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武汉疫情在全中国甚至全球范围引起轩然大波，除了湖北政府、武汉政府等地方执政机关的失责外，“第四种权力”的缺席也需要中共高层重新思考媒体在社会中的定位。
此次武汉疫情需要中共重新考量中国媒体在社会中的定位。图为2020年2月4日，医护人员将患者转运至武汉火神山医院病房。（新华社）
武汉疫情发生后的2020年1月25日，《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微博（中国最大社交平台）发文分析武汉疫情扩散原因时就写道，“事情出现这样的局面（武汉疫情大面积扩散）还有着更广泛的原因。比如新闻媒体的监督功能这几年被被各级和各地方一些与宣传无关但很强势的职能部门削弱了，武汉市有那么多媒体人，但他们没有在卫生系统之外发出自己的警告。”一句话道出了中国媒体生态和媒体监督权日渐式微的局面。
武汉疫情之初缺席的媒体监督权
从2019年12月8日发现第一名武汉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到12月30日武汉官方发布不明原因肺炎红头文件，媒体才开始介入报道。最早报道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媒体是第一财经，2019年12月31号第一财经发布了题为《独家：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已做好隔离，检测结果将第一时间对外公布》的报道，随后其他媒体开始跟进，澎湃、第一财经、新京报、中国新闻周刊等多家媒体相继发出了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情况以及武汉定点救治点金银潭医院的相关文章，此时才有了武汉疫情相关的第一波报道高潮，时间是在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1月3日。
此后到2020年1月20日，由于武汉政府和湖北政府的“低调”处理，以及确诊病例相对较少，多家媒体没有再继续追踪，只有财新网、新京报、第一财经和澎湃陆续发布了一些报道，多是专家解读或最新确诊病例通报，且当时官方未定性“人传人”可能，所以这些报道也未引起波澜。当2020年1月20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明确该疾病“人传人”时，中国媒体圈才再一次爆发，关于武汉疫情的报道开始井喷式出现。
似乎这些媒体在按部就班的报道武汉疫情新闻，但身为“第四种权力”机构，他们的信源似乎又过份依赖官方。从2019年12月31日武汉卫健委发出“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现象”到“不排除有限的人传人”，再到2020年1月20日的“肯定人传人”，可以看出媒体始终跟着武汉政府官方的节奏在走。作为媒体，如实报道信息，而且是可信度较高的官方信息，本质上无可厚非。而且作为被官方或明或暗“统编”在内的媒体，报道有助于官方形象的正面新闻，这也是被默认的现实。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多数媒体忽略了对事件的质疑和对细节的追究，对于早期“散布”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八名“造谣者”，媒体的报道内容全部都是武汉市公安局的通报全文，没有任何细节介绍或进一步深究。试想，当武汉政府对不明肺炎的定性摇摆不定时媒体有所警觉，当八名“造谣者”被通报时媒体对细节有所追究，或许能阻止这场飞来横祸也未可知。
日渐式微的媒体监督权
从近几年中国官方对媒体的收紧力度看，出现武汉疫情一事似乎也情理之中。2012年十八大以来，中共高层在强力反腐的同时，也收紧了政府对社会舆论的掌控力度，明确主张“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强化“党管媒体”，要“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敢于“亮剑”，不仅党媒风格更“党”性化，就连非党媒、自媒体、社交媒体也逐渐趋向声音“平和”或消失。
2016年2月19日，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巡查隶属于中共中央的新闻媒体时，在主持召开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确保党媒姓党”、“要宣传党的主张”，之后中共中央媒体纷纷跟进表态，逐步形成了中共党媒集体向党的核心表忠的风潮。
党媒之外，非党媒、自媒体、社交媒体的审核也愈发严苛。在弘扬主旋律、倡导正能量的大背景下，再加上执行层面普遍存在的一刀切和宁左勿右，媒体监督政府的作用，不再那么受欢迎。社会中，不管是民主化的右派改革声音，还是实现平等公平的左派诉求，曾经在舆论场上构成多元争论乃至左右极端对立的现象，也被严厉管控。比如，以刊发监督地方政府腐败和揭露社会底层不公的深度报道而著名的自由派媒体《南方周末》发生2013年1月的新年献词事件，之后被一步步地换血改造，如今已彻底失去了批判的锋芒。以发表中共党史资料闻名的右派历史类杂志《炎黄春秋》也在2016年被整改，随后以思想争论、文化交流为主的网络平台共识网，也在2016年10月2日被永久关闭。
此后中国国内的其他时政类的非官方媒体、网络平台纷纷遭到整顿，普遍面临下架或停更的命运，几乎隔一段时间，就有自媒体大V被批量关停整顿的消息。市场化媒体的深度报道也大幅压缩，深度调查记者已经基本绝迹。
