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5月18日，《喜马拉雅时报》报道称，一名来自中国登山者在当日早间攀登珠峰时遇难。 据极目新闻报道，该名登山者为贵州遵义人陈学斌，是尼泊尔探险公司8K Expeditios（以下简称“8K公司”）国际团队一员，今年52岁。 报道称，陈学斌遇难前曾在南峰附近更换眼镜，随后将氧气罐扔出，失足坠落。 5月22日，陈学斌的队友樊黔结束了为期一个月的攀登珠峰之旅，从尼泊尔返回中国，面对中国新闻周刊，他仍然难掩失落与悲痛。 他怎么也想不到，和自己一起攀登珠峰，同吃同住了一个月的同乡陈学斌，会把性命丢在那里。 樊黔清楚地记得当时在海拔8700米左右的南峰下，自己遇到正在登顶的陈学斌时说： “一定要活着回来。” 以下来自樊黔的口述 攀登珠峰是他的梦 陈学斌是遵义人，我是六盘水人，都是贵州同乡，我俩是去年认识的。 由于从事与探险相关的工作，我经常组织一些洞穴探险、登山等户外活动，从事这个行业接近30年，在此领域有丰富的经验。 去年底，我组织了一个探洞活动，陈学斌参加了这个活动，他让我们叫他“木匠”。超过50岁的年龄，由于军人出身，至今一直坚持运动，他的身体素质、体能、力量都比普通人要好很多。 今年初，听说我要去登珠峰，他再次找到我，并希望和我一起前往，我欣然接受了。 我们联系了一家国内的登山公司，这家公司与8K公司是合作关系。 最终，包括我和陈学斌在内，同期一共有18名中国人在该公司报名，抵达尼泊尔后由8KExpeditions公司为我们安排夏尔巴人向导。 今年4月12日，我们拉开了攀登珠峰的序幕。经过7天的徒步，从加德满都抵达珠峰南坡的大本营。 我们的攀登路线，采用的是较为常规的南坡路线。全世界各地的登山者都在这段“窗口期”来攀登珠峰，因为这个时段，珠峰的气候比较稳定，不容易出现雪崩等气象灾害。 开始我以为，陈学斌是一时冲动来约我登珠峰。后来我才知道，登珠峰是他30岁之前的梦想，他曾经希望把登珠峰作为自己的30岁礼物，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年过半百还没成行。 在接近一个月的时间中，我和陈学斌同吃同住，在同队伍中所有18名中国人中，他的体能算非常好的，所以他始终对于最终能够登顶充满了信心。 他曾经对我说，“如果我们这些人有人最终能登上珠峰，那一定是我们俩。” 陈学斌性格很好，我们每到一处营地休息调整时，队员们都会将背包中的食物拿出来和大家分享，陈学斌总是拒绝，他说这是大家辛苦从山下背上来的，应该自己吃。但他自己背上山的食物，却总是分给大家。 除了我，陈学斌此前和队友们并不认识，但是他很快便和大家打成了一片。 他说自己左眼看不见了 我俩同吃同住，但在最后从C4营地登顶阶段，我们并没有一起出发。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登山节奏，包括向导夏尔巴人的状况都是不同的。 按照计划，从C4营地冲击珠峰峰顶，预计耗时12小时左右。一般，大家都是用下撤时间来推算自己的出发时间。 因为珠峰峰顶在午间12点后气温升高，会出现气压不稳，导致狂风大作，非常危险，所以普遍来讲，最晚也要在下午1点前从峰顶下山。哪怕当时距离峰顶只有几十米了，也必须要下撤。 所以，大部分登山者都是计划早上7-8点左右登顶，因为珠峰峰顶凌晨4-5点天就亮了，早上7-8点是珠峰峰顶阳光最明媚、最“风平浪静”的时候。 按此倒推，前一天晚上7-8点就要出发，留出12个小时的路上时间。有的队员因为速度慢，甚至在前一天下午4点就要提前出发。 我和陈学斌本来是约好，计划5月17日晚上7点30分准时出发，并通知各自的夏尔巴向导。但是当我收拾好东西准备出发时，陈学斌突然对我说，他的夏尔巴人告诉他，让他晚1小时出发。 他说自己眼睛不舒服，正好多休息一个小时。 他眼睛不舒服的原因，是被雪盲症困扰，他有专业的登山眼镜，但是由于调整的原因，眼睛有几次暴露在外面，造成了雪盲。 