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会议举行之日一名保安人员站在北京人大会堂内。（2024年3月5日）
台北 —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和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3月8日于“两会”发表工作报告，分别提出数据来佐证两院2023年的工作绩效。其中，应勇指出，最高检以国安为由去年共抓捕或起诉超过240万人。对此，观察人士说，北京加大力度维稳和社会监控，若含陷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被害人，也就是所谓秘密监狱黑数，恐难以计数。他们说，两人的部分报告正好暴露出中国压迫人权和法治环境越来越恶化的趋势。
中国全国人大3月8日进入第四天的议程，听取人大常会、最高法和最高检三个部门的年度工作回顾报告。其中，最高检的应勇和最高法的张军分别花了近30分钟的时间一一提出洋洋洒洒的数据，來说明两院去年在国安、反贪腐、司法自由、人权和经济保障等方面的工作绩效。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在北京人大会堂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发表工作报告。（2024年3月8日）
应勇、张军人大报告
根据应勇的最高检工作报告，其中受国际社会关注的面向包括:
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72.6万人，提起公诉168.8万人。
履行反腐败检察职责。受理各级监委移送职务犯罪2万人，已起诉1.8万人，其中原省部级干部25人。起诉行贿犯罪2593人，同比上升18.9%。
保障创新驱动发展。出台45条举措，强化综合保护。起诉侵犯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和商业秘密等犯罪同比上升40.8%。办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是2022年的2.7倍。
依法化解涉法涉诉矛盾纠纷。做实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7日内程序性回复率99.8%，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率97.3%。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在北京人大会堂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发表工作报告。（2024年3月8日）
另外，根据张军的最高法工作报告，其中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面向有:
审结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2.4万件2.7万人，同比增长19.9%。
支持民营企业反腐败、“打内鬼”，审结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案件6700余件8100余人，同比增长26.6%。
破产审判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审结破产案件2.9万件，同比增长68.8%。引导可重整的不清算，助“危机”企业寻“新机”，审结破产重整、和解案件1400余件，762家陷入困境企业成功重整，盘活资产8790亿元，11.8万名员工稳住就业。
保护知识产权，适用惩罚性赔偿319件，同比增长1.2倍，判赔金额11.6亿元，同比增长3.5倍。
发挥律师促公正、助治理作用。建立“四方会商”机制，推动解决制约律师作用发挥的堵点难点问题。对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等问题及时调查处置，保障律师依法执业权利。
境外人权观察人士:中国秘密关押黑数难计
对于中国最高检以国安为由，去年总计抓捕或起诉超过240万人，在台北的新台湾国策智库两岸关系组咨询委员曾建元指出，此数据恐严重低估。
他说，应勇的工作报告未透露，中共在逮捕羁押程序之外，还有“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等秘密关押或国保跟监等制度，这些法外手段长期被中国检调警机关大量滥用，也是北京当局危害人权情节最严重之处。
曾建元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指定居所制度是人先抓了，依照法律程序宣告逮捕或者是进入到羁押程序，前面的这个阶段，这数字它是黑数，远大于这个逮捕的(72.6万)人数。若从中共的国家安全的工作绩效来说，它已经达到震慑的效果了，也对当事人产生实质惩罚的效果。”
他说，北京当局的国保跟监、指定居所软禁等手段是对中国异议或维权人士最有效的威吓方式，让中国的检警执法人员得以跳脱正当的法律程序，变相监禁当事人，让他们与社会群体形成隔离。
