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看，90年代，值得回味。当时经历过的困难，历历在目，不堪回首，取得的成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黑天鹅乱舞的时代，展望未来，我们应该更有信心，也应该更加乐观。
温州老照片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90年代的温州。二十几年前的往事，犹如幻灯片一样，一张张在眼前划过。梦中又听见那「低沉的共鸣声」，那种声音只要听过一次，一辈子都会留下阴影。醒来之后，眼前是完全不同的世界，短短二十多年，变化来得太快，显得那么不真实。
长途大巴，被逼吃饭
我小时候，金华和温州之间，只有一条330国道，全程214公里，大巴却要开上12个小时以上，对！你没看错，这是国道，20年前平均时速20公里。
每到饭点，司机就会找地方吃饭。有一次，在一个派出所斜对面的院子前，大巴停下，门口竖着一块木牌子，上面写着“停车、吃饭”。院子里一位彪形大汉，牵着一条恶犬，用很严厉的声音命令道：“都跟我来吃饭！”
几乎每次都是相同的情节，菜色凄凉，米饭屎黄，苍蝇乱舞，价格离谱。司机、警察和沿途的恶霸互相勾结，欺软怕硬，压榨乘客。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这就是90年代长途大巴的经典套路。
民营企业
九十年代的民营企业，简直不堪回首。那时候，温州的制革厂如雨后春笋一样，遍地都是。
某次，跟着父亲去一个工厂办事，顺便吃饭，席间，工厂老板吹嘘自己怎么「解决」不听话的「刺头工人」，饭后，他还醉醺醺地带我们去看他办公室，面带诡异的笑容，打开一个柜子，里面居然都是管制刀具和枪械，众人面面相觑，那场面，我一生难忘。那时候中国不禁枪，打鸟用的气枪几乎遍地都是，我姨夫甚至买了双管的散弹枪，在美国叫shotgun，威力强大，专门用来进山打猎。1996年开始，才逐渐禁枪。
民工潮来袭
某年春节，天气湿冷，我早上一推开门，外面居然睡满了人，他们身材矮小，蓬头垢面，是第一批来沿海打工的内地农民。当时，他们被蔑称为“盲流”。外来人口给温州带来了繁荣，也造成治安恶化。温州，从夜不闭户，变成盗窃横行，人人自危。
90年代「盲流」
惨死的小偷
有一次，睡到半夜，突然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紧接着就是几声巨响，好像是一个重物，撞过几层晾衣杆，砸在地上。我出门一看，原来是小偷爬到五楼行窃，户主习武多年，警惕性很高，察觉到可疑声音后，就拿起一根棍子，暗中伺机而动，当小偷正要从窗户进屋的瞬间，他拿杆子用力一捅，小偷从五楼掉了下来。
听到巨响，周围的居民拿着手电筒，围过来看热闹，户主洋洋得意，述说着自己的「英雄事迹」。当时，小偷已经神志不清，吃力地伸出一只手，用哀求的眼神，扫视周围看热闹的人，但除了冷漠的嘲讽，没人出手救他，甚至没人打电话报警。
在当时，小偷小摸太多，警察基本不管。天亮之后，来了一个救护车，把他带走，据说当时也还没死，但到了医院，也没人管，几个小时后，他在痛苦中告别人世。他也是曾经怀揣梦想的少年，远离家乡，外出打工，没想到，结局就这样，哎……
私刑泛滥
在90年代，没有被偷过自行车的人生，就是不完整的人生，我们家前后被偷了至少5辆自行车。当时的温州，盗窃猖獗，民怨沸腾，结果就是，一旦发现盗窃嫌疑犯，最常见的做法不是报警，而是就地正法！90年代的温州治安，就像现在的南非。
尤其是针对那些外地口音的嫌疑人，一旦被人指着，高喊“抓贼”！无论跑还是不跑，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
我多次目睹这样的场面：众人蜂拥而至，戾气冲天，用皮鞋尖猛踹嫌疑犯的心窝和头部，胸腔被撞击后，发出低沉的共鸣声。每次我回忆起这种共鸣声，脑海中就浮现出「内脏破裂，鲜血奔涌」的惨烈画面。被打的人眼神惊恐，先是绝望求救，然后痛苦挣扎，接着嘴角流血，最后奄奄一息，暴尸街头。
我初中补习班老师的儿子，平时和我们有说有笑，是一个皮肤白净、笑容阳光的大男孩。有一次，我在松台山看到有人当众打人，还是那皮鞋猛踢心窝的共鸣声。仔细一看，原来就是他，仿佛换了一张脸，那眼神让我毕生难忘，就像电影里黑帮老大惩罚叛徒，凶狠、冰冷，面目狰狞，完全是放开手脚，往死里打，好像他打的，根本不是一个人……
这种就地正法的私刑，经常错杀无辜。
一方面，很多外地人初来乍到，胆小怕事，一听有人喊，撒腿就跑。跑，不就是心虚么？不打你，打谁？
