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建交50周年、世纪疫情持续之际，德国总理朔尔茨带着“总裁团”于11月4日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这一趟旅程举世瞩目，朔尔茨创下了三个“第一”：这是他上任后首次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他是二十大后首位访华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也是疫情发生三年来首位访问中国的G7国家和欧盟国家领导人。
然而，朔尔茨本人也因此面临承受了来自德国国内、欧盟内部，甚至美国方面的各种压力。
在这种非同寻常的气氛之下，朔尔茨为何坚持访华，他想通过这次访华达成什么目的，或释放什么信号？这次访问将对德国新对华战略产生哪些影响？又会如何影响未来的中德关系乃至中欧关系的发展？
众所周知，朔尔茨此行带了一个阵容华丽的商界代表团，大众、宝马、西门子、阿迪达斯、巴斯夫等众多中国民众熟知的德国品牌高管位列其中。此次随访企业的特点是什么，他们在朔尔茨此次访华行程中会发挥什么作用？
观察者网注意到，上述企业大多已经在中国有大量投资，并在近期加大了投资。德企对华投资似乎进入了新一轮高潮，这会给中德双方带来哪些新的机遇？
针对上述问题，观察者网特邀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姜锋和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进行全面解读。
对朔尔茨来说，“访华可能一时不被理解，却是一种战略需求”
本届德国政府是朔尔茨为首的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建的联合政府。现政府内部在如何与中国打交道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绿党和自民党一直主张对华强硬政策。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绿党）在朔尔茨出访前还在警告他，访华时不要忘记原则与表达强硬立场，要记住中国是“系统性的竞争对手”。
不少欧盟国家也批评朔尔茨访问中国是“单干独行”，仅仅为了德国的利益，他们希望欧盟以“一个声音”与中国对话。美国更不用说，自然不想德国与中国关系走近。
因此，可以说朔尔茨这次是在重压之下，力排众议，坚持开启了北京之行。
“正因为有这样的阻力，更说明了朔尔茨此次访华的重要性，”郑春荣说，现在德国国内和欧洲方面，要求减少对华依赖的声音越来越多，而且这些声音正逐步地转变为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主要针对投资、贸易方面的审查或限制。
“朔尔茨也知道如果再这么下去，德国和中国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大。后面他再想去做一些动作，可能会更难。他可能认为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所以哪怕有阻力也得来。”郑春荣说。
除了反对声外，姜锋强调，还要看到其中强烈的赞同声音，“特别是来自德国企业界的呼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他们认为，德国必须尽早与中国加强信息沟通，增强相互信任，从而开展更具战略意义的合作。中国在国际政治、经贸等各领域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是德国重要的经济贸易伙伴。”
当地时间11月2日，朔尔茨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文，阐述了自己对于此次中国行的一些想法。文章一开始就说此时距他的前任访华已经过去3年了，“现在，直接对话变得更加重要”。
从这篇文章中“能够看出朔尔茨的迫切”，姜锋说，他并不是仅仅想要在某个项目上获得什么好处，或者是做成某一笔生意。这是一种“战略需求”，反映出朔尔茨作为一个政治家，对符合德国战略利益事情的判断。
“这种战略层面上的考虑具有前瞻性，周围的人可能一时还不能理解，特别是一些反对者，他们的反对很多是出于党派利益、某一阶层或集团利益考虑，或者有些政客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曝光度。”
11月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德国总理朔尔茨 图源：新华社
为何不带马克龙？
观察者网注意到，朔尔茨在10月21日欧盟峰会结束后就宣布，他将在11月初访华。而中国外交部在10月28日才正式确认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朔尔茨将于11月4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双方正式宣布朔尔茨访华的时间前后相差了一个星期。
