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新都区初三年级语文测试中，出现了一篇触目惊心的文章，名叫《杜鹃花落》。看题目，不会觉得有啥。但是，结合文章内容，这“杜鹃花”就另有所指了。
这篇文章写得很简单，就是讲八路军为了抓住日本某大佐的儿子，在日军占领的城市里四处搞破坏。正常来说，这是典型的游击战，后勤战，是反侵略抗日战争中，极为常规的一次战斗。在历史上，这样的袭扰战，是层出不穷的，在大后方极大地牵制了日军主力部队。
可是，在《杜鹃花落》这篇文章里，八路军被塑造成了山贼土匪，大量使用的词汇是“逃窜”、“灰军装”、“血肉模糊”。作者还特意强调，在日军追击过程中，有八路举起白旗，又被按下去了，继续反抗。这种反抗叫什么呢？用原文的话来说，叫“敌人内讧了”、但还有一部分八路“顽固不化”，而大佐呢，“谁要你们投降？我要你们死！”
日军是什么形象呢？文章的大佐儿子是这么被描述的：“下面竟还藏着一身洁净的日本样式青年装，唯独少了洁白的衬衣，袒露出青年健壮的胸膛，那张白皙清秀的脸上，嘴边淌着汩汩鲜血。”
八路军是“顽固不化”的，“血肉模糊的”，“四处逃窜”的，日军大佐的儿子是“青年健壮”的，“白皙清秀”的。这还是战争吗？作者仿佛是在写偶像言情小说，而故事的结局就是，年轻英俊的日本大佐的儿子，被土八路给打死了。死的时候，一身干净整洁，嘴边流着汩汩鲜血。见此场景，自己的儿子被大炮轰死了，大佐是什么表现呢？
作者这么写的：“一口鲜血喷出，像一滩泥，委软到了地上，鲜血喷在了那青年身上，像嫣红的杜鹃花......”
这个“杜鹃花”就点题了。我们都知道，在中文语境里，“杜鹃花”代表着一种美好的意象，代指“繁荣吉祥”。红色杜鹃花则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它暗自“红色革命的胜利”。可在这篇文章里，“杜鹃花”代指的是日本大佐的儿子，“杜鹃花落”，就是大佐的儿子死了。
网友们扒拉了一下，发现该小说的作者名叫“李佳前”，是河南省汤阴县文星中学支部书记，被评选过“汤阴县第三届十大名校长之一”。说实话，这个名头有点太低了。如果不是这篇小说被选入成都新都区初三年级语文测试，可能没几个人会认识他。在一个常规县，都不一定能凑出十所中学，而李佳前被评为汤阴县十大名校长，这完全就是一个虚假的荣誉。
但是，我们难以原谅的有两个地方：
一是，李佳前作为一个体制内的校长，怎么会写出这种“毒小说”？
二是，这种“毒小说”怎么会进入成都新都区初三年级的语文测试卷？是谁让这篇小说过审的？
如果只是写来自娱自乐，也就算了。可是，这篇小说怎么渗透到语文测试卷里的？除了新都区初三年级测试，还有没有其他省市也存在类似的“毒试卷”？从“毒教材”到“毒试卷”，这不是孤例了，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了审核上的失职！
撰写该小说的李佳前，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小说怎么出版的？出版后，怎么印入语文试卷的？我们常常吐槽，电影审核过于严格。可为什么本应更加严格审核的“教材”、“试卷”，反而没有被严格审核？到底是哪些人在干审核工作？有没有用心地读过这些资料？如果审核人员自己都不看的话，那这审核岂不是流于形式？如果明明看了，却依然过审，那就不是眼瞎了，而是心坏了。
这对青少年造成的负面影响，比任何电影都要更大。电影好歹是有受众群体的，可教材、试卷都是强制性的，需要青少年学生去认真学习的。这已经不是某一个人的腐烂了，而是整个教育系统，从上到下，都存在严重的腐烂性问题。
教育、宣传，曾经是我们的拿手好戏，也是动员群众，反击日军的法宝之一。可如今，我们的教育系统却被渗透成了筛子。我们扪心自问：这对得起那些在抗战中阵亡的川军英烈吗？对得起那些浴血奋战的先辈吗？