除此之外，中共在2019年4月份成立传媒监管局，从对舆论场中自媒体的整顿，到传媒监管局的成立，中共对媒体的管理进一步加强。而2019年又是中国的“政治大年”，“六四事件”的30周年、中共建国70周年、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等重大纪念日相继发生，与此同时香港返修例游行、中美贸易战、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等诸多大事件，中国的舆论环境更加紧张，媒体的报道也越发小心谨慎。
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离不开媒体的监督功能
虽然中共在十八大以来出重拳反腐，但八年多来中共的反腐才刚刚进入制度式反腐，除掉了大量的“老虎”、“苍蝇”，但还有许多“慵政”、“懒政”、“怠政”、“不作为”的官员，这些虽然没有贪腐事实，然而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心态也是阻碍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根基的“蛀虫”，这些官员的“现行”不能完全依靠党内监督体系，党外监督也是重要一环。
除此之外，过去几年中国的舆论环境已经被严重收紧，许多正常的负面新闻被禁、适度的批评性报道亦受到压缩，长此以往也会影响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些媒体“监督“声音的弱化，除了政策层面管控收紧以外，最主要还是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官僚主义的层层加码所致，官僚们缺乏面对新形势所需的理论和应变能力，更缺乏宽容开放的政治动力，经常采取“一刀切”的粗暴方式压制不同意见，以致敢发声的媒体人、知识分子越来越少，整个社会被一种压抑情绪所笼罩，甚至开始调侃“莫谈国事”，形成了广泛的政治冷感和消极心态。长此以往，对于激发社会活力、舆论监督、培养政治认同，都将产生不利影响。
此次武汉疫情的爆发就是有力佐证。地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官员的慵懒无能被动、地方治理能力的严重缺失、医疗专家的“谨慎”发声、媒体监督的缺席都是造成此次疫情爆发的重要环节。
中国共产党带领新中国走过了70年雪雨风霜，之所以在今天还能屹立不倒而且逐渐繁盛，这意味中国共产党以及现行的体制是适合中国大环境的。而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随着互联网的高度发达，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将所有负面声音都扼杀在摇篮里。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多元声音和主流声音共存的社会，中共应该自信的敞开怀抱，接纳这些负面新闻，实现“兼听则明”。
此次武汉疫情在全中国甚至全球范围引起轩然大波，除了湖北政府、武汉政府等地方执政机关的失责外，“第四种权力”的缺席也需要中共高层重新思考媒体在社会中的定位。
此次武汉疫情需要中共重新考量中国媒体在社会中的定位。图为2020年2月4日，医护人员将患者转运至武汉火神山医院病房。（新华社）
武汉疫情发生后的2020年1月25日，《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微博（中国最大社交平台）发文分析武汉疫情扩散原因时就写道，“事情出现这样的局面（武汉疫情大面积扩散）还有着更广泛的原因。比如新闻媒体的监督功能这几年被被各级和各地方一些与宣传无关但很强势的职能部门削弱了，武汉市有那么多媒体人，但他们没有在卫生系统之外发出自己的警告。”一句话道出了中国媒体生态和媒体监督权日渐式微的局面。
武汉疫情之初缺席的媒体监督权
从2019年12月8日发现第一名武汉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到12月30日武汉官方发布不明原因肺炎红头文件，媒体才开始介入报道。最早报道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媒体是第一财经，2019年12月31号第一财经发布了题为《独家：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已做好隔离，检测结果将第一时间对外公布》的报道，随后其他媒体开始跟进，澎湃、第一财经、新京报、中国新闻周刊等多家媒体相继发出了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情况以及武汉定点救治点金银潭医院的相关文章，此时才有了武汉疫情相关的第一波报道高潮，时间是在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1月3日。
此后到2020年1月20日，由于武汉政府和湖北政府的“低调”处理，以及确诊病例相对较少，多家媒体没有再继续追踪，只有财新网、新京报、第一财经和澎湃陆续发布了一些报道，多是专家解读或最新确诊病例通报，且当时官方未定性“人传人”可能，所以这些报道也未引起波澜。当2020年1月20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明确该疾病“人传人”时，中国媒体圈才再一次爆发，关于武汉疫情的报道开始井喷式出现。
