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街头的行人。 Kevin Hag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从疫情中心的武汉到中国以外的至少56个国家，冠状病毒肺炎的迅速蔓延已导致超过85000人感染，超过2900人死亡 。疫情让中国大大小小的城镇陷入瘫痪，导致商业活动、旅行和学校教育无法进行，使得许许多多的中国学生和家庭面对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纽约时报》向海内外华人了解，疫情是如何打乱了他们的生活，中国对疫情的处置又是如何改变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看法。
我们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回复，包括智利、以色列、亚美尼亚、新西兰，以及中国一些省市。有武汉人说就住在离疑似疫情源头的华南海鲜市场五公里以外、危险近在咫尺，有人因为躲避疫情逃去了东南亚、家人分离。有人在欧洲因为中国人的身份而被房东要求搬离，还有人在美国的医学院就读，担心病人会拒绝检查。
在我们2月中旬收到的170多封来自世界各地的回复里，多数人表现出对现有政治制度的严重不满，有人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去别的地方生活，接受不同的教育。也有人，甚至是在西方学医的，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应对已非常有力。
以下为他们的故事以及一些照片，经过编辑和缩减。
人们悼念在武汉因冠状病毒去世的李文亮医生。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对政府愤怒：“第一次意识到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梁逸，湖北天门
疫情发生时，我就住在离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以北约五公里的地方。我应该是第一批看到微信里李文亮医生截图而且引起了警觉的人，我当天立马就给家人网购了口罩和消毒剂，并要求他们没有紧急事情不要出小区。但随后因为政府一系列的辟谣和消息封锁，几乎所有人都开始放松警惕，我个人也不例外。
言论不自由和政府官员的失职是导致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让每一个人感到愤怒。
苏敏，美国旧金山
我作为家属陪同先生到美国读书，现在他已经工作，而我由于签证问题，只能待在家里。
我在今年年初和先生严肃地讨论了未来生活的去向问题。他一直觉得国内系统性风险太大，不应该回去。而我却觉得为了更舒适热闹的生活，我愿意去牺牲一些东西。比如言论自由，上网自由等。更何况人这一生也不长，在如今这个和平年代，要去承受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太低了。
没想到我们谈话的十几天后，就暴发了疫情。不断爆出的各种管理问题、人权问题让我每天悲愤交加。偶尔传出的疫区人民求助的声音，让我觉得那里现在就像是人间地狱。我极其的失望、伤心我们的政府竟然如此的冷漠、无能，视人命如草芥。我每天都在转发一些人求助的消息，批评政府的言论，可是这些东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删除。我第一次意识到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而这次疫情像是打在我脸上的耳光，让我彻底清醒，也让我非常的难过，我觉得我离自己的祖国越来越远了。
当地关闭的中餐馆，原定的歇业日期过去后仍未开门。 COURTESY OF WANG SHENGFAN