另一方面，有一些本地人，游手好闲，唯恐天下不乱。很可能是某天心情不好，想找人出气，一听有人喊捉贼，就瞎起哄，正好遇到一个不会讲本地话的外地人，看不顺眼，就动起手来，于是，一个无辜的生命就没了。
90年代广州站春运
广州，全国治安的焦点
温州的治安，只有本地人关心。而全国人民最关心的是广州，尤其是广州火车站附近的治安。对中国人来说，1990年代的广州，就是2010年代的南非，去过的人，被偷是习以为常，不被偷才是人间奇迹。
时过境迁，通过物联网考古，我发掘到一篇当时的《广州火车站生存手册》，作者在广州6年，到广州火车站不超过6次，却已经留下了60年都散不掉的噩梦。他总结了广州火车站的“生存口诀”：不吃、不喝、不说、不问、不答、不停、不理、不管。一直走出广场，以车站为圆心，半径1000米以内所有的陌生人，都是坏人。
当时，我有很多亲戚在广州做生意，关于广州火车站的话题，从来就没有消停过。一次次的严打过后，抢劫、诈骗、磕药的团伙不过是换了一批人；一次次许诺「要大力整治火车站及周边地区的治安」，但没过多久，犯罪分子，又卷土重来。
女子的耳环被夺去，只留目惊心的血迹。摄影 / 邓勃 那时广州的砍手党，连抢劫都觉得费事，干脆连手带包一刀下来。当时，抢金耳环的都是直接拽，事后，劫匪扬长而去，受害者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我有一个亲戚，被机车党抢过几次，后来禁摩很久，偶尔听到摩托车声都条件反射害怕，觉得骑摩托车的都不是好人。
广州警方为了打击飞车党，想了一个法子，在街头配备大量的保安，保安手里拿着一个长钩，摩托车抢劫时，直接用那钩子勾住犯罪分子，据说效果还挺不错。
2007年的一条旧闻。钟南山院士在广州医学院门口，被盗贼飞车党抢走了手提电脑，好在人没有受伤。广州警方也很给力，在十天内就帮他把电脑找回来了。如今，跟00后讲这些90年代的往事，他们根本就不信。在我看来，2001年之前的十来年时间，治安恶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城市人口结构的巨变。
首先，经济差异。90年代的经济水平远不如现在，城里人的收入不高，外地人的收入更少，还经常被欠薪。走投无路的外地人，为了生活，也只能铤而走险。
其次，文化隔阂。当时地域差异比现在更大，外来人口，很难融入城市。尤其是南方，十里不同音，浙江、福建、广东这几个农民工的主要输入地，语言和内地差异很大，风俗习惯也不同。
最后，地域歧视。经济上的差异，文化上的隔阂，造成摩擦越来越多，久而久之，造成了地域歧视。在那个年代，法制观念，公民意识，都非常淡薄，平均受教育的水平也很低。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外地人仇视本地人，小矛盾很容易激化成冲突。
如今回想起来，幸亏当年，城里人和农民工属于同一个种族，一样的肤色，一样的五官。否则，阶层矛盾、地域歧视，叠加种族矛盾，绝对就是干柴烈火，一点即燃！
2000年7月2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结婚证、外出务工证和暂住证俱全的湖南少妇苏萍，在广州火车站被巡警强行推上了一辆后厢封闭的警车，送进一家收容性质的精神病医院，投进关有数十名男人的屋子，遭众多暴徒轮暴。后来苏萍的丈夫来了，要将其带走，但需交2000元才能放人，经过讨价还价，并私下塞给有关人员200元「红包」，放人的费用才降为500元。
关于收容所，最轰动的案例，莫过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孙志刚其实并非“农民工”，他是正规大学毕业（按规定已经取得了“非农业”户籍）并且在广州有正式工作，但仅因其穿着“疑似”外来人并且未随身携带证件，竟被强制“收容”，随即在收容所被重殴致死。
总之，经济奇迹的背后，没什么深奥的秘密，只不过无数劳动者的埋头苦干，还有无数留守的老人儿童的幽暗生活。
我去过亚非拉几十个国家之后，才深刻意识到，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全世界最听话，最吃苦耐劳的一群人。近40年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条件，说白了，就是在几十年内，数亿农民工，用自己的血和泪，完成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原始积累。
2019年的巴黎
公元2019年10月7日，我在法国巴黎地铁被偷了。1个钱包，2张信用卡，3百欧元，没了。 巴黎被偷，是那次欧洲之行，最糟糕的经历，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经历。
