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打了个样”
——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
从1979年到2023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近9%，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居世界首位。但在解释中国经济的问题上，主流西方经济学理论一再失利。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产生恰恰是因为中国没有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走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
这些年来，他一直致力于研究解决经济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中国经济问题，并力图通过中国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探索一条经济发展新路。
不选择复制西方的路，中国为什么行？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对其他国家意味着什么？林毅夫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提到，中国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新范本，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立足于自身的条件和优秀传统文化，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民为同胞，物为同类。”他在采访中数次提到宋代理学家张载“民胞物与”的思想。在他看来，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特征，有利于民族复兴，亦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中国式道路的生命力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有学者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为儒家文化的保守和顽固，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走上西方的道路。
不可否认，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掌握了新技术和新型生产方式，由此带来工业化现代化，世界出现大分流。
但林毅夫认为，中国的创新能力丝毫不逊于西方。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就曾领先于世界，尽管此后未能赶上那轮工业革命，并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但现在中国正逐渐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特别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以“新三样”为代表的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还处于领跑状态。
“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创造性都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劣势。”林毅夫提到，中华文明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从未间断的文明，我们曾领先于世界，也面对过挑战，应当对直面困难、抓住机遇的能力更有信心。
他在近期出版的新书《解读中国经济：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的民族复兴之路》中谈到，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不仅与市场经济相容，而且会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而不断调整创新，以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过去，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普遍存在“西天取经”的心态。实际上，林毅夫说，二战以后，许多走上西方道路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陷于贫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鲜少有国家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他认为，中国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赋予其新的生命力，从而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也将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新的启示。
也就是，每个国家都应该结合自身特性，充分利用本国文化所蕴含的生命力，推动属于自己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
林毅夫新书《解读中国经济：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的民族复兴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供图
中国的这条路为什么行？
在探索、开辟和发展中，中国所走的道路一直伴随着质疑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行的渐进双轨制改革，一度被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认为是糟糕的转型方式。因为当时所奉行的主流观点是，实现经济转型需要全面取消政府干预，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
但中国经济维持稳定并快速发展，而真正实施“休克疗法”的国家却未有成功案例。
林毅夫认为，中国在改革过程中推行的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于资本密集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产业，给予保护补贴，维持稳定；对于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放开准入，在调动企业家积极性的同时，建立工业区、加工出口区，将其变成竞争优势。
在稳定和快速发展过程中，资本快速增加，原先的产业逐渐符合比较优势，企业从而拥有自生能力，也就无需保护补贴，中国因而完成了向完善市场制度的过渡，得以同时发挥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
林毅夫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这种改革模式是中国维持经济稳定和取得相对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也是全球经济处于下滑周期时，中国还能保持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约30%的原因。
2025年2月9日，上海陆家嘴地区天气晴朗，吸引众多游客乘船游览。中新社记者 张亨伟 摄
既要有效市场，也要有为政府
地方政府作为有为政府的重要体现，是过去几十年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近年来，地方面临债务压力增大等诸多问题。
他谈到，实际上，与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总体负债水平并不高。地方投资平台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短债长投：基础设施建设时间长，而银行借款主要是短期贷款，导致期限不配套。
针对当前的情形，中央已进行了不少改革，比如由中央政府发行专项债、中央政府代地方政府发债等。地方政府债务减轻，就能够发挥更多作用。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是不变的。”林毅夫说，我们既需要有效市场来调动企业家积极性，也需要有为政府来帮助企业家解决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过程中出现的，来自基础设施或制度方面的瓶颈限制，从而让市场真正有效。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新阶段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为中国提供了更多机遇。
林毅夫提到，汽车产业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在汽车以燃油引擎为技术核心的阶段，中国在追赶过程中存在不小差距，但电动汽车、自动驾驶技术的出现，让我们得以实现“换道超车”。
2025年2月5日，是2025年春节假期结束后的首个工作日，位于山东青岛的一家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中新社发 张进刚 摄
他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主要源自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在传统产业上有后来者优势，在新兴产业上，则有人才多、市场大、产业配套集成优势，因此可以保持更快的发展。
“到2049年，中国人均GDP应该可以达到美国的50%甚至更高。”林毅夫直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会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对此，他解释称，如果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我们的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且绝大部分高科技领域将与之并驾齐驱，美国也可以在与我们的贸易中得到更多好处。
“当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处理好双方的关系，就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一个稳定的锚。”林毅夫认为，世界格局变化会从不确定走向确定，进入一个更加稳定、和平和繁荣的局面。(完)
受访者简介
林毅夫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曹旭帆 摄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2008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成为担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2012年在世界银行的任期届满，返回北大，继续教学研究工作。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膺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及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并获英法美加香港10所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主要著作：《论中国经济》《超越发展援助》《解读中国经济》《新结构经济学》等二十余册，并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100多篇论文
