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上海。 Aly Song/Reuters
上个月，在反对新冠防疫政策的大胆示威中爆发的公愤堪称习近平主席执政十年来在国内面临的最大危机。他的政府迅速镇压了抗议。眼下的局面很容易被理解为不满于现状的民众与不肯退让的威权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缓慢发展的僵局。但中共与中国人民的关系远比这复杂。在迅速镇压示威者的同时，习近平政府实际上在以同样的速度对示威者的主要诉求做出让步，扭转了不受欢迎的“清零”政策，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响应能力。要彻底终结此事余波仍需更多努力，但习近平现在有机会重新改写统治中国的社会契约，即人民通过默许专制换取稳定繁荣的隐性交易。
他可以向邓小平学习，将危机的政治潜力发挥到极致。上世纪70年代末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重新掌权，当时中共正面临存亡危机：毛泽东的独裁使中国陷入贫困，让中共元气大伤。邓小平抓住时机，抛弃了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理想国的幻想，转而支持政治稳定和提升生活水平。党与人民达成新的约定。
到上世纪90年代初，统治中国的精英阶层再次陷入颓丧与迷失的状态。对1989年北京民主示威的镇压损害了党的形象，而1991年12月苏联又解体了。邓小平再一次化危为机。苏联刚解体几个月，这位87岁的领导人就重振了党的精神，为市场改革注入新活力。随后几十年的经济成功再次确认了党的“天命”，这是帝王时代的一种君权神授的概念。
邓小平之所以能利用危机，是因为受指责的是其他人（毛泽东和苏联）。习近平要与他投入了大量政治资本、但已经扼杀经济并引发罕见街头示威的防疫政策划清界限，就没那么容易了。但他确实也有独特的优势：在10月举行的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获得了第三任期，并将众多亲信安插到党内高层。承认重大政策错误并不会危及他的政治生命。
习近平获得了一个战略窗口，不仅能让他趁机结束“清零”政策，还能让他转变个人执政风格，这种风格已经危及到党与人民的约定。习近平上台前，这份长期契约要求党必须任人唯贤、施政有方。官员晋升取决于其所在城市和省份的经济表现，尽管渠道有限，但公民仍有表达不满的途径。律师、记者与活动人士有更大的自由去挑战治理不善或滥用权力的地方当局。
习近平背离了这一切。十年前他继承权力之时，经济蓬勃发展，但执政的中共因腐败和环境破坏问题而声名狼藉。他严厉打击了这些问题，将意识形态忠诚置于经济发展和行政能力之上。毛时代的政治灌输又回来了，政府对私营部门不再那么友好。对“颜色革命”——即以民主名义进行的民众抗议——的恐惧，让习近平实行了毛时代以来最为严厉的社会管控和审查。
从表面上看，11月下旬发生在多座城市的抗议反对的是严厉的一刀切政策，如封锁和无休止的核酸检测。但其它深刻民怨已累积多年：经济放缓、青年失业率飙升、房地产危机、社会控制收紧以及习近平对失去民心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复兴。10月，一名抗议者独自表达了这种不满，于二十大前夕在北京张贴反习标语，包括“不要文革要改革”，而这些口号也出现在11月的街头示威中。
如果习近平仍然坚持当前国家主导经济和政权绝对安全的意识形态路线，这将是不明智的。这样一来中国经济几乎肯定会继续低迷。只想着表忠心的官员可能会变本加厉地实施无视民意的拙劣政策，而这正是示威的导火索。习近平的强硬外交政策也将进一步疏远西方，继续秉持“敌对势力”蓄意破坏中国的妄想，给已然厌倦的中国公众带来更多压抑。
相反，习近平应该学学邓小平。重新把重心放在经济发展上将是个好的开始，或许可以会见一些企业家领袖，近年在习近平打压私营部门之际，他们中的一些人要么被抓，要么被边缘化或低调行事。废除过去两年实施的严厉科技监管法规也将释放积极信号。其实习近平在执政第一年就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深化经济改革蓝图，呼吁由市场力量而非国家来主导经济发展。这些年来，随着他的言辞和政策向左偏转，改革议程基本全被搁置，但变革永远不晚，眼下就很需要。
最近的示威也清楚表明，政府必须拿出更多响应。恢复被习近平彻底关闭的允许公众质疑政策的有限渠道，将有助于党实现有能力的治理。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抱负可能成为一党统治的长期威胁，但中产们更愿意改良而不是革命。然而政府的无能和冷漠可能导致他们更激进，“新冠清零”就是典型案例。
除非习近平听取党内不同的声音，否则回归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并不现实。在他掌权之前，中共奉行集体决策，旨在平衡党内主要派系的利益。这经常导致决策机制瘫痪。但它也让党得以避免独裁可能带来的重大政策失误（比如“新冠清零”）。如今习近平已彻底掌权，他或许没有交出一点权力的动机。但他仍可以在决策过程中包容更多协商。
谁都不知道习近平是否认为自己有转向的必要。但如果他真的理解了最近的抗议，那他必然会发现，与中国人民重新订立契约，对于维护他自己的“天命”可能至关重要。
