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京东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双11”营销活动，代言人是脱口秀演员杨笠。
此消息立刻引发了部分消费者的强烈抵制。网上涌现大量发起京东会员退款的帖子，部分网友还宣称要卸载、注销“京东App”，此生不再与京东有任何关联。
巨大的舆论攻势下，18日中午，京东在其官方账号回应，对可能给消费者带来的不良体验表示诚挚歉意，并明确表示后续没有与杨笠进一步的合作计划。
京东“投降”了，但消费者“胜利”了吗？
我们暂且不去讨论，这里的反对者究竟是男性还是女性。因为围绕杨笠的争议所基于的根本问题，实际上也不是性别的问题。
2020年的《脱口秀大会第三季》上，杨笠以一句“不知道男人为什么明明这么普通，却能这么自信”一战成名。这句充分体现了“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的言论，立刻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一语激起千层浪。杨笠本人，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舆论场的风口浪尖。
四年过后，杨笠在重回江湖的脱口秀舞台上大声宣布，自己已经变成《喜剧之王·单口季》的总编剧。她用曾经脱口秀文本里也出现过的譬喻，打了一个比方，称自己“上桌了”。
“上桌”这个概念源自中国民间传统习俗“女性不能上桌吃饭”。直到今天，部分农村地区仍然不让女性家庭成员上男性为主的餐桌吃饭。
这一概念引申出来的女性境遇，超越物理意义，延伸到现实社会议题，用以表示长久以来女性对主流社会的参与限制，被主流权力体系排斥在外、难以获得实质的话语权和社会地位。
现如今，越来越多女性创作者通过各样的载体发声，可她们真能“上桌”了吗？
冒 犯
严格来说，作为一种喜剧文本，脱口秀段子从来算不上“言论”。它为了营造某种戏剧化情境而被创作出来，试图勾连起与现实世界的回声。
因此，要确定一种“抵制”行为，首先要明确“冒犯”的事实。
关于“普却信”那句话，杨笠自己后来做过解释：“那个段子本来有一句话，就是在说，为什么我们女生就不能这么自信？但因为从喜剧角度那句话不好笑，又很直，我就拿掉了。”
杨笠“出圈”的脱口秀
但没有用，杨笠的“罪状”被钉死在了那句话上。哪怕她后来也在舞台上自我调侃过身为女性的“俗”，表达过对和异性恋爱的渴望，坦陈自己会去相亲。
但这些都不能丝毫抵消部分观众对她“厌男”的判断。
在喜剧里，冒犯与否的微妙边界之一，在于听众会不会实打实地对这句无差别攻击的话语感到愤怒。将一句尚无具体所指的愤怒认真延续到现实生活中，打破“文本”与“言论”之间的戏剧界限，一切就变得荒诞了起来。
古早有句网络流行语，叫“认真你就输了”。建立在冒犯他者和自我冒犯基础上的单口喜剧，从原始的相声艺术到现在的脱口秀，不论再沉重的话题，都能将私人的思考包裹在哄堂大笑的轻描淡写中，这是一种形式的魅力。
其实早在京东之前的两三年内，杨笠就已多次陷入代言争议。先是英特尔、海澜之家邀请杨笠站台被抵制，一家酒业在其冠名的脱口秀节目中邀请杨笠作为节目嘉宾，也遭到了一些网友的反对和抵制。
杨笠代言英特尔
场外，杨笠也受到了那句话的“代价”。有网友跑去她的直播间大放污言秽语，甚至还有人警告她，如果再发动“性别战争”，就要送她去吃牢饭。杨笠自嘲，自从说了脱口秀，冬天出门再也不觉得冷了，因为头上扣的全是帽子。
抵制的“效果”表面上看是成功的，杨笠冒犯了一部分人，得到了她的“惩罚”。这必然让一部分人坚信，自己所献出的微小的力量，足以断了这个自己不喜欢的人的财路。有些人以为，这种“抵制”甚至能震慑其他脱口秀女演员，让她们再也不敢轻易表达对男性的冒犯性言论。
换言之，这样的抵制，与其说是实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毋宁说更像是一种立场分野导致的讨伐和情绪发泄。
消费是一种权力。这意味着，消费者有权对消费对象进行遴选和评判。什么情况下可能出现代言人被抵制甚至撤销呢？过去几年，被抵制后取消商业合作的公众人物，大多出现在法律和道德层面存在重大失误的“污点人物”身上，前两年的“清朗行动”时期，娱乐圈的此等人物并不少见。
