪的文物在加冕礼上只能说是小字辈。如果不算号称来自《圣经》中雅各布的故事并在9世纪从埃及辗转来到苏格兰后一直传到今天的“天命之石”（Stone of Destiny）以及始建于11世纪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本身，整场仪式上用的最古老的东西是在受膏礼上使用的那把银镀金勺子“加冕勺”（Coronation Spoon），其次是13世纪末由爱德华一世下令制造的这个木头御座。1296年，爱德华一世击溃威廉·华莱士的军队，将历代苏格兰王加冕时坐的“天命之石”作为战利品带回伦敦，专门做了一张椅子来安置。从此，英格兰国王加冕时都要坐在这张椅子和那块石头上，象征英格兰对苏格兰的征服。（700年之后，约翰·梅杰在大选前宣布把这块石头平时运回苏格兰摆放，不过显然没能达到讨好苏格兰选民的目的。）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之间大小征战数不胜数，是非曲折难以论说，但是今日查尔斯三世加冕时要坐在爱德华一世搬过来的这块石头上，跟727年前爱德华一世当时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样的目的如此安排没有关系，只跟这个安排来自727年前有关系。
加冕礼在技术上来说并不是一个宪法程序而是一个宗教仪式。查尔斯三世国王在去年秋天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驾崩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在宪法意义上继位了，两天以后在圣詹姆斯宫举行登极大典（Proclamation of accession），这是布告中外咸使闻之的正式政治程序。加冕礼的本质是宗教性的，其全部意义只是传达一个概念，那就是“受命于天”，也就是王室徽章底部的那一句传承自金雀花王朝的古法语——“Dieu et mon droit”。
从现场布置的一个细节就能看出：国王受膏和加冕用的圣爱德华御座（St Edward’s Chair）以及国王和王后在加冕后坐的御座皆是面向祭台而非面向观众。在这个场合，政治家和人民都是配角，一切都要让位于君主与上帝之间的直接关系。
加冕礼真正的意义藏在眼花缭乱的王室传统和宗教仪轨之下。正如《是，首相》中的汉弗莱爵士所说的，“英格兰教会主要是个社会团体而非宗教团体”，这个宗教仪式的意义也同样并非神学的而是社会学的。比如说，时至今日早已经没有人真的在意国王是不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了，而确保新教徒继承王位依然保留在国王的誓词里，不是因为誓词的内容很重要，而是因为誓词传承自几百年前至今没有被修改这个事实很重要。在形式之下没有本质，因为形式就是本质。
我们可以长篇大论地讲述国王使用的王冠、权杖和宝球有什么样的传承，上面的每一颗著名宝石各自有什么故事。这些其他的媒体应该已经写得很多了。在这里就抓一个比较少被提到的细节，以点带面——国王在加冕仪式上要同时佩戴三柄剑：最上面是“属灵正义之剑”（The Sword of Spiritual Justice），象征国王作为国教会的“信仰守护者”；中间的是“属世正义之剑”（The Sword of Temporal Justice；Temporal在这里是原始含义“尘世的”），象征国王作为三军统帅；最下面是钝头的“慈悲之剑”（The Sword of Mercy），象征国王的慈悲。佩戴这三柄剑的传统来自1189年狮心王理查的加冕礼，而当今实际使用的三柄剑传承自1626年查尔斯一世的加冕礼，跟国王会在加冕时加上的宝球和两柄权杖（同样是分别象征他同时是尘世的正义君主和属灵的宗教领袖）同期。
从宗教的和宪法的角度上，我们可以从这里的每一个细节中解释出种种寓意。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现在还有没有人信这些寓意本身——没有——而是每个人都或多或少能感受到这里或许有一些复杂的、一般人搞不明白的东西在。
●白金汉宫发出的加冕礼正式请柬 / 白金汉宫
