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逆行人生》：迎合刻板印象的现实主义
《逆行人生》上映，网上的评价比较分裂。抽空去看了，说点看法。
有人说，电影以小人物的视角，展现了生活的真实与不易，是一部反映现实、致敬奋斗者、传播正能量的佳作。
电影是肯定想传播正能量的。整部电影的多数街景都是高色温的灰蓝色调，暗示着暗沉、阴郁的风格，这正好把骑手亮黄色的制服衬托出来了，使人感觉温暖，兴奋和愉悦。
这符合电影的主旨：遭受生活的重击，仍然积极向上。
但也有人说，这是一部分富人拍给穷人看的电影，虚伪做作。先不说这种说法对不对，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可以解释和理解的。
电影在技术上是优秀的，摄影、节奏、结构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但电影的故事情节，拼凑痕迹太重，因此缺乏灵魂，人物形象生硬。
电影男主角高志垒入职11年，裁员赔偿70万，反推他的工资，应该是一个月6万，再加上年终奖等等，差不多一年有70～100万。
为什么这样的收入状况完全无法应对危机？这是因为电影给高志垒加上了所有网络上流传的苦难。
电影中的高志垒，符合经典画像。现在网上流行所谓的新时代中产“作死三件套”——高额房贷、配偶不上班、孩子上国际学校。高志垒精准地满足了这三点。
电影为了强调这一点，还用高志垒的父亲喊出：是你叫你老婆不要上班的。
此外，电影还加上了P2P损失了几乎全部存款，以及父亲生病的情节。
这个起始设定，迎合了网传的形象，网感非常强，但这导致电影迎合了概念，人物却变得刻板僵硬，缺乏了生活本身的真实，成了一部缺乏灵魂的苦情戏。
如果以我作为一个新闻评论人的角度来看，某种程度上，这部电影是新闻评论的电影化——因为它具象了诸多的新闻点。这并不奇怪，当几个编剧在一起攒故事，开头脑风暴会的时候，以往的新闻点，就会成为他们不愿舍弃的东西——这些新闻点能引发共鸣、带来流量。
但是，当一部电影像新闻评论，它就既没有了时评的深度和见解，也失去了生活细节带来的冲突、张力、人性、矛盾的动人之处。
徐峥的演技是没有问题的，演什么像什么，不会让人出戏。但电影剧情却让人出戏，所以，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流传的说法：“有钱人花时间演穷人来赚更多的钱，穷人却花钱买票看有钱人演自己”。
其实，几乎每一部电影中的穷人，都是富人拍的，富人演的，之所以《逆行人生》出现了这个评价，就是因为电影缺乏生活的真实，让人出戏。
豆瓣上有人说：裁员不是这样，送外卖不是这样，人性不是这样，家庭矛盾不是这样，中年危机也不是这样，人生也不是这样。不要刻意把一个人的生活拍得这么无辜又这么受害，这就是消费苦难和制造焦虑。
首先，一个资深程序员，一个公司的技术领导人，并不那么容易被裁，更不会故意被羞辱。
外行一般认为，程序员是码农，既然是农，就是一种体力活，吃青春饭，靠的是加班、拼时间。
但实际上，作为公司的技术领导人，对已有公司业务技术的熟悉，领导力，人际关系，行业关系，甚至那些在代码中埋下的雷，都使得一个技术领导人不会被轻易裁。
起码，不会被羞辱性裁员。
后来，高志垒去另一个公司面试，因为HR工作失误，看错了出生年份，把78年看成了98年。但即便如此，面试者要拒绝，那也会是彬彬有礼，客客气气，不会直接对年龄产生侮辱性的评价。
即便被裁，一个有经验的程序员，要找到一份临时性的工作，并不会太难。接外包、做一些零碎的私活，总是可以找到的。
他的经济、社会地位，不会下降得那么快，她的老婆也不会直接掉落到去做美甲行业。这不符合社会现实，也不符合中产家庭对家庭地位的维护的努力。
实际上，在非体力的，需要经验、积累的行业，年龄是一个负担，并不是因为体力下降，更多的是因为经验多、人脉广而难管理，薪资高。这就使得即便降薪求职，企业也会担心不稳定。
所以，对高志垒这样的人而言，稳定工作难寻，临时性、分散性收入却不会太难。
而且，随着整个经济形势的变化，高志垒这类的职场人，被裁员之后，很难再恢复到原有职位和薪资，那么，当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后，实际上也会变得并不难管理，也不会不稳定。
所以，像高志垒那样的失业，本质上仍然是摩擦性失业，是经济形势变化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和劳动力市场认知之间的时滞造成的。
