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由香港政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香港示威浪潮从夏天持续到秋天。尽管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已经正式宣布撤回条例修订，满足示威者的一个诉求。但“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呼声仍不绝于耳。
无条件释放被捕示威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民冲突、取消对抗议者“暴动”的定性、尽快实现立法会与行政长官选举的“双普选”，余下的这四个诉求中，“双普选”无疑是分量最重的一个。
不论香港主权移交前后，普选问题一直是讨论香港民主时绕不开的议题。同时这个问题也成为不断撕裂的中港关系的缩影。因“反送中”引发的示威抗议再一次令“双普选”问题成为焦点。
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
《基本法》第四十五条
“真普选”与“一国两制”矛盾吗？
香港政府多次表示，“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与立法会全部议员是《基本法》确立的最终目标。但其中有诸多限定条件。
《基本法》虽然列明“双普选”的最终目标，但没有阐明“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的含义，给之后的一系列争议埋下伏笔。
主权移交22年来，现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由来自不同界别的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立法会议员选举半数席位为一般选民选举直接选举产生，另外一半席位称作“功能组别”，“功能组别”的选民需为商界、金融界等各行业代表，许多组别常年被亲北京的建制派控制。不论是选出行政长官的选举委员会，还是“功能界别”立法会议员，泛民阵营均认为，这些席位都缺乏全体香港选民的直接参与，不能广泛代表香港的民意，因而常常招致民主派人士批评，斥之为“假普选”。
引起今夏风波的《逃犯条例》修订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今年2月香港政府提议修订《逃犯条例》，即便在6月9日主办方宣布有100万人参与的大型示威发生后反对此举，香港政府仍坚持推动法案的二读。
“现在越来越多人知道，行政长官一个比一个差，原因是行政长官都是北京选定的，他们不对香港人民负责，”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许田波说。“香港人想要的特首是一个可以真正把香港人想法告诉北京的人，而不是一直只会把北京的意志灌输到香港的人。”
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
《基本法》第六十八条
1997年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后，香港的亲北京与泛民主两大阵营在普选问题上一直争执不休，近年来隔阂越来越大。今年7月1日，当黑衣示威者敲碎立法会的玻璃墙，在平时70名议员开会的会议厅内宣读“双普选”等“五大诉求”时，香港的民主力量认为这表达出了他们的心声，但北京没有传递出任何让步的信息
“反对派和一些激进分子提出了五项诉求，他们的终极诉求是实行‘双普选’，”示威进行三个月后，中央政府负责香港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港澳办发言人杨光9月3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无论将来什么时候启动政改，香港的普选制度都必须符合《基本法》，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
面对立场强硬的北京，示威者也没有显示出妥协的姿态。“只有从政制作出改革，才能保障近月由政治衍生出來的种种社会危机不会重蹈覆徹，”9月4日，示威者发言人在香港立法会门前举行的一场“民间记者会”上如是说道。
“现在‘双普选’背后的民意更强烈了，”许田波向BBC中文表示。“因为他们看到香港所有的混乱都是因为行政长官不对香港人民负责，立法会议员的选出违背香港自治，政府有足够多的选票推动任何他们想要推动的法案通过。”
这背后是各方对普选认识的鸿沟。北京政府与香港泛民主派均认为，自己掌握着诠释“双普选”的话语权。
杨光在9月3日的记者会上提到，“香港的普选制度必须始终坚持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它必须符合香港的政治地位”。他随后对这个政治地位作出阐释，即香港是中国领土、香港特别行政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权，直辖于北京中央政府。
