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康奈尔大学教授普拉萨德认为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可能性正在下降。经济学家马格努斯认为五因素导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想法可能不会发生。应该一分为二地对待普拉萨德、马格努斯等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宏观经济前景的看法。他们对我们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有比较客观的认识，但忽略了几个变量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
一、康奈尔大学教授普拉萨德认为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可能性正在下降。
2月5日，康奈尔大学教授、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员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在《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唱衰我们。他说，随着中国经济明显放缓，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可能性正在下降。
普拉萨德在文章中认为，美国和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但两者已经走上了相反的轨道，美国可能会保持增长，而中国继续面临高公共债务和低出生率等结构性问题。
普拉萨德看空我们的论点是：我们面临着各种脆弱性，包括不受欢迎的人口结构、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国内外投资者情绪的恶化以及新的增长模式缺乏明确性。而这些因素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在推动我国经济的爆炸性增长。
普拉萨德看多美国的论点是：虽然美国 在COVID-19 大流行后通货膨胀率立即飙升，提高了生活成本并加剧了对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的担忧。但事实证明，该国经济能够应对过去几年的挑战。加息22个月来，美国通胀从最高9.1%回落到3.4%，高利率并未削减工作岗位，2023年12月份美国增加了超过 35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依然维持在3.7%的低位。大多数人以为的美国经济衰退并未到来，2023 年第四季度，美国GDP以年化 3.3% 的速度增长，超出预期。
普拉萨德认为，美国的市场化经济具有天然的自适应能力；美国劳动力市场非常灵活和强劲；美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和金融体系使中小型企业和消费者能够度过非常困难的时期。在俄乌战争等地缘冲突，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涨大落极不稳定、大多数国家加息抗击通胀的影响下，虽然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都在苦苦挣扎，但美国的情况要好得多。美国正在巩固其作为全球经济驱动力的地位。
普拉萨德还表示，美国也非一帆风顺，他对全球经济增长转弱的影响有点担心。虽然美国GDP增长并不严重依赖出口，但其他国家的低迷可能会造成一些拖累。美国公共债务的增加和利息支付占收入百分比的增加也是重大问题。
普拉萨德因此得出结论：“即使是4%至5%的增长率，在未来几年也难以维持，预测中国GDP有朝一日超过美国的可能性正在下降”。普拉萨德甚至说，过去他在IMF工作时认为中国会超过美国，但现在，他认为中国不会超过美国。
二、经济学家马格努斯认为五因素导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想法可能不会发生。
无独有偶，曾任瑞银（UBS）首席经济学家、现任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的乔治·马格努斯（George Magnus）最近也在一篇经济评论中唱衰我们。
马格努斯说：实际上，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想法可能不会发生。房地产市场危机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在未来10到20年内，有很多事情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回落。其中包括：
第一、债务，其中房地产市场显然包括在内；
第二、人口结构，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
第三、活力，他的意思是生产力不再真正被激发，因为这个方向的改革还没有发生；
第四、脱钩和去风险，这有点制约了中国发展新经济和新技术的能力；
第五、指令，政府变得更具控制力，市场的作用被严重弱化；以及分配制度导致的需求短缺。
三、应该一分为二地对待普拉萨德、马格努斯等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宏观经济前景的看法。他们对我们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有比较客观的认识，但忽略了几个变量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
一方面，他们置身事外，可能存在旁观者清的客观认知优势。他们指出来的未来宏观经济增长的一些负面因素，的确存在，我们无法否认。比如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债务问题，房地产债务问题，的确比较棘手，现在已经开始显露；比如脱钩和去风险问题、人口问题、分配制度导致需求短缺问题，三郎在最近两年的经济分析文章中多次提及。实际上我们看到的问题还不止于此，比如投资型经济增长模式问题，比如计划性的资金要素分配制度与市场化的资金需求所导致的资金错配、影响货币政策效用的问题。这都是三郎早就提出来的需求解决的大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就否认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
我非常反感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2023年12月28日的《中国经济专题》中提出的，从1978年到2022年连续44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达到9%，因此推导出在2035年之前，中国还有8%的增长潜力，每年可以实现5%-6%的增长的非常无知的瞎话。
但我也不认为普拉萨德的“即使是4%至5%的增长率，在未来几年也难以维持”的结论。
这是因为林毅夫和普拉萨德推导出的结论，都纯粹建立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线性认知上。所不同的是，林毅夫依据的可能是1978-2015年的线性模型，普拉萨德依据的可能是2016-2023年的线性模型。
但他们都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那就是变量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
其中第一个变量是第二次改革开放，第二个变量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就如三郎多次建议的那样，如果国家能够一方面推行第二次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将经济的投资发展模式转型到消费驱动模式，普拉萨德和马格努斯所担忧的脱钩和去风险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政府对市场过多的控制与市场的严重弱化也能够修复，需求短缺也可以很快解决。
第三个变量是AI技术和智能机器人的颠覆新发展，将基本解决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人口规模缩小和老龄化等人口与人口结构问题。
虽然目前前两个变量还没有看到明确的信号，但回想1978年推动的第一次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深刻变化，我对国家的纠错能力和前行的内在驱动力，始终抱有希望。
也许美国最近几年，或许未来一段时间，其经济将保持可观的增长速度。也许我们在总结经验教训、试错、纠错的这段时间，经济增长可能会落后于美国。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美国也许正在透支其未来的发展潜力，而我们则正在积蓄推动第二次改革开放之后的新一轮经济快速发展的力量。
