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多年来，许多人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从希望到绝望，主张暴力反抗和采取行动的人增多。与此同时，也有人相信非暴力抗争是中国走向民主道路的唯一路径。2024年上半年，在纽约和华盛顿召开的两次中外学者和人权活动家出席的会议上，这个话题备受关注。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与政治学院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何包钢在《中国民主季刊》发表《超越革命与改良对立的神话：对暴力革命观的批评》。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研究比较政治理论和中国乡村政治的政治学家何包钢，请他进一步阐述暴力革命与非暴力抗争的合理性理论与现实、中国民主转型道路选择等问题。
为何主张暴力论的人日增？
天安门民主运动35年之后的今天，舆论开始讨论民间暴力思想兴起的现象。在美国出版的《议报》有一篇标题为《论暴力反抗的正当性》（署名龚平）的文章，认为暴力反抗是针对专制政府的正当防卫。与此同时，在海外的中国行动等组织2023年在全球范围内征集《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方案》。
何包钢教授指出，六四后中国出现了很多暴力论，在胡温体制经历了一些改革后，暴力言论减少了，直到近年又重现。他对暴力论在30多年后卷土重来“感到很悲哀。”他认为这是人们认为极权统治者绝不会主动实现民主，因此对政治体制改革感到绝望；此外，暴力论者相信暴力革命有合理性。香港抗争运动中出现的暴力行为就是因为公民抵抗没有引起北京正面回应的结果。
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历史学者裴毅然认为网络简体中文自媒体上的暴力语言和逻辑，折射了当今中国民众的暴力底色。明尼苏达中国民主基金会(MCDF)创办人陶业则认为，中国民间暴力思想的源头，与其说与中国历史与文化相关，不如说来自中共官方暴力思想体系更为贴切。而针对香港人从街头抗议转向暴力抗争，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许田波认为，这是不幸的，这说明香港人对非暴力的理论和实践了解不足。
暴力革命与改良主义相辅相成，促进民主转型
在实行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大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主张，一种是暴力革命的观点，即只有暴力革命才能推翻专制政权；另一种是改良主义的观点，认为暴力革命的结果是以暴易暴，只能带来“摆脱专制-革命-新专制”恶性循环。
中国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在解释这个循环时说，按照英国思想家洛克的逻辑，革命要推翻的是一个暴君，但是需要一个更集权的力量来打倒旧暴君。一旦暴君一倒，革命中形成的权威又成了新暴君，然后再次催生革命。这就是“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逻辑。
何包钢教授指出，综合这两种观点就会陷入一个民主怪圈：一方面，非暴力不能去除专制；另一方面，暴力革命的结果只带来新专制。但从经验事实看，革命与改革并不是黑白分明的。包括印度、台湾、菲律宾以及南欧、拉美、非洲和亚洲的第三波民主转型的例子说明，非暴力抵抗（示威罢工）可以消除专制政治，实现民主转型。
何包钢教授批评暴力革命崇拜论并论证非暴力抵抗符合追求民主的价值，但是他同时也肯定两个不同路线能够相辅相成。他指出，民主政治的发展并非人为理想安排，而是不同因素综合的结果。
何包钢教授进一步解释说，转型必须从历史上来改变。一次次革命失败之后，各种不同力量政治妥协，慢慢形成了一个民主的东西，这样的民主转型才会是良性循环。何教授特别指出，民主转型的成功需要公民社会的成长壮大和社会文化的变迁，一场暴力革命无法实现这些目标。
何包钢教授进一步提到了波兰团结工会顾问、哲学教授诺瓦克（Leszek Nowak）的看法。诺瓦克认为，一场失败的革命能迫使统治阶级节节退让，有利于促进民主转型，而如果是一个成功的暴力革命，就可能以暴易暴，又造出一个新的暴君。这种意义上的“失败革命”之一是英国“光荣革命”。“光荣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它之前还有一场失败的革命；他认为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建立了一套初具规模的代议制政府，也是之前的“失败革命”的结果。
暴力革命与非暴力抵抗，中国应该如何选择？
从1989年的六四，到最新的彭立发孤胆反抗和后续的白纸运动，有规模、有影响的非暴力抵抗均没有成功。位于美国的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中国民主季刊》主编王天成说，“这些年我跟很多人交谈过，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非暴力抗争不适合于中国。”国际非暴力冲突研究中心总裁哈迪·梅里曼（Hardy Merriman）指出，研究表明，非暴力抵抗运动导致政治转型的可能性，要比暴力起义高将近两倍。并且，公民抵抗驱动的政治转型结出长期稳定民主果实的可能性，要高2.5到9.5倍。
针对中国的具体问题，何包钢教授指出，“我们不能以一时的失败而反对非暴力抵抗这种方法。”何包钢教授研究西方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学和中国乡村政治。他说，根据他这二三十年长期研究中国乡村民主选举、协商民主实验的结果，他得出了“中国要通过公民抵抗的这条道路”的这种结论。