“朔尔茨要来访华这个事情，双方一直在磋商，谈了很久，可能具体时间一直没有确定，”郑春荣说，10月21日欧盟峰会闭门会议结束后，朔尔茨可能认为应该借这个场合表达一下姿态，说明自己访华的主动性，表明自己支持全球化，不能与中国“脱钩”。
另外，郑春荣表示，欧盟峰会的讨论可能对朔尔茨有所触动，让他觉得现在应该公布这件事，不能再拖下去了。
“朔尔茨给我的感觉是有点慢热，不是那种马上就能做一个决定的人。他比较稳健，但是真的到了要他做决定的时刻，他会觉得我得行动了，现在得说了。”
姜锋则认为，双方公布时间的不同显示出两国外交风格的不同。
“朔尔茨是二十大闭幕后首位访华的欧洲领导人，中国对这次来访高度重视，需要有一个充分协调的过程。而且，朔尔茨刚宣布访华时德国国内外的反对声音极大，也不知道能否成行，中国在这之后一个星期才正式宣布，也是外交定力。”
这其中还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
根据路透社的消息，德国政府消息人士说，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向朔尔茨建议他们一起去北京，以发出欧盟团结的信号，但朔尔茨拒绝了这一提议。
朔尔茨与马克龙 资料图自社交媒体
这一事件背后的细节，我们不得而知。
“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否一同访华曾经有过协调，最终因为时间没碰拢等原因而作罢，”郑春荣说，朔尔茨单独来访和与马克龙一同来访，这两者的性质有所不同。
“这是朔尔茨就任总理以后首次到访中国，单独到访可以突出他此次访问的意义，中方对他的重视程度也会不一样。如果他与马克龙两个人一起来，那么他的访问的意义会被稀释一些。”
另外，“德国和法国最近各方面的龃龉不少，也有点较劲，比如在共同防务建设方面，一些德法的项目没有得到很好的推进等等。而且两个国家多多少少都在争夺欧盟内部的领导权，而朔尔茨一定希望德国能够在引领欧中关系方面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郑春荣补充道。
“与中国‘脱钩’的主张在德国渐渐失去市场”
在正式访华之前，朔尔茨多次公开表态称，“德国不想也不能与中国脱钩”；还力排众议、推动政府于10月26日批准中远海运集团入股汉堡港集装箱码头，并坚称这一决定“是正确的”。
不少人认为，这是朔尔茨的“诚意”或“礼物”，但姜锋和郑春荣都认为，这些表态和举动与他原有的立场一脉相承。
“与中国‘脱钩’的主张在德国渐渐失去了市场，这是大势所趋，”姜锋说，即使是反对朔尔茨访华的德国官员，在所谓“脱钩”问题上也非常谨慎，近来表态也在发生变化。他们也不赞成与中国“脱钩”，因为这么做既不可能，也不符合德国的利益和经济规律。不过，他们会觉得和中国经济联系过于密切，想要减少这种依赖性。
“德国经济对外依赖是一个共性问题，不仅仅针对中国，”姜锋分析道：
“对于中国，德国有着越来越客观的分析。例如，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一些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德国对中国的依赖是相互的，是一种平等互利的相互依赖关系。这种相互依赖关系是有利于和平和稳定的，可以称之为建设性的相互依赖。”
“因此，德国一些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认为，不仅不应该和中国‘脱钩’，反而应该进一步加强和中国的经济关系。比如，如果过去只是把产品卖到中国或者在中国组装，现在德国认为要把价值链上很大一个环节放在中国，加深经济合作。”
“我去年去德国考察时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比如说，德国戴姆勒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判断是，不光要在中国卖车，也要在中国研发汽车，并且研发出的产品不仅仅要供给中国，而且要卖到世界市场。”
而在“中企入股汉堡港集装箱码头”一事上，郑春荣提到，我们不能只看到朔尔茨推动做成了这件事，还要看到他到在最后做出了很大的让步。
“我们最初提出收购汉堡港集装箱码头35%的股份，但经过德国政府内部及欧盟、美国方面的阻挠，最后只获得24.9%的股份，刚好在获得运营决策权的门槛以下（注：门槛为25%的股份）。这也说明，朔尔茨在国内的一些对华施策还是受到联合政府的某些掣肘。”郑春荣补充道。
德国批准中远集团收购汉堡港“福地”集装箱码头24.9%股权 图源：视觉中国
中德经济合作已超出两国本身，对世界经济增长意义深远
此前德国总理每次访华都会有一个大型的企业代表团随行，朔尔茨此行也不例外。阵容豪华的商界“总裁团”涉及化工、医药、汽车等多个行业的巨头企业。
初选阶段的竞争十分激烈，最初申请同行的约有100人，最终12名德国企业高管拿下名额，包括巴斯夫欧洲公司董事执行会主席薄睦乐、默克集团执行董事会主席葛丽鹤、大众汽车总裁奥博穆、西门子总裁傅乐仁等。
