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针对中国发动的“科技脱钩”愈演愈烈，就连美国专家自己也忧心起如此努力恐怕最终会遭到反噬，让美方“翻下山沟”。
“华盛顿的狂热反华态度将适得其反”，美国“政客”新闻网15日就以此为题刊发评论文章指出，如果美国的脱钩政策“走得太远”，它反将拖累美国经济、赶走盟友、阻碍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危机的努力，并增加发生灾难性战争的几率。
文章作者乔恩·贝特曼（Jon Bateman）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技术与国际事务项目的高级研究员，重点研究中美科技和全球影响力等方面的大规模政策挑战。他曾是前美国防部长办公室实施网络战略主任、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别助理。
文章截图
文章称，从50年前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开始，中美之间就建立了“非凡的经济共生关系”。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商品供应国和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美国也是如今中国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国和最重要的外国金融伙伴。
其中更重要的是，中美在科技方面的联系尤为紧密：就半导体而言，美国芯片行业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自中国；就制造业而言，中国也是苹果和特斯拉等美企的关键枢纽；就科学而言，中美科学家共同发表的论文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
不过，文章认为，在过去十年中，支撑这种经济关系的战略基础不断被削弱。因为与美国的希望相反，中国在5G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战略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功，这使华盛顿得出结论，双边科技关系不再对美有利。特朗普政府的上台则是这一以中国为中心的美利坚“技术民族主义”开始转变为美国“国策”的决定性时刻。
尽管贝特曼在文中声称美国应当对中国技术采取“与具体威胁规模相匹配”的限制，但他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为从根本上遏制中国，华盛顿似乎有意对华进行“更大规模的讨伐”，而很少考虑到这些“脱钩”政策对美国本身、其盟友以及全球稳定的风险。
就在今年5月，美国以所谓“侵犯人权”为由将中国公司海康威视列入美财政部的“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SDN）。此举也被称作是“最严厉”制裁。10月，美国又修改出口管制条例，进一步限制中国获得先进计算芯片、开发和维护超级计算机以及制造先进工艺的能力。
文章称，这些最新举措代表了迄今为止美国在“科技脱钩”上最急剧的升级，拜登政府、美国国会和外交政策机构中“限制主义者”（restrictionist）阵营这种近乎“狂热”的反华做派很有可能在以下三个方面带来更大的问题：
最显而易见的一点是，美国经济将因此受到冲击。美半导体设备大厂泛林集团（Lam Research）10月警告，最新一轮的出口管制将导致该公司明年收入锐减20至25亿美元，研发资金或因此被砍。美国应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当时则预计，截至10月30日的季度净销售额将下降2.5亿至5.5亿美元，之后的三个月也可能会受到类似影响。
随着技术的进步，受到美国管制的高级芯片和设备将占据越来越大的市场，美国本土企业的收入漏洞也会随之扩大。尽管华盛顿试图通过“芯片法案”提供行业补贴，但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指出，补贴很可能没有期望的那么多，美国国会未来也不会对每一个面临潜在出口管制的产业都慷慨解囊。
其次，美国或为此疏远经济和技术方面的盟友与伙伴。美方日前多次被曝正单方面施压荷兰、日本、韩国等限制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文章指出，这并非美方第一次践行胁迫外交，也已然在这些地区引起不满。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施赖纳马赫尔就曾数度发声，强调荷兰将做出自己的判断，捍卫本国经济利益。
文章提到，美国当前其实已经处于经济外交中的敏感时期，欧盟、韩国等盟友正因美国在电动汽车和半导体等领域的歧视性补贴而愤怒。面对可能爆发的“贸易战”，欧盟正准备罕见放宽国家援助政策以抵消影响。
“美方此举不是堂堂正正的大国所为。”赵立坚11月7日就此指出，美方滥用国家力量，倚仗技术优势对盟国经济胁迫以维持自身霸权私利，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美方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意识形态化，对别国搞“技术封锁”“技术脱钩”，其用心人尽皆知。企图堵别人的路，最终只会堵死自己的路。
此外，文章认为，华盛顿拥抱遏制战略还将加剧美中关系的螺旋式下降，使双边合作更加困难，为日益危险的竞争平添了另一个不可预测的因素。贝特曼指出，虽然拜登政府的官方辞令拒绝将这些举措定义为“遏华”，但并没有别的词汇和标签更适合描述这些做法，“美国政府显然对为追求狭隘的国家安全目标而对中国的经济造成广泛损害感到满意”。
