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亮医生去世了，我们都很难过。
但是让我感到非常愤怒的是，在李医生过世后，外网内网都有一群妖魔鬼怪跳出来，消费过世的李医生，把他的死亡当成一杆枪，当成一个政治符号，拿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比如这个最早从外网开始流行的：“哈佛医学院为李文亮医生降半旗致敬”的谣言。
实际上，哈佛医学院降半旗，是为了悼念哈佛医学院和麻省总医院的教授Stephen P. Dretler的去世。
比如网传的那张李医生妻子付雪洁的求助信，实际上并非本人所写。
最诡异的是，这封信的内容是编出来的，但是留的联系方式是真的。
这就导致付雪洁不得不出来辟谣，不然就会被电话烦死。
今天，又有人假冒了付雪洁写了李文亮的书信，付雪洁在今天下午无奈又发了一则声明，再次强调自己没有发布过任何捐助信息，希望大家不要传播，以免给家人造成不必要的困扰。
李医生去世以后，大家都沉浸在悲痛中，有谁在这个时候会有闲工夫，还花心思打造如此精致的谣言？
这两波谣言，已经给李医生的家属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而更多的妖魔鬼怪，还在利用李医生的死亡做文章，他们假惺惺地为李医生的过世哭嚎，最后却每每在关键处图穷匕见。
香港废青迅速讨论是否要趁着李医生过世的时间搞事，准备向内地“输出革命”。
他们毫无人性地说：“别管李文亮是不是好人，该不该死，这同他有没有利用价值是两回事。”
“就看看怎么样能利用来攻击中国政府就行”，“不要有吃人血馒头的包袱。”
有人说，李文亮是一张好牌，要打就使劲打，不要管有没有效果，我们一直都是先试了再说，麻烦大家都上点心，别袖手旁观。
马上就有网友发现，香港废青组织了文宣团队，在微博上带节奏。
（图片来自微博网友及微信公众号“黔线曝光”）
有人已经贴出了类似废青在墙上写字的照片。
有人已经发起了在口罩上写字的活动，还拉上几个人拍了照片。
我不知道图中的人是内地人还是香港人假扮的，看看他们这个样子，不是和香港废青如出一辙吗？
各种宣传图已经画好了，经历过香港事件的大家肯定都不陌生。
我很愤怒，李医生已经过世了，有人却只想借他的名义兴风作浪？这是悼念李医生吗？这是对李医生的侮辱！
国外国内的公知竭尽全力，想把李医生打造成“反体制”的“英雄”。
可是他们忘了，李文亮医生自己就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
在李文亮生前的自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胸前的党徽，在医院号召党员上前线的时候，当时已身在医院的李医生也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从疫情发生开始，截止到现在，已经有40多位在防疫一线工作的人牺牲了，其中的大多数都是党员。
张辉，共产党员，湖南省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局党委书记、局长。
从疫情开始后，他就连续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连轴转了半个月，因过度劳累突发心梗，抢救无效，不幸因公殉职，终年56岁。
孙士贞，共产党员，山东省临沂市费县薛庄镇城阳村党支部书记，在当地当了十几年的干部。
城阳村交通便利，7个路口延伸到周边各村，收到防疫的通报后，孙士贞加班加点进行工作，一天时间就把村里900多户村民排查完毕。
排查完之后还要检查春节的过往车辆，人手紧张，他就24小时站在路口检查，确保不漏过一辆车。用他的话说就是：“疫情形势再严峻，我们城阳村不能出乱子！”
2月1日早上，连续奋战6个昼夜的孙士贞因过度劳累突发疾病，不幸去世，终年59岁。
何建华，共产党员，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民警，平时就是负责任的民警，拿过一次三等功，“先进个人”等称号多次，在大型安保工作中从未下过火线。
2020年1月26日，当天本来轮到何建华休息，但由于疫情严重，何建华主动请缨要求继续执勤。