“德国的大企业国际化程度非常高，他们对地缘政治非常敏感，知道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也知道这个世界未来的走向。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在把握中德关系上，要比（一些）政客要灵敏得多，”姜锋认为，大企业在中德两国外交构建过程中是十分重要和稳定的因素。
“他们来到中国，说明他们以往在中国发展中获得了很大的收益，这些收益让他们对未来中国的发展非常有信心。”
郑春荣也认为，这些企业的到访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他们继续看好中市场，希望加强同中方合作，在既有合作领域里，做大做强。同时，他们也希望中国政策释放更多活力，给他们更好的机遇。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德企纷纷“加码”中国，来自德国的投资在中国“多点开花”，一轮德企对华投资高潮似乎正在开启。
比如，化工巨头巴斯夫在湛江的生产基地，总投资约100亿欧元；大众宣布，将投资约24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68亿元）与中国智能计算平台提供商地平线共同成立一家新公司；宝马集团斥资150亿元人民币在沈阳建设的新工厂正式运营等等。
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德国对中国投资同比大增30%。
2022年德国对华投资飙升，《金融时报》制图
这其中不乏一些早就规划好只是恰巧在这一时间点落地的投资。但郑春荣认为，德企在中国的投资有一些策略上的转变。
他说，由于全球供应链遇到诸多挑战，现在德国的大型集团都提出了所谓的“local for local ”战略。“local for local ”指的是供应链在当地，生产完后直接服务于当地，减少了运输的成本，也缩短了供应链中的距离。这也是德国大型集团在中国加大生产力度投资建厂的一个原因。
姜锋认为，中德经济合作实际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德国的大企业也看到，中国具有稳定的生产资料来源、生产场所、向全世界分送的销售渠道以及发达的运输、服务行业。”
如今，“中德的经济、贸易关系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中德两国本身，对世界经济增长也具有深远意义，”姜锋说，巴斯夫在华投资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世界市场的。这次没有来的戴姆勒，据他所知也有两个项目要在中国做，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在上海要建立的是一个研发中心。
虽然德企在中国市场十分活跃，对华总投资额持续增加，然而今年8月德媒却报道称，德国联邦经济部正计划大幅收紧对德企对外投资担保的有关规定。由于对华投资的担保支出占比最高，此举也被视为德国政府有意改变对华政策。
“这会对两国经贸关系有一定负面影响，大型企业或许能够承担一定风险，但对于一些中小型企业来说，他们希望得到更多政府支持，”郑春荣认为，从中德正常的经贸发展来说，中方希望努力让德国政府不要出台这种阻挠双方正常贸易往来的政策，这样中德的整个经贸投资才会发展得更好。
湛江市的一体化基地是巴斯夫全球最大的投资项目
朔尔茨此行已为德国对华战略定调
德国目前正在制订新的对华战略，主要由绿党主持的外交部主导。
“德国‘对华战略’本来说年底推出，如今看来估计要‘难产’，”郑春荣说，这其中有很多争论，主要是由绿党主导的外交部、经济部和社民党所在的德国总理府之间的矛盾。
“德国外交部可能会在文中出现一些表述，比如对和中国的合作提出更多质疑，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加强审视两国经贸关系等等。但总理府肯定对上述表述不满，要求进行修改。在这一过程中，会有两种力量的博弈。”
而朔尔茨的此次访华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郑春荣认为，这一做法非常有魄力。“对华战略是要指导中德关系发展的，朔尔茨此行已为中德关系，包括德国新政府对华战略的总体导向定调，如果德外交部还是按照他们想的那一套去起草对华战略，就与中德关系的实质发展相悖。因此，外交部唯一能做的就是制定符合现实的对华战略。”
“在德国的对华战略里，我们大概率会看到一些对两国经贸关系的审视和考量。但可以肯定的是，因为朔尔茨的坚持，他的访华之行会将两国朝合作的方向拉动。”
所以，中德关系和中欧关系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姜锋指出，德国和欧洲内部稳定与否是影响中德关系和中欧关系的核心。德国当前对华政策的波动，主要原因还是其政府内各党力量失衡与社会中对变化与不确定普遍存在的焦虑。只要德国和欧洲内部能够相对稳定，那么中德关系和中欧关系就会稳定发展。