“他们（反对派）想要的普选制度，就是要超出《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能够选出一个可以代表他们立场、可以不对中央政府负责的行政长官，从而为他们夺取香港的最高管治权铺平道路，”他还这样表示。“有这种想法的人，是打错了算盘。”
香港特区政府前政务司司长、前立法会议员陈方安生一直是泛民“真普选”的坚定推动者，主权移交前开始便与北京政府打交道的她认为，北京一向清楚《基本法》中对香港人的普选承诺意味着什么。
“就是真正的一人一票，”她告诉BBC中文。“而不是北京先提前筛选，再由他们告诉香港人，你们可以根据过滤后的名单投票。”
但并非所有香港人都对“一人一票”有共识。建制派政党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曾两度参选特首，她表示自己心目中的“双普选”需要“根据宪法来谈”。
“哪怕是在民主国家，一人一票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不要做梦了，”她说。
在一些关注中港关系的人士眼中，北京与香港民主派在“双普选”问题上的意见差异来自双方对“一国两制”的不同理解。“中央及建制派对泛民缺乏信任，担心特区政权落在他们手上“一国两制”会走样，香港变成颠覆基地，”中国全国政协香港区委员、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说。
而民主派对这个问题有不一样的理解。“香港现在只有很少人要求独立，之前更是没有，”香港民主党创党成员、前立法会泛民议员李柱铭告诉BBC中文。“如果中央政府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办事，给我们普选权，同时中央政府不干预香港内政，我相信现在的香港会是另外一个世界，所有人都会支持中央政府，”他说。
命运多舛的“双普选”
普选可能出现的最早时间点为2007年，因为于1997年7月1日生效的《基本法》中指出，2007年后特首的产生方法如需修改，需要立法会三分之二通过、特首同意，以及人大常委会批准，而立法会产生方法的修改则简单一些，立法会三分之二通过、特首同意后，报人大常委会备案。
“如需修改”这四个字给了很多人想象的空间。香港时事评论员梁启智撰文表示，根据这一规定，特区成立之初香港普遍认为，2007年的行政长官选举与2008年的立法会选举是“香港最早可以实现‘双普选’的时机”。
但2004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释法，将特首与立法会产生方法的修改程序增加到五步，需先由特首提出报告，经人大常委会确定后，再由特区政府提出相应修改提案。中国人大还称，2007年特首选举与2008年立法会选举不实行普选。
梁启智认为，这一安排给了中国政府“限制香港民主化时程与空间”的主动权，香港政治改革机制已经与很多人原来的设想相距甚远。
07、08”双普选“期望落空后，建制派政党民建联于2005年又提出2012年双普选计划，但这一时间表也被北京拒绝。这次北京给出了一个新的时间表：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实行普选，之后的立法会选举也实行普选。
而在时间表确定之后的2014年8月31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香港政改报告，公布简称“831决定”的决议。其中对负责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提名委员会的组成、限定特首候选人人数等列出明确规定，让不少香港人认为真正普选已成泡影，触发了香港更大的政治危机。
“831决定”成为当年9月香港“占领行动”（也称“雨伞运动”）的导火索。2015年，在超过1/3立法会议员反对的情况下，“831”决定没有在香港立法会得到通过。
“雨伞运动”之后，不少香港人一直尝试争取早日实现“双普选”。图为2015年2月，香港泛民人士走上街头举行游行。
“‘831’决定被我们的立法会议员否决的事实说明，这种提前筛选候选人的行为对香港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陈方安生称，“双普选”的不断拖延反而激发了香港人对政治的关注与投入。
“过去几年香港自由不断被侵犯的事例已经让香港人意识到，如果没有政治参与，香港人不可能保卫自己的自由。”
在2015年“831决定”的表决投票中，叶刘淑仪缺席投票。她认为，放弃香港“双普选”机会的恰恰是泛民。“我们把特区政府的这个议案（“831决定”）拿到立法会表决，是泛民的议员不愿意支持，所以是他们放弃了双普选的机会，”她对BBC中文表示。
“两个主人”的香港
2017年7月1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习近平面前宣誓就职。
根据路透社披露的一段据称为林郑闭门会议的录音，林郑月娥在8月底对一些商界人士表示，现在香港问题已经上升成为国家主权与安全问题，而她作为一个必须服务“中央人民政府与香港人民这两个主人”的特首，政治操作空间极其有限。
林郑月娥对私人聚会录音被公开表示失望，香港政府则否认林郑月娥及政府在此次录音外泄事件中“发挥过任何作用”。