来自17世纪的文物在加冕礼上只能说是小字辈。如果不算号称来自《圣经》中雅各布的故事并在9世纪从埃及辗转来到苏格兰后一直传到今天的“天命之石”（Stone of Destiny）以及始建于11世纪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本身，整场仪式上用的最古老的东西是在受膏礼上使用的那把银镀金勺子“加冕勺”（Coronation Spoon），其次是13世纪末由爱德华一世下令制造的这个木头御座。1296年，爱德华一世击溃威廉·华莱士的军队，将历代苏格兰王加冕时坐的“天命之石”作为战利品带回伦敦，专门做了一张椅子来安置。从此，英格兰国王加冕时都要坐在这张椅子和那块石头上，象征英格兰对苏格兰的征服。（700年之后，约翰·梅杰在大选前宣布把这块石头平时运回苏格兰摆放，不过显然没能达到讨好苏格兰选民的目的。）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之间大小征战数不胜数，是非曲折难以论说，但是今日查尔斯三世加冕时要坐在爱德华一世搬过来的这块石头上，跟727年前爱德华一世当时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样的目的如此安排没有关系，只跟这个安排来自727年前有关系。
●加冕勺 / Royal Collection Trust
受膏用的银镀金勺子可考证的历史更加漫长，从风格上来说制作于12世纪，在14世纪第一次明确可靠地用于加冕礼，然后幸运地躲过了英国内战和克伦威尔时期，从1661年开始持续用于加冕礼。而受膏用的橄榄油则是产自耶路撒冷那座富有种种宗教意义的橄榄山，三月份又在耶稣圣墓教堂被祝圣，然后才运到英国。
而所有这一切都不如来自《旧约》的受膏仪式本身神圣。上帝和君主的直接接触是如此神秘，以至于几乎不能让凡人目睹，尤其不能让臣民目睹。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受膏时专门用了一幅刺绣华盖遮住镜头和人们的视线，本次则又专门由皇家刺绣学院制作了一张中世纪美学风格的锦绣屏风。
我们要捋清这里的逻辑——并不是因为在头顶、胸前、双手用橄榄油涂十字这件事神圣所以它不能被人看见，而是因为这件事不能被人看见所以它才可能是神圣的，因为可以被看到的东西不可能有神圣性。统治的关系，依据某些思想家的观点，就是关于看、被看、不可看、不可被看的关系。
●加冕礼使用的王冠和宝球 /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现在的问题是，在一个发达先进的现代民主国家中刻意保留这些神秘兮兮的、一般人看不懂甚至看不见的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把握英国政体之精髓，无出沃尔特·白芝浩之右。在他1867年出版的《英国宪法》一书中，这位时任《经济学人》主编天才地指出，在英国的政治体制或者任何一个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步发展而来并且有效而广泛地控制着构成复杂的人口的体制中，都存在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那些激发和保护人民的尊崇的制度，即尊荣的部分，如果我可以这样称呼的话；第二个部分是有效用的部分，即它事实上运作和统治所必须的那些部分。每一个宪制都必须达到两个伟大的目标才算成功，而每一个古老的、著名的宪制都十分精彩地达到了这两个目标：每一个宪制都必须首先赢得权威，然后再利用权威；它必须首先取得人们的忠诚和信任，然后再利用这种效忠进行统治。政府的尊荣部分是那些带给它力量的部分——那些凝聚其运动力量的部分。有效用的部分仅仅利用这种力量。”
显而易见，具体就英国的制度而言，“尊荣的部分”以君主为首，包括贵族、教会、爵位、勋章、古老的传统、闪耀的珠宝和奇怪的服饰，而“有效用的部分”就是以首相和内阁为首、靠政党运作组织起来的议会内阁制。白芝浩说，
“对英国宪制的特别优点的简单描述就是，其尊荣的组成部分非常复杂、并且有些威严，非常古老而且相当令人敬畏；而其有效率的组成部分，至少在重大和关键的行动中，却绝对简单并且相当现代。”