中德建交50周年、世纪疫情持续之际，德国总理朔尔茨带着“总裁团”于11月4日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这一趟旅程举世瞩目，朔尔茨创下了三个“第一”：这是他上任后首次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他是二十大后首位访华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也是疫情发生三年来首位访问中国的G7国家和欧盟国家领导人。
然而，朔尔茨本人也因此面临承受了来自德国国内、欧盟内部，甚至美国方面的各种压力。
在这种非同寻常的气氛之下，朔尔茨为何坚持访华，他想通过这次访华达成什么目的，或释放什么信号？这次访问将对德国新对华战略产生哪些影响？又会如何影响未来的中德关系乃至中欧关系的发展？
众所周知，朔尔茨此行带了一个阵容华丽的商界代表团，大众、宝马、西门子、阿迪达斯、巴斯夫等众多中国民众熟知的德国品牌高管位列其中。此次随访企业的特点是什么，他们在朔尔茨此次访华行程中会发挥什么作用？
观察者网注意到，上述企业大多已经在中国有大量投资，并在近期加大了投资。德企对华投资似乎进入了新一轮高潮，这会给中德双方带来哪些新的机遇？
针对上述问题，观察者网特邀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姜锋和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进行全面解读。
对朔尔茨来说，“访华可能一时不被理解，却是一种战略需求”
本届德国政府是朔尔茨为首的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建的联合政府。现政府内部在如何与中国打交道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绿党和自民党一直主张对华强硬政策。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绿党）在朔尔茨出访前还在警告他，访华时不要忘记原则与表达强硬立场，要记住中国是“系统性的竞争对手”。
不少欧盟国家也批评朔尔茨访问中国是“单干独行”，仅仅为了德国的利益，他们希望欧盟以“一个声音”与中国对话。美国更不用说，自然不想德国与中国关系走近。
因此，可以说朔尔茨这次是在重压之下，力排众议，坚持开启了北京之行。
“正因为有这样的阻力，更说明了朔尔茨此次访华的重要性，”郑春荣说，现在德国国内和欧洲方面，要求减少对华依赖的声音越来越多，而且这些声音正逐步地转变为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主要针对投资、贸易方面的审查或限制。
“朔尔茨也知道如果再这么下去，德国和中国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大。后面他再想去做一些动作，可能会更难。他可能认为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所以哪怕有阻力也得来。”郑春荣说。
除了反对声外，姜锋强调，还要看到其中强烈的赞同声音，“特别是来自德国企业界的呼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他们认为，德国必须尽早与中国加强信息沟通，增强相互信任，从而开展更具战略意义的合作。中国在国际政治、经贸等各领域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是德国重要的经济贸易伙伴。”
当地时间11月2日，朔尔茨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文，阐述了自己对于此次中国行的一些想法。文章一开始就说此时距他的前任访华已经过去3年了，“现在，直接对话变得更加重要”。
从这篇文章中“能够看出朔尔茨的迫切”，姜锋说，他并不是仅仅想要在某个项目上获得什么好处，或者是做成某一笔生意。这是一种“战略需求”，反映出朔尔茨作为一个政治家，对符合德国战略利益事情的判断。
“这种战略层面上的考虑具有前瞻性，周围的人可能一时还不能理解，特别是一些反对者，他们的反对很多是出于党派利益、某一阶层或集团利益考虑，或者有些政客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曝光度。”
11月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德国总理朔尔茨 图源：新华社
为何不带马克龙？
观察者网注意到，朔尔茨在10月21日欧盟峰会结束后就宣布，他将在11月初访华。而中国外交部在10月28日才正式确认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朔尔茨将于11月4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双方正式宣布朔尔茨访华的时间前后相差了一个星期。