Wang Shengfan，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在本次疫情恶化前，我和我的朋友都以为中国是固若金汤的数字极权(Digital Totalitarian State)，中国传统父母官文化+列宁先锋队主义+工业文明如虎添翼，但这些光环都因为本次中国政府对于武汉肺炎的混乱应对而被打破了。
对我而言，这次危机暴露出了官僚的懦弱和胡乱作为，同时也展现了官僚缺位的情况下中国人民仍然保留了强大的基层自治和自组织能力，让我转而相信当代中国仍然具有产生民主革命的条件。
不过对于跟我政治立场相左的朋友来说，心理就没有这么好受了。我的一个朋友坦承，他过去受到中国“厉害了我的国”和西方“中国威胁论”的双重影响，真的认为利维坦坚而不摧。结果一个瘟疫现出原形，还是草台班子。他说，这可能是年轻人的第一个充满愤恨和亡国感的春节。
高恩洲，泰国曼谷
随着中共一直延用威权手段处理任何事情，人道灾难已经发生，我的决策就是放下一切尽快逃离。而老人们被中共宣传洗脑深刻，表示死也要死在这片土地，与祖国共存亡，我对此表示无奈的同时瞬间感到他们的想法应该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想法吧，我买了次日的机票决定带着九岁女儿离开，我老婆的护照有效期不足六个月，出入境部门答复已经暂停办理公民出入境业务，现在只有我带着女儿在泰国。
这次疫情，让我深深的感受到源自家庭内部的分裂，这种分裂源自个体对中共的不同看法。
本月，香港的海滨步道。 Vivek Prakash/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郭谐和，河南新乡
疫情暴发时，我还在香港的学校。回家之后，小区封锁，出入受限制，到现在也只能在家里关注进一步的消息。
有人说我们在香港的学生很不幸，两次停课都是因为口罩，上次人祸，这次天灾。但我觉得这次不仅仅是天灾，也有人祸。这次疫情暴发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缺陷一览无遗。官僚主义，维稳思想严重影响了第一时间对疫情进行防控。而李文亮医生的去世，也激发了众多内地民众对于缺乏言论自由的不满，让我们感受到还是有很多人可以坚守良知，鞭笞不公。
当然，我也看到我的社交媒体中的年轻人呈现出一种对社会事务较为漠然的态度。而李文亮医生事后，还有一部分人出来赞颂共产党，指责网上追求言论自由的声音为“被境外势力利用”，这些年轻人也不能使我对中国的未来太过乐观。
邹佩佩，北京
我们在北京，疫情暴发以来我们以前没有考虑或面对的问题现在似乎有时间考虑了，其中一个是关于孩子价值观的教育问题。
前几天学校老师给我今年在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发来通知要求观看北京卫视的一档在晚上9:30播出的访谈节目《疫情当前，谁在逆行》，讲述的是在应对这次疫情不顾生命危险前往武汉援助的医护人员。然后还要写观后感在当晚11点前通过微信上交。显然，节目只提供了这次疫情的一个方面的信息，向孩子传播正能量。
后来我在微信群里看到的别的孩子发过来的观后感，可能大部分也是父母帮忙写的，只是完成任务。其中自然是有很多赞赏医务人员的，并立志将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的。我想，这样的观后感大概就是老师和教委领导们喜欢的吧！这不是有意识让孩子形成唯上是遵，投其所好的价值观吗？这和这次疫情暴发初期的消息被掩盖的原因如出一辙吗？
随着中国努力正应对冠状病毒疫情，连北京的天安门一带现在也几乎空无一人。 Mark Schiefelbein/Associated Press
对政府包容：“这次疫情中对中国的批评非常不公”
Arthur Chan，英国伦敦
我目前在伦敦一所大学求学。最近去新加坡参加了一次工作面试。回来以后开始出现一些和新冠肺炎有关的症状。所以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对我进行了检测，并要求我在结果出来之前不要出门，最后检测结果是阴性。
这次疫情证实了我对中国的想法，即人们必须给它一个公正的评价。我认为这次疫情中对中国的批评非常不公。