给我最大的震撼不是那300欧元，也不是法国警察的官僚作风，而是我对于小偷，居然那么掉以轻心，甚至已经忘记，这个世界上还有小偷这种职业！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十几年没被偷过了。
就在十几年前，我但凡出远门，就会把钱物缠在一个腰带上，同时，背包必须倒着背，放在胸前，钱包也必须放在内衣口袋。那时候，我每当走到人多的地方，就会加强警惕，敏感得像一只在非洲草原觅食的羚羊。而现如今，我的防盗能力已经完全退化。
而我儿子这一代人，完全是在犯罪率几乎为零的环境下成长，相比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他们简直纯洁得如同一群小绵羊……天下无贼——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理想，短短十几年，居然在中国得到实现！写完这一句话，再回头看看，我依然觉得有点不真实。
在过去十几年里，我们究竟做了什么？
第一件，普及义务教育。
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以法律形式明确了义务教育的免费原则。2006年起，我国全面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在几千年中华文明史上，是一个里程碑事件。那一年入学的小学生，如今已经成为社会的栋梁。
第二件，取消农业税。
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中国为传统的农业国，农业税一直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国库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税。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到2006年废止，农业税实行了整整2600年。
第三件，扶贫工程。
最近十年的扶贫工程，从本质上改变了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精神面貌，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让穷人活得有尊严。2016年，我去了浙江南部山区的一个移民安置点，说实话，看了以后，作为一个城里人，我甚至有点妒忌。
教育程度高了，收入增加了，居住条件好了，人就有牵挂了，一旦有了牵挂，就不容易铤而走险。犯罪成本就高了，社会就会慢慢安定下来。一无所有的人，最无所顾忌，也是最有破坏力的，比如中国90年代的小偷，和现在美国的零元购群众。
总结
现在回头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可以分为三段。
第一个阶段。大概是1978到2001年，这段时间最混乱，丛林社会，野蛮生长。
第二个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2006年，生产力爆发，成为世界工厂，这段时间，中国经济仿佛装上了核动力引擎，一路狂奔，到2006年，我国外贸的GDP占比，高达64%。
第三个阶段。就是2006年到现在，外贸规模占GDP的比例逐年下降，内需开始爆发，大基建和新经济重塑了中国经济，把中国从世界工厂，变成了世界市场。
这三个阶段，环环相扣，互为因果，是一个长达40年的漫漫征途。没有前两个阶段农民工的忍辱负重，就不可能完成原始积累。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基建狂魔和新经济。没有基建狂魔和新经济，我们就没有产业升级，只能和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国一样，在“中等收入陷阱”里，越陷越深。
只有把中国经济的饼做大，才可能雨露均沾，最近的十几年，我们城市回馈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逐渐拉近了城乡差距。不知不觉中，雾霾越来越少，治安越来越好。
如果拿着放大镜，审视过去40多年，我们走过的路，似乎每一步都是险象环生，但登高远眺，回顾过去的40年，天佑中华，大方向没有错，庆幸我们闯过了这条充满荆棘的征途。