不幸的是，下午1点，在突泉县汽车客运站工作时，何建华突感身体不适送医抢救，当晚21时许，因小脑出血抢救无效殉职，时年52岁。
在全国，类似的例子太多太多了，还有更多的基层共产党员们，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到现在还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
在全国无数大大小小的村口、镇口、高速路旁、卫生防疫站，不分白天黑夜，风里雨里雪里，永远都有他们伫立的身影。
他们和李医生一样，都是勇敢的共产党员，他们都对得起自己胸口的党徽！
正是这些千千万万的基层工作人员，我们才得以把疫情控制到现在的程度。
因为湖北省某些官员的问题，我们在应对疫情时，一开始的对应的确没有做到最好。
但后续的措施让我看到了中国的力量。
湖北省有难，我们调动了足够多的资源，短短十几天就建好了火神山雷神山。
有记者去采访建医院的工人艾时春，她说：“国家有难，这里需要你。谁都不敢上，事情谁做？”
火神山干一天工资有一千块，但当记者问工人杜海桥知不知道工资多少时，他说：“不是为这个来的。”
这样想的还不只是他一个人，因为附近的民警执勤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火神山建设者，这个工人领到7000块工资后，把钱全拿来买了牛奶，送给了战斗在一线的医务人员。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湖北省有难，国家卫健委采用了“一省包一市”的方式，让全国一对一帮助湖北省快点好起来。
这次的病毒感染性极强，有的感染者十几秒就被感染了，这样的疫情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但是中国发现并分享冠状病毒基因组的速度是创纪录的快，后续的封城、排查等行动都非常迅速。
中国14亿人在这个春节放弃了以往年年都有的集体活动，自愿待在家里，团结一心，等待病毒的消退。
此前的任何一个国家，在面对类似的事件时，都没有这样全民一心的强大执行力，国际社会都称赞中国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
如果大家的期望是100分的话，武汉政府是不及格的，让我们这些爱国者心寒，但中央政府做到了90分。
中国人民在疫情中的表现在我心中是满分，不接受反驳。如果按照2009年美国对抗H1N1的散漫态度，早就把病毒传到全世界了。
整个过程中，的确暴露出了各地方政府存在的很多问题，需要改正，但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做得很差”。
如果这样的体制都叫做失败，那什么样的才叫成功呢？像美国那样不负责任地任由H1N1传到两百多个国家的体制吗？
2月4日，《纽约时报》刊登文章说“新冠病毒危机暴露中国治理体系的‘失败’”。
新加坡的李显龙夫人何晶公开回呛道：
“那么美国乙型流感死亡案例又暴露了什么呢？”
对于李文亮医生头上那个“造谣者”的名号，我和大家一样都感到不满。
武汉市政府迟迟没有拨乱反正，这是他们的失职，但中央得知此事之后，已经派了人去武汉彻查此事，相信很快就能有一个公正的结果。
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会犯错误，关键在于犯了错误之后，能不能自我反省，能不能及时纠错。
如果这样的纠错速度叫做“体制之恶”，那被追杀了7年之久的斯诺登，现在还身陷囹圄的阿桑奇应该算什么呢，美国灯塔之光？
这些费尽心思制造谣言，带节奏的人，他们真的像我们一样关心李医生吗？真的像我们一样把李医生当成一个可敬的普通人吗？
不，他们不关心。
他们只想把李医生变成阿拉伯之春里突尼斯的小贩，变成一杆他们手里的枪，变成一个攻击体制的工具，希望能利用李医生的去世，点燃一把熊熊大火，看着中国燃烧。
我举一个例子，朋友圈里某些人疯狂转发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名言，俨然自己就是争取自由的斗士。
但殊不知，索尔仁尼琴虽然反对极权主义，但绝不是什么追求自由的斗士。
