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妇女节是一个什么节？可以有多种诠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所有人当有一个基本共识：这个节，当然可以“颂扬女性的成就”，当然可以仰望金字塔尖的女性可以达到的高度，但也要关注与救济失权女性，那些遭受着或遭受过绑架贩卖奴役之苦的女性。关注她们被剥夺的基本权利，就是关注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
女性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她们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但是只有在她们自愿的基础上，两厢情愿，成为妻子、成为母亲才是有荣耀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婚姻是合约，家庭是公司，在经济意义上是不错的：无论婚姻也好，家庭也好，都必须建立在双方合意的基础上，婚姻之为合约才是有效的，家庭之为公司才是合法的。
所谓“拐卖妇女”的实质是什么？人贩子通过哄骗、下药、威胁或捆缚等手段绑架女性，然后把她们贩卖给买家，包括强迫卖淫组织、“中间人”（也是人贩子）与所谓的“丈夫”。所谓的“丈夫”会非法拘禁她们，剥夺她们的人身自由，对她们实施强奸，往往还强迫生下所谓的“子女”。这是基于时间线的事件整个图景。
然后，有些女性不认命，会伺机逃离所谓的“丈夫”，有些女性委委屈屈地认命了。但无论她们认命与否，不改变这一事件的刑事性质：整个事件，从供给端的人贩子到需求端的所谓“丈夫”，都是对女性持续实施了多种严重犯罪的恶性罪犯；既然是罪犯，无论被强迫的女性追诉与否，法律都应该追诉到底。整个事件的刑事问题下文还会进一步阐述。
这里，必须首先澄清一个流行的观念谬误。在一些人看来，这些女性与所谓的“丈夫”已经组织了“家庭”，甚至有了“结婚证”“子女”，就应该尊重既成事实；而且“这些孩子是无辜的”，不应让他们失去“母亲”，至少不应让他们失去“父亲”；再加上，很多女性到后来也就认命，似乎也背书了这所谓“婚姻”“家庭”“丈夫”“子女”“公公”“婆婆”的合法性，所以“也应该尊重女性的意愿”。这些认知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恐怖的。
因为整个事件是建立在对女性强迫与奴役的基础上的，以自然权利、法治与文明来观之，上述整个事件所形成的一切民事关系都是无效的：强迫婚姻不是民法意义的婚姻，强迫家庭不是合法家庭，作为强奸者、奴役者的所谓“丈夫”也不是合法丈夫。“结婚证”是谁帮助办下来的，也应一追到底。一言以蔽之，在被强迫奴役期间，女性所发生的一切民事关系都应该是缺省无效的。
甚至，强奸生下的所谓“子女”与女性自愿生育的子女也非同一性质。女性对所谓的“子女”没有任何养育义务。在女性得自由或被解救之后，理论上合理的做法当是：未成年子女由政府儿童福利机构强制接管，然后通过寄养或领养的方式进入新的家庭，与所谓的“家庭”与“生父”脱离关系。不应该交由“生父”继续抚养，对“生父”来说，监狱才是其应有的归宿。即便女性本人愿意或要求，这样的“子女”也不应该与她共同生活。
到这里，或有人还是会“说孩子是无辜的，应该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云云。但请记住，所谓的“子女”是强奸与强迫婚姻的产物，没有为了孩子的利益牺牲被强迫女性权利的道理。再说了，孩子跟这样的“家庭”脱离关系，就是跟“恶”脱离关系，可以阻断“恶”的进一步生产，难道这些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长大后将来继续买媳妇吗？在政府福利机构长大都比这所谓的“家庭”好，如果有好的寄养或领养家庭接纳，对孩子的成长更好。
强迫婚姻产生的“子女”会被政府接管，就可以阻断绑架买卖女性的一大诱因：为了“传宗接代”。有需求，才会有供给。这样做，看起来有时候不符合当事女性的意愿，但唯有如此，才能让走在大街上、小路上的其他所有女性更安全。
对这一基本认知达成共识之后，接下来的刑事处置逻辑就简单了。没有需求，哪有供给？所谓的“丈夫”，是整个事件中罪行最重的，绝不应低于人贩子。反过来，“丈夫”犯的强奸+非法拘禁+奴役等，人贩子是预见到并主动促成的，都应该把人贩子一并算上。故而，买卖同罪，人贩子与所谓的“丈夫”，应该视为对向犯罪或共同犯罪。