曾建元以台湾民族党副主席杨智渊2022年8月遭中国逮捕案、及台湾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延贺2023年3月在中国失联为例，他说，两人在中国皆被控“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至今仍在国安机关接受秘密调查，还未进行正式的司法程序。
至于应勇凸显最高检保障律师依法执业权利的说法，曾建元也认为，不符事实，他说，中共对“法律”二字的理解与国际社会有很大落差。
他说，中国于2015年大举打压维权律师，发动大抓捕后，至少300名律师被非法羁押或失联，反映了国家公权力对律师专业和尊严的严重侵害，当中国境内的律师无法抵抗来自国家的干预或骚扰，就无法善尽维权的工作。
中国维权人士: 信访制度不具合法性
至于应勇于报告中所标榜的信访绩效，一位刚逃出中国不久、但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姓名的维权活动人士说，最高检去年的高信访回复率“根本没有意义”。
这位中国籍维权活动人士告诉美国之音，最高检声称7日内回复率高达99.8%，但这仅是程序性的处理，就是将“您的咨询已收悉”这样的自动回复也计算在成效内，但是对访民来说，根本未解决问题。
最高检也声称3个月内办理信访过程或结果答复率达97.3%，但这位维权人士说，这成效看似亮眼，但访民的真实经验通常是案子被“往下层层转批，从国家信访局转到省、再由省转到市、转到区、转到镇，把问题发回原来解决不了的地方重新处理。”这样的回复模式也根本无助于访民解决问题。
而且他说，在信访过程中，“上访和信访的人会被注记为维稳对象，各级政府层层加码进行维稳，轻者受到监控，重则以扰乱社会秩序的各种罪名关押”。其中地方官员对访民的“维稳截访”逐年严峻，不单拘留当事人，还会为难家属，包括用酒驾、非法经营等微罪名来处置家属，以迫使访民就范。他自己在看守所内就遇到过几个被这些罪名抓进去的访民家属。而且地方政府还会把访民控制在当地，不让他们到省里或北京上访。例如，他说，2015年，一群来自广东阳江市的越战老兵因不满当地政府克扣退伍待遇，相约去广东省政府上访，因为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需要实名，但他们的访民身分让他们无法搭乘，最后只能自行承包客车前往，结果这辆中巴发生事故，这些老兵不幸无人生还。
他也批评，信访制度本就不具合法性，是在“司法框架外寻求官员的救济，本身是司法腐败的产物。现在却引导民众放弃司法救济、用人治的方式解决法律问题。”
这位维权活动人士说:“过去，信访和维稳都是在灰色地带，各级政府都不愿意谈，这一次政府报告中把这些数据公布出来，说明这一届政府已经将信访维稳公开化。”
现住在日本名古屋、原籍中国的杨彩英也告诉美国之音，她仍住在老家江苏常州市的妹妹杨丽多年为老家土地遭违法征收等事奔走维权，因此长期遭当地官员刁难，甚至不让患肾疾的她看病，杨丽3月7日前往北京上访，但因值“两会”敏感期间，不到一天就被送回江苏。在这个过程中，“遭黑社会和警察殴打，被打得站都站不住了”。这是访民的真实遭遇，也是应勇的报告中不敢公布的真相。
针对中国法治环境的恶化，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异言网(China Dissident Monitor)》负责人史凯文（Kevin Slaten）对中国公民社会有长期观察。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年将社会维稳工作放在“国家安全”的大框架，还将过去视为合法的、不遭入罪的维权活动或公民诉求认定是危及国家安定的行为，并加重刑罚，凸显中国人权的记录持续恶化，且北京的人权价值观越来越违反世界潮流和国际定义。
史凯文：破产攀升凸显中国经济恶化
除了人权，史凯文特别注意到最高法的工作报告所揭露的中国经济困境。他说，张军直指，最高法于去年所处理的破产案近3万件，年增68%。虽然破产案件的审理可能长达数年，但他说，这显示近年中国经济恶化的程度，恐难如官方所唱好那样可快速复苏。
根据异言网调查，中国公民因经济诉求进行的抗议事件2023年倍增，事由包括调薪、烂尾抗议和企业诈骗等。史凯文说，中国的经济数据常掺有水份，或者直接将青年失业率等负面数字“盖牌”，让外界难探真实情况，但张军的数据透露出中国经济不振的一大警讯。
由上而下的反腐效果不彰
至于两院去年处理的贪腐案仍大致年增两成，史凯文认为，这反映出习近平反腐的成效不彰，缺乏来自公民社会的监督。
史凯文告诉美国之音：“反腐是习近平(2012年)上台，前几个重点政策，一直搞到现在，还有那么多案子，其实反腐没有成功。习近平用的这个反腐的行动，他的做法是很集中的，是中央进行的，而且那个过程很多权力是在习近平自己手上，从一开始就没有办法去发展这种公民社会领导的反腐做法。”
他说，习近平一开始就拒绝公民社会参与监督。例如，中国民间先前曾发动过“新公民运动”，要求官员财务透明化，但运作不到一年就遭官方遏止，公民几乎无权监督。
他还说，中共的打贪工作也常是黑箱作业，根本没有公开审理过程，不禁让人质疑，习近平是真的在打贪官老虎，还是藉反贪打压异己。