白芝浩是金融家兼媒体人，不是一个理论家，但他从对现实政治实践的观察中获得的这个洞见却极为深刻。实际上，他的金融家兼媒体人的背景倒是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他如此擅长褪去层层花里胡哨的障眼法、抛开各种咬文嚼字的细节而直接抓住什么东西最本质的功能是什么。让我们这样简单地解释：政治就是一部分人以并非单纯依赖武力的方式让另一部分人服从。特别是，既然没有人可以代表所有人的利益、没有立场可以取得所有人的认同，那么如何让人心甘情愿地在一定程度上放下自己的利益和立场选择服从。
白芝浩的回答是：要首先使用那套装裱的复杂、威严、古老、令人敬畏、充满仪式感和象征意义的东西，普遍地制造出人们心中忠诚和信任的情感，然后政府才能利用这样的心理来实现有效率的统治。王冠、权杖、宝球、油膏、诗篇、长袍、宝马雕车、貂皮披肩、三柄古剑、锦绣屏风等等这些都是为了塑造和维持这样一种心理，信则灵，不信则不灵。
一个半世纪过去了，白芝浩的描述依然适用。
诚然，现代国家有一种更加强大的说服人们接受统治的工具：一人一票。但是一人一票的问题在于，即使它可以告诉人为什么49%要服从51%（负责任地说，这件事在理论上至今依然非常麻烦，但是老百姓接受民主合法性的观点时并不需要触及那些理论困难），却无法告诉这49%为什么要继续跟那51%一起过下去。诚然，现代国家还有其他的办法，比如从摇篮开始灌输的公民教育和领到进坟墓之前的养老金，这些都算。问题是人类从来无法靠说理取得一致，而许诺的成本会跟人的胃口一起水涨船高。
●伊丽莎白二世在加冕礼上 / 网络
英国人留着一个王室并且时不时把他们打扮好拉出来溜一圈，所有这些从礼仪三百到锅碗瓢盆都是直接继承来的，运作成本比养一套能试图把全民教育成好公民的系统或者真的花钱花到让老百姓满意要便宜太多了。更何况，政治是一门关于预期管理的艺术。如果你让所有人都预期会原封不动地保留中世纪的陈芝麻烂谷子，那么任何一点细枝末节的“革新”都能带来惊喜，而还有什么比那种类似于老年人试图跟孙辈学用手机的可爱的笨拙感更能俘获人心呢？反过来讲，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各种进步，那么你将不得不一次比一次更进步，一次进步比一次更快，所谓“杀君马者道旁儿”。
这就是英国君主立宪制的聪明和幸运：聪明，是因为真的省心省力；幸运，是因为别人真的没法学。
大概活在白芝浩之前一个世纪的让-雅克·卢梭提出，个人的自私的理性对于国家的构建来说远远都是不够的，一种政治秩序只有在被人们认为具有某种神圣性的时候才能运转起来。他心中所想的是某种具有古希腊罗马色彩的东西。生卒比白芝浩稍早的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则更进一步，通过他的辩证法推演出来（理性的）国家是“地上的神物”，而国家和教会也应当结合为一体，只有这样才能用国家的整体性来调节市民社会的种种矛盾冲突。黑格尔把象征这个“神物”的整体的职能交给独立于立法权和执行权（议会和内阁）并且超脱于一切具体政治决策的“王权”——这几乎就是在给当时已经成型的英国宪法补画一个蓝图。相比而言，白芝浩的说法实在过于简陋并且露骨，只有财经记者式的现实归纳和金融家式的得失算计。然而，卢梭的梦想在一连串王国、帝国、共和国的更迭中化为泡影，黑格尔的草图在随着普鲁士的崛起被篡改后随着第二帝国的败坏被抛弃。在白芝浩逝世将近半个世纪后，马克斯·韦伯指出国家的本质是正当的垄断暴力。韦伯区分了支配的三种正当性：传统的、魅力的、法理的。不过，在韦伯看来，传统正当性在现代已经指望不上了，在现代国家中，只有占据法理的官僚和依靠魅力的政治家。
带着韦伯的框架，再重新回到白芝浩的总结：传统正当性在英国政体中依然以一种衰弱但是切实的方式存在，因为在官僚和政治家之外还有王室、教会、贵族、骑士和那许许多多的传统。加冕礼上藏在锦屏之后不能为人所见的无限神秘的仪式就是这种在现代国家中精巧地维持传统正当性的方式之集大成。
并不是因为国王要加冕所以需要立一道锦屏，而是因为要立这一道锦屏所以需要加冕一个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