而那些因为自身人格或道德污点而被撤下代言的例子，其承载的一种重要意义，在于能够给予后来的公众人物以某种威慑。做一个拥有商业价值的公众人物，必须遵守基本的法律和道德底线，在商业伦理的范畴内，法律与道德层面的失范与否，都能被社会常识与公众认知框定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标准范围内。
但杨笠面临的争议，并不建立在任何普遍的共识之上。如果按照“消费者大多是男性，有权表达男性的意见”这一立场来看，铁板一块的声音又覆盖了多少“异端”呢？
男性用户因杨笠代言京东而抵制
抵制者早已脱离文本，将杨笠其人与当年那句传播甚广的话语深度绑定。但对杨笠而言，这也许已经不再能真正伤害到自己。
上 桌
杨笠在不少采访里都分享过一次经历。一次，她在台上讲完段子后，听到台下有两个穿着体面的男人，拿着酒杯，冲着她说了一声“好骚啊”。声音不大，但全场都能听见。
杨笠被这两个字激怒了，恰好，紧接着她需要讲一段关于猥琐的段子，于是，她指着前排说：“看！就像下面这两个观众。”
这种当时的、直接的反抗，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运气。即便当场怼了回去，但杨笠仍然忍不住问自己，“我到底是不是在卖弄？”
更多时候，女性在面对看似习以为常的、自然而然的冒犯和侵入时，她们只能选择在“桌下”忍耐下来，然后转身拿回“厨房”加工，等到有一天再次“上桌”时，再发泄自己的愤怒。
可终究不是每个女性都有上桌的机会，因此，为数不多的表达和创作机会，变得尤其稀贵。
2023年，脱口秀沉寂了一年。今年再次重出江湖时，台面上出现了更多的女性脱口秀演员，以及她们带来的女性议题。
她们站在舞台上，谈论社会对月经与卫生巾的文化回避，谈论从重男轻女家庭里走出来后回望自己不被爱的一生，谈论催婚语境下女性得到的价值定义之离谱。她们享受着独一份的话筒、观众和聚光灯，用喜剧包裹的表达，对一种传统处境作出讽刺。
用福柯的理论来说，话语是一种权力。在喜剧领域，大部分女性自然而然处于“被逗”和倾听者的位置。女性创作者更是少数群体。近十余年来的国产喜剧界，最出名的至多一个贾玲。而在减肥成功后，贾玲也被诟病“不好笑”了。
站上舞台的脱口秀女演员，也并不是真正的话语权掌握者。就如演员Echo说的，很多女演员在线下演出都会对文本进行“自我阉割”：“因为你接触的大部分是男演员，男演员给你的意见很多时候没办法达到创作最核心的地方，这恰恰也是女性群体最能被触动的地方。”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截图
真正的话语权，是一种把关和决策的权力，类似于媒体界的“守门人（gatekeeper）”。
终于成为一档喜剧节目的总编剧后，杨笠在台上坦言，自己早就想当总编剧了。“他们还劝我说，你别想这些有的没的，你好好上节目。我说，我不想上节目 ，我就想上桌。”
“上节目”是作为一种观赏与表现的主体，“上桌”则是作为创造和分配的主体。后者对于女性的价值和意义，甚至远超过做商品代言人。
还有一个一个“上桌”的典例，是今年巴黎奥运会期间，以裁判身份亮相的退役游泳运动员郭晶晶。这位曾经的“跳水皇后”，离开受人瞩目的跳水台之后，没有让“豪门太太”的身份成为自己主导，而是基于对公平的渴望，努力考裁判证，最终跻身世界泳联跳水技术委员会，成为注视和评判他人的人。
巴黎奥运会，郭晶晶担任跳水项目裁判长 / 图源：新华社
她们不是要“赢”，而是要参与制定输赢的规则。一味等待权力的怜悯和利益的分羹，结果只能是，无论多么耀眼，自己永远只能做外部世界希望你成为的那个人。
商业代言不是“上桌”，而是分羹。分杯羹者的确只能被动接受奖励或惩罚，但桌上主则可以决定谁被冒犯。后者，是“消费者”们用脚无法投票改变的。
市场的代价
无论是脱口秀还是消费市场，似乎都在越来越渴求“安全”。
京东在明知代言人存在舆论争议的情况下，仍然坚持选择将她的照片挂上海报，这看似是一种愚蠢之举。竟胆敢用商业利益去换取一种意识表达，潜在代价就是失去相当一部分的消费者。对一个电商平台而言，这种代价是难以承受的。
杨笠代言京东的海报
消费毋庸置疑是一种权力，历来以往，不乏失德艺人被抵制作为商品代言人。商业利益、品牌形象与大众名誉，三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微妙平衡的公共关系。