当对情况进行批判性分析时，我们必须记住——尽管中国经济实现了奇迹般的发展——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它已经应对得足够好了，这种面对疫情的动员能力只有一个权力非常集中的政府才有可能实现。一种传染性疾病碰上全世界最大的出行季，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这都将是一场灾难。尽管对疫情初期应对不利的批评有其根据，但它扭曲了真相，没有哪个政府为控制疫情做出过这么多。
作为一名华裔加拿大人，我在东西两地生活长大。我注意到西方媒体总是以一种狭隘的视角报道中国。这种叙事来自冷战时期，把每个非民主国家都视为威胁。关于新冠病毒疫情的报道也陷入了这种模式。
Xiao Me，缅甸仰光
我在缅甸，首先是自动隔离，为了不影响当地人。所以，感觉到异国他乡，既关心身边人，给别人一个好的印象，关系到中国人的形象，也对国内的家人的情况感到不安。
我感受到中国国家和政府的所做所为，是空前的，这个是体制的优势。
Zheng Xu，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
作为一名大学二年级的医学生，从去年12月开始，我每天都在关注疫情的进展。我认为这次的暴发与2003年的SARS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在疫情发生的中心城市亲历过一切。我认为这种对比是双重的，且都是积极的。
首先是透明度，比起SARS，这次的透明度被推向了一个更加重要的优先位置。当前，在中国主要的搜索引擎百度的首页，你可以找到一个超链，那个链接列出了关于疫情下至每个省市的具体数字，每天都会更新。我个人认为，这有助于国人之间的沟通和自我防护。
第二点，中国的科学和医学领域都有了显著的进步。疫情暴发后不久，武汉的医生和北京方面就能够汇总并公布他们的数据，并将其系统和策略性地发布在诸如《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美国医学会杂志》等国际知名期刊上，对国内外医务工作者的防护和决策来说，这已被证明是无价的。此外，此次疫情中，中国医院和医生使用的干预措施，包括人工心肺机(ECMO)等，都是中国医学和人民福祉的发展和进步的明证。
远隔重洋，张煜卿和另一个武汉老乡点起蜡烛，为家乡祈福。 COURTESY OF ZHANG YUQING
对未来不明：“现在面临一个两难选择”
张煜卿，爱尔兰高威
我是一个在爱尔兰的武汉留学生，这里不是一个主流的留学国家，我这个城市只有两个武汉人。在这次疫情发生之后，和其他主流留学国不一样的是，这里的人没有对我们的亚洲面孔大惊小怪，大家还是很友好，班上知道我来自武汉的同学也有很多给我发安慰的消息。
圣诞期间我回了一趟武汉，在疫情爆出人传人之前已经回到了爱尔兰，来了一周后钟南山院士宣布有人传人现象。那时候正逢春节，学校的中国学联组织的春晚活动在我到了之后的第十四天当天举行，我是志愿者，我一直在犹豫该不该去，我和主席发了消息，他安慰我过了隔离期就来吧。但是在活动过程里我还是听到了一些声音，我知道这来自人的本性，都在害怕，但是还是感觉到了很孤单和独在异乡的悲凉感。
时至如今我身为武汉人，不奢求什么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我只希望政府能还武汉普通老百姓一个基本的生存权。当一个国家的人民连生存权都不能保证，你拿什么来谈这个国家的发展呢。
小Max的第一个春节。 COURTESY OF MO WEICHENG
Mo Weicheng，广东佛山
我们目前在佛山的家中。 我的妻子在去年年初拿到了华盛顿大学（西雅图）的教育学 PhD 录取，但是当时妻子已经怀孕，于是将原定的入学时间2019年9月1日延迟到了今年的3月31日。 如果没有这场 “突如其来” 的疫情，3月1日，我们将会带着刚满六个月的女儿Max飞往西雅图，开启一段新的人生体验。但是现在因为美国的旅行禁令，还有担忧婴儿的出行风险，我们不敢冒险前往第三国自行隔离14天，只好在家中期盼事情快点好转。（我们）现在面临一个两难选择。
清迈使领馆外，中国游客排队等候办理签证延期需要的文件。 COURTESY OF ZHANG ZHIDA
张志达，泰国清迈