题：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打了个样”
——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
从1979年到2023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近9%，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居世界首位。但在解释中国经济的问题上，主流西方经济学理论一再失利。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产生恰恰是因为中国没有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走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
这些年来，他一直致力于研究解决经济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中国经济问题，并力图通过中国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探索一条经济发展新路。
不选择复制西方的路，中国为什么行？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对其他国家意味着什么？林毅夫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提到，中国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新范本，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立足于自身的条件和优秀传统文化，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民为同胞，物为同类。”他在采访中数次提到宋代理学家张载“民胞物与”的思想。在他看来，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特征，有利于民族复兴，亦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中国式道路的生命力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有学者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为儒家文化的保守和顽固，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走上西方的道路。
不可否认，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掌握了新技术和新型生产方式，由此带来工业化现代化，世界出现大分流。
但林毅夫认为，中国的创新能力丝毫不逊于西方。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就曾领先于世界，尽管此后未能赶上那轮工业革命，并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但现在中国正逐渐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特别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以“新三样”为代表的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还处于领跑状态。
“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创造性都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劣势。”林毅夫提到，中华文明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从未间断的文明，我们曾领先于世界，也面对过挑战，应当对直面困难、抓住机遇的能力更有信心。
他在近期出版的新书《解读中国经济：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的民族复兴之路》中谈到，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不仅与市场经济相容，而且会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而不断调整创新，以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过去，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普遍存在“西天取经”的心态。实际上，林毅夫说，二战以后，许多走上西方道路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陷于贫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鲜少有国家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他认为，中国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赋予其新的生命力，从而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也将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新的启示。
也就是，每个国家都应该结合自身特性，充分利用本国文化所蕴含的生命力，推动属于自己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
林毅夫新书《解读中国经济：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的民族复兴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供图
中国的这条路为什么行？
在探索、开辟和发展中，中国所走的道路一直伴随着质疑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行的渐进双轨制改革，一度被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认为是糟糕的转型方式。因为当时所奉行的主流观点是，实现经济转型需要全面取消政府干预，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
但中国经济维持稳定并快速发展，而真正实施“休克疗法”的国家却未有成功案例。
林毅夫认为，中国在改革过程中推行的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于资本密集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产业，给予保护补贴，维持稳定；对于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放开准入，在调动企业家积极性的同时，建立工业区、加工出口区，将其变成竞争优势。
在稳定和快速发展过程中，资本快速增加，原先的产业逐渐符合比较优势，企业从而拥有自生能力，也就无需保护补贴，中国因而完成了向完善市场制度的过渡，得以同时发挥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
林毅夫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这种改革模式是中国维持经济稳定和取得相对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也是全球经济处于下滑周期时，中国还能保持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约30%的原因。
2025年2月9日，上海陆家嘴地区天气晴朗，吸引众多游客乘船游览。中新社记者 张亨伟 摄
既要有效市场，也要有为政府
地方政府作为有为政府的重要体现，是过去几十年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近年来，地方面临债务压力增大等诸多问题。
他谈到，实际上，与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总体负债水平并不高。地方投资平台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短债长投：基础设施建设时间长，而银行借款主要是短期贷款，导致期限不配套。
针对当前的情形，中央已进行了不少改革，比如由中央政府发行专项债、中央政府代地方政府发债等。地方政府债务减轻，就能够发挥更多作用。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是不变的。”林毅夫说，我们既需要有效市场来调动企业家积极性，也需要有为政府来帮助企业家解决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过程中出现的，来自基础设施或制度方面的瓶颈限制，从而让市场真正有效。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新阶段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为中国提供了更多机遇。
林毅夫提到，汽车产业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在汽车以燃油引擎为技术核心的阶段，中国在追赶过程中存在不小差距，但电动汽车、自动驾驶技术的出现，让我们得以实现“换道超车”。
2025年2月5日，是2025年春节假期结束后的首个工作日，位于山东青岛的一家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中新社发 张进刚 摄
他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主要源自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在传统产业上有后来者优势，在新兴产业上，则有人才多、市场大、产业配套集成优势，因此可以保持更快的发展。
“到2049年，中国人均GDP应该可以达到美国的50%甚至更高。”林毅夫直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会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对此，他解释称，如果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我们的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且绝大部分高科技领域将与之并驾齐驱，美国也可以在与我们的贸易中得到更多好处。
“当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处理好双方的关系，就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一个稳定的锚。”林毅夫认为，世界格局变化会从不确定走向确定，进入一个更加稳定、和平和繁荣的局面。(完)
受访者简介
：林毅夫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曹旭帆 摄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2008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成为担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2012年在世界银行的任期届满，返回北大，继续教学研究工作。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膺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及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并获英法美加香港10所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主要著作：《论中国经济》《超越发展援助》《解读中国经济》《新结构经济学》等二十余册，并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100多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