在前面的C2、C3、C4营地阶段，他的雪盲症其实不算严重，但是越往高处走，紫外线越强烈，雪盲症就会越严重。珠峰顶的紫外线极强，会对眼角膜造成损害，引起炎症、红肿。遇到雪盲症，会有剧烈的疼痛感，怕光、流泪，导致最后睁不开眼。 我也没想到，雪盲症可能会“间接”导致他丢了性命。 樊黔（左）与陈学斌（右）在珠峰大本营合影 图/受访者提供 于是，我自己按计划准时出发，一路很快也很顺利，于5月18日约凌晨3点半就来到珠峰顶了。此后，我在峰顶拍照打卡，没有停留太久，20分钟后，约4点就开始下撤。 我下撤到南峰顶下面一点，大约是海拔8700多米，离峰顶只有100多米的位置时，我遇到正在登顶途中的陈学斌，并和他交流。我告诉他：“一定要活着回来”。此刻大概是18日清晨5点左右。 当时，陈学斌告诉我说：“左眼看不见了”。 我记得他的夏尔巴向导，还帮他把眼镜摘下来擦拭了一下，因为他带着氧气面罩，一呼吸眼镜里就全是雾，外面零下几十度的低温，立刻就会结冰。他整理了一下装备继续冲击峰顶，我则选择了继续下撤。 那是我见到他的最后一面。 “木匠，你下撤到哪里了？” 大约当天早上6点40分，我下撤回到了C4营地，我的夏尔巴向导要求我赶紧下山，不要过多停留消耗氧气。 我看了一下时间，推算陈学斌已经成功登顶了，此时应该在下撤途中，我用对讲机喊他：“木匠（陈学斌的绰号），你下撤到什么位置了？” 对讲机没有应答。 又过了一会，有人通过对讲机说，刚才听说山上有个中国人滑坠了，会不会是木匠？ 基于对陈学斌体能和能力的了解，我认为绝对不可能是他，于是我在对讲机中再次喊话：“陈学斌的夏尔巴向导在哪里？用对讲机喊一喊。” 对方回话：“喊过了，他的夏尔巴向导也不知道他在哪。” 我当时就感到不妙了，如果他的夏尔巴向导没见到他，那就意味着，陈学斌可能真的出事了。 在陈学斌出事的这些天，我一直在向同期攀登珠峰的登山者询问陈学斌的情况。因为陈学斌的装备和服装比较新，衣服上绣有他自己的名字，几乎每个路过他身边的中国登山者都会关注到他，所以大家见到他的时间和位置都不相同。 根据登山者的介绍，在5月18日上午10点半，陈学斌还是有生命体征的，他最终遇难的位置，位于南峰顶下的岩壁，至于他最终是否成功登顶，我推测他没能完成。 一位登山者在早上9点多路过陈学斌，并推了推他，问他是否需要帮助，但陈学斌没有回应。这位登山者以为陈学斌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已经遇难，于是就下撤了。 此后，又有一位中国登山者在10点左右路过陈学斌。陈学斌用微弱的语气表示口渴，这位登山者给了他一瓶葡萄糖饮料。 登山者告诉我，当天10点30分左右，有两个夏尔巴人还在对陈学斌进行人工呼吸。我的推断是，有了这个动作，证明当时他还是有一些生命体征的。 这些登山者与陈学斌交流的时候，大概都注意了一下时间，我都做了仔细的记录。9点多有人叫陈学斌的时候，陈学斌没有反应，可能是处在一段昏迷的状态，过了一段时间醒来有一点意识，才能勉强进行对话。 在陈学斌生命的最后时刻，有一位中国登山者路过陈学斌，问他是否需要帮助。陈学斌说自己手冷，请求这登山者帮他换一下手套。这位登山者后来给了陈学斌一副抓绒手套，陈学斌对那位登山者说：“我的眼睛看不见了，我的夏尔巴人扔下了我，我看不见他，也找不到他。” 在陈学斌生命的最后时刻，负责引导他的夏尔巴向导究竟在干什么，不得而知。 我推断，陈学斌的意志力很坚强，他是在缺氧的情况下，昏迷又醒来，并顺着绳索从南峰下撤，达到了南峰壁下面的冰壁，最终在这里遇难，并非像网络上所说，他扔掉了呼吸面罩、氧气瓶后遇难。 变了味的登山 几天过去了，我还是非常难过。我曾经组织的户外探险活动中，也经历过一些参与者不听劝阻最终丢掉性命的案例，但是那些大多是一些自以为是的人，可陈学斌不是，他的资质、能力、条件都非常好，理论上不应该遭到这样的意外。 