中国政府港澳办发言人近期就”双普选“的讲话可以看出，三个月的示威浪潮之后，北京对香港政治改革的空间没有丝毫让步，最近习近平在讲话中把香港问题列为共产党“斗争”的工作之一，再次彰显中央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强硬立场。
“这次政治风波后中央震惊于不少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对中央的深深的敌意，因此更不放心开放政治制度，”刘兆佳说。
上世纪80年代，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曾指出，香港回归后中国处理香港事物时应遵循“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他还说过，“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这个自信心。”
这种承诺曾经给民主派带来希望。“1997年我在海外频繁推广《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时候，我当时真心相信，北京会遵守对香港人作出的承诺，”陈方安生说。
许多政治观察人士同样对未来香港的民主前景不乐观。
“此次政治风波令中央对反对势力不再有幻想，并视之为敌对势力。在不少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敌视新中国和中共，甚至提出各种分离主义主张时，中央对开放政制的态度会更趋保守，”刘兆佳书面回应BBC中文问题时表示，预计未来北京与泛民及其支持者之间难以相互信任。
许田波称，同时中央政府近年在民主与人权事务的纪录，也让人对香港的未来感到担忧。 “从胡锦涛与温家宝时期到习近平上台前，北京方面的镇压已经越来越严重，习近平上台后北京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控制更是加紧。”
“这不仅仅是对香港，你可以看看中国大陆的维权律师，拆除西藏寺庙，还有新疆再教育营，这是习近平领导下中共倾尽全力统治社会，香港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想的其中一角，”陈方安生说。
但她依然对“双普选”抱有信心。
“目前为止北京指定了四名行政长官，每一个人都名声扫地”，她指出。“那为什么不试着相信香港人一次呢？”
“北京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香港人的情绪，”她说。“最好的方法就是与可以告诉你真相的人交流，而不是去找只会说你想听的话的人。”
2019年，由香港政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香港示威浪潮从夏天持续到秋天。尽管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已经正式宣布撤回条例修订，满足示威者的一个诉求。但“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呼声仍不绝于耳。
无条件释放被捕示威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民冲突、取消对抗议者“暴动”的定性、尽快实现立法会与行政长官选举的“双普选”，余下的这四个诉求中，“双普选”无疑是分量最重的一个。
不论香港主权移交前后，普选问题一直是讨论香港民主时绕不开的议题。同时这个问题也成为不断撕裂的中港关系的缩影。因“反送中”引发的示威抗议再一次令“双普选”问题成为焦点。
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
《基本法》第四十五条
“真普选”与“一国两制”矛盾吗？
香港政府多次表示，“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与立法会全部议员是《基本法》确立的最终目标。但其中有诸多限定条件。
《基本法》虽然列明“双普选”的最终目标，但没有阐明“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的含义，给之后的一系列争议埋下伏笔。
主权移交22年来，现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由来自不同界别的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立法会议员选举半数席位为一般选民选举直接选举产生，另外一半席位称作“功能组别”，“功能组别”的选民需为商界、金融界等各行业代表，许多组别常年被亲北京的建制派控制。不论是选出行政长官的选举委员会，还是“功能界别”立法会议员，泛民阵营均认为，这些席位都缺乏全体香港选民的直接参与，不能广泛代表香港的民意，因而常常招致民主派人士批评，斥之为“假普选”。
引起今夏风波的《逃犯条例》修订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今年2月香港政府提议修订《逃犯条例》，即便在6月9日主办方宣布有100万人参与的大型示威发生后反对此举，香港政府仍坚持推动法案的二读。