在成都新都区初三年级语文测试中，出现了一篇触目惊心的文章，名叫《杜鹃花落》。看题目，不会觉得有啥。但是，结合文章内容，这“杜鹃花”就另有所指了。
这篇文章写得很简单，就是讲八路军为了抓住日本某大佐的儿子，在日军占领的城市里四处搞破坏。正常来说，这是典型的游击战，后勤战，是反侵略抗日战争中，极为常规的一次战斗。在历史上，这样的袭扰战，是层出不穷的，在大后方极大地牵制了日军主力部队。
可是，在《杜鹃花落》这篇文章里，八路军被塑造成了山贼土匪，大量使用的词汇是“逃窜”、“灰军装”、“血肉模糊”。作者还特意强调，在日军追击过程中，有八路举起白旗，又被按下去了，继续反抗。这种反抗叫什么呢？用原文的话来说，叫“敌人内讧了”、但还有一部分八路“顽固不化”，而大佐呢，“谁要你们投降？我要你们死！”
日军是什么形象呢？文章的大佐儿子是这么被描述的：“下面竟还藏着一身洁净的日本样式青年装，唯独少了洁白的衬衣，袒露出青年健壮的胸膛，那张白皙清秀的脸上，嘴边淌着汩汩鲜血。”
八路军是“顽固不化”的，“血肉模糊的”，“四处逃窜”的，日军大佐的儿子是“青年健壮”的，“白皙清秀”的。这还是战争吗？作者仿佛是在写偶像言情小说，而故事的结局就是，年轻英俊的日本大佐的儿子，被土八路给打死了。死的时候，一身干净整洁，嘴边流着汩汩鲜血。见此场景，自己的儿子被大炮轰死了，大佐是什么表现呢？
作者这么写的：“一口鲜血喷出，像一滩泥，委软到了地上，鲜血喷在了那青年身上，像嫣红的杜鹃花......”
这个“杜鹃花”就点题了。我们都知道，在中文语境里，“杜鹃花”代表着一种美好的意象，代指“繁荣吉祥”。红色杜鹃花则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它暗自“红色革命的胜利”。可在这篇文章里，“杜鹃花”代指的是日本大佐的儿子，“杜鹃花落”，就是大佐的儿子死了。
网友们扒拉了一下，发现该小说的作者名叫“李佳前”，是河南省汤阴县文星中学支部书记，被评选过“汤阴县第三届十大名校长之一”。说实话，这个名头有点太低了。如果不是这篇小说被选入成都新都区初三年级语文测试，可能没几个人会认识他。在一个常规县，都不一定能凑出十所中学，而李佳前被评为汤阴县十大名校长，这完全就是一个虚假的荣誉。
但是，我们难以原谅的有两个地方：
一是，李佳前作为一个体制内的校长，怎么会写出这种“毒小说”？
二是，这种“毒小说”怎么会进入成都新都区初三年级的语文测试卷？是谁让这篇小说过审的？
如果只是写来自娱自乐，也就算了。可是，这篇小说怎么渗透到语文测试卷里的？除了新都区初三年级测试，还有没有其他省市也存在类似的“毒试卷”？从“毒教材”到“毒试卷”，这不是孤例了，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了审核上的失职！
撰写该小说的李佳前，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小说怎么出版的？出版后，怎么印入语文试卷的？我们常常吐槽，电影审核过于严格。可为什么本应更加严格审核的“教材”、“试卷”，反而没有被严格审核？到底是哪些人在干审核工作？有没有用心地读过这些资料？如果审核人员自己都不看的话，那这审核岂不是流于形式？如果明明看了，却依然过审，那就不是眼瞎了，而是心坏了。
这对青少年造成的负面影响，比任何电影都要更大。电影好歹是有受众群体的，可教材、试卷都是强制性的，需要青少年学生去认真学习的。这已经不是某一个人的腐烂了，而是整个教育系统，从上到下，都存在严重的腐烂性问题。
教育、宣传，曾经是我们的拿手好戏，也是动员群众，反击日军的法宝之一。可如今，我们的教育系统却被渗透成了筛子。我们扪心自问：这对得起那些在抗战中阵亡的川军英烈吗？对得起那些浴血奋战的先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