当然，选择代言人是商家的自由，拒绝消费也是消费者的自由，只不过，这一次的抵制，并不建立在任何约定俗成的基于道德和法律的标准里，而仅仅是一种观念的显影，只需要某种情绪的一致性。虽然，这种一致性也许不是真正的一致性，而是不可避免地包含裹挟道德和情感的绑架。
作为一种喜剧表现形式，如今的脱口秀，也在尽可能试探“安全”的界限。
经历四年前的网络风暴后，再次站上舞台之前，杨笠也表达过自己对“安全”的忐忑。她说，最重要的三个字，就是“要安全”。
这种“安全”，不仅仅是指在已被网友发布人身攻击威胁后，仍然选择坚持上台。也指要尽力让事态不要失控，让女性表达的声音依然有孔隙能传出去。
无论是上台还是上桌，前提条件一定是渠道的流通性，当关于性别处境的文本被抨为“不安全”的，且被与商业利益紧密挂钩，其概念释义一定会变得扩大化。
今年的脱口秀表演里，女性议题增加了不少。菜菜聊月经羞耻，一次让跑腿小哥帮忙买卫生巾，小哥抱怨道“早知道接桶装水的单了”；
唐香玉吐槽催婚，讲“催婚”，调侃自己“嫁出去了是外人，嫁不出去也是外人，我到底是哪里人，里外不是人”。
唐香玉脱口秀吐槽催婚
Echo谈起自己重男轻女的家庭，“我们家有四个孩子，大姐、二姐、我，还有我弟弟，一看这样的排列组合，你们就知道，我们家是非常喜欢女儿的。”
如若想要抨击这些文本——或者索性理解为“言论”——并非难事，一律打为“挑起性别对立”即可。
拒绝购买是一种表态，利用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对商家施加压力，试图将市场操控为自己希望看到的样子。这种行为本身，无疑是一种愤怒的表达，这至少说明一部分人承认，既有的权力结构，已经被一句小小的脱口秀打破了。
这必然不是市场真正需要的安全和健康，对那些不关心脱口秀、关注日常具体生活甚过网络意识争论的消费者而言，这压根不算个事。用网友的一句调侃来说，如果杨笠代言附着着明确的商品优惠，抵制她的声音必然靡靡矣。
真正被撤下桌的，是一种对话和碰撞的可能性，而理解和更开阔的路，恰是在碰撞里产生的。
10月14日，京东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双11”营销活动，代言人是脱口秀演员杨笠。
此消息立刻引发了部分消费者的强烈抵制。网上涌现大量发起京东会员退款的帖子，部分网友还宣称要卸载、注销“京东App”，此生不再与京东有任何关联。
巨大的舆论攻势下，18日中午，京东在其官方账号回应，对可能给消费者带来的不良体验表示诚挚歉意，并明确表示后续没有与杨笠进一步的合作计划。
京东“投降”了，但消费者“胜利”了吗？
我们暂且不去讨论，这里的反对者究竟是男性还是女性。因为围绕杨笠的争议所基于的根本问题，实际上也不是性别的问题。
2020年的《脱口秀大会第三季》上，杨笠以一句“不知道男人为什么明明这么普通，却能这么自信”一战成名。这句充分体现了“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的言论，立刻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一语激起千层浪。杨笠本人，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舆论场的风口浪尖。
四年过后，杨笠在重回江湖的脱口秀舞台上大声宣布，自己已经变成《喜剧之王·单口季》的总编剧。她用曾经脱口秀文本里也出现过的譬喻，打了一个比方，称自己“上桌了”。
“上桌”这个概念源自中国民间传统习俗“女性不能上桌吃饭”。直到今天，部分农村地区仍然不让女性家庭成员上男性为主的餐桌吃饭。
这一概念引申出来的女性境遇，超越物理意义，延伸到现实社会议题，用以表示长久以来女性对主流社会的参与限制，被主流权力体系排斥在外、难以获得实质的话语权和社会地位。
现如今，越来越多女性创作者通过各样的载体发声，可她们真能“上桌”了吗？
冒 犯
严格来说，作为一种喜剧文本，脱口秀段子从来算不上“言论”。它为了营造某种戏剧化情境而被创作出来，试图勾连起与现实世界的回声。
因此，要确定一种“抵制”行为，首先要明确“冒犯”的事实。
关于“普却信”那句话，杨笠自己后来做过解释：“那个段子本来有一句话，就是在说，为什么我们女生就不能这么自信？但因为从喜剧角度那句话不好笑，又很直，我就拿掉了。”
杨笠“出圈”的脱口秀