据我了解，8K公司的救援队提供了一个救援方案，需要支付14万美元，但陈学斌的家属目前没有能力支付这笔费用，需要等保险公司支付陈学斌的身故赔偿款，才能去支付这14万美元。 保险公司说按照流程走，可能要一个月左右才能放款，所以我们现在正跟保险公司商议看能不能特事特办，或者找谁担保让尼泊尔的救援队先去把人运下来，等一个月肯定不行，那样窗口期就过了。 在尼泊尔，登山和旅游是其最重要的产业之一，当地不少夏尔巴人以此为生赚钱。在这行里，夏尔巴人以登顶珠峰次数多少作为经验丰富与否的标志。登顶次数越多，未来接有钱客户，收高额小费的概率就更大。 据我了解，绝大部分夏尔巴向导都是非常负责任的，历史上有很多夏尔巴人用性命来保护客户，但陈学斌的夏尔巴向导是否有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不敢妄下断言。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今年恰好赶上人类登顶珠峰70周年。据尼泊尔旅游局最新数据，目前已有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的478名登山者，获得从南坡攀登珠峰的许可证，创下历史新高。 大批登山者攀爬珠峰 图/受访者提供 从我的个人感受来看，珠峰南坡的夏尔巴向导，根本就不够用。据说，有些“背夫”等其他职业的从业者，都临时转行跑来当夏尔巴向导。 我自己登顶时的夏尔巴向导，就是一名20岁的年轻人。8K Expeditions公司给我分配他的时候，我觉得很不妥。因为这家公司最初承诺，陪我的夏尔巴向导一定是有登顶经验的向导，还可以进行选择，但实际上是临近出发的时候才进行安排。 我这名20岁出头的夏尔巴向导，和我儿子差不多大。虽然他说自己登顶过玛纳斯鲁、马卡鲁等8000米级的山峰，不过他带我前行的时候，我感觉他的技术、经验都比较稚嫩。一度感觉，到底是他来协助我，还是我来协助他？ 在和我的交流中，他的态度还是非常端正，也愿意积极沟通，而且他的体力也确实特别好，这反而成了他的突出优势，非常负责任。 樊黔的夏尔巴向导 图/受访者提供 陈学斌的夏尔巴向导，虽然资料显示他是登顶过几次珠峰的，算是有经验的夏尔巴向导。但是，这名夏尔巴向导对他的关心很少，因为陈学斌自己不懂英语，他的夏尔巴向导英语也不好，两人肢体语言进行交流都很费劲。陈学斌曾经跟我抱怨说，两人“简直没法交流”。 我认为，登珠峰是一件极其严肃，需要充满敬畏，提前做足准备，风险极大的事，一点细微的错误都可能致命。毕竟从1921年开始有人尝试挑战攀登珠峰，直到1953年才实现了第一次人类登顶，这过程中有多少人遇难？登珠峰，怎么可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就现在的科技和装备来说，登珠峰确实没有过去那么难了，但是有些人就开始进行不负责任的宣传，大意就是：只要有钱就可以去登珠峰。而网络上也经常有人调侃，充满了对登珠峰的轻视：你看某某，他都能登上珠峰，主要是因为他有钱，我要是有钱我也可以登珠峰去打卡。 这一下，真的就变味了。 在我看来，登顶珠峰的“难度降低”也是建立在登山者具备一定素质和基础之上的。想登珠峰，需要有一定的体能水平，有一定的攀岩、攀冰能力，户外绳索处理经验和技术，且有过若干次5000米、6000米雪山的经历为宜。 现实中，很多人会认为，我有跑马拉松或者100公里超级马拉松的实力，就可以去攀登珠峰。很多人愿意花几十万、上百万想去打卡，但是完全不打基础，甚至很多户外基本技能都不会，就贸然来登珠峰。一旦到了危急时刻，谁都帮不了你。 从我这次登顶珠峰的经历来看，很多国家的登山者，都是在不正确的宣传引导下，没有基础就来盲目登珠峰。 我一路上就遇到过不少国外的登山者，因为各种问题向路人求救。在那种极端的环境下，路过的登山者是爱莫能助的。 事已至此，我现在只希望陈学斌的遗体能够顺利地被运送下来，同时也希望他的夏尔巴向导能够出来和人们说清楚，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5月18日，《喜马拉雅时报》报道称，一名来自中国登山者在当日早间攀登珠峰时遇难。