他在苏联的时候写书骂苏联，追捧沙俄和东正教，生活在20世纪，却一直向往着19世纪的沙俄帝国。
这就好比一个中国作家享受着新中国工业化带来的好处时，却天天幻想着回到满清，觉得满清版图更大，强无敌。
西方给他发诺贝尔奖，让他上时代周刊，不遗余力地想要把他打造成一个反苏斗士，让老百姓相信他的建议是为了国家好。
他笔下的古拉格监狱，被西方媒体无数次地拿出来做文章。
苏联在的时候，他们就用古拉格拿来攻击苏联的劳改营，说劳改营惨无人道；苏联没有了，他们就用古拉格来攻击中国在新疆办的学校，口气都如出一辙。
可是，被苏联开除国籍以后，到了西方，索尔仁尼琴发现自己被西方用完就扔了，就又开始骂资本主义，骂自由主义，闹得美国的宣传机构灰头土脸，只能把他送回去。
回到俄罗斯以后，索尔仁尼琴亲眼目睹了实现了“民主”和“自由”后的祖国满目疮痍，他的立场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又开始骂戈尔巴乔夫，骂叶利钦。
可是，强大的国家已经没有了，再怎么骂也回不来了。
欧美媒体把他称为“俄罗斯的良心”，俄罗斯政府给索尔仁尼琴在海参崴立了雕像，但俄罗斯人民可不这么认为。
他们反对给索尔仁尼琴在海参崴立雕像，雕像立好之后，马上就有民众去给他的雕像上挂牌子，在牌子上写“犹大”，讽刺他是一个叛徒。
挂牌子的人还在youtube上发视频，引用民调调查说，75%的民众更希望看到斯大林的雕像，而不是这个叛徒的。
那些利用李医生炒作的人，不过是又一个索尔仁尼琴罢了。
疫情才是眼下最大的敌人，战役已经来到了关键时刻，而某些人却不遗余力地想要在这个时候摧毁我们的信心。
试问，在这个时候，不是我们的敌人，谁会希望现在的秩序崩坍？谁会希望我们绝望？
我们批评湖北政府的问题，是希望国家能解决问题。
而有些人“批评”问题，是希望借着问题解决国家。
等到一切都过去了以后，我们一定要好好纪念疫情中包括李医生在内的众多一线的英雄们，为他们树碑立传。
但我绝不想顺着那些别有目的，想要兴风作浪的人的思路和口吻走，把李医生的不幸离世，变成一群苍蝇的盛宴，一群豺狼的狂欢。
他们不配悼念李医生。
李文亮医生去世了，我们都很难过。
但是让我感到非常愤怒的是，在李医生过世后，外网内网都有一群妖魔鬼怪跳出来，消费过世的李医生，把他的死亡当成一杆枪，当成一个政治符号，拿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比如这个最早从外网开始流行的：“哈佛医学院为李文亮医生降半旗致敬”的谣言。
实际上，哈佛医学院降半旗，是为了悼念哈佛医学院和麻省总医院的教授Stephen P. Dretler的去世。
比如网传的那张李医生妻子付雪洁的求助信，实际上并非本人所写。
最诡异的是，这封信的内容是编出来的，但是留的联系方式是真的。
这就导致付雪洁不得不出来辟谣，不然就会被电话烦死。
今天，又有人假冒了付雪洁写了李文亮的书信，付雪洁在今天下午无奈又发了一则声明，再次强调自己没有发布过任何捐助信息，希望大家不要传播，以免给家人造成不必要的困扰。
李医生去世以后，大家都沉浸在悲痛中，有谁在这个时候会有闲工夫，还花心思打造如此精致的谣言？
这两波谣言，已经给李医生的家属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而更多的妖魔鬼怪，还在利用李医生的死亡做文章，他们假惺惺地为李医生的过世哭嚎，最后却每每在关键处图穷匕见。
香港废青迅速讨论是否要趁着李医生过世的时间搞事，准备向内地“输出革命”。
他们毫无人性地说：“别管李文亮是不是好人，该不该死，这同他有没有利用价值是两回事。”
“就看看怎么样能利用来攻击中国政府就行”，“不要有吃人血馒头的包袱。”
有人说，李文亮是一张好牌，要打就使劲打，不要管有没有效果，我们一直都是先试了再说，麻烦大家都上点心，别袖手旁观。
马上就有网友发现，香港废青组织了文宣团队，在微博上带节奏。
（图片来自微博网友及微信公众号“黔线曝光”）
有人已经贴出了类似废青在墙上写字的照片。
有人已经发起了在口罩上写字的活动，还拉上几个人拍了照片。
我不知道图中的人是内地人还是香港人假扮的，看看他们这个样子，不是和香港废青如出一辙吗？
各种宣传图已经画好了，经历过香港事件的大家肯定都不陌生。