一旦行业认识到新的人力资源特质后——更直白地说，当公司人明白，市场上有一大批经验足、降薪求职的人，而且这些人也明白这一点后，稳定就能达成。
这时，摩擦性失业就会消失。
电影这么拍，是为了把社会上流传的那些中年、中层失业，因为年龄大找不到工作的段子具象化。但其实，完全不必堆积苦难，一个真实的中产中年，即便缓慢的滑落，同样也充满真实的痛苦。
比如，失业引发的家庭经济困境、夫妻矛盾、对自我的怀疑，以及失业引发的作为丈夫和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下降。这往往才是一个中产男人面临的更真实的困境。
我最近在看一本关于美国1929年大萧条的名著《大萧条的孩子》。通过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书中揭示了，中产家庭面对失业等经济危机时，心理代价更多地源于声望、社会地位的下降；父亲地位下降引发的家庭冲突；对子女控制的下降等等。
电影忽略了这些真实的痛苦，但又没有直击痛点——甚至就连最终没有能保住房子，电影也做了弱化。
于是，最终，电影就成了那些关于中年失业的段子、社会新闻的拼凑。
电影的另一条线是骑手。电影对骑手的职业研究还是比较深入的，让观众可以深入地了解骑手这个职业不为人知的一面。但电影对骑手的理解，仍然是刻板化的。
这并不奇怪，因为实际上，中国社会对骑手的认知也是刻板化的，首鼠两端的。
一方面，中国社会舆论认为骑手是被剥削的、被压榨的，具体来说就是“困在算法里”，但与此同时，作为消费者的中国社会却会吝啬自己的宽容。在这些细节方面，电影有所表现。送花的那一场戏，才因为真实而打动人。电影也为此，为消费者和骑手之间的和解与体谅，开拓了空间。
但电影仍然陷在过去的很多段子中。比如，骑手要微笑，是电影中一个很重要的点，两三处情节都在渲染这个梗。这个梗源于《困在系统里》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塑造了中国骑手的悲情形象，但却有意识忽略了很多真问题。
对骑手的面部识别，并不是为了微笑，而是安全。网约车司机都要经常面部识别，以保证没有被冒名顶替，送餐这样涉及无数人安全的事，肯定是需要实名上岗的，否则，用什么人，平台就完全失去掌控，直接的后果就是食品安全的公共性风险。
在更大层面对骑手的社会定位上，电影迎合了中国社会的刻板印象。中国舆论的主流，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人，他们能发声影响舆论。他们日常城市生活中能看的，能投射他们教育中的被剥削的、底层的形象，唯一的群体就是骑手。
更何况，骑手的统一制服强化了这种形象。
但是，骑手的真实社会定位是什么？不是底层，而是中产。如果夫妻两个人都当骑手，家庭月收入2万元，一年收入24万元。这就是标准的中国中产。
而且，骑手工作中的很多特质，办公室的白领同样也在承受，这就是职场的必然。KPI、考勤、末位淘汰、奋斗者计划，3个人干5个人的活拿4个人的工资，人力资源评分、同事之间的内卷，哪一项白领没有感受呢？
实际上，被用来论证骑手社会地位低下的社保问题，并不是因为骑手地位低下，反而是因为骑手的自由度让他们有了选择。
根据经济学原理，没有缴纳的社保，实际上是作为劳动报酬给到了骑手的。如果真能选择社保方案，很多白领，是情愿以老家标准交的。
最近我一个白领朋友就抱怨，工资11000元，到手4500元。再比如，在一些县城，骑手是当地最高档的商品房的购买者，也是当地教育培训的主力消费者。
正是刻板印象和真实经济地位的差异，使得电影中骑手的苦情，一定又要加上白血病的灾难。不然一个月入两万的家庭，怎么才能变得苦难呢？
但正是这种堆积灾难的做法，使得电影变为一场不太真实的苦情戏，才有了消费苦难的评价，让人觉得“富人演穷人”。
当然，这是我作为一个长期关注中国社会问题的新闻评论人的看法。对一般老百姓而言，电影给出的信息迎合、补充了他们的惯常印象，肯定是受欢迎的。
但现实主义电影，给现实再蒙上一层面纱，它就不再是现实主义了。
徐峥之前拍的《我不是药神》，源于真实的案例，最后引发了法律的改变。现实主义的电影的生命力在于生活的真实。
把刻板印象具象化，就不可能再具有那些蕴藏在生活细节中的冲突、矛盾与挣扎。
现实主义电影也就变为了社会新闻的拼凑，迎合刻板印象和廉价的煽情，也就失掉了现实主义本身。
