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春天，“名校申请咨询师”们的走后门业务全面曝光，被冠名“美国史上最大名校入学舞弊案”。涉案的30余位家长，花了远远不够捐幢楼或设立个奖学金的钱，伪造标化成绩，编造运动员档案，把贿赂搞成慈善来避税，顺利把子女送进33所北美高等学府。
十月底，涉案家长中的11位被指控触犯联邦法律，其中有演员，有时尚设计师，虽不是什么大富豪，也都是平日里的名流。他们走了捷径中的捷径，在原本已经妥协的公平之上，再次私自拨动了砝码。比起给大学提供大额的资金补助（例如潘石屹给哈佛的1500万美金），这些家长企图用最少量的经济投入，完成最精准的走后门姿势，在大学录取这临门一脚上，踹出一条完全无视公平竞争的道路。
这是一件不折不扣的丑闻，打破了本科录取的相对公平。同时，这也不是一则丑闻那么简单，引用涉案家长Robert Zangrillo的辩护律师一句鬼话：“Zangrillo先生坚决否认今天的任何一项指控。向大学捐赠的行为被视作联邦犯罪，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这样的聊天角度很有趣，让花25万贿赂一名水球教练，和花1500万捐幢楼，仿佛变成了能摆上同一个台面的“善举”。不明就里的观众，或者说像我这样，25万美金和1500万美金，反正都拿不出的观众，思路就很容易被带跑：这就是一个有钱人给大学送钱的故事，天下乌鸦一般黑，和我能有什么关系。
但事实上：送钱的数额和姿势，是有区别的；有钱人花钱提高孩子的录取机会，和社会上其他人也非常有关系。
什么是犯罪，什么是慈善，他们之间有一条沟，有一道墙。明着捐1500万和暗着送25万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这个区别，是数额的区别，因为它能为高校运营提供的帮助不同；这个区别，也是性质的区别，这25万刀可一美分也不会进贫困生口袋。
首先确定的是，给大学送钱这件事本身没有错。大学的实际教育支出，其实远远高于学生缴纳的学费总额。即使是交了全额学费来读书，学校招这个学生也是亏本的。亏本生意没人会做，对于公立学校来说，钱不够还可以指望政府；但私立学校就只能靠金主爸爸们发善心了。
“关注种族多样性和弱势群体”需要经济基础，高校无可避免地需要放出一些招生名额给有钱人，以获得额外的经济收入；若是没有这些收入，本就入不敷出的私立学校是无力承担贫困生奖学金的。
所以，如果因为此次舞弊案，就在入学公平上大做文章，指责大学给有钱人降低录取标准，就是大错特错。在一些私立大学，私人捐助能解决掉学校运营资金需求的三分之一。在指责特权阶层获得录取优惠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他们为高校营运带来的好处。
即使是那些标榜need-blind的私立学校，比如哈耶普MIT和Amherst这些申请难度高过天际的名校，对于申请者们的家境和财力也是了如指掌的。在标化成绩和文书这些申请材料以外，经济能力也是招生考量之一。
再说说此次招生丑闻中浮现的入学捷径——非营利性体育运动。在大学这间“公司”里，体育部门是一个实打实的花钱部门。大学需要靠薪酬吸引有能力的教练，也需要靠入学优惠吸纳优秀的运动员，这些都要求高额的成本。
然而，根据美国教育部发布的EADA报告显示，大学并不能通过体育运动获得盈利。这就意味着：包括教练工资在内的所有体育支出，都要靠等量的收入来填补。这个收入从哪里来呢？只能是大量依赖私人捐赠了。
以藤校体育盈利榜单上垫底的布朗大学为例。布朗在2017-2018年在教练身上的投入也高达6,167,718美元。这笔支出对大学来说非常真实，分摊到每个教练头上，就有点差强人意。布朗的体育总监Jack Hayes直言：“我们一如既往地希望用高薪吸引体育人才，但如今我们所能提供的也着实有限。”
想象一下，你的部门老大动辄哭穷，你的工资不高不低且不涨，你发现帮助一个“假运动员”入学能拿到好一笔不错的“酬劳”，你会不会有可能心动？
在这样的诱惑下，不是每个人都有底气和清醒说：对不起客官，我不收贿赂，您把这笔走后门预算增加十几倍，和我校其他部门联系。
那么，那些有足够的清醒、让行贿家长出门左拐的教职员工，有没有获得大学的支持呢？舞弊案一出，让人震惊的并不是家长们的不择手段，他们的企图心还算在情理之中，真正意料之外的是大学对受贿的坐视不管。