似乎这些媒体在按部就班的报道武汉疫情新闻，但身为“第四种权力”机构，他们的信源似乎又过份依赖官方。从2019年12月31日武汉卫健委发出“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现象”到“不排除有限的人传人”，再到2020年1月20日的“肯定人传人”，可以看出媒体始终跟着武汉政府官方的节奏在走。作为媒体，如实报道信息，而且是可信度较高的官方信息，本质上无可厚非。而且作为被官方或明或暗“统编”在内的媒体，报道有助于官方形象的正面新闻，这也是被默认的现实。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多数媒体忽略了对事件的质疑和对细节的追究，对于早期“散布”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八名“造谣者”，媒体的报道内容全部都是武汉市公安局的通报全文，没有任何细节介绍或进一步深究。试想，当武汉政府对不明肺炎的定性摇摆不定时媒体有所警觉，当八名“造谣者”被通报时媒体对细节有所追究，或许能阻止这场飞来横祸也未可知。
日渐式微的媒体监督权
从近几年中国官方对媒体的收紧力度看，出现武汉疫情一事似乎也情理之中。2012年十八大以来，中共高层在强力反腐的同时，也收紧了政府对社会舆论的掌控力度，明确主张“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强化“党管媒体”，要“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敢于“亮剑”，不仅党媒风格更“党”性化，就连非党媒、自媒体、社交媒体也逐渐趋向声音“平和”或消失。
2016年2月19日，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巡查隶属于中共中央的新闻媒体时，在主持召开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确保党媒姓党”、“要宣传党的主张”，之后中共中央媒体纷纷跟进表态，逐步形成了中共党媒集体向党的核心表忠的风潮。
党媒之外，非党媒、自媒体、社交媒体的审核也愈发严苛。在弘扬主旋律、倡导正能量的大背景下，再加上执行层面普遍存在的一刀切和宁左勿右，媒体监督政府的作用，不再那么受欢迎。社会中，不管是民主化的右派改革声音，还是实现平等公平的左派诉求，曾经在舆论场上构成多元争论乃至左右极端对立的现象，也被严厉管控。比如，以刊发监督地方政府腐败和揭露社会底层不公的深度报道而著名的自由派媒体《南方周末》发生2013年1月的新年献词事件，之后被一步步地换血改造，如今已彻底失去了批判的锋芒。以发表中共党史资料闻名的右派历史类杂志《炎黄春秋》也在2016年被整改，随后以思想争论、文化交流为主的网络平台共识网，也在2016年10月2日被永久关闭。
此后中国国内的其他时政类的非官方媒体、网络平台纷纷遭到整顿，普遍面临下架或停更的命运，几乎隔一段时间，就有自媒体大V被批量关停整顿的消息。市场化媒体的深度报道也大幅压缩，深度调查记者已经基本绝迹。
除此之外，中共在2019年4月份成立传媒监管局，从对舆论场中自媒体的整顿，到传媒监管局的成立，中共对媒体的管理进一步加强。而2019年又是中国的“政治大年”，“六四事件”的30周年、中共建国70周年、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等重大纪念日相继发生，与此同时香港返修例游行、中美贸易战、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等诸多大事件，中国的舆论环境更加紧张，媒体的报道也越发小心谨慎。
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离不开媒体的监督功能
虽然中共在十八大以来出重拳反腐，但八年多来中共的反腐才刚刚进入制度式反腐，除掉了大量的“老虎”、“苍蝇”，但还有许多“慵政”、“懒政”、“怠政”、“不作为”的官员，这些虽然没有贪腐事实，然而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心态也是阻碍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根基的“蛀虫”，这些官员的“现行”不能完全依靠党内监督体系，党外监督也是重要一环。
除此之外，过去几年中国的舆论环境已经被严重收紧，许多正常的负面新闻被禁、适度的批评性报道亦受到压缩，长此以往也会影响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些媒体“监督“声音的弱化，除了政策层面管控收紧以外，最主要还是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官僚主义的层层加码所致，官僚们缺乏面对新形势所需的理论和应变能力，更缺乏宽容开放的政治动力，经常采取“一刀切”的粗暴方式压制不同意见，以致敢发声的媒体人、知识分子越来越少，整个社会被一种压抑情绪所笼罩，甚至开始调侃“莫谈国事”，形成了广泛的政治冷感和消极心态。长此以往，对于激发社会活力、舆论监督、培养政治认同，都将产生不利影响。
此次武汉疫情的爆发就是有力佐证。地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官员的慵懒无能被动、地方治理能力的严重缺失、医疗专家的“谨慎”发声、媒体监督的缺席都是造成此次疫情爆发的重要环节。
中国共产党带领新中国走过了70年雪雨风霜，之所以在今天还能屹立不倒而且逐渐繁盛，这意味中国共产党以及现行的体制是适合中国大环境的。而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随着互联网的高度发达，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将所有负面声音都扼杀在摇篮里。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多元声音和主流声音共存的社会，中共应该自信的敞开怀抱，接纳这些负面新闻，实现“兼听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