（我）常住广东省惠州市，目前人在泰国清迈。原计划2月份在深圳参加GMAT考试，受疫情影响考试取消了。我和妻子决定去香港参加考试，当晚从深圳过关去了香港。并在香港报名了GMAT考试，但是过了两天接到通知说香港的考试也取消了。
我们搜索了一下最近的考点在泰国，于是开始申请泰国的电子签证（因为担心落地签不给进，当时网上有传言说要出具健康证）。电子签证批准之后我们就飞到了泰国清迈（[当时]媒体报道这里只有一例感染者，担心曼谷疫情比较严重所以选择来清迈）。目前已经在清迈参加了GMAT考试，目前计划继续停留在清迈。
没有最失望只有更失望。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这次疫情失控中国最高领导层负有直接责任。
万千山，美国纽约
这是我出国学习生活九年以来第一次有机会在春节期间回国过年。身处疫情相对可控的福州的我，在多日挣扎于中外媒体报道，微博舆论，与政府宣传后，感受到了由这场疫情带来的最实际也是最魔幻的冲击——美国入境管制。
的确，我的工作，租的公寓，以及很多个人的计划都被这一纸旅行禁令彻底打乱。很多情况紧急的人已经在旅行限制后改签机票飞往能够入境的第三国进行14天的过渡期。
我很久很久没有感受到这种纯粹的愤怒了。纯粹的愤怒就意味着其源头是纯粹的恶。我当时只有一个感受： “我不行了”。
本月，巴黎埃菲尔铁塔前的特罗卡迪罗广场。 Gonzalo Fuentes/Reuters
遭到歧视：他们跨过千山万水把我和新冠病毒联系在一起
李想，德国慕尼黑
我去年10月中旬从西班牙来到慕尼黑继续求学。在新冠暴发前我一直觉得自己仍然是属于西班牙的居民，对它有情感上的依赖。新冠发生后，我在年初四当天早上收到德国房东的信息，希望我在五天内搬出去。原因是她丈夫害怕新冠病毒。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我去年8月最后一次回国，我的家乡也不在疫区。他们是怎么样跨过了千山万水把我和新冠病毒联系在一起的我不得而知。
Yujie Jiang，美国纽约长岛
我现在在长岛的一所医学院读书。自从冠状病毒暴发后，我就不时听到医院的工作人员拿这场流行病“开玩笑”。他们嘲笑人们吃的奇怪食物，就好像所有的中国人都是野蛮人。他们还宣称火神山医院实际上是一个无法照顾病人的集中营，而无视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回应的努力。作为一名中国留学生，我对这些错误和傲慢的评论感到极度不适。我曾亲自向其中一名护士表示抗议，并向他们说明了真实发生的情况。
美国的媒体号称秉持自由主义精神，但却存在偏见。他们并不致力于报道真相，而是经常倾向于歪曲故事，让美国人误以为中国是一个可怕的地方，所有亚洲人都有这种“中国病毒”。在美国医疗系统中，我亲眼目睹了对看上去像亚裔的华人的歧视，这些都是源自于媒体所投射的恐惧。
我时不时地担心，我的病人会因为我是亚洲人而怀疑我携带了冠状病毒，拒绝我对他们进行检查。
Chao Zhang，西班牙巴塞罗那
疫情目前并没有对我的学业有直接影响，但是对海外华人的生计影响很大，特别是海外华人经济的影响。大量的中国餐厅、百元店、服装店等华人聚集区开始陷入半停业或完全停业状态，但这些状态并不是受到地方政府的命令，而是一种完全自发的隔离行为，受到了海外侨团、中国大使馆非正式的监督。
饶有趣味的是，有一家巴塞罗那市区的兰州拉面餐馆，在老顾客们（主要是学生）得知店主2020年1月31日从中国返回后，学生们在微信群里开始强制建议老板停业隔离，甚至鼓励大家不要去店里吃饭。如果遇到有些强硬的店主，不愿意损失经济，这些学生们甚至将店主的地址和照片发在朋友圈里，开始号召大家不要去店里吃饭，这种行为有点像“强制隔离”。
甚至于有些学生，主动给当局或者学校发邮件，希望可以下发通知，让国内回来的学生强制隔离。
Rui，美国得克萨斯州
我是一个武汉人，博士在读生。美国同学们会开始用新冠肺炎跟我开玩笑，虽然他们跟我关系很好、玩笑本质不带恶意，可是真的一点也不好笑。前两天有同学开派对，派对上的一位美国同学特意拿了一提Corona啤酒跟我说这是他特意买的，算是一个joke。我听完之后很难受。这是天灾人祸，是我家乡的浩劫，不是玩笑。
病毒搭了一个台子，很多人就开始群魔乱舞。