我很愤怒，李医生已经过世了，有人却只想借他的名义兴风作浪？这是悼念李医生吗？这是对李医生的侮辱！
国外国内的公知竭尽全力，想把李医生打造成“反体制”的“英雄”。
可是他们忘了，李文亮医生自己就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
在李文亮生前的自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胸前的党徽，在医院号召党员上前线的时候，当时已身在医院的李医生也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从疫情发生开始，截止到现在，已经有40多位在防疫一线工作的人牺牲了，其中的大多数都是党员。
张辉，共产党员，湖南省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局党委书记、局长。
从疫情开始后，他就连续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连轴转了半个月，因过度劳累突发心梗，抢救无效，不幸因公殉职，终年56岁。
孙士贞，共产党员，山东省临沂市费县薛庄镇城阳村党支部书记，在当地当了十几年的干部。
城阳村交通便利，7个路口延伸到周边各村，收到防疫的通报后，孙士贞加班加点进行工作，一天时间就把村里900多户村民排查完毕。
排查完之后还要检查春节的过往车辆，人手紧张，他就24小时站在路口检查，确保不漏过一辆车。用他的话说就是：“疫情形势再严峻，我们城阳村不能出乱子！”
2月1日早上，连续奋战6个昼夜的孙士贞因过度劳累突发疾病，不幸去世，终年59岁。
何建华，共产党员，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民警，平时就是负责任的民警，拿过一次三等功，“先进个人”等称号多次，在大型安保工作中从未下过火线。
2020年1月26日，当天本来轮到何建华休息，但由于疫情严重，何建华主动请缨要求继续执勤。
不幸的是，下午1点，在突泉县汽车客运站工作时，何建华突感身体不适送医抢救，当晚21时许，因小脑出血抢救无效殉职，时年52岁。
在全国，类似的例子太多太多了，还有更多的基层共产党员们，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到现在还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
在全国无数大大小小的村口、镇口、高速路旁、卫生防疫站，不分白天黑夜，风里雨里雪里，永远都有他们伫立的身影。
他们和李医生一样，都是勇敢的共产党员，他们都对得起自己胸口的党徽！
正是这些千千万万的基层工作人员，我们才得以把疫情控制到现在的程度。
因为湖北省某些官员的问题，我们在应对疫情时，一开始的对应的确没有做到最好。
但后续的措施让我看到了中国的力量。
湖北省有难，我们调动了足够多的资源，短短十几天就建好了火神山雷神山。
有记者去采访建医院的工人艾时春，她说：“国家有难，这里需要你。谁都不敢上，事情谁做？”
火神山干一天工资有一千块，但当记者问工人杜海桥知不知道工资多少时，他说：“不是为这个来的。”
这样想的还不只是他一个人，因为附近的民警执勤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火神山建设者，这个工人领到7000块工资后，把钱全拿来买了牛奶，送给了战斗在一线的医务人员。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湖北省有难，国家卫健委采用了“一省包一市”的方式，让全国一对一帮助湖北省快点好起来。
这次的病毒感染性极强，有的感染者十几秒就被感染了，这样的疫情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但是中国发现并分享冠状病毒基因组的速度是创纪录的快，后续的封城、排查等行动都非常迅速。
中国14亿人在这个春节放弃了以往年年都有的集体活动，自愿待在家里，团结一心，等待病毒的消退。
此前的任何一个国家，在面对类似的事件时，都没有这样全民一心的强大执行力，国际社会都称赞中国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