据极目新闻报道，该名登山者为贵州遵义人陈学斌，是尼泊尔探险公司8K Expeditios（以下简称“8K公司”）国际团队一员，今年52岁。
报道称，陈学斌遇难前曾在南峰附近更换眼镜，随后将氧气罐扔出，失足坠落。
5月22日，陈学斌的队友樊黔结束了为期一个月的攀登珠峰之旅，从尼泊尔返回中国，面对中国新闻周刊，他仍然难掩失落与悲痛。
他怎么也想不到，和自己一起攀登珠峰，同吃同住了一个月的同乡陈学斌，会把性命丢在那里。
樊黔清楚地记得当时在海拔8700米左右的南峰下，自己遇到正在登顶的陈学斌时说：
“一定要活着回来。”
以下来自樊黔的口述
攀登珠峰是他的梦
陈学斌是遵义人，我是六盘水人，都是贵州同乡，我俩是去年认识的。
由于从事与探险相关的工作，我经常组织一些洞穴探险、登山等户外活动，从事这个行业接近30年，在此领域有丰富的经验。
去年底，我组织了一个探洞活动，陈学斌参加了这个活动，他让我们叫他“木匠”。超过50岁的年龄，由于军人出身，至今一直坚持运动，他的身体素质、体能、力量都比普通人要好很多。
今年初，听说我要去登珠峰，他再次找到我，并希望和我一起前往，我欣然接受了。
我们联系了一家国内的登山公司，这家公司与8K公司是合作关系。
最终，包括我和陈学斌在内，同期一共有18名中国人在该公司报名，抵达尼泊尔后由8KExpeditions公司为我们安排夏尔巴人向导。
今年4月12日，我们拉开了攀登珠峰的序幕。经过7天的徒步，从加德满都抵达珠峰南坡的大本营。
我们的攀登路线，采用的是较为常规的南坡路线。全世界各地的登山者都在这段“窗口期”来攀登珠峰，因为这个时段，珠峰的气候比较稳定，不容易出现雪崩等气象灾害。
开始我以为，陈学斌是一时冲动来约我登珠峰。后来我才知道，登珠峰是他30岁之前的梦想，他曾经希望把登珠峰作为自己的30岁礼物，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年过半百还没成行。
在接近一个月的时间中，我和陈学斌同吃同住，在同队伍中所有18名中国人中，他的体能算非常好的，所以他始终对于最终能够登顶充满了信心。
他曾经对我说，“如果我们这些人有人最终能登上珠峰，那一定是我们俩。”
陈学斌性格很好，我们每到一处营地休息调整时，队员们都会将背包中的食物拿出来和大家分享，陈学斌总是拒绝，他说这是大家辛苦从山下背上来的，应该自己吃。但他自己背上山的食物，却总是分给大家。
除了我，陈学斌此前和队友们并不认识，但是他很快便和大家打成了一片。
他说自己左眼看不见了
我俩同吃同住，但在最后从C4营地登顶阶段，我们并没有一起出发。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登山节奏，包括向导夏尔巴人的状况都是不同的。
按照计划，从C4营地冲击珠峰峰顶，预计耗时12小时左右。一般，大家都是用下撤时间来推算自己的出发时间。
因为珠峰峰顶在午间12点后气温升高，会出现气压不稳，导致狂风大作，非常危险，所以普遍来讲，最晚也要在下午1点前从峰顶下山。哪怕当时距离峰顶只有几十米了，也必须要下撤。
所以，大部分登山者都是计划早上7-8点左右登顶，因为珠峰峰顶凌晨4-5点天就亮了，早上7-8点是珠峰峰顶阳光最明媚、最“风平浪静”的时候。
按此倒推，前一天晚上7-8点就要出发，留出12个小时的路上时间。有的队员因为速度慢，甚至在前一天下午4点就要提前出发。
我和陈学斌本来是约好，计划5月17日晚上7点30分准时出发，并通知各自的夏尔巴向导。但是当我收拾好东西准备出发时，陈学斌突然对我说，他的夏尔巴人告诉他，让他晚1小时出发。
他说自己眼睛不舒服，正好多休息一个小时。
他眼睛不舒服的原因，是被雪盲症困扰，他有专业的登山眼镜，但是由于调整的原因，眼睛有几次暴露在外面，造成了雪盲。