“现在越来越多人知道，行政长官一个比一个差，原因是行政长官都是北京选定的，他们不对香港人民负责，”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许田波说。“香港人想要的特首是一个可以真正把香港人想法告诉北京的人，而不是一直只会把北京的意志灌输到香港的人。”
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
《基本法》第六十八条
1997年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后，香港的亲北京与泛民主两大阵营在普选问题上一直争执不休，近年来隔阂越来越大。今年7月1日，当黑衣示威者敲碎立法会的玻璃墙，在平时70名议员开会的会议厅内宣读“双普选”等“五大诉求”时，香港的民主力量认为这表达出了他们的心声，但北京没有传递出任何让步的信息
“反对派和一些激进分子提出了五项诉求，他们的终极诉求是实行‘双普选’，”示威进行三个月后，中央政府负责香港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港澳办发言人杨光9月3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无论将来什么时候启动政改，香港的普选制度都必须符合《基本法》，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
面对立场强硬的北京，示威者也没有显示出妥协的姿态。“只有从政制作出改革，才能保障近月由政治衍生出來的种种社会危机不会重蹈覆徹，”9月4日，示威者发言人在香港立法会门前举行的一场“民间记者会”上如是说道。
“现在‘双普选’背后的民意更强烈了，”许田波向BBC中文表示。“因为他们看到香港所有的混乱都是因为行政长官不对香港人民负责，立法会议员的选出违背香港自治，政府有足够多的选票推动任何他们想要推动的法案通过。”
这背后是各方对普选认识的鸿沟。北京政府与香港泛民主派均认为，自己掌握着诠释“双普选”的话语权。
杨光在9月3日的记者会上提到，“香港的普选制度必须始终坚持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它必须符合香港的政治地位”。他随后对这个政治地位作出阐释，即香港是中国领土、香港特别行政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权，直辖于北京中央政府。
“他们（反对派）想要的普选制度，就是要超出《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能够选出一个可以代表他们立场、可以不对中央政府负责的行政长官，从而为他们夺取香港的最高管治权铺平道路，”他还这样表示。“有这种想法的人，是打错了算盘。”
香港特区政府前政务司司长、前立法会议员陈方安生一直是泛民“真普选”的坚定推动者，主权移交前开始便与北京政府打交道的她认为，北京一向清楚《基本法》中对香港人的普选承诺意味着什么。
“就是真正的一人一票，”她告诉BBC中文。“而不是北京先提前筛选，再由他们告诉香港人，你们可以根据过滤后的名单投票。”
但并非所有香港人都对“一人一票”有共识。建制派政党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曾两度参选特首，她表示自己心目中的“双普选”需要“根据宪法来谈”。
“哪怕是在民主国家，一人一票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不要做梦了，”她说。
在一些关注中港关系的人士眼中，北京与香港民主派在“双普选”问题上的意见差异来自双方对“一国两制”的不同理解。“中央及建制派对泛民缺乏信任，担心特区政权落在他们手上“一国两制”会走样，香港变成颠覆基地，”中国全国政协香港区委员、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说。
而民主派对这个问题有不一样的理解。“香港现在只有很少人要求独立，之前更是没有，”香港民主党创党成员、前立法会泛民议员李柱铭告诉BBC中文。“如果中央政府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办事，给我们普选权，同时中央政府不干预香港内政，我相信现在的香港会是另外一个世界，所有人都会支持中央政府，”他说。
命运多舛的“双普选”
普选可能出现的最早时间点为2007年，因为于1997年7月1日生效的《基本法》中指出，2007年后特首的产生方法如需修改，需要立法会三分之二通过、特首同意，以及人大常委会批准，而立法会产生方法的修改则简单一些，立法会三分之二通过、特首同意后，报人大常委会备案。
“如需修改”这四个字给了很多人想象的空间。香港时事评论员梁启智撰文表示，根据这一规定，特区成立之初香港普遍认为，2007年的行政长官选举与2008年的立法会选举是“香港最早可以实现‘双普选’的时机”。
但2004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释法，将特首与立法会产生方法的修改程序增加到五步，需先由特首提出报告，经人大常委会确定后，再由特区政府提出相应修改提案。中国人大还称，2007年特首选举与2008年立法会选举不实行普选。