纽约街头的行人。 Kevin Hag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从疫情中心的武汉到中国以外的至少56个国家，冠状病毒肺炎的迅速蔓延已导致超过85000人感染，超过2900人死亡 。疫情让中国大大小小的城镇陷入瘫痪，导致商业活动、旅行和学校教育无法进行，使得许许多多的中国学生和家庭面对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纽约时报》向海内外华人了解，疫情是如何打乱了他们的生活，中国对疫情的处置又是如何改变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看法。
我们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回复，包括智利、以色列、亚美尼亚、新西兰，以及中国一些省市。有武汉人说就住在离疑似疫情源头的华南海鲜市场五公里以外、危险近在咫尺，有人因为躲避疫情逃去了东南亚、家人分离。有人在欧洲因为中国人的身份而被房东要求搬离，还有人在美国的医学院就读，担心病人会拒绝检查。
在我们2月中旬收到的170多封来自世界各地的回复里，多数人表现出对现有政治制度的严重不满，有人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去别的地方生活，接受不同的教育。也有人，甚至是在西方学医的，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应对已非常有力。
以下为他们的故事以及一些照片，经过编辑和缩减。
人们悼念在武汉因冠状病毒去世的李文亮医生。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对政府愤怒：“第一次意识到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梁逸，湖北天门
疫情发生时，我就住在离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以北约五公里的地方。我应该是第一批看到微信里李文亮医生截图而且引起了警觉的人，我当天立马就给家人网购了口罩和消毒剂，并要求他们没有紧急事情不要出小区。但随后因为政府一系列的辟谣和消息封锁，几乎所有人都开始放松警惕，我个人也不例外。
言论不自由和政府官员的失职是导致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让每一个人感到愤怒。
苏敏，美国旧金山
我作为家属陪同先生到美国读书，现在他已经工作，而我由于签证问题，只能待在家里。
我在今年年初和先生严肃地讨论了未来生活的去向问题。他一直觉得国内系统性风险太大，不应该回去。而我却觉得为了更舒适热闹的生活，我愿意去牺牲一些东西。比如言论自由，上网自由等。更何况人这一生也不长，在如今这个和平年代，要去承受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太低了。
没想到我们谈话的十几天后，就暴发了疫情。不断爆出的各种管理问题、人权问题让我每天悲愤交加。偶尔传出的疫区人民求助的声音，让我觉得那里现在就像是人间地狱。我极其的失望、伤心我们的政府竟然如此的冷漠、无能，视人命如草芥。我每天都在转发一些人求助的消息，批评政府的言论，可是这些东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删除。我第一次意识到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而这次疫情像是打在我脸上的耳光，让我彻底清醒，也让我非常的难过，我觉得我离自己的祖国越来越远了。
当地关闭的中餐馆，原定的歇业日期过去后仍未开门。 COURTESY OF WANG SHENGFAN
Wang Shengfan，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在本次疫情恶化前，我和我的朋友都以为中国是固若金汤的数字极权(Digital Totalitarian State)，中国传统父母官文化+列宁先锋队主义+工业文明如虎添翼，但这些光环都因为本次中国政府对于武汉肺炎的混乱应对而被打破了。