在前面的C2、C3、C4营地阶段，他的雪盲症其实不算严重，但是越往高处走，紫外线越强烈，雪盲症就会越严重。珠峰顶的紫外线极强，会对眼角膜造成损害，引起炎症、红肿。遇到雪盲症，会有剧烈的疼痛感，怕光、流泪，导致最后睁不开眼。
我也没想到，雪盲症可能会“间接”导致他丢了性命。
樊黔（左）与陈学斌（右）在珠峰大本营合影 图/受访者提供
于是，我自己按计划准时出发，一路很快也很顺利，于5月18日约凌晨3点半就来到珠峰顶了。此后，我在峰顶拍照打卡，没有停留太久，20分钟后，约4点就开始下撤。
我下撤到南峰顶下面一点，大约是海拔8700多米，离峰顶只有100多米的位置时，我遇到正在登顶途中的陈学斌，并和他交流。我告诉他：“一定要活着回来”。此刻大概是18日清晨5点左右。
当时，陈学斌告诉我说：“左眼看不见了”。
我记得他的夏尔巴向导，还帮他把眼镜摘下来擦拭了一下，因为他带着氧气面罩，一呼吸眼镜里就全是雾，外面零下几十度的低温，立刻就会结冰。他整理了一下装备继续冲击峰顶，我则选择了继续下撤。
那是我见到他的最后一面。
“木匠，你下撤到哪里了？”
大约当天早上6点40分，我下撤回到了C4营地，我的夏尔巴向导要求我赶紧下山，不要过多停留消耗氧气。
我看了一下时间，推算陈学斌已经成功登顶了，此时应该在下撤途中，我用对讲机喊他：“木匠（陈学斌的绰号），你下撤到什么位置了？”
对讲机没有应答。
又过了一会，有人通过对讲机说，刚才听说山上有个中国人滑坠了，会不会是木匠？
基于对陈学斌体能和能力的了解，我认为绝对不可能是他，于是我在对讲机中再次喊话：“陈学斌的夏尔巴向导在哪里？用对讲机喊一喊。”
对方回话：“喊过了，他的夏尔巴向导也不知道他在哪。”
我当时就感到不妙了，如果他的夏尔巴向导没见到他，那就意味着，陈学斌可能真的出事了。
在陈学斌出事的这些天，我一直在向同期攀登珠峰的登山者询问陈学斌的情况。因为陈学斌的装备和服装比较新，衣服上绣有他自己的名字，几乎每个路过他身边的中国登山者都会关注到他，所以大家见到他的时间和位置都不相同。
根据登山者的介绍，在5月18日上午10点半，陈学斌还是有生命体征的，他最终遇难的位置，位于南峰顶下的岩壁，至于他最终是否成功登顶，我推测他没能完成。
一位登山者在早上9点多路过陈学斌，并推了推他，问他是否需要帮助，但陈学斌没有回应。这位登山者以为陈学斌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已经遇难，于是就下撤了。
此后，又有一位中国登山者在10点左右路过陈学斌。陈学斌用微弱的语气表示口渴，这位登山者给了他一瓶葡萄糖饮料。
登山者告诉我，当天10点30分左右，有两个夏尔巴人还在对陈学斌进行人工呼吸。我的推断是，有了这个动作，证明当时他还是有一些生命体征的。
这些登山者与陈学斌交流的时候，大概都注意了一下时间，我都做了仔细的记录。9点多有人叫陈学斌的时候，陈学斌没有反应，可能是处在一段昏迷的状态，过了一段时间醒来有一点意识，才能勉强进行对话。
在陈学斌生命的最后时刻，有一位中国登山者路过陈学斌，问他是否需要帮助。陈学斌说自己手冷，请求这登山者帮他换一下手套。这位登山者后来给了陈学斌一副抓绒手套，陈学斌对那位登山者说：“我的眼睛看不见了，我的夏尔巴人扔下了我，我看不见他，也找不到他。”
在陈学斌生命的最后时刻，负责引导他的夏尔巴向导究竟在干什么，不得而知。
我推断，陈学斌的意志力很坚强，他是在缺氧的情况下，昏迷又醒来，并顺着绳索从南峰下撤，达到了南峰壁下面的冰壁，最终在这里遇难，并非像网络上所说，他扔掉了呼吸面罩、氧气瓶后遇难。
变了味的登山
几天过去了，我还是非常难过。我曾经组织的户外探险活动中，也经历过一些参与者不听劝阻最终丢掉性命的案例，但是那些大多是一些自以为是的人，可陈学斌不是，他的资质、能力、条件都非常好，理论上不应该遭到这样的意外。
据我了解，8K公司的救援队提供了一个救援方案，需要支付14万美元，但陈学斌的家属目前没有能力支付这笔费用，需要等保险公司支付陈学斌的身故赔偿款，才能去支付这14万美元。