梁启智认为，这一安排给了中国政府“限制香港民主化时程与空间”的主动权，香港政治改革机制已经与很多人原来的设想相距甚远。
07、08”双普选“期望落空后，建制派政党民建联于2005年又提出2012年双普选计划，但这一时间表也被北京拒绝。这次北京给出了一个新的时间表：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实行普选，之后的立法会选举也实行普选。
而在时间表确定之后的2014年8月31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香港政改报告，公布简称“831决定”的决议。其中对负责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提名委员会的组成、限定特首候选人人数等列出明确规定，让不少香港人认为真正普选已成泡影，触发了香港更大的政治危机。
“831决定”成为当年9月香港“占领行动”（也称“雨伞运动”）的导火索。2015年，在超过1/3立法会议员反对的情况下，“831”决定没有在香港立法会得到通过。
“雨伞运动”之后，不少香港人一直尝试争取早日实现“双普选”。图为2015年2月，香港泛民人士走上街头举行游行。
“‘831’决定被我们的立法会议员否决的事实说明，这种提前筛选候选人的行为对香港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陈方安生称，“双普选”的不断拖延反而激发了香港人对政治的关注与投入。
“过去几年香港自由不断被侵犯的事例已经让香港人意识到，如果没有政治参与，香港人不可能保卫自己的自由。”
在2015年“831决定”的表决投票中，叶刘淑仪缺席投票。她认为，放弃香港“双普选”机会的恰恰是泛民。“我们把特区政府的这个议案（“831决定”）拿到立法会表决，是泛民的议员不愿意支持，所以是他们放弃了双普选的机会，”她对BBC中文表示。
“两个主人”的香港
2017年7月1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习近平面前宣誓就职。
根据路透社披露的一段据称为林郑闭门会议的录音，林郑月娥在8月底对一些商界人士表示，现在香港问题已经上升成为国家主权与安全问题，而她作为一个必须服务“中央人民政府与香港人民这两个主人”的特首，政治操作空间极其有限。
林郑月娥对私人聚会录音被公开表示失望，香港政府则否认林郑月娥及政府在此次录音外泄事件中“发挥过任何作用”。
中国政府港澳办发言人近期就”双普选“的讲话可以看出，三个月的示威浪潮之后，北京对香港政治改革的空间没有丝毫让步，最近习近平在讲话中把香港问题列为共产党“斗争”的工作之一，再次彰显中央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强硬立场。
“这次政治风波后中央震惊于不少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对中央的深深的敌意，因此更不放心开放政治制度，”刘兆佳说。
上世纪80年代，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曾指出，香港回归后中国处理香港事物时应遵循“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他还说过，“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这个自信心。”
这种承诺曾经给民主派带来希望。“1997年我在海外频繁推广《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时候，我当时真心相信，北京会遵守对香港人作出的承诺，”陈方安生说。
许多政治观察人士同样对未来香港的民主前景不乐观。
“此次政治风波令中央对反对势力不再有幻想，并视之为敌对势力。在不少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敌视新中国和中共，甚至提出各种分离主义主张时，中央对开放政制的态度会更趋保守，”刘兆佳书面回应BBC中文问题时表示，预计未来北京与泛民及其支持者之间难以相互信任。
许田波称，同时中央政府近年在民主与人权事务的纪录，也让人对香港的未来感到担忧。 “从胡锦涛与温家宝时期到习近平上台前，北京方面的镇压已经越来越严重，习近平上台后北京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控制更是加紧。”
“这不仅仅是对香港，你可以看看中国大陆的维权律师，拆除西藏寺庙，还有新疆再教育营，这是习近平领导下中共倾尽全力统治社会，香港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想的其中一角，”陈方安生说。
但她依然对“双普选”抱有信心。
“目前为止北京指定了四名行政长官，每一个人都名声扫地”，她指出。“那为什么不试着相信香港人一次呢？”
“北京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香港人的情绪，”她说。“最好的方法就是与可以告诉你真相的人交流，而不是去找只会说你想听的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