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和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学者发表的一篇具有影响力的论文发现，与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孩子相比，80年代出生在中国社会底层家庭的孩子随时间推移逐步升迁的可能性更小了，这篇论文的作者称之为“代际贫困陷阱日益加剧”。
The ignorant are fearless.
A math illiterate can tell you that "The whole Country's overall Gini Index can exceed 0.4 even though none of any province's Gini index is greater than 0.4.
无知者无畏。
一个数学文盲可以告诉你，“即使没有一个省的基尼指数大于0.4，全国的整体基尼指数也可以超过0.4。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非凡的经济崛起在国内树立了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只要肯干，几乎任何人都能成功。这也是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口号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然而，对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说，事实却不再如此了。
学术研究和数据显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成熟，更多的绝佳机会已经积累至富有且握有政治人脉的精英阶层的子女手中。来自较贫困或农村家庭的孩子则发现，想要出人头地更难了。
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和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学者发表的一篇具有影响力的论文发现，与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孩子相比，80年代出生在中国社会底层家庭的孩子随时间推移逐步升迁的可能性更小了，这篇论文的作者称之为“代际贫困陷阱日益加剧”。
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经济学家得出了类似结论，即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在下降，特别是女性以及在较贫穷地区的人。
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通过快速工业化和财富创造成功地使数以百万计人口摆脱了贫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始出现一些可能在西方更成熟经济体中存在的问题，这些经济体的收入停滞不前，尤其是低收入群体。一个不同之处在于，这出现在中国发展的更早阶段。
随着相对流动性下降，不平等情况加剧。1978年，中国收入排名前10%人口和收入排名后50%的人口各占全国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到2018年，收入排名前10%的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达到40%以上，而收入排名后50%的人口所占份额不到15%。
在2020年，中国最富有的1%个人占据了全国约30%的财富，较2000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根据瑞士信贷集团（Credit Suisse Group AG）的数据，同期美国最富有1%个人所控制的财富份额仅上升了2.5个百分点，至35%。
新冠疫情拉大了中国的贫富差距。据上海研究公司胡润百富（Hurun Report）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全球亿万富豪榜单的新面孔有半数以上来自中国，中国由此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个有超过1,000名亿万富豪的国家。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去年表示，中国有6亿多人（即超过40%的人口）每月平均收入不到140美元。这样的收入水平比2020年中国农村人口每月平均开销低约40美元。
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担忧似乎正在推动习近平的许多优先事项，其中包括中国政府领导的农村脱贫攻坚战；对科技巨头的整顿，政府指责这些巨头存在盘剥员工等问题；积极干预房地产市场以抑制房价飙升；以及监管机构最近发起的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行动，中国政府认为这些教培公司正拉大人们在享受教育机会方面的差距。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驻香港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邢自强（Robin Xing）称，中国已将政策重点转向重新平衡经济利益的分配，将更有利于普通劳动者。
中国人的总体收入和生活水平已进一步提高。中国农村的大多数居民现在都有电视机。互联网普及率超过70%，高于10年前的29%。中国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一项衡量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指标）从2008年的0.49略微下降到2020年的0.47，部分得益于习近平近年来开展的消除绝对贫困的行动。不过，该读数仍高于0.4，这是联合国设定的一个门槛，高于0.4意味着收入差距很大。
然而，相对社会流动性不断下降，这种在任何社会都有可能浪费人类潜能、阻碍经济增长的现象，对中国政府来说尤为成问题，因为它与中共打破阶层差别的理想相悖。中国领导人担心这可能威胁到社会和政治稳定。
不满情绪已经在中国年轻人当中蔓延，他们对有限上升空间和漫长工作时间的反对声浪日渐高涨。一个新词“躺平”迅速流传开来，这个词用来描绘许多年轻人听天由命、不愿去努力的感觉，他们觉得即便努力了也不一定会出人头地。
23岁的Long Lin在中国贫困大省贵州的西南部长大，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他表示对自己的未来不太乐观。他目前在中国沿海城市宁波的一家品质控制公司工作，月薪1,080美元。他称，这远远不够日后买房结婚所需。
他说，父母送他上大学很不容易，但现在他感觉自己几乎不可能爬上更高的社会阶层。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社会学家雷雅雯等研究人员在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发现，随着中国人经济期望值提高，他们对不平等越来越不容忍。