对我而言，这次危机暴露出了官僚的懦弱和胡乱作为，同时也展现了官僚缺位的情况下中国人民仍然保留了强大的基层自治和自组织能力，让我转而相信当代中国仍然具有产生民主革命的条件。
不过对于跟我政治立场相左的朋友来说，心理就没有这么好受了。我的一个朋友坦承，他过去受到中国“厉害了我的国”和西方“中国威胁论”的双重影响，真的认为利维坦坚而不摧。结果一个瘟疫现出原形，还是草台班子。他说，这可能是年轻人的第一个充满愤恨和亡国感的春节。
高恩洲，泰国曼谷
随着中共一直延用威权手段处理任何事情，人道灾难已经发生，我的决策就是放下一切尽快逃离。而老人们被中共宣传洗脑深刻，表示死也要死在这片土地，与祖国共存亡，我对此表示无奈的同时瞬间感到他们的想法应该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想法吧，我买了次日的机票决定带着九岁女儿离开，我老婆的护照有效期不足六个月，出入境部门答复已经暂停办理公民出入境业务，现在只有我带着女儿在泰国。
这次疫情，让我深深的感受到源自家庭内部的分裂，这种分裂源自个体对中共的不同看法。
本月，香港的海滨步道。 Vivek Prakash/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郭谐和，河南新乡
疫情暴发时，我还在香港的学校。回家之后，小区封锁，出入受限制，到现在也只能在家里关注进一步的消息。
有人说我们在香港的学生很不幸，两次停课都是因为口罩，上次人祸，这次天灾。但我觉得这次不仅仅是天灾，也有人祸。这次疫情暴发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缺陷一览无遗。官僚主义，维稳思想严重影响了第一时间对疫情进行防控。而李文亮医生的去世，也激发了众多内地民众对于缺乏言论自由的不满，让我们感受到还是有很多人可以坚守良知，鞭笞不公。
当然，我也看到我的社交媒体中的年轻人呈现出一种对社会事务较为漠然的态度。而李文亮医生事后，还有一部分人出来赞颂共产党，指责网上追求言论自由的声音为“被境外势力利用”，这些年轻人也不能使我对中国的未来太过乐观。
邹佩佩，北京
我们在北京，疫情暴发以来我们以前没有考虑或面对的问题现在似乎有时间考虑了，其中一个是关于孩子价值观的教育问题。
前几天学校老师给我今年在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发来通知要求观看北京卫视的一档在晚上9:30播出的访谈节目《疫情当前，谁在逆行》，讲述的是在应对这次疫情不顾生命危险前往武汉援助的医护人员。然后还要写观后感在当晚11点前通过微信上交。显然，节目只提供了这次疫情的一个方面的信息，向孩子传播正能量。
后来我在微信群里看到的别的孩子发过来的观后感，可能大部分也是父母帮忙写的，只是完成任务。其中自然是有很多赞赏医务人员的，并立志将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的。我想，这样的观后感大概就是老师和教委领导们喜欢的吧！这不是有意识让孩子形成唯上是遵，投其所好的价值观吗？这和这次疫情暴发初期的消息被掩盖的原因如出一辙吗？
随着中国努力正应对冠状病毒疫情，连北京的天安门一带现在也几乎空无一人。 Mark Schiefelbein/Associated Press
对政府包容：“这次疫情中对中国的批评非常不公”
Arthur Chan，英国伦敦
我目前在伦敦一所大学求学。最近去新加坡参加了一次工作面试。回来以后开始出现一些和新冠肺炎有关的症状。所以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对我进行了检测，并要求我在结果出来之前不要出门，最后检测结果是阴性。
这次疫情证实了我对中国的想法，即人们必须给它一个公正的评价。我认为这次疫情中对中国的批评非常不公。