保险公司说按照流程走，可能要一个月左右才能放款，所以我们现在正跟保险公司商议看能不能特事特办，或者找谁担保让尼泊尔的救援队先去把人运下来，等一个月肯定不行，那样窗口期就过了。
在尼泊尔，登山和旅游是其最重要的产业之一，当地不少夏尔巴人以此为生赚钱。在这行里，夏尔巴人以登顶珠峰次数多少作为经验丰富与否的标志。登顶次数越多，未来接有钱客户，收高额小费的概率就更大。
据我了解，绝大部分夏尔巴向导都是非常负责任的，历史上有很多夏尔巴人用性命来保护客户，但陈学斌的夏尔巴向导是否有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不敢妄下断言。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今年恰好赶上人类登顶珠峰70周年。据尼泊尔旅游局最新数据，目前已有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的478名登山者，获得从南坡攀登珠峰的许可证，创下历史新高。
大批登山者攀爬珠峰 图/受访者提供
从我的个人感受来看，珠峰南坡的夏尔巴向导，根本就不够用。据说，有些“背夫”等其他职业的从业者，都临时转行跑来当夏尔巴向导。
我自己登顶时的夏尔巴向导，就是一名20岁的年轻人。8K Expeditions公司给我分配他的时候，我觉得很不妥。因为这家公司最初承诺，陪我的夏尔巴向导一定是有登顶经验的向导，还可以进行选择，但实际上是临近出发的时候才进行安排。
我这名20岁出头的夏尔巴向导，和我儿子差不多大。虽然他说自己登顶过玛纳斯鲁、马卡鲁等8000米级的山峰，不过他带我前行的时候，我感觉他的技术、经验都比较稚嫩。一度感觉，到底是他来协助我，还是我来协助他？
在和我的交流中，他的态度还是非常端正，也愿意积极沟通，而且他的体力也确实特别好，这反而成了他的突出优势，非常负责任。
樊黔的夏尔巴向导 图/受访者提供
陈学斌的夏尔巴向导，虽然资料显示他是登顶过几次珠峰的，算是有经验的夏尔巴向导。但是，这名夏尔巴向导对他的关心很少，因为陈学斌自己不懂英语，他的夏尔巴向导英语也不好，两人肢体语言进行交流都很费劲。陈学斌曾经跟我抱怨说，两人“简直没法交流”。
我认为，登珠峰是一件极其严肃，需要充满敬畏，提前做足准备，风险极大的事，一点细微的错误都可能致命。毕竟从1921年开始有人尝试挑战攀登珠峰，直到1953年才实现了第一次人类登顶，这过程中有多少人遇难？登珠峰，怎么可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就现在的科技和装备来说，登珠峰确实没有过去那么难了，但是有些人就开始进行不负责任的宣传，大意就是：只要有钱就可以去登珠峰。而网络上也经常有人调侃，充满了对登珠峰的轻视：你看某某，他都能登上珠峰，主要是因为他有钱，我要是有钱我也可以登珠峰去打卡。
这一下，真的就变味了。
在我看来，登顶珠峰的“难度降低”也是建立在登山者具备一定素质和基础之上的。想登珠峰，需要有一定的体能水平，有一定的攀岩、攀冰能力，户外绳索处理经验和技术，且有过若干次5000米、6000米雪山的经历为宜。
现实中，很多人会认为，我有跑马拉松或者100公里超级马拉松的实力，就可以去攀登珠峰。很多人愿意花几十万、上百万想去打卡，但是完全不打基础，甚至很多户外基本技能都不会，就贸然来登珠峰。一旦到了危急时刻，谁都帮不了你。
从我这次登顶珠峰的经历来看，很多国家的登山者，都是在不正确的宣传引导下，没有基础就来盲目登珠峰。
我一路上就遇到过不少国外的登山者，因为各种问题向路人求救。在那种极端的环境下，路过的登山者是爱莫能助的。
事已至此，我现在只希望陈学斌的遗体能够顺利地被运送下来，同时也希望他的夏尔巴向导能够出来和人们说清楚，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