现行的1997年刑法中，对人贩子，有“拐卖妇女、儿童罪”；对买家或所谓的“丈夫”有“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还可并处强奸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侮辱罪。但在司法实践中，人贩子入罪很普遍，买家入罪相对较少，往往适用缓刑，数罪并罚极少。
从时间序列上，是人贩子先绑架女性，最后才到所谓的“丈夫”手上，似乎人贩子最可恶；但从逻辑发生上，是买家或所谓的“丈夫”有这种非法需求，才有人贩子绑架女性的供给，需求方的可恶程度绝不亚于供给端，所以理应对买卖双方判以同等的重罪。
除此之外，在整个绑架、贩卖、奴役链条上知情参与过、协助过、阻碍女性逃跑的；村干部守土有责，本村有被绑架贩卖奴役的女性，推定知情，这两类人都应该追究刑事责任。
特别地，与所谓的“丈夫”共同生活的男方家庭成员，视为有组织犯罪也无不可。
最后，应该在刑事追诉的同时，赋予被强迫女性对整个犯罪链条参与方的民事赔偿权利。赔偿额，不仅应该覆盖她被强制奴役期间所遭受的经济损失，还应该有精神赔偿与惩罚性赔偿，以作为这些年失去人的权利与尊严的补偿。可执行这些罪犯的家庭财产，从而让所有的罪犯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进一步提高绑架贩卖奴役女性的犯罪成本。
总之，社会有必要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彻底终结这古老的罪恶，让每一位女性免除被绑架贩卖奴役之恐惧，安享自由空气、自由选择乃至自由本身的甜美。
今年全国两会，最高法工作报告提出的2023年工作展望是：倾听群众呼声，坚持问题导向，奔着问题去，真正解决问题……切实保障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无疑，解决被绑架、贩卖、奴役的“失权女性”问题，应是“保障妇女合法权益”题中应有之义，并且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因为事关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一旦解决可以极大抬高每一位女性、每一个人权利保护的水位，刷新司法文明形象。
相信这是给女性最好的礼物。
三八妇女节是一个什么节？可以有多种诠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所有人当有一个基本共识：这个节，当然可以“颂扬女性的成就”，当然可以仰望金字塔尖的女性可以达到的高度，但也要关注与救济失权女性，那些遭受着或遭受过绑架贩卖奴役之苦的女性。关注她们被剥夺的基本权利，就是关注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
女性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她们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但是只有在她们自愿的基础上，两厢情愿，成为妻子、成为母亲才是有荣耀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婚姻是合约，家庭是公司，在经济意义上是不错的：无论婚姻也好，家庭也好，都必须建立在双方合意的基础上，婚姻之为合约才是有效的，家庭之为公司才是合法的。
所谓“拐卖妇女”的实质是什么？人贩子通过哄骗、下药、威胁或捆缚等手段绑架女性，然后把她们贩卖给买家，包括强迫卖淫组织、“中间人”（也是人贩子）与所谓的“丈夫”。所谓的“丈夫”会非法拘禁她们，剥夺她们的人身自由，对她们实施强奸，往往还强迫生下所谓的“子女”。这是基于时间线的事件整个图景。
然后，有些女性不认命，会伺机逃离所谓的“丈夫”，有些女性委委屈屈地认命了。但无论她们认命与否，不改变这一事件的刑事性质：整个事件，从供给端的人贩子到需求端的所谓“丈夫”，都是对女性持续实施了多种严重犯罪的恶性罪犯；既然是罪犯，无论被强迫的女性追诉与否，法律都应该追诉到底。整个事件的刑事问题下文还会进一步阐述。
这里，必须首先澄清一个流行的观念谬误。在一些人看来，这些女性与所谓的“丈夫”已经组织了“家庭”，甚至有了“结婚证”“子女”，就应该尊重既成事实；而且“这些孩子是无辜的”，不应让他们失去“母亲”，至少不应让他们失去“父亲”；再加上，很多女性到后来也就认命，似乎也背书了这所谓“婚姻”“家庭”“丈夫”“子女”“公公”“婆婆”的合法性，所以“也应该尊重女性的意愿”。这些认知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恐怖的。