究其原因，贝特曼认为有两点。一方面，美国往往夸大中国的“科技威胁”，如美内政部以“担心受到监视”为由拒绝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这实际加大了美国监测和管控野火的难度。另一方面，美方限制性措施的成本通常被低估，如美司法部的“中国行动计划”以抓捕“中国间谍”为名大肆逮捕华人学者，最终促使超一千名中国学者离开美国。最初被捕的六位学者中有五人已被撤销指控，但过程中究竟破坏了多少合法科学研究已不可考。
当地时间11月29日，美国总统拜登（中）在华盛顿白宫罗斯福厅会见国会领袖。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而对于美国“狂热”的决策者而言，最大的问题或许在“群体思维”上。“（美国）对中国科技问题的分析已经变得越来越片面简单，这导致了明显的误判。”贝特曼称，推动严厉反华措施已在美国国会、智囊团等得到了两党的广泛支持，民主党人士和亲民主党媒体一味鼓吹脱钩，却没有一名政治人物明确强调脱钩的风险或成本。即使是商界领袖，也因害怕政治打击而在很大程度上从公开辩论中退缩。
“霸权国家往往因自身的过度扩张，而非任何外国对手，而遭受更多损失……这不是美国领导人第一次对一个定义不清的威胁如此费神。”在文章结尾，贝特曼给出了相当严厉的警告。他甚至将美国当前对华政策比作前《纽约时报》记者朱迪思·米勒（Judith Miller）为迎合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需要而极力编造萨达姆政府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谎言，后者最终酿成的恶果世人皆知：这是现代美国最大的一起战略失误。
本月12日，中国已将美国对华芯片等产品的出口管制措施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指出，美方近年来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阻碍芯片等产品的正常国际贸易，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破坏国际经贸秩序，违反国际经贸规则，违背基本经济规律，损害全球和平发展利益，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
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在世贸组织提起诉讼，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中方关注，是捍卫自身合法权益的必要方式。我们希望美方放弃零和博弈思维，及时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扰乱芯片等高科技产品贸易，维护中美正常经贸往来，维护全球芯片等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美国针对中国发动的“科技脱钩”愈演愈烈，就连美国专家自己也忧心起如此努力恐怕最终会遭到反噬，让美方“翻下山沟”。
“华盛顿的狂热反华态度将适得其反”，美国“政客”新闻网15日就以此为题刊发评论文章指出，如果美国的脱钩政策“走得太远”，它反将拖累美国经济、赶走盟友、阻碍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危机的努力，并增加发生灾难性战争的几率。
文章作者乔恩·贝特曼（Jon Bateman）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技术与国际事务项目的高级研究员，重点研究中美科技和全球影响力等方面的大规模政策挑战。他曾是前美国防部长办公室实施网络战略主任、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别助理。
文章截图
文章称，从50年前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开始，中美之间就建立了“非凡的经济共生关系”。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商品供应国和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美国也是如今中国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国和最重要的外国金融伙伴。
其中更重要的是，中美在科技方面的联系尤为紧密：就半导体而言，美国芯片行业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自中国；就制造业而言，中国也是苹果和特斯拉等美企的关键枢纽；就科学而言，中美科学家共同发表的论文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
不过，文章认为，在过去十年中，支撑这种经济关系的战略基础不断被削弱。因为与美国的希望相反，中国在5G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战略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功，这使华盛顿得出结论，双边科技关系不再对美有利。特朗普政府的上台则是这一以中国为中心的美利坚“技术民族主义”开始转变为美国“国策”的决定性时刻。
尽管贝特曼在文中声称美国应当对中国技术采取“与具体威胁规模相匹配”的限制，但他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为从根本上遏制中国，华盛顿似乎有意对华进行“更大规模的讨伐”，而很少考虑到这些“脱钩”政策对美国本身、其盟友以及全球稳定的风险。