当对情况进行批判性分析时，我们必须记住——尽管中国经济实现了奇迹般的发展——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它已经应对得足够好了，这种面对疫情的动员能力只有一个权力非常集中的政府才有可能实现。一种传染性疾病碰上全世界最大的出行季，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这都将是一场灾难。尽管对疫情初期应对不利的批评有其根据，但它扭曲了真相，没有哪个政府为控制疫情做出过这么多。
作为一名华裔加拿大人，我在东西两地生活长大。我注意到西方媒体总是以一种狭隘的视角报道中国。这种叙事来自冷战时期，把每个非民主国家都视为威胁。关于新冠病毒疫情的报道也陷入了这种模式。
Xiao Me，缅甸仰光
我在缅甸，首先是自动隔离，为了不影响当地人。所以，感觉到异国他乡，既关心身边人，给别人一个好的印象，关系到中国人的形象，也对国内的家人的情况感到不安。
我感受到中国国家和政府的所做所为，是空前的，这个是体制的优势。
Zheng Xu，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
作为一名大学二年级的医学生，从去年12月开始，我每天都在关注疫情的进展。我认为这次的暴发与2003年的SARS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在疫情发生的中心城市亲历过一切。我认为这种对比是双重的，且都是积极的。
首先是透明度，比起SARS，这次的透明度被推向了一个更加重要的优先位置。当前，在中国主要的搜索引擎百度的首页，你可以找到一个超链，那个链接列出了关于疫情下至每个省市的具体数字，每天都会更新。我个人认为，这有助于国人之间的沟通和自我防护。
第二点，中国的科学和医学领域都有了显著的进步。疫情暴发后不久，武汉的医生和北京方面就能够汇总并公布他们的数据，并将其系统和策略性地发布在诸如《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美国医学会杂志》等国际知名期刊上，对国内外医务工作者的防护和决策来说，这已被证明是无价的。此外，此次疫情中，中国医院和医生使用的干预措施，包括人工心肺机(ECMO)等，都是中国医学和人民福祉的发展和进步的明证。
远隔重洋，张煜卿和另一个武汉老乡点起蜡烛，为家乡祈福。 COURTESY OF ZHANG YUQING
对未来不明：“现在面临一个两难选择”
张煜卿，爱尔兰高威
我是一个在爱尔兰的武汉留学生，这里不是一个主流的留学国家，我这个城市只有两个武汉人。在这次疫情发生之后，和其他主流留学国不一样的是，这里的人没有对我们的亚洲面孔大惊小怪，大家还是很友好，班上知道我来自武汉的同学也有很多给我发安慰的消息。
圣诞期间我回了一趟武汉，在疫情爆出人传人之前已经回到了爱尔兰，来了一周后钟南山院士宣布有人传人现象。那时候正逢春节，学校的中国学联组织的春晚活动在我到了之后的第十四天当天举行，我是志愿者，我一直在犹豫该不该去，我和主席发了消息，他安慰我过了隔离期就来吧。但是在活动过程里我还是听到了一些声音，我知道这来自人的本性，都在害怕，但是还是感觉到了很孤单和独在异乡的悲凉感。
时至如今我身为武汉人，不奢求什么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我只希望政府能还武汉普通老百姓一个基本的生存权。当一个国家的人民连生存权都不能保证，你拿什么来谈这个国家的发展呢。
小Max的第一个春节。 COURTESY OF MO WEICHENG
Mo Weicheng，广东佛山
我们目前在佛山的家中。 我的妻子在去年年初拿到了华盛顿大学（西雅图）的教育学 PhD 录取，但是当时妻子已经怀孕，于是将原定的入学时间2019年9月1日延迟到了今年的3月31日。 如果没有这场 “突如其来” 的疫情，3月1日，我们将会带着刚满六个月的女儿Max飞往西雅图，开启一段新的人生体验。但是现在因为美国的旅行禁令，还有担忧婴儿的出行风险，我们不敢冒险前往第三国自行隔离14天，只好在家中期盼事情快点好转。（我们）现在面临一个两难选择。
清迈使领馆外，中国游客排队等候办理签证延期需要的文件。 COURTESY OF ZHANG ZHIDA
张志达，泰国清迈