回头看，90年代，值得回味。当时经历过的困难，历历在目，不堪回首，取得的成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黑天鹅乱舞的时代，展望未来，我们应该更有信心，也应该更加乐观。
温州老照片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90年代的温州。二十几年前的往事，犹如幻灯片一样，一张张在眼前划过。梦中又听见那「低沉的共鸣声」，那种声音只要听过一次，一辈子都会留下阴影。醒来之后，眼前是完全不同的世界，短短二十多年，变化来得太快，显得那么不真实。
长途大巴，被逼吃饭
我小时候，金华和温州之间，只有一条330国道，全程214公里，大巴却要开上12个小时以上，对！你没看错，这是国道，20年前平均时速20公里。
每到饭点，司机就会找地方吃饭。有一次，在一个派出所斜对面的院子前，大巴停下，门口竖着一块木牌子，上面写着“停车、吃饭”。院子里一位彪形大汉，牵着一条恶犬，用很严厉的声音命令道：“都跟我来吃饭！”
几乎每次都是相同的情节，菜色凄凉，米饭屎黄，苍蝇乱舞，价格离谱。司机、警察和沿途的恶霸互相勾结，欺软怕硬，压榨乘客。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这就是90年代长途大巴的经典套路。
民营企业
九十年代的民营企业，简直不堪回首。那时候，温州的制革厂如雨后春笋一样，遍地都是。
某次，跟着父亲去一个工厂办事，顺便吃饭，席间，工厂老板吹嘘自己怎么「解决」不听话的「刺头工人」，饭后，他还醉醺醺地带我们去看他办公室，面带诡异的笑容，打开一个柜子，里面居然都是管制刀具和枪械，众人面面相觑，那场面，我一生难忘。那时候中国不禁枪，打鸟用的气枪几乎遍地都是，我姨夫甚至买了双管的散弹枪，在美国叫shotgun，威力强大，专门用来进山打猎。1996年开始，才逐渐禁枪。
民工潮来袭
某年春节，天气湿冷，我早上一推开门，外面居然睡满了人，他们身材矮小，蓬头垢面，是第一批来沿海打工的内地农民。当时，他们被蔑称为“盲流”。外来人口给温州带来了繁荣，也造成治安恶化。温州，从夜不闭户，变成盗窃横行，人人自危。
90年代「盲流」
惨死的小偷
有一次，睡到半夜，突然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紧接着就是几声巨响，好像是一个重物，撞过几层晾衣杆，砸在地上。我出门一看，原来是小偷爬到五楼行窃，户主习武多年，警惕性很高，察觉到可疑声音后，就拿起一根棍子，暗中伺机而动，当小偷正要从窗户进屋的瞬间，他拿杆子用力一捅，小偷从五楼掉了下来。
听到巨响，周围的居民拿着手电筒，围过来看热闹，户主洋洋得意，述说着自己的「英雄事迹」。当时，小偷已经神志不清，吃力地伸出一只手，用哀求的眼神，扫视周围看热闹的人，但除了冷漠的嘲讽，没人出手救他，甚至没人打电话报警。
在当时，小偷小摸太多，警察基本不管。天亮之后，来了一个救护车，把他带走，据说当时也还没死，但到了医院，也没人管，几个小时后，他在痛苦中告别人世。他也是曾经怀揣梦想的少年，远离家乡，外出打工，没想到，结局就这样，哎……
私刑泛滥
在90年代，没有被偷过自行车的人生，就是不完整的人生，我们家前后被偷了至少5辆自行车。当时的温州，盗窃猖獗，民怨沸腾，结果就是，一旦发现盗窃嫌疑犯，最常见的做法不是报警，而是就地正法！90年代的温州治安，就像现在的南非。
尤其是针对那些外地口音的嫌疑人，一旦被人指着，高喊“抓贼”！无论跑还是不跑，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
我多次目睹这样的场面：众人蜂拥而至，戾气冲天，用皮鞋尖猛踹嫌疑犯的心窝和头部，胸腔被撞击后，发出低沉的共鸣声。每次我回忆起这种共鸣声，脑海中就浮现出「内脏破裂，鲜血奔涌」的惨烈画面。被打的人眼神惊恐，先是绝望求救，然后痛苦挣扎，接着嘴角流血，最后奄奄一息，暴尸街头。
我初中补习班老师的儿子，平时和我们有说有笑，是一个皮肤白净、笑容阳光的大男孩。有一次，我在松台山看到有人当众打人，还是那皮鞋猛踢心窝的共鸣声。仔细一看，原来就是他，仿佛换了一张脸，那眼神让我毕生难忘，就像电影里黑帮老大惩罚叛徒，凶狠、冰冷，面目狰狞，完全是放开手脚，往死里打，好像他打的，根本不是一个人……
这种就地正法的私刑，经常错杀无辜。
一方面，很多外地人初来乍到，胆小怕事，一听有人喊，撒腿就跑。跑，不就是心虚么？不打你，打谁？
另一方面，有一些本地人，游手好闲，唯恐天下不乱。很可能是某天心情不好，想找人出气，一听有人喊捉贼，就瞎起哄，正好遇到一个不会讲本地话的外地人，看不顺眼，就动起手来，于是，一个无辜的生命就没了。
