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间谍气球事件，不仅有效阻碍了美中高层的交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被北京关闭了双方的沟通渠道。有美国前高官批评拜登政府处理该事件失当；有专家认为，美中间升高为冲突的“火花”很多，而且美国目前缺乏遏制这类冲突发生的有效机制。
中国间谍气球事件发生后，布林肯国务卿推迟了既定的出访中国行程。当气球被打下后，北京拒绝接听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电话。日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反过来指责美国气球对中国的入侵。
周一(2月13日)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Bruce Zoellick)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在中国间谍气球问题上，揭示出更多的是美国政策的问题，“由于害怕对中国表现出软弱态度，拜登政府未能将中国的失误转化为外交机会。”
“拜登总统与其推迟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的中国之行以示抗议，不如指示布林肯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要提高透明度和减少危险的建议。”佐利克曾担任世界银行行长，曾提出中国应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概念。
“当对方绊倒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开，然后指出更好的路径。”佐利克写道。“布林肯应该向习近平建议两国开通快速沟通渠道——现代热线——以避免从信息收集升级为激烈冲突。”
同日，曾担任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拉瑟尔(Daniel Russel)认为，一个核大国对另一个核大国的低级监测飞行器——一只气球——使用武力，“不是一件好事”。
他认为，这一事件的教训是，“这确实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局势可以迅速从事件发展为危机，并从危机发展为冲突，而这正是这个世界要求美国和中国加以避免的事情。”
拉瑟尔目前担任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负责国际安全和外交事务的副主席。
耶鲁大学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意外冲突》一书作者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指出，美中间存在的 “高辛烷值燃料”可以将冲突升级，“小火花就可能导致事故”，而 “气球只是其中的一个”.
“我不知道下一个火花将是什么，但我可以向你保证还会有一个。”罗奇指出。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亚洲安全高级研究员、中国实力项目主任林碧莹(Bonnie Lin)警告，美国目前并没有一个解决这一她称之为 “美中关系准危机”的机制。
“如果我们让自己处于另一种风险更高的境地，我们可能会有人命的丧失。”林碧莹说。“我不认为我们有适当的机制，可以让(美中)双方以一种不会导致冲突升级、不会使局势变得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更糟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美中要建立怎样的双边关系？
美中关系可能正处于过去数十年来的最低点。10多年前，华盛顿说要稳定双方的经济关系，特朗普时期变成要稳定双方的军事关系，到拜登政府则要为这一摇摇欲坠的关系修筑护栏。
罗奇认为，重建美中关系不仅要恢复到过去，而且要有新措施。
首先是“重建信任”，罗奇说。“像重新开放领事馆、重启外汇项目、放宽签证要求，非政府组织；大的艰难的事情，像健康、气候和网络。”
“第二是摈弃零和贸易，它除了会引发冲突，在经济上是行不通的；要更侧重于像双边投资条约那样的为双方创造机会、能促进增长的市场开放举措。”
“第三，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罗奇说。他提议 “建立一个新组织，叫美中秘书处，24小时全天侯工作，负责处理双边关系各方面问题，设在一个中立领土上，平等配备美中专业人士，提供一种新的接触架构，把一个麻烦的关系转变为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但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项目兼职教授伊万·卡纳帕蒂(Ivan Kanapathy)认为，美中之间已经无法建立信任。
“我认为贴上建立信任努力的标签听起来不错，但你知道，我们正在应对的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它的存在是对我们的存在、我们所拥护的价值观和我们的理想的威胁。”
林碧莹认为，在考虑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美中关系的时候，必须首先考虑要为“一个什么样的全球秩序、一个什么样的国际体系而战”。
“因此，当我们审视中国的行为时，很重要的是，不仅要考虑美中关系，还要考虑中国针对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行为如何影响整个国际社会和国际法，以及美国需要采取什么行动来面对那种行为。”林碧莹说。
拉瑟尔则更愿意从美中共同利益的角度来阐述目前两国之间的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
“我的措辞略有不同，即美国和中国都发现他们被困于一个小星球上，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被困在彼此身边。鉴于我们都不希望它爆炸，我认为因此存在一个非常合理的问题，即我们希望这个世界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的？”
“它应该更像我们习惯的全球体系，而不是我们在中国看到的那个有着中国自我宣布的、排除了普世权利和国际法的核心利益的列宁主义制度。”
但卡纳帕蒂认为，美国仍可以与中国建立稳固的工作关系，“就像我们与其他专制国家一样。我们(的关系)必须是非常交易性的。”
“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拥有可验证和执行的机制。我们必须明确地进行沟通，言明后果，而不是仅仅抱怨一些事情，停止做这个、停止做那个。” 卡纳帕蒂补充。