“朔尔茨要来访华这个事情，双方一直在磋商，谈了很久，可能具体时间一直没有确定，”郑春荣说，10月21日欧盟峰会闭门会议结束后，朔尔茨可能认为应该借这个场合表达一下姿态，说明自己访华的主动性，表明自己支持全球化，不能与中国“脱钩”。
另外，郑春荣表示，欧盟峰会的讨论可能对朔尔茨有所触动，让他觉得现在应该公布这件事，不能再拖下去了。
“朔尔茨给我的感觉是有点慢热，不是那种马上就能做一个决定的人。他比较稳健，但是真的到了要他做决定的时刻，他会觉得我得行动了，现在得说了。”
姜锋则认为，双方公布时间的不同显示出两国外交风格的不同。
“朔尔茨是二十大闭幕后首位访华的欧洲领导人，中国对这次来访高度重视，需要有一个充分协调的过程。而且，朔尔茨刚宣布访华时德国国内外的反对声音极大，也不知道能否成行，中国在这之后一个星期才正式宣布，也是外交定力。”
这其中还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
根据路透社的消息，德国政府消息人士说，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向朔尔茨建议他们一起去北京，以发出欧盟团结的信号，但朔尔茨拒绝了这一提议。
朔尔茨与马克龙 资料图自社交媒体
这一事件背后的细节，我们不得而知。
“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否一同访华曾经有过协调，最终因为时间没碰拢等原因而作罢，”郑春荣说，朔尔茨单独来访和与马克龙一同来访，这两者的性质有所不同。
“这是朔尔茨就任总理以后首次到访中国，单独到访可以突出他此次访问的意义，中方对他的重视程度也会不一样。如果他与马克龙两个人一起来，那么他的访问的意义会被稀释一些。”
另外，“德国和法国最近各方面的龃龉不少，也有点较劲，比如在共同防务建设方面，一些德法的项目没有得到很好的推进等等。而且两个国家多多少少都在争夺欧盟内部的领导权，而朔尔茨一定希望德国能够在引领欧中关系方面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郑春荣补充道。
“与中国‘脱钩’的主张在德国渐渐失去市场”
在正式访华之前，朔尔茨多次公开表态称，“德国不想也不能与中国脱钩”；还力排众议、推动政府于10月26日批准中远海运集团入股汉堡港集装箱码头，并坚称这一决定“是正确的”。
不少人认为，这是朔尔茨的“诚意”或“礼物”，但姜锋和郑春荣都认为，这些表态和举动与他原有的立场一脉相承。
“与中国‘脱钩’的主张在德国渐渐失去了市场，这是大势所趋，”姜锋说，即使是反对朔尔茨访华的德国官员，在所谓“脱钩”问题上也非常谨慎，近来表态也在发生变化。他们也不赞成与中国“脱钩”，因为这么做既不可能，也不符合德国的利益和经济规律。不过，他们会觉得和中国经济联系过于密切，想要减少这种依赖性。
“德国经济对外依赖是一个共性问题，不仅仅针对中国，”姜锋分析道：
“对于中国，德国有着越来越客观的分析。例如，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一些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德国对中国的依赖是相互的，是一种平等互利的相互依赖关系。这种相互依赖关系是有利于和平和稳定的，可以称之为建设性的相互依赖。”
“因此，德国一些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认为，不仅不应该和中国‘脱钩’，反而应该进一步加强和中国的经济关系。比如，如果过去只是把产品卖到中国或者在中国组装，现在德国认为要把价值链上很大一个环节放在中国，加深经济合作。”
“我去年去德国考察时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比如说，德国戴姆勒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判断是，不光要在中国卖车，也要在中国研发汽车，并且研发出的产品不仅仅要供给中国，而且要卖到世界市场。”
而在“中企入股汉堡港集装箱码头”一事上，郑春荣提到，我们不能只看到朔尔茨推动做成了这件事，还要看到他到在最后做出了很大的让步。
“我们最初提出收购汉堡港集装箱码头35%的股份，但经过德国政府内部及欧盟、美国方面的阻挠，最后只获得24.9%的股份，刚好在获得运营决策权的门槛以下（注：门槛为25%的股份）。这也说明，朔尔茨在国内的一些对华施策还是受到联合政府的某些掣肘。”郑春荣补充道。
德国批准中远集团收购汉堡港“福地”集装箱码头24.9%股权 图源：视觉中国
中德经济合作已超出两国本身，对世界经济增长意义深远
此前德国总理每次访华都会有一个大型的企业代表团随行，朔尔茨此行也不例外。阵容豪华的商界“总裁团”涉及化工、医药、汽车等多个行业的巨头企业。
初选阶段的竞争十分激烈，最初申请同行的约有100人，最终12名德国企业高管拿下名额，包括巴斯夫欧洲公司董事执行会主席薄睦乐、默克集团执行董事会主席葛丽鹤、大众汽车总裁奥博穆、西门子总裁傅乐仁等。