（我）常住广东省惠州市，目前人在泰国清迈。原计划2月份在深圳参加GMAT考试，受疫情影响考试取消了。我和妻子决定去香港参加考试，当晚从深圳过关去了香港。并在香港报名了GMAT考试，但是过了两天接到通知说香港的考试也取消了。
我们搜索了一下最近的考点在泰国，于是开始申请泰国的电子签证（因为担心落地签不给进，当时网上有传言说要出具健康证）。电子签证批准之后我们就飞到了泰国清迈（[当时]媒体报道这里只有一例感染者，担心曼谷疫情比较严重所以选择来清迈）。目前已经在清迈参加了GMAT考试，目前计划继续停留在清迈。
没有最失望只有更失望。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这次疫情失控中国最高领导层负有直接责任。
万千山，美国纽约
这是我出国学习生活九年以来第一次有机会在春节期间回国过年。身处疫情相对可控的福州的我，在多日挣扎于中外媒体报道，微博舆论，与政府宣传后，感受到了由这场疫情带来的最实际也是最魔幻的冲击——美国入境管制。
的确，我的工作，租的公寓，以及很多个人的计划都被这一纸旅行禁令彻底打乱。很多情况紧急的人已经在旅行限制后改签机票飞往能够入境的第三国进行14天的过渡期。
我很久很久没有感受到这种纯粹的愤怒了。纯粹的愤怒就意味着其源头是纯粹的恶。我当时只有一个感受： “我不行了”。
本月，巴黎埃菲尔铁塔前的特罗卡迪罗广场。 Gonzalo Fuentes/Reuters
遭到歧视：他们跨过千山万水把我和新冠病毒联系在一起
李想，德国慕尼黑
我去年10月中旬从西班牙来到慕尼黑继续求学。在新冠暴发前我一直觉得自己仍然是属于西班牙的居民，对它有情感上的依赖。新冠发生后，我在年初四当天早上收到德国房东的信息，希望我在五天内搬出去。原因是她丈夫害怕新冠病毒。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我去年8月最后一次回国，我的家乡也不在疫区。他们是怎么样跨过了千山万水把我和新冠病毒联系在一起的我不得而知。
Yujie Jiang，美国纽约长岛
我现在在长岛的一所医学院读书。自从冠状病毒暴发后，我就不时听到医院的工作人员拿这场流行病“开玩笑”。他们嘲笑人们吃的奇怪食物，就好像所有的中国人都是野蛮人。他们还宣称火神山医院实际上是一个无法照顾病人的集中营，而无视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回应的努力。作为一名中国留学生，我对这些错误和傲慢的评论感到极度不适。我曾亲自向其中一名护士表示抗议，并向他们说明了真实发生的情况。
美国的媒体号称秉持自由主义精神，但却存在偏见。他们并不致力于报道真相，而是经常倾向于歪曲故事，让美国人误以为中国是一个可怕的地方，所有亚洲人都有这种“中国病毒”。在美国医疗系统中，我亲眼目睹了对看上去像亚裔的华人的歧视，这些都是源自于媒体所投射的恐惧。
我时不时地担心，我的病人会因为我是亚洲人而怀疑我携带了冠状病毒，拒绝我对他们进行检查。
Chao Zhang，西班牙巴塞罗那
疫情目前并没有对我的学业有直接影响，但是对海外华人的生计影响很大，特别是海外华人经济的影响。大量的中国餐厅、百元店、服装店等华人聚集区开始陷入半停业或完全停业状态，但这些状态并不是受到地方政府的命令，而是一种完全自发的隔离行为，受到了海外侨团、中国大使馆非正式的监督。
饶有趣味的是，有一家巴塞罗那市区的兰州拉面餐馆，在老顾客们（主要是学生）得知店主2020年1月31日从中国返回后，学生们在微信群里开始强制建议老板停业隔离，甚至鼓励大家不要去店里吃饭。如果遇到有些强硬的店主，不愿意损失经济，这些学生们甚至将店主的地址和照片发在朋友圈里，开始号召大家不要去店里吃饭，这种行为有点像“强制隔离”。
甚至于有些学生，主动给当局或者学校发邮件，希望可以下发通知，让国内回来的学生强制隔离。
Rui，美国得克萨斯州
我是一个武汉人，博士在读生。美国同学们会开始用新冠肺炎跟我开玩笑，虽然他们跟我关系很好、玩笑本质不带恶意，可是真的一点也不好笑。前两天有同学开派对，派对上的一位美国同学特意拿了一提Corona啤酒跟我说这是他特意买的，算是一个joke。我听完之后很难受。这是天灾人祸，是我家乡的浩劫，不是玩笑。
病毒搭了一个台子，很多人就开始群魔乱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