全国人大会议举行之日一名保安人员站在北京人大会堂内。（2024年3月5日）
台北 —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和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3月8日于“两会”发表工作报告，分别提出数据来佐证两院2023年的工作绩效。其中，应勇指出，最高检以国安为由去年共抓捕或起诉超过240万人。对此，观察人士说，北京加大力度维稳和社会监控，若含陷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被害人，也就是所谓秘密监狱黑数，恐难以计数。他们说，两人的部分报告正好暴露出中国压迫人权和法治环境越来越恶化的趋势。
中国全国人大3月8日进入第四天的议程，听取人大常会、最高法和最高检三个部门的年度工作回顾报告。其中，最高检的应勇和最高法的张军分别花了近30分钟的时间一一提出洋洋洒洒的数据，來说明两院去年在国安、反贪腐、司法自由、人权和经济保障等方面的工作绩效。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在北京人大会堂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发表工作报告。（2024年3月8日）
应勇、张军人大报告
根据应勇的最高检工作报告，其中受国际社会关注的面向包括:
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72.6万人，提起公诉168.8万人。
履行反腐败检察职责。受理各级监委移送职务犯罪2万人，已起诉1.8万人，其中原省部级干部25人。起诉行贿犯罪2593人，同比上升18.9%。
保障创新驱动发展。出台45条举措，强化综合保护。起诉侵犯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和商业秘密等犯罪同比上升40.8%。办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是2022年的2.7倍。
依法化解涉法涉诉矛盾纠纷。做实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7日内程序性回复率99.8%，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率97.3%。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在北京人大会堂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发表工作报告。（2024年3月8日）
另外，根据张军的最高法工作报告，其中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面向有:
审结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2.4万件2.7万人，同比增长19.9%。
支持民营企业反腐败、“打内鬼”，审结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案件6700余件8100余人，同比增长26.6%。
破产审判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审结破产案件2.9万件，同比增长68.8%。引导可重整的不清算，助“危机”企业寻“新机”，审结破产重整、和解案件1400余件，762家陷入困境企业成功重整，盘活资产8790亿元，11.8万名员工稳住就业。
保护知识产权，适用惩罚性赔偿319件，同比增长1.2倍，判赔金额11.6亿元，同比增长3.5倍。
发挥律师促公正、助治理作用。建立“四方会商”机制，推动解决制约律师作用发挥的堵点难点问题。对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等问题及时调查处置，保障律师依法执业权利。
境外人权观察人士:中国秘密关押黑数难计
对于中国最高检以国安为由，去年总计抓捕或起诉超过240万人，在台北的新台湾国策智库两岸关系组咨询委员曾建元指出，此数据恐严重低估。
他说，应勇的工作报告未透露，中共在逮捕羁押程序之外，还有“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等秘密关押或国保跟监等制度，这些法外手段长期被中国检调警机关大量滥用，也是北京当局危害人权情节最严重之处。
曾建元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指定居所制度是人先抓了，依照法律程序宣告逮捕或者是进入到羁押程序，前面的这个阶段，这数字它是黑数，远大于这个逮捕的(72.6万)人数。若从中共的国家安全的工作绩效来说，它已经达到震慑的效果了，也对当事人产生实质惩罚的效果。”
他说，北京当局的国保跟监、指定居所软禁等手段是对中国异议或维权人士最有效的威吓方式，让中国的检警执法人员得以跳脱正当的法律程序，变相监禁当事人，让他们与社会群体形成隔离。