掌握优质教育资源的名校，收取少部分富人子弟的私人捐赠，并为更多人提供受教育机会，是大学力所能及和力所应及的公平，漠视此项职责是大学的失责。
因此，在募集资金这件事情上，大学应该承担很多责任。一方面，要保证有足够的钱来实现自身运作和扶持有需求的学生；另一方面，校方也有责任管理这笔钱的来路和去向。尤其是涉及到通过捐赠帮助子女入学这一部分，校方处理是否得当，和录取公平息息相关。
我们应该鼓励大学向有钱人收钱，因为这构建了录取相对公平的经济基础。在我们成长和生活的世界里，资源总是有限的，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增加自己的生存筹码。在本科录取这一基础教育终点站作弊，固然非常瞩目；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家长在孩子成长的每一站，其实都可以“作弊”。
从一出生开始，我们的教育起点就不一样了。有学区房、有高额补课费投入的家长，可以去顶尖的国际学校排队，可以在孩子表现不好的节骨眼上给他后备选项，可以给一条原本就顺利的升学道路锦上添花。在高考、考研作弊入刑的我国，入学考试的公平得到了强调，但走向这个公平竞争点的道路千差万别。
因为有这些不公平，我们就不追赶了吗？不是的，有很多坚韧的孩子，用自己的方式在追赶，并且知道自己的进步，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的终点靠近别人的起点。在一条不可能公平的道路上奔跑，最大的价值是奔跑本身。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心里有终点，也有每时每刻的警醒和动力；一个勇敢的战士，击败的是残酷的对手，收获的是自己内心的平静。
说到底，我们承认，甚至鼓励大学接受捐赠并接纳富人子女入学，是认可了一部分人的特权和另一部分人的弱势。而达成这种不公平的“平衡”，实际上强调了普通人家孩子的努力，并在经济上为他们提供了更多享受努力成果的可能性。
给大学送钱从来都没错，错的只是姿势。希望这桩入学舞弊案的曝光，能帮助我们直面并接纳所谓的“不公平”，并且能看到“不公平”背后更多的公平。
2019年春天，“名校申请咨询师”们的走后门业务全面曝光，被冠名“美国史上最大名校入学舞弊案”。涉案的30余位家长，花了远远不够捐幢楼或设立个奖学金的钱，伪造标化成绩，编造运动员档案，把贿赂搞成慈善来避税，顺利把子女送进33所北美高等学府。
十月底，涉案家长中的11位被指控触犯联邦法律，其中有演员，有时尚设计师，虽不是什么大富豪，也都是平日里的名流。他们走了捷径中的捷径，在原本已经妥协的公平之上，再次私自拨动了砝码。比起给大学提供大额的资金补助（例如潘石屹给哈佛的1500万美金），这些家长企图用最少量的经济投入，完成最精准的走后门姿势，在大学录取这临门一脚上，踹出一条完全无视公平竞争的道路。
这是一件不折不扣的丑闻，打破了本科录取的相对公平。同时，这也不是一则丑闻那么简单，引用涉案家长Robert Zangrillo的辩护律师一句鬼话：“Zangrillo先生坚决否认今天的任何一项指控。向大学捐赠的行为被视作联邦犯罪，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这样的聊天角度很有趣，让花25万贿赂一名水球教练，和花1500万捐幢楼，仿佛变成了能摆上同一个台面的“善举”。不明就里的观众，或者说像我这样，25万美金和1500万美金，反正都拿不出的观众，思路就很容易被带跑：这就是一个有钱人给大学送钱的故事，天下乌鸦一般黑，和我能有什么关系。
但事实上：送钱的数额和姿势，是有区别的；有钱人花钱提高孩子的录取机会，和社会上其他人也非常有关系。
什么是犯罪，什么是慈善，他们之间有一条沟，有一道墙。明着捐1500万和暗着送25万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这个区别，是数额的区别，因为它能为高校运营提供的帮助不同；这个区别，也是性质的区别，这25万刀可一美分也不会进贫困生口袋。
首先确定的是，给大学送钱这件事本身没有错。大学的实际教育支出，其实远远高于学生缴纳的学费总额。即使是交了全额学费来读书，学校招这个学生也是亏本的。亏本生意没人会做，对于公立学校来说，钱不够还可以指望政府；但私立学校就只能靠金主爸爸们发善心了。