但没有用，杨笠的“罪状”被钉死在了那句话上。哪怕她后来也在舞台上自我调侃过身为女性的“俗”，表达过对和异性恋爱的渴望，坦陈自己会去相亲。
但这些都不能丝毫抵消部分观众对她“厌男”的判断。
在喜剧里，冒犯与否的微妙边界之一，在于听众会不会实打实地对这句无差别攻击的话语感到愤怒。将一句尚无具体所指的愤怒认真延续到现实生活中，打破“文本”与“言论”之间的戏剧界限，一切就变得荒诞了起来。
古早有句网络流行语，叫“认真你就输了”。建立在冒犯他者和自我冒犯基础上的单口喜剧，从原始的相声艺术到现在的脱口秀，不论再沉重的话题，都能将私人的思考包裹在哄堂大笑的轻描淡写中，这是一种形式的魅力。
其实早在京东之前的两三年内，杨笠就已多次陷入代言争议。先是英特尔、海澜之家邀请杨笠站台被抵制，一家酒业在其冠名的脱口秀节目中邀请杨笠作为节目嘉宾，也遭到了一些网友的反对和抵制。
杨笠代言英特尔
场外，杨笠也受到了那句话的“代价”。有网友跑去她的直播间大放污言秽语，甚至还有人警告她，如果再发动“性别战争”，就要送她去吃牢饭。杨笠自嘲，自从说了脱口秀，冬天出门再也不觉得冷了，因为头上扣的全是帽子。
抵制的“效果”表面上看是成功的，杨笠冒犯了一部分人，得到了她的“惩罚”。这必然让一部分人坚信，自己所献出的微小的力量，足以断了这个自己不喜欢的人的财路。有些人以为，这种“抵制”甚至能震慑其他脱口秀女演员，让她们再也不敢轻易表达对男性的冒犯性言论。
换言之，这样的抵制，与其说是实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毋宁说更像是一种立场分野导致的讨伐和情绪发泄。
消费是一种权力。这意味着，消费者有权对消费对象进行遴选和评判。什么情况下可能出现代言人被抵制甚至撤销呢？过去几年，被抵制后取消商业合作的公众人物，大多出现在法律和道德层面存在重大失误的“污点人物”身上，前两年的“清朗行动”时期，娱乐圈的此等人物并不少见。
而那些因为自身人格或道德污点而被撤下代言的例子，其承载的一种重要意义，在于能够给予后来的公众人物以某种威慑。做一个拥有商业价值的公众人物，必须遵守基本的法律和道德底线，在商业伦理的范畴内，法律与道德层面的失范与否，都能被社会常识与公众认知框定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标准范围内。
但杨笠面临的争议，并不建立在任何普遍的共识之上。如果按照“消费者大多是男性，有权表达男性的意见”这一立场来看，铁板一块的声音又覆盖了多少“异端”呢？
男性用户因杨笠代言京东而抵制
抵制者早已脱离文本，将杨笠其人与当年那句传播甚广的话语深度绑定。但对杨笠而言，这也许已经不再能真正伤害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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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笠在不少采访里都分享过一次经历。一次，她在台上讲完段子后，听到台下有两个穿着体面的男人，拿着酒杯，冲着她说了一声“好骚啊”。声音不大，但全场都能听见。
杨笠被这两个字激怒了，恰好，紧接着她需要讲一段关于猥琐的段子，于是，她指着前排说：“看！就像下面这两个观众。”
这种当时的、直接的反抗，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运气。即便当场怼了回去，但杨笠仍然忍不住问自己，“我到底是不是在卖弄？”
更多时候，女性在面对看似习以为常的、自然而然的冒犯和侵入时，她们只能选择在“桌下”忍耐下来，然后转身拿回“厨房”加工，等到有一天再次“上桌”时，再发泄自己的愤怒。
可终究不是每个女性都有上桌的机会，因此，为数不多的表达和创作机会，变得尤其稀贵。
2023年，脱口秀沉寂了一年。今年再次重出江湖时，台面上出现了更多的女性脱口秀演员，以及她们带来的女性议题。
她们站在舞台上，谈论社会对月经与卫生巾的文化回避，谈论从重男轻女家庭里走出来后回望自己不被爱的一生，谈论催婚语境下女性得到的价值定义之离谱。她们享受着独一份的话筒、观众和聚光灯，用喜剧包裹的表达，对一种传统处境作出讽刺。
用福柯的理论来说，话语是一种权力。在喜剧领域，大部分女性自然而然处于“被逗”和倾听者的位置。女性创作者更是少数群体。近十余年来的国产喜剧界，最出名的至多一个贾玲。而在减肥成功后，贾玲也被诟病“不好笑”了。