一个中国间谍气球事件，不仅有效阻碍了美中高层的交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被北京关闭了双方的沟通渠道。有美国前高官批评拜登政府处理该事件失当；有专家认为，美中间升高为冲突的“火花”很多，而且美国目前缺乏遏制这类冲突发生的有效机制。
中国间谍气球事件发生后，布林肯国务卿推迟了既定的出访中国行程。当气球被打下后，北京拒绝接听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电话。日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反过来指责美国气球对中国的入侵。
周一(2月13日)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Bruce Zoellick)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在中国间谍气球问题上，揭示出更多的是美国政策的问题，“由于害怕对中国表现出软弱态度，拜登政府未能将中国的失误转化为外交机会。”
“拜登总统与其推迟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的中国之行以示抗议，不如指示布林肯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要提高透明度和减少危险的建议。”佐利克曾担任世界银行行长，曾提出中国应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概念。
“当对方绊倒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开，然后指出更好的路径。”佐利克写道。“布林肯应该向习近平建议两国开通快速沟通渠道——现代热线——以避免从信息收集升级为激烈冲突。”
同日，曾担任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拉瑟尔(Daniel Russel)认为，一个核大国对另一个核大国的低级监测飞行器——一只气球——使用武力，“不是一件好事”。
他认为，这一事件的教训是，“这确实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局势可以迅速从事件发展为危机，并从危机发展为冲突，而这正是这个世界要求美国和中国加以避免的事情。”
拉瑟尔目前担任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负责国际安全和外交事务的副主席。
耶鲁大学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意外冲突》一书作者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指出，美中间存在的 “高辛烷值燃料”可以将冲突升级，“小火花就可能导致事故”，而 “气球只是其中的一个”.
“我不知道下一个火花将是什么，但我可以向你保证还会有一个。”罗奇指出。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亚洲安全高级研究员、中国实力项目主任林碧莹(Bonnie Lin)警告，美国目前并没有一个解决这一她称之为 “美中关系准危机”的机制。
“如果我们让自己处于另一种风险更高的境地，我们可能会有人命的丧失。”林碧莹说。“我不认为我们有适当的机制，可以让(美中)双方以一种不会导致冲突升级、不会使局势变得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更糟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美中要建立怎样的双边关系？
美中关系可能正处于过去数十年来的最低点。10多年前，华盛顿说要稳定双方的经济关系，特朗普时期变成要稳定双方的军事关系，到拜登政府则要为这一摇摇欲坠的关系修筑护栏。
罗奇认为，重建美中关系不仅要恢复到过去，而且要有新措施。
首先是“重建信任”，罗奇说。“像重新开放领事馆、重启外汇项目、放宽签证要求，非政府组织；大的艰难的事情，像健康、气候和网络。”
“第二是摈弃零和贸易，它除了会引发冲突，在经济上是行不通的；要更侧重于像双边投资条约那样的为双方创造机会、能促进增长的市场开放举措。”
“第三，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罗奇说。他提议 “建立一个新组织，叫美中秘书处，24小时全天侯工作，负责处理双边关系各方面问题，设在一个中立领土上，平等配备美中专业人士，提供一种新的接触架构，把一个麻烦的关系转变为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但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项目兼职教授伊万·卡纳帕蒂(Ivan Kanapathy)认为，美中之间已经无法建立信任。
“我认为贴上建立信任努力的标签听起来不错，但你知道，我们正在应对的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它的存在是对我们的存在、我们所拥护的价值观和我们的理想的威胁。”
林碧莹认为，在考虑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美中关系的时候，必须首先考虑要为“一个什么样的全球秩序、一个什么样的国际体系而战”。
“因此，当我们审视中国的行为时，很重要的是，不仅要考虑美中关系，还要考虑中国针对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行为如何影响整个国际社会和国际法，以及美国需要采取什么行动来面对那种行为。”林碧莹说。
拉瑟尔则更愿意从美中共同利益的角度来阐述目前两国之间的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
“我的措辞略有不同，即美国和中国都发现他们被困于一个小星球上，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被困在彼此身边。鉴于我们都不希望它爆炸，我认为因此存在一个非常合理的问题，即我们希望这个世界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的？”
“它应该更像我们习惯的全球体系，而不是我们在中国看到的那个有着中国自我宣布的、排除了普世权利和国际法的核心利益的列宁主义制度。”
但卡纳帕蒂认为，美国仍可以与中国建立稳固的工作关系，“就像我们与其他专制国家一样。我们(的关系)必须是非常交易性的。”
“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拥有可验证和执行的机制。我们必须明确地进行沟通，言明后果，而不是仅仅抱怨一些事情，停止做这个、停止做那个。” 卡纳帕蒂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