内容提要：
康奈尔大学教授普拉萨德认为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可能性正在下降。经济学家马格努斯认为五因素导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想法可能不会发生。应该一分为二地对待普拉萨德、马格努斯等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宏观经济前景的看法。他们对我们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有比较客观的认识，但忽略了几个变量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
一、康奈尔大学教授普拉萨德认为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可能性正在下降。
2月5日，康奈尔大学教授、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员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在《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唱衰我们。他说，随着中国经济明显放缓，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可能性正在下降。
普拉萨德在文章中认为，美国和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但两者已经走上了相反的轨道，美国可能会保持增长，而中国继续面临高公共债务和低出生率等结构性问题。
普拉萨德看空我们的论点是：我们面临着各种脆弱性，包括不受欢迎的人口结构、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国内外投资者情绪的恶化以及新的增长模式缺乏明确性。而这些因素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在推动我国经济的爆炸性增长。
普拉萨德看多美国的论点是：虽然美国 在COVID-19 大流行后通货膨胀率立即飙升，提高了生活成本并加剧了对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的担忧。但事实证明，该国经济能够应对过去几年的挑战。加息22个月来，美国通胀从最高9.1%回落到3.4%，高利率并未削减工作岗位，2023年12月份美国增加了超过 35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依然维持在3.7%的低位。大多数人以为的美国经济衰退并未到来，2023 年第四季度，美国GDP以年化 3.3% 的速度增长，超出预期。
普拉萨德认为，美国的市场化经济具有天然的自适应能力；美国劳动力市场非常灵活和强劲；美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和金融体系使中小型企业和消费者能够度过非常困难的时期。在俄乌战争等地缘冲突，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涨大落极不稳定、大多数国家加息抗击通胀的影响下，虽然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都在苦苦挣扎，但美国的情况要好得多。美国正在巩固其作为全球经济驱动力的地位。
普拉萨德还表示，美国也非一帆风顺，他对全球经济增长转弱的影响有点担心。虽然美国GDP增长并不严重依赖出口，但其他国家的低迷可能会造成一些拖累。美国公共债务的增加和利息支付占收入百分比的增加也是重大问题。
普拉萨德因此得出结论：“即使是4%至5%的增长率，在未来几年也难以维持，预测中国GDP有朝一日超过美国的可能性正在下降”。普拉萨德甚至说，过去他在IMF工作时认为中国会超过美国，但现在，他认为中国不会超过美国。
二、经济学家马格努斯认为五因素导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想法可能不会发生。
无独有偶，曾任瑞银（UBS）首席经济学家、现任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的乔治·马格努斯（George Magnus）最近也在一篇经济评论中唱衰我们。
马格努斯说：实际上，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想法可能不会发生。房地产市场危机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在未来10到20年内，有很多事情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回落。其中包括：
第一、债务，其中房地产市场显然包括在内；
第二、人口结构，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
第三、活力，他的意思是生产力不再真正被激发，因为这个方向的改革还没有发生；
第四、脱钩和去风险，这有点制约了中国发展新经济和新技术的能力；
第五、指令，政府变得更具控制力，市场的作用被严重弱化；以及分配制度导致的需求短缺。
三、应该一分为二地对待普拉萨德、马格努斯等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宏观经济前景的看法。他们对我们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有比较客观的认识，但忽略了几个变量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
一方面，他们置身事外，可能存在旁观者清的客观认知优势。他们指出来的未来宏观经济增长的一些负面因素，的确存在，我们无法否认。比如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债务问题，房地产债务问题，的确比较棘手，现在已经开始显露；比如脱钩和去风险问题、人口问题、分配制度导致需求短缺问题，三郎在最近两年的经济分析文章中多次提及。实际上我们看到的问题还不止于此，比如投资型经济增长模式问题，比如计划性的资金要素分配制度与市场化的资金需求所导致的资金错配、影响货币政策效用的问题。这都是三郎早就提出来的需求解决的大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就否认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
我非常反感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2023年12月28日的《中国经济专题》中提出的，从1978年到2022年连续44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达到9%，因此推导出在2035年之前，中国还有8%的增长潜力，每年可以实现5%-6%的增长的非常无知的瞎话。
但我也不认为普拉萨德的“即使是4%至5%的增长率，在未来几年也难以维持”的结论。
这是因为林毅夫和普拉萨德推导出的结论，都纯粹建立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线性认知上。所不同的是，林毅夫依据的可能是1978-2015年的线性模型，普拉萨德依据的可能是2016-2023年的线性模型。
但他们都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那就是变量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
其中第一个变量是第二次改革开放，第二个变量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就如三郎多次建议的那样，如果国家能够一方面推行第二次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将经济的投资发展模式转型到消费驱动模式，普拉萨德和马格努斯所担忧的脱钩和去风险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政府对市场过多的控制与市场的严重弱化也能够修复，需求短缺也可以很快解决。
第三个变量是AI技术和智能机器人的颠覆新发展，将基本解决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人口规模缩小和老龄化等人口与人口结构问题。
虽然目前前两个变量还没有看到明确的信号，但回想1978年推动的第一次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深刻变化，我对国家的纠错能力和前行的内在驱动力，始终抱有希望。
也许美国最近几年，或许未来一段时间，其经济将保持可观的增长速度。也许我们在总结经验教训、试错、纠错的这段时间，经济增长可能会落后于美国。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美国也许正在透支其未来的发展潜力，而我们则正在积蓄推动第二次改革开放之后的新一轮经济快速发展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