90年代广州站春运
广州，全国治安的焦点
温州的治安，只有本地人关心。而全国人民最关心的是广州，尤其是广州火车站附近的治安。对中国人来说，1990年代的广州，就是2010年代的南非，去过的人，被偷是习以为常，不被偷才是人间奇迹。
时过境迁，通过物联网考古，我发掘到一篇当时的《广州火车站生存手册》，作者在广州6年，到广州火车站不超过6次，却已经留下了60年都散不掉的噩梦。他总结了广州火车站的“生存口诀”：不吃、不喝、不说、不问、不答、不停、不理、不管。一直走出广场，以车站为圆心，半径1000米以内所有的陌生人，都是坏人。
当时，我有很多亲戚在广州做生意，关于广州火车站的话题，从来就没有消停过。一次次的严打过后，抢劫、诈骗、磕药的团伙不过是换了一批人；一次次许诺「要大力整治火车站及周边地区的治安」，但没过多久，犯罪分子，又卷土重来。
女子的耳环被夺去，只留目惊心的血迹。摄影 / 邓勃 那时广州的砍手党，连抢劫都觉得费事，干脆连手带包一刀下来。当时，抢金耳环的都是直接拽，事后，劫匪扬长而去，受害者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我有一个亲戚，被机车党抢过几次，后来禁摩很久，偶尔听到摩托车声都条件反射害怕，觉得骑摩托车的都不是好人。
广州警方为了打击飞车党，想了一个法子，在街头配备大量的保安，保安手里拿着一个长钩，摩托车抢劫时，直接用那钩子勾住犯罪分子，据说效果还挺不错。
2007年的一条旧闻。钟南山院士在广州医学院门口，被盗贼飞车党抢走了手提电脑，好在人没有受伤。广州警方也很给力，在十天内就帮他把电脑找回来了。如今，跟00后讲这些90年代的往事，他们根本就不信。在我看来，2001年之前的十来年时间，治安恶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城市人口结构的巨变。
首先，经济差异。90年代的经济水平远不如现在，城里人的收入不高，外地人的收入更少，还经常被欠薪。走投无路的外地人，为了生活，也只能铤而走险。
其次，文化隔阂。当时地域差异比现在更大，外来人口，很难融入城市。尤其是南方，十里不同音，浙江、福建、广东这几个农民工的主要输入地，语言和内地差异很大，风俗习惯也不同。
最后，地域歧视。经济上的差异，文化上的隔阂，造成摩擦越来越多，久而久之，造成了地域歧视。在那个年代，法制观念，公民意识，都非常淡薄，平均受教育的水平也很低。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外地人仇视本地人，小矛盾很容易激化成冲突。
如今回想起来，幸亏当年，城里人和农民工属于同一个种族，一样的肤色，一样的五官。否则，阶层矛盾、地域歧视，叠加种族矛盾，绝对就是干柴烈火，一点即燃！
2000年7月2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结婚证、外出务工证和暂住证俱全的湖南少妇苏萍，在广州火车站被巡警强行推上了一辆后厢封闭的警车，送进一家收容性质的精神病医院，投进关有数十名男人的屋子，遭众多暴徒轮暴。后来苏萍的丈夫来了，要将其带走，但需交2000元才能放人，经过讨价还价，并私下塞给有关人员200元「红包」，放人的费用才降为500元。
关于收容所，最轰动的案例，莫过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孙志刚其实并非“农民工”，他是正规大学毕业（按规定已经取得了“非农业”户籍）并且在广州有正式工作，但仅因其穿着“疑似”外来人并且未随身携带证件，竟被强制“收容”，随即在收容所被重殴致死。
总之，经济奇迹的背后，没什么深奥的秘密，只不过无数劳动者的埋头苦干，还有无数留守的老人儿童的幽暗生活。
我去过亚非拉几十个国家之后，才深刻意识到，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全世界最听话，最吃苦耐劳的一群人。近40年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条件，说白了，就是在几十年内，数亿农民工，用自己的血和泪，完成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原始积累。
2019年的巴黎
公元2019年10月7日，我在法国巴黎地铁被偷了。1个钱包，2张信用卡，3百欧元，没了。 巴黎被偷，是那次欧洲之行，最糟糕的经历，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经历。