12月8日，上海。 Aly Song/Reuters
上个月，在反对新冠防疫政策的大胆示威中爆发的公愤堪称习近平主席执政十年来在国内面临的最大危机。他的政府迅速镇压了抗议。眼下的局面很容易被理解为不满于现状的民众与不肯退让的威权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缓慢发展的僵局。但中共与中国人民的关系远比这复杂。在迅速镇压示威者的同时，习近平政府实际上在以同样的速度对示威者的主要诉求做出让步，扭转了不受欢迎的“清零”政策，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响应能力。要彻底终结此事余波仍需更多努力，但习近平现在有机会重新改写统治中国的社会契约，即人民通过默许专制换取稳定繁荣的隐性交易。
他可以向邓小平学习，将危机的政治潜力发挥到极致。上世纪70年代末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重新掌权，当时中共正面临存亡危机：毛泽东的独裁使中国陷入贫困，让中共元气大伤。邓小平抓住时机，抛弃了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理想国的幻想，转而支持政治稳定和提升生活水平。党与人民达成新的约定。
到上世纪90年代初，统治中国的精英阶层再次陷入颓丧与迷失的状态。对1989年北京民主示威的镇压损害了党的形象，而1991年12月苏联又解体了。邓小平再一次化危为机。苏联刚解体几个月，这位87岁的领导人就重振了党的精神，为市场改革注入新活力。随后几十年的经济成功再次确认了党的“天命”，这是帝王时代的一种君权神授的概念。
邓小平之所以能利用危机，是因为受指责的是其他人（毛泽东和苏联）。习近平要与他投入了大量政治资本、但已经扼杀经济并引发罕见街头示威的防疫政策划清界限，就没那么容易了。但他确实也有独特的优势：在10月举行的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获得了第三任期，并将众多亲信安插到党内高层。承认重大政策错误并不会危及他的政治生命。
习近平获得了一个战略窗口，不仅能让他趁机结束“清零”政策，还能让他转变个人执政风格，这种风格已经危及到党与人民的约定。习近平上台前，这份长期契约要求党必须任人唯贤、施政有方。官员晋升取决于其所在城市和省份的经济表现，尽管渠道有限，但公民仍有表达不满的途径。律师、记者与活动人士有更大的自由去挑战治理不善或滥用权力的地方当局。
习近平背离了这一切。十年前他继承权力之时，经济蓬勃发展，但执政的中共因腐败和环境破坏问题而声名狼藉。他严厉打击了这些问题，将意识形态忠诚置于经济发展和行政能力之上。毛时代的政治灌输又回来了，政府对私营部门不再那么友好。对“颜色革命”——即以民主名义进行的民众抗议——的恐惧，让习近平实行了毛时代以来最为严厉的社会管控和审查。
从表面上看，11月下旬发生在多座城市的抗议反对的是严厉的一刀切政策，如封锁和无休止的核酸检测。但其它深刻民怨已累积多年：经济放缓、青年失业率飙升、房地产危机、社会控制收紧以及习近平对失去民心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复兴。10月，一名抗议者独自表达了这种不满，于二十大前夕在北京张贴反习标语，包括“不要文革要改革”，而这些口号也出现在11月的街头示威中。
如果习近平仍然坚持当前国家主导经济和政权绝对安全的意识形态路线，这将是不明智的。这样一来中国经济几乎肯定会继续低迷。只想着表忠心的官员可能会变本加厉地实施无视民意的拙劣政策，而这正是示威的导火索。习近平的强硬外交政策也将进一步疏远西方，继续秉持“敌对势力”蓄意破坏中国的妄想，给已然厌倦的中国公众带来更多压抑。
相反，习近平应该学学邓小平。重新把重心放在经济发展上将是个好的开始，或许可以会见一些企业家领袖，近年在习近平打压私营部门之际，他们中的一些人要么被抓，要么被边缘化或低调行事。废除过去两年实施的严厉科技监管法规也将释放积极信号。其实习近平在执政第一年就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深化经济改革蓝图，呼吁由市场力量而非国家来主导经济发展。这些年来，随着他的言辞和政策向左偏转，改革议程基本全被搁置，但变革永远不晚，眼下就很需要。
最近的示威也清楚表明，政府必须拿出更多响应。恢复被习近平彻底关闭的允许公众质疑政策的有限渠道，将有助于党实现有能力的治理。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抱负可能成为一党统治的长期威胁，但中产们更愿意改良而不是革命。然而政府的无能和冷漠可能导致他们更激进，“新冠清零”就是典型案例。
除非习近平听取党内不同的声音，否则回归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并不现实。在他掌权之前，中共奉行集体决策，旨在平衡党内主要派系的利益。这经常导致决策机制瘫痪。但它也让党得以避免独裁可能带来的重大政策失误（比如“新冠清零”）。如今习近平已彻底掌权，他或许没有交出一点权力的动机。但他仍可以在决策过程中包容更多协商。
谁都不知道习近平是否认为自己有转向的必要。但如果他真的理解了最近的抗议，那他必然会发现，与中国人民重新订立契约，对于维护他自己的“天命”可能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