“关注种族多样性和弱势群体”需要经济基础，高校无可避免地需要放出一些招生名额给有钱人，以获得额外的经济收入；若是没有这些收入，本就入不敷出的私立学校是无力承担贫困生奖学金的。
所以，如果因为此次舞弊案，就在入学公平上大做文章，指责大学给有钱人降低录取标准，就是大错特错。在一些私立大学，私人捐助能解决掉学校运营资金需求的三分之一。在指责特权阶层获得录取优惠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他们为高校营运带来的好处。
即使是那些标榜need-blind的私立学校，比如哈耶普MIT和Amherst这些申请难度高过天际的名校，对于申请者们的家境和财力也是了如指掌的。在标化成绩和文书这些申请材料以外，经济能力也是招生考量之一。
再说说此次招生丑闻中浮现的入学捷径——非营利性体育运动。在大学这间“公司”里，体育部门是一个实打实的花钱部门。大学需要靠薪酬吸引有能力的教练，也需要靠入学优惠吸纳优秀的运动员，这些都要求高额的成本。
然而，根据美国教育部发布的EADA报告显示，大学并不能通过体育运动获得盈利。这就意味着：包括教练工资在内的所有体育支出，都要靠等量的收入来填补。这个收入从哪里来呢？只能是大量依赖私人捐赠了。
以藤校体育盈利榜单上垫底的布朗大学为例。布朗在2017-2018年在教练身上的投入也高达6,167,718美元。这笔支出对大学来说非常真实，分摊到每个教练头上，就有点差强人意。布朗的体育总监Jack Hayes直言：“我们一如既往地希望用高薪吸引体育人才，但如今我们所能提供的也着实有限。”
想象一下，你的部门老大动辄哭穷，你的工资不高不低且不涨，你发现帮助一个“假运动员”入学能拿到好一笔不错的“酬劳”，你会不会有可能心动？
在这样的诱惑下，不是每个人都有底气和清醒说：对不起客官，我不收贿赂，您把这笔走后门预算增加十几倍，和我校其他部门联系。
那么，那些有足够的清醒、让行贿家长出门左拐的教职员工，有没有获得大学的支持呢？舞弊案一出，让人震惊的并不是家长们的不择手段，他们的企图心还算在情理之中，真正意料之外的是大学对受贿的坐视不管。
掌握优质教育资源的名校，收取少部分富人子弟的私人捐赠，并为更多人提供受教育机会，是大学力所能及和力所应及的公平，漠视此项职责是大学的失责。
因此，在募集资金这件事情上，大学应该承担很多责任。一方面，要保证有足够的钱来实现自身运作和扶持有需求的学生；另一方面，校方也有责任管理这笔钱的来路和去向。尤其是涉及到通过捐赠帮助子女入学这一部分，校方处理是否得当，和录取公平息息相关。
我们应该鼓励大学向有钱人收钱，因为这构建了录取相对公平的经济基础。在我们成长和生活的世界里，资源总是有限的，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增加自己的生存筹码。在本科录取这一基础教育终点站作弊，固然非常瞩目；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家长在孩子成长的每一站，其实都可以“作弊”。
从一出生开始，我们的教育起点就不一样了。有学区房、有高额补课费投入的家长，可以去顶尖的国际学校排队，可以在孩子表现不好的节骨眼上给他后备选项，可以给一条原本就顺利的升学道路锦上添花。在高考、考研作弊入刑的我国，入学考试的公平得到了强调，但走向这个公平竞争点的道路千差万别。
因为有这些不公平，我们就不追赶了吗？不是的，有很多坚韧的孩子，用自己的方式在追赶，并且知道自己的进步，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的终点靠近别人的起点。在一条不可能公平的道路上奔跑，最大的价值是奔跑本身。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心里有终点，也有每时每刻的警醒和动力；一个勇敢的战士，击败的是残酷的对手，收获的是自己内心的平静。
说到底，我们承认，甚至鼓励大学接受捐赠并接纳富人子女入学，是认可了一部分人的特权和另一部分人的弱势。而达成这种不公平的“平衡”，实际上强调了普通人家孩子的努力，并在经济上为他们提供了更多享受努力成果的可能性。
给大学送钱从来都没错，错的只是姿势。希望这桩入学舞弊案的曝光，能帮助我们直面并接纳所谓的“不公平”，并且能看到“不公平”背后更多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