给我最大的震撼不是那300欧元，也不是法国警察的官僚作风，而是我对于小偷，居然那么掉以轻心，甚至已经忘记，这个世界上还有小偷这种职业！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十几年没被偷过了。
就在十几年前，我但凡出远门，就会把钱物缠在一个腰带上，同时，背包必须倒着背，放在胸前，钱包也必须放在内衣口袋。那时候，我每当走到人多的地方，就会加强警惕，敏感得像一只在非洲草原觅食的羚羊。而现如今，我的防盗能力已经完全退化。
而我儿子这一代人，完全是在犯罪率几乎为零的环境下成长，相比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他们简直纯洁得如同一群小绵羊……天下无贼——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理想，短短十几年，居然在中国得到实现！写完这一句话，再回头看看，我依然觉得有点不真实。
在过去十几年里，我们究竟做了什么？
第一件，普及义务教育。
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以法律形式明确了义务教育的免费原则。2006年起，我国全面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在几千年中华文明史上，是一个里程碑事件。那一年入学的小学生，如今已经成为社会的栋梁。
第二件，取消农业税。
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中国为传统的农业国，农业税一直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国库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税。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到2006年废止，农业税实行了整整2600年。
第三件，扶贫工程。
最近十年的扶贫工程，从本质上改变了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精神面貌，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让穷人活得有尊严。2016年，我去了浙江南部山区的一个移民安置点，说实话，看了以后，作为一个城里人，我甚至有点妒忌。
教育程度高了，收入增加了，居住条件好了，人就有牵挂了，一旦有了牵挂，就不容易铤而走险。犯罪成本就高了，社会就会慢慢安定下来。一无所有的人，最无所顾忌，也是最有破坏力的，比如中国90年代的小偷，和现在美国的零元购群众。
总结
现在回头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可以分为三段。
第一个阶段。大概是1978到2001年，这段时间最混乱，丛林社会，野蛮生长。
第二个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2006年，生产力爆发，成为世界工厂，这段时间，中国经济仿佛装上了核动力引擎，一路狂奔，到2006年，我国外贸的GDP占比，高达64%。
第三个阶段。就是2006年到现在，外贸规模占GDP的比例逐年下降，内需开始爆发，大基建和新经济重塑了中国经济，把中国从世界工厂，变成了世界市场。
这三个阶段，环环相扣，互为因果，是一个长达40年的漫漫征途。没有前两个阶段农民工的忍辱负重，就不可能完成原始积累。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基建狂魔和新经济。没有基建狂魔和新经济，我们就没有产业升级，只能和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国一样，在“中等收入陷阱”里，越陷越深。
只有把中国经济的饼做大，才可能雨露均沾，最近的十几年，我们城市回馈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逐渐拉近了城乡差距。不知不觉中，雾霾越来越少，治安越来越好。
如果拿着放大镜，审视过去40多年，我们走过的路，似乎每一步都是险象环生，但登高远眺，回顾过去的40年，天佑中华，大方向没有错，庆幸我们闯过了这条充满荆棘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