就在今年5月，美国以所谓“侵犯人权”为由将中国公司海康威视列入美财政部的“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SDN）。此举也被称作是“最严厉”制裁。10月，美国又修改出口管制条例，进一步限制中国获得先进计算芯片、开发和维护超级计算机以及制造先进工艺的能力。
文章称，这些最新举措代表了迄今为止美国在“科技脱钩”上最急剧的升级，拜登政府、美国国会和外交政策机构中“限制主义者”（restrictionist）阵营这种近乎“狂热”的反华做派很有可能在以下三个方面带来更大的问题：
最显而易见的一点是，美国经济将因此受到冲击。美半导体设备大厂泛林集团（Lam Research）10月警告，最新一轮的出口管制将导致该公司明年收入锐减20至25亿美元，研发资金或因此被砍。美国应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当时则预计，截至10月30日的季度净销售额将下降2.5亿至5.5亿美元，之后的三个月也可能会受到类似影响。
随着技术的进步，受到美国管制的高级芯片和设备将占据越来越大的市场，美国本土企业的收入漏洞也会随之扩大。尽管华盛顿试图通过“芯片法案”提供行业补贴，但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指出，补贴很可能没有期望的那么多，美国国会未来也不会对每一个面临潜在出口管制的产业都慷慨解囊。
其次，美国或为此疏远经济和技术方面的盟友与伙伴。美方日前多次被曝正单方面施压荷兰、日本、韩国等限制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文章指出，这并非美方第一次践行胁迫外交，也已然在这些地区引起不满。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施赖纳马赫尔就曾数度发声，强调荷兰将做出自己的判断，捍卫本国经济利益。
文章提到，美国当前其实已经处于经济外交中的敏感时期，欧盟、韩国等盟友正因美国在电动汽车和半导体等领域的歧视性补贴而愤怒。面对可能爆发的“贸易战”，欧盟正准备罕见放宽国家援助政策以抵消影响。
“美方此举不是堂堂正正的大国所为。”赵立坚11月7日就此指出，美方滥用国家力量，倚仗技术优势对盟国经济胁迫以维持自身霸权私利，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美方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意识形态化，对别国搞“技术封锁”“技术脱钩”，其用心人尽皆知。企图堵别人的路，最终只会堵死自己的路。
此外，文章认为，华盛顿拥抱遏制战略还将加剧美中关系的螺旋式下降，使双边合作更加困难，为日益危险的竞争平添了另一个不可预测的因素。贝特曼指出，虽然拜登政府的官方辞令拒绝将这些举措定义为“遏华”，但并没有别的词汇和标签更适合描述这些做法，“美国政府显然对为追求狭隘的国家安全目标而对中国的经济造成广泛损害感到满意”。
究其原因，贝特曼认为有两点。一方面，美国往往夸大中国的“科技威胁”，如美内政部以“担心受到监视”为由拒绝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这实际加大了美国监测和管控野火的难度。另一方面，美方限制性措施的成本通常被低估，如美司法部的“中国行动计划”以抓捕“中国间谍”为名大肆逮捕华人学者，最终促使超一千名中国学者离开美国。最初被捕的六位学者中有五人已被撤销指控，但过程中究竟破坏了多少合法科学研究已不可考。
当地时间11月29日，美国总统拜登（中）在华盛顿白宫罗斯福厅会见国会领袖。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而对于美国“狂热”的决策者而言，最大的问题或许在“群体思维”上。“（美国）对中国科技问题的分析已经变得越来越片面简单，这导致了明显的误判。”贝特曼称，推动严厉反华措施已在美国国会、智囊团等得到了两党的广泛支持，民主党人士和亲民主党媒体一味鼓吹脱钩，却没有一名政治人物明确强调脱钩的风险或成本。即使是商界领袖，也因害怕政治打击而在很大程度上从公开辩论中退缩。
“霸权国家往往因自身的过度扩张，而非任何外国对手，而遭受更多损失……这不是美国领导人第一次对一个定义不清的威胁如此费神。”在文章结尾，贝特曼给出了相当严厉的警告。他甚至将美国当前对华政策比作前《纽约时报》记者朱迪思·米勒（Judith Miller）为迎合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需要而极力编造萨达姆政府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谎言，后者最终酿成的恶果世人皆知：这是现代美国最大的一起战略失误。
本月12日，中国已将美国对华芯片等产品的出口管制措施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指出，美方近年来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阻碍芯片等产品的正常国际贸易，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破坏国际经贸秩序，违反国际经贸规则，违背基本经济规律，损害全球和平发展利益，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
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在世贸组织提起诉讼，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中方关注，是捍卫自身合法权益的必要方式。我们希望美方放弃零和博弈思维，及时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扰乱芯片等高科技产品贸易，维护中美正常经贸往来，维护全球芯片等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