原标题：
《逆行人生》：迎合刻板印象的现实主义
《逆行人生》上映，网上的评价比较分裂。抽空去看了，说点看法。
有人说，电影以小人物的视角，展现了生活的真实与不易，是一部反映现实、致敬奋斗者、传播正能量的佳作。
电影是肯定想传播正能量的。整部电影的多数街景都是高色温的灰蓝色调，暗示着暗沉、阴郁的风格，这正好把骑手亮黄色的制服衬托出来了，使人感觉温暖，兴奋和愉悦。
这符合电影的主旨：遭受生活的重击，仍然积极向上。
但也有人说，这是一部分富人拍给穷人看的电影，虚伪做作。先不说这种说法对不对，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可以解释和理解的。
电影在技术上是优秀的，摄影、节奏、结构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但电影的故事情节，拼凑痕迹太重，因此缺乏灵魂，人物形象生硬。
电影男主角高志垒入职11年，裁员赔偿70万，反推他的工资，应该是一个月6万，再加上年终奖等等，差不多一年有70～100万。
为什么这样的收入状况完全无法应对危机？这是因为电影给高志垒加上了所有网络上流传的苦难。
电影中的高志垒，符合经典画像。现在网上流行所谓的新时代中产“作死三件套”——高额房贷、配偶不上班、孩子上国际学校。高志垒精准地满足了这三点。
电影为了强调这一点，还用高志垒的父亲喊出：是你叫你老婆不要上班的。
此外，电影还加上了P2P损失了几乎全部存款，以及父亲生病的情节。
这个起始设定，迎合了网传的形象，网感非常强，但这导致电影迎合了概念，人物却变得刻板僵硬，缺乏了生活本身的真实，成了一部缺乏灵魂的苦情戏。
如果以我作为一个新闻评论人的角度来看，某种程度上，这部电影是新闻评论的电影化——因为它具象了诸多的新闻点。这并不奇怪，当几个编剧在一起攒故事，开头脑风暴会的时候，以往的新闻点，就会成为他们不愿舍弃的东西——这些新闻点能引发共鸣、带来流量。
但是，当一部电影像新闻评论，它就既没有了时评的深度和见解，也失去了生活细节带来的冲突、张力、人性、矛盾的动人之处。
徐峥的演技是没有问题的，演什么像什么，不会让人出戏。但电影剧情却让人出戏，所以，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流传的说法：“有钱人花时间演穷人来赚更多的钱，穷人却花钱买票看有钱人演自己”。
其实，几乎每一部电影中的穷人，都是富人拍的，富人演的，之所以《逆行人生》出现了这个评价，就是因为电影缺乏生活的真实，让人出戏。
豆瓣上有人说：裁员不是这样，送外卖不是这样，人性不是这样，家庭矛盾不是这样，中年危机也不是这样，人生也不是这样。不要刻意把一个人的生活拍得这么无辜又这么受害，这就是消费苦难和制造焦虑。
首先，一个资深程序员，一个公司的技术领导人，并不那么容易被裁，更不会故意被羞辱。
外行一般认为，程序员是码农，既然是农，就是一种体力活，吃青春饭，靠的是加班、拼时间。
但实际上，作为公司的技术领导人，对已有公司业务技术的熟悉，领导力，人际关系，行业关系，甚至那些在代码中埋下的雷，都使得一个技术领导人不会被轻易裁。
起码，不会被羞辱性裁员。
后来，高志垒去另一个公司面试，因为HR工作失误，看错了出生年份，把78年看成了98年。但即便如此，面试者要拒绝，那也会是彬彬有礼，客客气气，不会直接对年龄产生侮辱性的评价。
即便被裁，一个有经验的程序员，要找到一份临时性的工作，并不会太难。接外包、做一些零碎的私活，总是可以找到的。
他的经济、社会地位，不会下降得那么快，她的老婆也不会直接掉落到去做美甲行业。这不符合社会现实，也不符合中产家庭对家庭地位的维护的努力。
实际上，在非体力的，需要经验、积累的行业，年龄是一个负担，并不是因为体力下降，更多的是因为经验多、人脉广而难管理，薪资高。这就使得即便降薪求职，企业也会担心不稳定。
所以，对高志垒这样的人而言，稳定工作难寻，临时性、分散性收入却不会太难。
而且，随着整个经济形势的变化，高志垒这类的职场人，被裁员之后，很难再恢复到原有职位和薪资，那么，当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后，实际上也会变得并不难管理，也不会不稳定。
所以，像高志垒那样的失业，本质上仍然是摩擦性失业，是经济形势变化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和劳动力市场认知之间的时滞造成的。