如果大家的期望是100分的话，武汉政府是不及格的，让我们这些爱国者心寒，但中央政府做到了90分。
中国人民在疫情中的表现在我心中是满分，不接受反驳。如果按照2009年美国对抗H1N1的散漫态度，早就把病毒传到全世界了。
整个过程中，的确暴露出了各地方政府存在的很多问题，需要改正，但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做得很差”。
如果这样的体制都叫做失败，那什么样的才叫成功呢？像美国那样不负责任地任由H1N1传到两百多个国家的体制吗？
2月4日，《纽约时报》刊登文章说“新冠病毒危机暴露中国治理体系的‘失败’”。
新加坡的李显龙夫人何晶公开回呛道：
“那么美国乙型流感死亡案例又暴露了什么呢？”
对于李文亮医生头上那个“造谣者”的名号，我和大家一样都感到不满。
武汉市政府迟迟没有拨乱反正，这是他们的失职，但中央得知此事之后，已经派了人去武汉彻查此事，相信很快就能有一个公正的结果。
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会犯错误，关键在于犯了错误之后，能不能自我反省，能不能及时纠错。
如果这样的纠错速度叫做“体制之恶”，那被追杀了7年之久的斯诺登，现在还身陷囹圄的阿桑奇应该算什么呢，美国灯塔之光？
这些费尽心思制造谣言，带节奏的人，他们真的像我们一样关心李医生吗？真的像我们一样把李医生当成一个可敬的普通人吗？
不，他们不关心。
他们只想把李医生变成阿拉伯之春里突尼斯的小贩，变成一杆他们手里的枪，变成一个攻击体制的工具，希望能利用李医生的去世，点燃一把熊熊大火，看着中国燃烧。
我举一个例子，朋友圈里某些人疯狂转发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名言，俨然自己就是争取自由的斗士。
但殊不知，索尔仁尼琴虽然反对极权主义，但绝不是什么追求自由的斗士。
他在苏联的时候写书骂苏联，追捧沙俄和东正教，生活在20世纪，却一直向往着19世纪的沙俄帝国。
这就好比一个中国作家享受着新中国工业化带来的好处时，却天天幻想着回到满清，觉得满清版图更大，强无敌。
西方给他发诺贝尔奖，让他上时代周刊，不遗余力地想要把他打造成一个反苏斗士，让老百姓相信他的建议是为了国家好。
他笔下的古拉格监狱，被西方媒体无数次地拿出来做文章。
苏联在的时候，他们就用古拉格拿来攻击苏联的劳改营，说劳改营惨无人道；苏联没有了，他们就用古拉格来攻击中国在新疆办的学校，口气都如出一辙。
可是，被苏联开除国籍以后，到了西方，索尔仁尼琴发现自己被西方用完就扔了，就又开始骂资本主义，骂自由主义，闹得美国的宣传机构灰头土脸，只能把他送回去。
回到俄罗斯以后，索尔仁尼琴亲眼目睹了实现了“民主”和“自由”后的祖国满目疮痍，他的立场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又开始骂戈尔巴乔夫，骂叶利钦。
可是，强大的国家已经没有了，再怎么骂也回不来了。
欧美媒体把他称为“俄罗斯的良心”，俄罗斯政府给索尔仁尼琴在海参崴立了雕像，但俄罗斯人民可不这么认为。
他们反对给索尔仁尼琴在海参崴立雕像，雕像立好之后，马上就有民众去给他的雕像上挂牌子，在牌子上写“犹大”，讽刺他是一个叛徒。
挂牌子的人还在youtube上发视频，引用民调调查说，75%的民众更希望看到斯大林的雕像，而不是这个叛徒的。
那些利用李医生炒作的人，不过是又一个索尔仁尼琴罢了。
疫情才是眼下最大的敌人，战役已经来到了关键时刻，而某些人却不遗余力地想要在这个时候摧毁我们的信心。
试问，在这个时候，不是我们的敌人，谁会希望现在的秩序崩坍？谁会希望我们绝望？
我们批评湖北政府的问题，是希望国家能解决问题。
而有些人“批评”问题，是希望借着问题解决国家。
等到一切都过去了以后，我们一定要好好纪念疫情中包括李医生在内的众多一线的英雄们，为他们树碑立传。
但我绝不想顺着那些别有目的，想要兴风作浪的人的思路和口吻走，把李医生的不幸离世，变成一群苍蝇的盛宴，一群豺狼的狂欢。
他们不配悼念李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