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英文简称CCER））30周年庆典在北京举行。在圆桌讨论环节，四位联合创始教授林毅夫、易纲、海闻、张维迎同台对话，分享了包括在创办CCER前的生活和工作经历、创办CCER过程中的突出成就与难题、创始教授的学术与政策思想分享、对国发院未来发展的期许等四个方面话题。
创始教授圆桌讨论（由左向右依次为：黄益平、海闻、林毅夫、易纲、张维迎）
发言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教授、名誉院长林毅夫认为，国发院这三十年的发展有中国改革开放的“天时”，同时受益于北大包容开放的“地利”，可以突破束缚，落实新的想法。更重要的是“人和”，汇集了同时代的精英，齐心协力共同发展。 成立之初，专家学者们认为亟待解决中国如何融入国际社会的问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教授、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易纲回忆，经济改革让我们回国参与国家经济改革，关键在于开放，中国如何融入国际，学习人类先进文化的命题。 林毅夫表示，“最重要的是我们敢为天下先。根据中国改革发展的需要去引领时代的发展。”他呼应自己的研究心得称，新结构经济学是来自我们国家的自主理论创新，主要是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因为中国的转型道路渐进的、双轨的。 他进一步分享自己到世界银行工作后，发现知名经济学家给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多源于主流理论，但执行效果不佳。“我提出，经济发展应依据国家禀赋条件，实事求是。随后，他们利用自身禀赋条件所赋予的比较优势，在有效市场中，借助企业家精神，以及与积极作为的政府合作，共同推动了这些优势的发展。这一过程催生了后来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林毅夫回忆。 在他看来，很多非洲国家依循新结构经济学，即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依托比较优势推动发展，成效显著。“我们过去都是西天取经，把西方的理论引进，现在来自于中国的理论在国际上也可以有影响。” 在回顾自己的学术与政策思想时，易纲还分享了过去几轮货币政策的重要时点。 “一个是1995年颁布《中国人民银行法》，使货币政策有了法律依据，这非常重要。”易纲表示，1995年以前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一个以数量指标调控的货币政策，数量指标就是M0现金，M1、M2，然后是银行的信贷。 从1995年到2005年，这10年采用了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也就是以汇率为锚的政策框架，以购买外汇作为投放流动性的主渠道，然后采取对冲，维持币值稳定的模式。 2005年7月21日汇率改革，与美元脱钩，中国采取了浮动汇率，整个货币政策的框架逐步转向了以价格型调控，也就是以利率为核心的货币政策的框架，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物价稳定的。 “从2000年一直到现在，25年来中国的CPI衡量的通货膨胀平均值是2.1%。大家知道2%是全世界中央银行行长的梦想。”易纲表示，过去这二十多年正好处于经济起飞、财富在积累、人民福祉在提高、人民收入在提高的阶段，同时通货膨胀一直保持在2%左右，实现了中央银行家的梦想。 最后他指出，利率是核心，汇率是在制定了利率以后由市场决定，这是我们货币框架最重要的基点。 展望未来及经济学人才的培养，林毅夫则表示，三十年以后，中国会是世界的经济中心。从历史上来看，世界经济中心就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就是引领世界理论思潮的大师辈出的中心。希望三十年以后，国发院会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的一个学术高地，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在国发院辈出。 此外，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称，国发院“家国情怀、高度自信、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这四大核心理念，将成为引领国发院迈向下一个三十年的坚实灯塔。
9月22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英文简称CCER））30周年庆典在北京举行。在圆桌讨论环节，四位联合创始教授林毅夫、易纲、海闻、张维迎同台对话，分享了包括在创办CCER前的生活和工作经历、创办CCER过程中的突出成就与难题、创始教授的学术与政策思想分享、对国发院未来发展的期许等四个方面话题。
创始教授圆桌讨论（由左向右依次为：黄益平、海闻、林毅夫、易纲、张维迎）
发言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教授、名誉院长林毅夫认为，国发院这三十年的发展有中国改革开放的“天时”，同时受益于北大包容开放的“地利”，可以突破束缚，落实新的想法。更重要的是“人和”，汇集了同时代的精英，齐心协力共同发展。
成立之初，专家学者们认为亟待解决中国如何融入国际社会的问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教授、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易纲回忆，经济改革让我们回国参与国家经济改革，关键在于开放，中国如何融入国际，学习人类先进文化的命题。
林毅夫表示，“最重要的是我们敢为天下先。根据中国改革发展的需要去引领时代的发展。”他呼应自己的研究心得称，新结构经济学是来自我们国家的自主理论创新，主要是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因为中国的转型道路渐进的、双轨的。
他进一步分享自己到世界银行工作后，发现知名经济学家给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多源于主流理论，但执行效果不佳。“我提出，经济发展应依据国家禀赋条件，实事求是。随后，他们利用自身禀赋条件所赋予的比较优势，在有效市场中，借助企业家精神，以及与积极作为的政府合作，共同推动了这些优势的发展。这一过程催生了后来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林毅夫回忆。
在他看来，很多非洲国家依循新结构经济学，即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依托比较优势推动发展，成效显著。“我们过去都是西天取经，把西方的理论引进，现在来自于中国的理论在国际上也可以有影响。”
在回顾自己的学术与政策思想时，易纲还分享了过去几轮货币政策的重要时点。
“一个是1995年颁布《中国人民银行法》，使货币政策有了法律依据，这非常重要。”易纲表示，1995年以前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一个以数量指标调控的货币政策，数量指标就是M0现金，M1、M2，然后是银行的信贷。
从1995年到2005年，这10年采用了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也就是以汇率为锚的政策框架，以购买外汇作为投放流动性的主渠道，然后采取对冲，维持币值稳定的模式。
2005年7月21日汇率改革，与美元脱钩，中国采取了浮动汇率，整个货币政策的框架逐步转向了以价格型调控，也就是以利率为核心的货币政策的框架，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物价稳定的。
“从2000年一直到现在，25年来中国的CPI衡量的通货膨胀平均值是2.1%。大家知道2%是全世界中央银行行长的梦想。”易纲表示，过去这二十多年正好处于经济起飞、财富在积累、人民福祉在提高、人民收入在提高的阶段，同时通货膨胀一直保持在2%左右，实现了中央银行家的梦想。
最后他指出，利率是核心，汇率是在制定了利率以后由市场决定，这是我们货币框架最重要的基点。
展望未来及经济学人才的培养，林毅夫则表示，三十年以后，中国会是世界的经济中心。从历史上来看，世界经济中心就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就是引领世界理论思潮的大师辈出的中心。希望三十年以后，国发院会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的一个学术高地，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在国发院辈出。
此外，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称，国发院“家国情怀、高度自信、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这四大核心理念，将成为引领国发院迈向下一个三十年的坚实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