一旦行业认识到新的人力资源特质后——更直白地说，当公司人明白，市场上有一大批经验足、降薪求职的人，而且这些人也明白这一点后，稳定就能达成。
这时，摩擦性失业就会消失。
电影这么拍，是为了把社会上流传的那些中年、中层失业，因为年龄大找不到工作的段子具象化。但其实，完全不必堆积苦难，一个真实的中产中年，即便缓慢的滑落，同样也充满真实的痛苦。
比如，失业引发的家庭经济困境、夫妻矛盾、对自我的怀疑，以及失业引发的作为丈夫和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下降。这往往才是一个中产男人面临的更真实的困境。
我最近在看一本关于美国1929年大萧条的名著《大萧条的孩子》。通过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书中揭示了，中产家庭面对失业等经济危机时，心理代价更多地源于声望、社会地位的下降；父亲地位下降引发的家庭冲突；对子女控制的下降等等。
电影忽略了这些真实的痛苦，但又没有直击痛点——甚至就连最终没有能保住房子，电影也做了弱化。
于是，最终，电影就成了那些关于中年失业的段子、社会新闻的拼凑。
电影的另一条线是骑手。电影对骑手的职业研究还是比较深入的，让观众可以深入地了解骑手这个职业不为人知的一面。但电影对骑手的理解，仍然是刻板化的。
这并不奇怪，因为实际上，中国社会对骑手的认知也是刻板化的，首鼠两端的。
一方面，中国社会舆论认为骑手是被剥削的、被压榨的，具体来说就是“困在算法里”，但与此同时，作为消费者的中国社会却会吝啬自己的宽容。在这些细节方面，电影有所表现。送花的那一场戏，才因为真实而打动人。电影也为此，为消费者和骑手之间的和解与体谅，开拓了空间。
但电影仍然陷在过去的很多段子中。比如，骑手要微笑，是电影中一个很重要的点，两三处情节都在渲染这个梗。这个梗源于《困在系统里》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塑造了中国骑手的悲情形象，但却有意识忽略了很多真问题。
对骑手的面部识别，并不是为了微笑，而是安全。网约车司机都要经常面部识别，以保证没有被冒名顶替，送餐这样涉及无数人安全的事，肯定是需要实名上岗的，否则，用什么人，平台就完全失去掌控，直接的后果就是食品安全的公共性风险。
在更大层面对骑手的社会定位上，电影迎合了中国社会的刻板印象。中国舆论的主流，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人，他们能发声影响舆论。他们日常城市生活中能看的，能投射他们教育中的被剥削的、底层的形象，唯一的群体就是骑手。
更何况，骑手的统一制服强化了这种形象。
但是，骑手的真实社会定位是什么？不是底层，而是中产。如果夫妻两个人都当骑手，家庭月收入2万元，一年收入24万元。这就是标准的中国中产。
而且，骑手工作中的很多特质，办公室的白领同样也在承受，这就是职场的必然。KPI、考勤、末位淘汰、奋斗者计划，3个人干5个人的活拿4个人的工资，人力资源评分、同事之间的内卷，哪一项白领没有感受呢？
实际上，被用来论证骑手社会地位低下的社保问题，并不是因为骑手地位低下，反而是因为骑手的自由度让他们有了选择。
根据经济学原理，没有缴纳的社保，实际上是作为劳动报酬给到了骑手的。如果真能选择社保方案，很多白领，是情愿以老家标准交的。
最近我一个白领朋友就抱怨，工资11000元，到手4500元。再比如，在一些县城，骑手是当地最高档的商品房的购买者，也是当地教育培训的主力消费者。
正是刻板印象和真实经济地位的差异，使得电影中骑手的苦情，一定又要加上白血病的灾难。不然一个月入两万的家庭，怎么才能变得苦难呢？
但正是这种堆积灾难的做法，使得电影变为一场不太真实的苦情戏，才有了消费苦难的评价，让人觉得“富人演穷人”。
当然，这是我作为一个长期关注中国社会问题的新闻评论人的看法。对一般老百姓而言，电影给出的信息迎合、补充了他们的惯常印象，肯定是受欢迎的。
但现实主义电影，给现实再蒙上一层面纱，它就不再是现实主义了。
徐峥之前拍的《我不是药神》，源于真实的案例，最后引发了法律的改变。现实主义的电影的生命力在于生活的真实。
把刻板印象具象化，就不可能再具有那些蕴藏在生活细节中的冲突、矛盾与挣扎。
现实主义电影也就变为了社会新闻的拼凑，迎合刻板印象和廉价的煽情，也就失掉了现实主义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