曾建元以台湾民族党副主席杨智渊2022年8月遭中国逮捕案、及台湾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延贺2023年3月在中国失联为例，他说，两人在中国皆被控“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至今仍在国安机关接受秘密调查，还未进行正式的司法程序。
至于应勇凸显最高检保障律师依法执业权利的说法，曾建元也认为，不符事实，他说，中共对“法律”二字的理解与国际社会有很大落差。
他说，中国于2015年大举打压维权律师，发动大抓捕后，至少300名律师被非法羁押或失联，反映了国家公权力对律师专业和尊严的严重侵害，当中国境内的律师无法抵抗来自国家的干预或骚扰，就无法善尽维权的工作。
中国维权人士: 信访制度不具合法性
至于应勇于报告中所标榜的信访绩效，一位刚逃出中国不久、但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姓名的维权活动人士说，最高检去年的高信访回复率“根本没有意义”。
这位中国籍维权活动人士告诉美国之音，最高检声称7日内回复率高达99.8%，但这仅是程序性的处理，就是将“您的咨询已收悉”这样的自动回复也计算在成效内，但是对访民来说，根本未解决问题。
最高检也声称3个月内办理信访过程或结果答复率达97.3%，但这位维权人士说，这成效看似亮眼，但访民的真实经验通常是案子被“往下层层转批，从国家信访局转到省、再由省转到市、转到区、转到镇，把问题发回原来解决不了的地方重新处理。”这样的回复模式也根本无助于访民解决问题。
而且他说，在信访过程中，“上访和信访的人会被注记为维稳对象，各级政府层层加码进行维稳，轻者受到监控，重则以扰乱社会秩序的各种罪名关押”。其中地方官员对访民的“维稳截访”逐年严峻，不单拘留当事人，还会为难家属，包括用酒驾、非法经营等微罪名来处置家属，以迫使访民就范。他自己在看守所内就遇到过几个被这些罪名抓进去的访民家属。而且地方政府还会把访民控制在当地，不让他们到省里或北京上访。例如，他说，2015年，一群来自广东阳江市的越战老兵因不满当地政府克扣退伍待遇，相约去广东省政府上访，因为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需要实名，但他们的访民身分让他们无法搭乘，最后只能自行承包客车前往，结果这辆中巴发生事故，这些老兵不幸无人生还。
他也批评，信访制度本就不具合法性，是在“司法框架外寻求官员的救济，本身是司法腐败的产物。现在却引导民众放弃司法救济、用人治的方式解决法律问题。”
这位维权活动人士说:“过去，信访和维稳都是在灰色地带，各级政府都不愿意谈，这一次政府报告中把这些数据公布出来，说明这一届政府已经将信访维稳公开化。”
现住在日本名古屋、原籍中国的杨彩英也告诉美国之音，她仍住在老家江苏常州市的妹妹杨丽多年为老家土地遭违法征收等事奔走维权，因此长期遭当地官员刁难，甚至不让患肾疾的她看病，杨丽3月7日前往北京上访，但因值“两会”敏感期间，不到一天就被送回江苏。在这个过程中，“遭黑社会和警察殴打，被打得站都站不住了”。这是访民的真实遭遇，也是应勇的报告中不敢公布的真相。
针对中国法治环境的恶化，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异言网(China Dissident Monitor)》负责人史凯文（Kevin Slaten）对中国公民社会有长期观察。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年将社会维稳工作放在“国家安全”的大框架，还将过去视为合法的、不遭入罪的维权活动或公民诉求认定是危及国家安定的行为，并加重刑罚，凸显中国人权的记录持续恶化，且北京的人权价值观越来越违反世界潮流和国际定义。
史凯文：破产攀升凸显中国经济恶化
除了人权，史凯文特别注意到最高法的工作报告所揭露的中国经济困境。他说，张军直指，最高法于去年所处理的破产案近3万件，年增68%。虽然破产案件的审理可能长达数年，但他说，这显示近年中国经济恶化的程度，恐难如官方所唱好那样可快速复苏。
根据异言网调查，中国公民因经济诉求进行的抗议事件2023年倍增，事由包括调薪、烂尾抗议和企业诈骗等。史凯文说，中国的经济数据常掺有水份，或者直接将青年失业率等负面数字“盖牌”，让外界难探真实情况，但张军的数据透露出中国经济不振的一大警讯。
由上而下的反腐效果不彰
至于两院去年处理的贪腐案仍大致年增两成，史凯文认为，这反映出习近平反腐的成效不彰，缺乏来自公民社会的监督。
史凯文告诉美国之音：“反腐是习近平(2012年)上台，前几个重点政策，一直搞到现在，还有那么多案子，其实反腐没有成功。习近平用的这个反腐的行动，他的做法是很集中的，是中央进行的，而且那个过程很多权力是在习近平自己手上，从一开始就没有办法去发展这种公民社会领导的反腐做法。”
他说，习近平一开始就拒绝公民社会参与监督。例如，中国民间先前曾发动过“新公民运动”，要求官员财务透明化，但运作不到一年就遭官方遏止，公民几乎无权监督。
他还说，中共的打贪工作也常是黑箱作业，根本没有公开审理过程，不禁让人质疑，习近平是真的在打贪官老虎，还是藉反贪打压异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