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对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外交抵制”，中美两国政府这几日又展开了一番隔空争执。
12月初，美国拜登政府以中国政府侵犯新疆人权等问题为由，宣布对2022年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diplomatic boycott），而后又在12月底确认正在为数十位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办理中国签证，以便在奥运期间为美国运动员提供安全和医疗支持。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于12月27日批其“出于政治操弄的目的……自导自演”，而中国会对美方“由政府官员组成的团队来华并提出签证申请”的情况，“根据国际惯例、有关规定和对等原则进行处理”。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Ned Price）则于12月28日表示，“我们确实打算为运动员提供“领事和外交安全服务”（consular and Diplomatic Security services），但这不同于派遣官方外交代表出席冬奥”。
这类争议固然是中美在两国关系“新常态”之下的日常斗嘴，也更显示了美国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上自我矛盾的两面性。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于12月21日发表讲话，在总结国务院一年来工作时，强调美国对全球事务的参与和美国的领导力。（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官网）
一边是负责“精神”的国务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一再于国际上就香港、新疆等问题批评中国，希望倚靠“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来唤起盟友共鸣，至少也可以在一遍又一遍的宣传中，向西方各国平民传递相关论述，寄望于各国在下次选举中推出一届与美国更有共鸣的政府。
而另一边呢？负责“现实”的国安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则要负责管控与中国的冲突，避免军事冲突自是不消多提，甚至不能让两国关系过于恶化。否则或是美国经济伤筋动骨，乃至因民生受损而影响到选举政情，或是资本这“中美之外的第三方”因私利受损而愈发不满，从而发动其强大的游说、助选和舆论力量颠覆拜登赖以施政的权力基本盘。
拜登政府一年多以来的对华政策就是这样来回拉扯。
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美国与中国政府接触时多由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出面。（Getty）
言及至此也是令人感慨，拜登上任以来，美国政府发起“外交抵制”、试图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打击新疆产业链、就香港制裁两地官员、军机和议员抵台——这些虽然看上去更刺激神经，但要说实际影响，跟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大打贸易战、科技战还是无法比较。拜登明显在打的同时，又急着要跟中国谈。
这固然是因为拜登不似特朗普那样不管不顾，但更关键的原因还是拜登如今的形势更严峻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美国经济的情况已然岌岌可危。
疫情之后，股市、房市和债务都已到历史性高位，还有什么工具可供救市呢？与此同时，美国通货膨胀开始飙升，再不想办法控制通胀，就将被迫提前加息。而在这种形势下加息，将面临的就是“股、债、房三杀”，风险实在太大。
过去十几年，一直是中国为美国缓解通胀压力。现在美国一面持续饮鸩止渴，持续货币超发，一面抵制“中国制造”，为自身通胀火上加油；而人民币又持续升值，成为美国的又一大输入通胀压力。这种情况下，拜登就只能频繁找中国沟通。
根据美国劳工局12月10日公布的数据，美国通胀高达6.8%，为1982年以来最高水平。（Getty）
这就是“精神”与“现实”的冲突。在美国，太多的人将焦点放在精神世界和意识形态，所谓“制度对手”、“模式挑战”就好似不同宗教之间的争论，“是你的信仰更顺从天主，还是我的信仰更贴近基督”。而在此过程中，却忘记了大家都要生活，都要过活。
面对这种现况，拜登又堪谓二战后最弱势的美国总统，国会里的民主党勉强维系的阵线，在面临巨大压力的重大抉择时，也很难做到上下一心，近来民主党议员曼钦（Joe Manchin）对重建美好法（Build Back Better Act）的不支持就是最新的例子。而现在反华是美国的政治正确，弱势的拜登政府面对党内山头群立和共和党的发难，又能如何强势？如何坚定？如何不折腾？
关于美国对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外交抵制”，中美两国政府这几日又展开了一番隔空争执。
12月初，美国拜登政府以中国政府侵犯新疆人权等问题为由，宣布对2022年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diplomatic boycott），而后又在12月底确认正在为数十位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办理中国签证，以便在奥运期间为美国运动员提供安全和医疗支持。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于12月27日批其“出于政治操弄的目的……自导自演”，而中国会对美方“由政府官员组成的团队来华并提出签证申请”的情况，“根据国际惯例、有关规定和对等原则进行处理”。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Ned Price）则于12月28日表示，“我们确实打算为运动员提供“领事和外交安全服务”（consular and Diplomatic Security services），但这不同于派遣官方外交代表出席冬奥”。
这类争议固然是中美在两国关系“新常态”之下的日常斗嘴，也更显示了美国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上自我矛盾的两面性。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于12月21日发表讲话，在总结国务院一年来工作时，强调美国对全球事务的参与和美国的领导力。（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官网）
一边是负责“精神”的国务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一再于国际上就香港、新疆等问题批评中国，希望倚靠“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来唤起盟友共鸣，至少也可以在一遍又一遍的宣传中，向西方各国平民传递相关论述，寄望于各国在下次选举中推出一届与美国更有共鸣的政府。
而另一边呢？负责“现实”的国安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则要负责管控与中国的冲突，避免军事冲突自是不消多提，甚至不能让两国关系过于恶化。否则或是美国经济伤筋动骨，乃至因民生受损而影响到选举政情，或是资本这“中美之外的第三方”因私利受损而愈发不满，从而发动其强大的游说、助选和舆论力量颠覆拜登赖以施政的权力基本盘。
拜登政府一年多以来的对华政策就是这样来回拉扯。
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美国与中国政府接触时多由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出面。（Getty）
言及至此也是令人感慨，拜登上任以来，美国政府发起“外交抵制”、试图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打击新疆产业链、就香港制裁两地官员、军机和议员抵台——这些虽然看上去更刺激神经，但要说实际影响，跟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大打贸易战、科技战还是无法比较。拜登明显在打的同时，又急着要跟中国谈。
这固然是因为拜登不似特朗普那样不管不顾，但更关键的原因还是拜登如今的形势更严峻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美国经济的情况已然岌岌可危。
疫情之后，股市、房市和债务都已到历史性高位，还有什么工具可供救市呢？与此同时，美国通货膨胀开始飙升，再不想办法控制通胀，就将被迫提前加息。而在这种形势下加息，将面临的就是“股、债、房三杀”，风险实在太大。
过去十几年，一直是中国为美国缓解通胀压力。现在美国一面持续饮鸩止渴，持续货币超发，一面抵制“中国制造”，为自身通胀火上加油；而人民币又持续升值，成为美国的又一大输入通胀压力。这种情况下，拜登就只能频繁找中国沟通。
根据美国劳工局12月10日公布的数据，美国通胀高达6.8%，为1982年以来最高水平。（Getty）
这就是“精神”与“现实”的冲突。在美国，太多的人将焦点放在精神世界和意识形态，所谓“制度对手”、“模式挑战”就好似不同宗教之间的争论，“是你的信仰更顺从天主，还是我的信仰更贴近基督”。而在此过程中，却忘记了大家都要生活，都要过活。
面对这种现况，拜登又堪谓二战后最弱势的美国总统，国会里的民主党勉强维系的阵线，在面临巨大压力的重大抉择时，也很难做到上下一心，近来民主党议员曼钦（Joe Manchin）对重建美好法（Build Back Better Act）的不支持就是最新的例子。而现在反华是美国的政治正确，弱势的拜登政府面对党内山头群立和共和党的发难，又能如何强势？如何坚定？如何不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