从历史上看，快速工业化往往会带来更高的社会流动性，至少在初期如此。新工厂工作岗位的增加为较贫穷人口创造了机会，帮助他们攀登社会阶梯。20世纪70年代韩国等地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随着国家变得更加富裕，这种增长可能会停滞或在随后逆转。政策选择能产生影响，比如领导人对教育和医疗健康的重视程度，以及如何对财富征税。
在美国，相对社会流动性在20世纪上半叶急剧下降，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随着美国的城市化，并非所有地方都能从经济增长和公共教育中平等受益。后来，随着受教育机会的扩大，社会流动性有所改善。
中共于1949年掌权后试图消除阶级差别，主要是通过消灭私有制。此后，在包括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中共给予了农民和工人的后代更好的机会获得教育资源。
这些行动使社会更加平等，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过于热衷搞政治运动导致了对经济的严重管理不善。20世纪60年代初，数千万人死于饥饿。文化大革命持续了10年之久，一直到1976年，将数以百万的城市青年下放到农村，使得更多人陷入贫困，让中国远远落后于较富裕的国家。
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许多好处最初流向了较贫穷的人。农村人进入城市，在那里赚到更高的收入，赶上了中国经济繁荣的第一波浪潮。白手起家的故事比比皆是。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社会学助理教授周翔称，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期间成年的中国人大多经历了“水涨船高”的时期。
但包括他在内的一些人士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成熟和增长速度放缓，开放带来的好处已经更多流向了人脉深厚的人群。新兴的私营部门让行政精英通过政治影响力和社交网络积累了财富。许多中国政府官员自己也成为了企业家。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研究人员于2019年发表的上述论文发现，1981年至1988年出生、父母处于中国经济金字塔底部20%阶层的孩子中，只有7.3%爬到了社会顶层的20%。
相比之下，1970年至1980年出生的可比人口中，跻身最富有20%社会阶层的几率为9.8%，人数相差数以百万计。
中国科技行业的崛起为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 BABA, 9988.HK, 简称：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Jack Ma）和其他早期股东带来了财富，还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
如今，普通员工抱怨自己发财的可能性不大，却被要求每周工作六天，每天从早9点忙到晚9点，甚至更久，这种生活方式被称为“996”。民众对科技大亨财富的怨气正在积聚。
至少还有两大因素在推动不满情绪。
自中国开始允许私人拥有自己的房子以来，房地产价值飙升，为早期购房者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这反过来又助力其买入了更多房产。虽然中国的住房拥有率超过90%，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那些没有及早上车的人——包括初入社会的年轻人——感觉房价高不可攀。
据房地产经纪公司高力国际（Colliers International）估算，截至今年6月，北京的平均房价约为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的25倍，上海为20倍。相比之下，伦敦为不到八倍，纽约市约为七倍。
25岁的Zhang Hang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他表示，即使父母提供大力帮助，他的收入也不足以在北京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Zhang说，一套小两居的价格一般远超90万美元，而且银行往往要求支付很高的首付。
Zhang说，他不确定北京能否给他提供更多事业上的机会，但他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买房和养孩子的压力会大得多得多。他称，这肯定不是他理想的生活方式。
另一个因素是教育方面的差异。根据安盛投资管理公司（AXA Investment Managers）的数据，一些一线城市的普通家庭把四分之一的收入用于子女教培。
农村地区的学生则没有这样的机会。在中国知名学府清华大学，1990年入学的学生中约22%来自中国农村，但到2016年，这一比例降至10.2%。虽然中国的城市化带来一定影响，但研究人员称，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并没有快到足以解释如此巨大的变化。
2017年北京高考文科状元熊轩昂的言论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他当时表示，自己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父母提供的优越成长环境，以及北京的教育资源。他的父母都是外交官。
他当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很多外地或农村的孩子完全享受不到这些资源。所以这就决定了我在学习的时候确实能比他们走很多捷径。”
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校园里的一个招聘会。图片来源：JU HUANZONG/XINHUA/ZUMA PRESS
35岁的大学研究员Luo Jiangyue来自重庆农村，她说她在成都的生活还算过得去，她5岁的儿子已被当地一所公立小学录取。
她没有更多时间或金钱投入到儿子的教育上，她担心与更富裕家庭的孩子相比，这会拖儿子的后腿。
她说：“当我看到更富有的人在下一代身上投入如此多资源时，我对择优制度的信心每天都在减弱。”
中国领导人推出了一系列令人头晕目眩的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
为了遏制房价涨势，官员们已要求银行限制对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某些情况下甚至设定房产的最高指导价，供银行在批准房贷时参考。
今年7月，政府有关部门禁止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以营利为目的，还禁止它们上市，此举旨在促进教育公平。
有关部门正推进其他一些点子，例如，浙江省推出了一个试点项目，旨在通过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和鼓励发展慈善事业来缩小贫富差距。
在成都高校担任研究员的Luo仍感到担忧。她说她的朋友们经常念叨一句俗语：寒门难出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