站上舞台的脱口秀女演员，也并不是真正的话语权掌握者。就如演员Echo说的，很多女演员在线下演出都会对文本进行“自我阉割”：“因为你接触的大部分是男演员，男演员给你的意见很多时候没办法达到创作最核心的地方，这恰恰也是女性群体最能被触动的地方。”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截图
真正的话语权，是一种把关和决策的权力，类似于媒体界的“守门人（gatekeeper）”。
终于成为一档喜剧节目的总编剧后，杨笠在台上坦言，自己早就想当总编剧了。“他们还劝我说，你别想这些有的没的，你好好上节目。我说，我不想上节目 ，我就想上桌。”
“上节目”是作为一种观赏与表现的主体，“上桌”则是作为创造和分配的主体。后者对于女性的价值和意义，甚至远超过做商品代言人。
还有一个一个“上桌”的典例，是今年巴黎奥运会期间，以裁判身份亮相的退役游泳运动员郭晶晶。这位曾经的“跳水皇后”，离开受人瞩目的跳水台之后，没有让“豪门太太”的身份成为自己主导，而是基于对公平的渴望，努力考裁判证，最终跻身世界泳联跳水技术委员会，成为注视和评判他人的人。
巴黎奥运会，郭晶晶担任跳水项目裁判长 / 图源：新华社
她们不是要“赢”，而是要参与制定输赢的规则。一味等待权力的怜悯和利益的分羹，结果只能是，无论多么耀眼，自己永远只能做外部世界希望你成为的那个人。
商业代言不是“上桌”，而是分羹。分杯羹者的确只能被动接受奖励或惩罚，但桌上主则可以决定谁被冒犯。后者，是“消费者”们用脚无法投票改变的。
市场的代价
无论是脱口秀还是消费市场，似乎都在越来越渴求“安全”。
京东在明知代言人存在舆论争议的情况下，仍然坚持选择将她的照片挂上海报，这看似是一种愚蠢之举。竟胆敢用商业利益去换取一种意识表达，潜在代价就是失去相当一部分的消费者。对一个电商平台而言，这种代价是难以承受的。
杨笠代言京东的海报
消费毋庸置疑是一种权力，历来以往，不乏失德艺人被抵制作为商品代言人。商业利益、品牌形象与大众名誉，三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微妙平衡的公共关系。
当然，选择代言人是商家的自由，拒绝消费也是消费者的自由，只不过，这一次的抵制，并不建立在任何约定俗成的基于道德和法律的标准里，而仅仅是一种观念的显影，只需要某种情绪的一致性。虽然，这种一致性也许不是真正的一致性，而是不可避免地包含裹挟道德和情感的绑架。
作为一种喜剧表现形式，如今的脱口秀，也在尽可能试探“安全”的界限。
经历四年前的网络风暴后，再次站上舞台之前，杨笠也表达过自己对“安全”的忐忑。她说，最重要的三个字，就是“要安全”。
这种“安全”，不仅仅是指在已被网友发布人身攻击威胁后，仍然选择坚持上台。也指要尽力让事态不要失控，让女性表达的声音依然有孔隙能传出去。
无论是上台还是上桌，前提条件一定是渠道的流通性，当关于性别处境的文本被抨为“不安全”的，且被与商业利益紧密挂钩，其概念释义一定会变得扩大化。
今年的脱口秀表演里，女性议题增加了不少。菜菜聊月经羞耻，一次让跑腿小哥帮忙买卫生巾，小哥抱怨道“早知道接桶装水的单了”；
唐香玉吐槽催婚，讲“催婚”，调侃自己“嫁出去了是外人，嫁不出去也是外人，我到底是哪里人，里外不是人”。
唐香玉脱口秀吐槽催婚
Echo谈起自己重男轻女的家庭，“我们家有四个孩子，大姐、二姐、我，还有我弟弟，一看这样的排列组合，你们就知道，我们家是非常喜欢女儿的。”
如若想要抨击这些文本——或者索性理解为“言论”——并非难事，一律打为“挑起性别对立”即可。
拒绝购买是一种表态，利用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对商家施加压力，试图将市场操控为自己希望看到的样子。这种行为本身，无疑是一种愤怒的表达，这至少说明一部分人承认，既有的权力结构，已经被一句小小的脱口秀打破了。
这必然不是市场真正需要的安全和健康，对那些不关心脱口秀、关注日常具体生活甚过网络意识争论的消费者而言，这压根不算个事。用网友的一句调侃来说，如果杨笠代言附着着明确的商品优惠，抵制她的声音必然靡靡矣。
真正被撤下桌的，是一种对话和碰撞的可能性，而理解和更开阔的路，恰是在碰撞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