因为整个事件是建立在对女性强迫与奴役的基础上的，以自然权利、法治与文明来观之，上述整个事件所形成的一切民事关系都是无效的：强迫婚姻不是民法意义的婚姻，强迫家庭不是合法家庭，作为强奸者、奴役者的所谓“丈夫”也不是合法丈夫。“结婚证”是谁帮助办下来的，也应一追到底。一言以蔽之，在被强迫奴役期间，女性所发生的一切民事关系都应该是缺省无效的。
甚至，强奸生下的所谓“子女”与女性自愿生育的子女也非同一性质。女性对所谓的“子女”没有任何养育义务。在女性得自由或被解救之后，理论上合理的做法当是：未成年子女由政府儿童福利机构强制接管，然后通过寄养或领养的方式进入新的家庭，与所谓的“家庭”与“生父”脱离关系。不应该交由“生父”继续抚养，对“生父”来说，监狱才是其应有的归宿。即便女性本人愿意或要求，这样的“子女”也不应该与她共同生活。
到这里，或有人还是会“说孩子是无辜的，应该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云云。但请记住，所谓的“子女”是强奸与强迫婚姻的产物，没有为了孩子的利益牺牲被强迫女性权利的道理。再说了，孩子跟这样的“家庭”脱离关系，就是跟“恶”脱离关系，可以阻断“恶”的进一步生产，难道这些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长大后将来继续买媳妇吗？在政府福利机构长大都比这所谓的“家庭”好，如果有好的寄养或领养家庭接纳，对孩子的成长更好。
强迫婚姻产生的“子女”会被政府接管，就可以阻断绑架买卖女性的一大诱因：为了“传宗接代”。有需求，才会有供给。这样做，看起来有时候不符合当事女性的意愿，但唯有如此，才能让走在大街上、小路上的其他所有女性更安全。
对这一基本认知达成共识之后，接下来的刑事处置逻辑就简单了。没有需求，哪有供给？所谓的“丈夫”，是整个事件中罪行最重的，绝不应低于人贩子。反过来，“丈夫”犯的强奸+非法拘禁+奴役等，人贩子是预见到并主动促成的，都应该把人贩子一并算上。故而，买卖同罪，人贩子与所谓的“丈夫”，应该视为对向犯罪或共同犯罪。
现行的1997年刑法中，对人贩子，有“拐卖妇女、儿童罪”；对买家或所谓的“丈夫”有“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还可并处强奸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侮辱罪。但在司法实践中，人贩子入罪很普遍，买家入罪相对较少，往往适用缓刑，数罪并罚极少。
从时间序列上，是人贩子先绑架女性，最后才到所谓的“丈夫”手上，似乎人贩子最可恶；但从逻辑发生上，是买家或所谓的“丈夫”有这种非法需求，才有人贩子绑架女性的供给，需求方的可恶程度绝不亚于供给端，所以理应对买卖双方判以同等的重罪。
除此之外，在整个绑架、贩卖、奴役链条上知情参与过、协助过、阻碍女性逃跑的；村干部守土有责，本村有被绑架贩卖奴役的女性，推定知情，这两类人都应该追究刑事责任。
特别地，与所谓的“丈夫”共同生活的男方家庭成员，视为有组织犯罪也无不可。
最后，应该在刑事追诉的同时，赋予被强迫女性对整个犯罪链条参与方的民事赔偿权利。赔偿额，不仅应该覆盖她被强制奴役期间所遭受的经济损失，还应该有精神赔偿与惩罚性赔偿，以作为这些年失去人的权利与尊严的补偿。可执行这些罪犯的家庭财产，从而让所有的罪犯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进一步提高绑架贩卖奴役女性的犯罪成本。
总之，社会有必要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彻底终结这古老的罪恶，让每一位女性免除被绑架贩卖奴役之恐惧，安享自由空气、自由选择乃至自由本身的甜美。
今年全国两会，最高法工作报告提出的2023年工作展望是：倾听群众呼声，坚持问题导向，奔着问题去，真正解决问题……切实保障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无疑，解决被绑架、贩卖、奴役的“失权女性”问题，应是“保障妇女合法权益”题中应有之义，并且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因为事关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一旦解决可以极大抬高每一位女性、每一个人权利保护的水位，刷新司法文明形象。
相信这是给女性最好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