“德国的大企业国际化程度非常高，他们对地缘政治非常敏感，知道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也知道这个世界未来的走向。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在把握中德关系上，要比（一些）政客要灵敏得多，”姜锋认为，大企业在中德两国外交构建过程中是十分重要和稳定的因素。
“他们来到中国，说明他们以往在中国发展中获得了很大的收益，这些收益让他们对未来中国的发展非常有信心。”
郑春荣也认为，这些企业的到访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他们继续看好中市场，希望加强同中方合作，在既有合作领域里，做大做强。同时，他们也希望中国政策释放更多活力，给他们更好的机遇。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德企纷纷“加码”中国，来自德国的投资在中国“多点开花”，一轮德企对华投资高潮似乎正在开启。
比如，化工巨头巴斯夫在湛江的生产基地，总投资约100亿欧元；大众宣布，将投资约24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68亿元）与中国智能计算平台提供商地平线共同成立一家新公司；宝马集团斥资150亿元人民币在沈阳建设的新工厂正式运营等等。
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德国对中国投资同比大增30%。
2022年德国对华投资飙升，《金融时报》制图
这其中不乏一些早就规划好只是恰巧在这一时间点落地的投资。但郑春荣认为，德企在中国的投资有一些策略上的转变。
他说，由于全球供应链遇到诸多挑战，现在德国的大型集团都提出了所谓的“local for local ”战略。“local for local ”指的是供应链在当地，生产完后直接服务于当地，减少了运输的成本，也缩短了供应链中的距离。这也是德国大型集团在中国加大生产力度投资建厂的一个原因。
姜锋认为，中德经济合作实际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德国的大企业也看到，中国具有稳定的生产资料来源、生产场所、向全世界分送的销售渠道以及发达的运输、服务行业。”
如今，“中德的经济、贸易关系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中德两国本身，对世界经济增长也具有深远意义，”姜锋说，巴斯夫在华投资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世界市场的。这次没有来的戴姆勒，据他所知也有两个项目要在中国做，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在上海要建立的是一个研发中心。
虽然德企在中国市场十分活跃，对华总投资额持续增加，然而今年8月德媒却报道称，德国联邦经济部正计划大幅收紧对德企对外投资担保的有关规定。由于对华投资的担保支出占比最高，此举也被视为德国政府有意改变对华政策。
“这会对两国经贸关系有一定负面影响，大型企业或许能够承担一定风险，但对于一些中小型企业来说，他们希望得到更多政府支持，”郑春荣认为，从中德正常的经贸发展来说，中方希望努力让德国政府不要出台这种阻挠双方正常贸易往来的政策，这样中德的整个经贸投资才会发展得更好。
湛江市的一体化基地是巴斯夫全球最大的投资项目
朔尔茨此行已为德国对华战略定调
德国目前正在制订新的对华战略，主要由绿党主持的外交部主导。
“德国‘对华战略’本来说年底推出，如今看来估计要‘难产’，”郑春荣说，这其中有很多争论，主要是由绿党主导的外交部、经济部和社民党所在的德国总理府之间的矛盾。
“德国外交部可能会在文中出现一些表述，比如对和中国的合作提出更多质疑，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加强审视两国经贸关系等等。但总理府肯定对上述表述不满，要求进行修改。在这一过程中，会有两种力量的博弈。”
而朔尔茨的此次访华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郑春荣认为，这一做法非常有魄力。“对华战略是要指导中德关系发展的，朔尔茨此行已为中德关系，包括德国新政府对华战略的总体导向定调，如果德外交部还是按照他们想的那一套去起草对华战略，就与中德关系的实质发展相悖。因此，外交部唯一能做的就是制定符合现实的对华战略。”
“在德国的对华战略里，我们大概率会看到一些对两国经贸关系的审视和考量。但可以肯定的是，因为朔尔茨的坚持，他的访华之行会将两国朝合作的方向拉动。”
所以，中德关系和中欧关系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姜锋指出，德国和欧洲内部稳定与否是影响中德关系和中欧关系的核心。德国当前对华政策的波动，主要原因还是其政府内各党力量失衡与社会中对变化与不确定普遍存在的焦虑。只要德国和欧洲内部能够相对稳定，那么中德关系和中欧关系就会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