他告诉《纵深视角》，虽然很多人批评中国农村选举并无成效，甚至倒退，但根据他实地的经验，他认为中国乡村的政治文化和结构已经发生变化，这对未来中国政治改革将发挥作用。他认为这样的变化证明改良论仍然可行，只是没有达到立即改变政权，实现宪政的效果，他认为这个目标仍然还很遥远。
“共产党下台” 与“不推翻共产党”之争
在白纸运动中，以年轻人为主体的抗议人群面对现场戒备的数百警察喊出了“共产党下台”的口号，但何包钢在《中国民主季刊》发表的《超越革命与改良对立的神话：对暴力革命观的批评》中提出了另类看法---“革命是必要的，但是失败的革命才是出路。革命必须形成一定的压力，迫使统治者为了避免革命而退让；但是革命又必须限制在不推翻共产党的范围之内。”
何包钢解释说，他知道很多人必定反对这个观点，但是这完全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角度。他认为共产党掌握了所有资源，是一个社会稳定体系的中坚力量，中国社会若缺乏一个稳定力量，就将面临四分五裂的前景。他说，在中国几乎不可能推翻共产党来实施民主，只有在共产党受到压力的情况下作一些退让和逐步改良。
与何包钢指望共产党 “逐步改良”的看法相反，一些中国学者包括接受过《纵深视角》专访的嘉宾认为，目前中国改革已经终结。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在2008年就说中国改革已经终结，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在2024年初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不过，在何包刚看来，尽管这几年有政治退步，但通过经验观察也可以看到中国社会进步的迹象。他观察到目前民众可以扫码提意见，这种技术促进政府回应民意。此外，乡镇层面也出现了地方参与式预算这种小型政治改革。通过这个制度，公众可以知道宣传部、组织部的钱是如何花的，财政透明度增加了。
何教授告诉美国之音，等到这些小乡镇的参与式预算改革逐渐成熟，中国财政部就能推广到全国层面，通过这个措施逐步改变整个中国社会。类似的变化如果更加普
遍，共产党也就变了。他说，美国宪政的成功也是同样的模式，最早从一些州的几个小地方先行实践数十年，然后才在联邦层面推进。他预言，“中国大概也这样 。”
近10多年来，许多人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从希望到绝望，主张暴力反抗和采取行动的人增多。与此同时，也有人相信非暴力抗争是中国走向民主道路的唯一路径。2024年上半年，在纽约和华盛顿召开的两次中外学者和人权活动家出席的会议上，这个话题备受关注。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与政治学院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何包钢在《中国民主季刊》发表《超越革命与改良对立的神话：对暴力革命观的批评》。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研究比较政治理论和中国乡村政治的政治学家何包钢，请他进一步阐述暴力革命与非暴力抗争的合理性理论与现实、中国民主转型道路选择等问题。
为何主张暴力论的人日增？
天安门民主运动35年之后的今天，舆论开始讨论民间暴力思想兴起的现象。在美国出版的《议报》有一篇标题为《论暴力反抗的正当性》（署名龚平）的文章，认为暴力反抗是针对专制政府的正当防卫。与此同时，在海外的中国行动等组织2023年在全球范围内征集《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方案》。
何包钢教授指出，六四后中国出现了很多暴力论，在胡温体制经历了一些改革后，暴力言论减少了，直到近年又重现。他对暴力论在30多年后卷土重来“感到很悲哀。”他认为这是人们认为极权统治者绝不会主动实现民主，因此对政治体制改革感到绝望；此外，暴力论者相信暴力革命有合理性。香港抗争运动中出现的暴力行为就是因为公民抵抗没有引起北京正面回应的结果。
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历史学者裴毅然认为网络简体中文自媒体上的暴力语言和逻辑，折射了当今中国民众的暴力底色。明尼苏达中国民主基金会(MCDF)创办人陶业则认为，中国民间暴力思想的源头，与其说与中国历史与文化相关，不如说来自中共官方暴力思想体系更为贴切。而针对香港人从街头抗议转向暴力抗争，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许田波认为，这是不幸的，这说明香港人对非暴力的理论和实践了解不足。
暴力革命与改良主义相辅相成，促进民主转型
在实行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大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主张，一种是暴力革命的观点，即只有暴力革命才能推翻专制政权；另一种是改良主义的观点，认为暴力革命的结果是以暴易暴，只能带来“摆脱专制-革命-新专制”恶性循环。
中国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在解释这个循环时说，按照英国思想家洛克的逻辑，革命要推翻的是一个暴君，但是需要一个更集权的力量来打倒旧暴君。一旦暴君一倒，革命中形成的权威又成了新暴君，然后再次催生革命。这就是“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逻辑。
何包钢教授指出，综合这两种观点就会陷入一个民主怪圈：一方面，非暴力不能去除专制；另一方面，暴力革命的结果只带来新专制。但从经验事实看，革命与改革并不是黑白分明的。包括印度、台湾、菲律宾以及南欧、拉美、非洲和亚洲的第三波民主转型的例子说明，非暴力抵抗（示威罢工）可以消除专制政治，实现民主转型。
何包钢教授批评暴力革命崇拜论并论证非暴力抵抗符合追求民主的价值，但是他同时也肯定两个不同路线能够相辅相成。他指出，民主政治的发展并非人为理想安排，而是不同因素综合的结果。
何包钢教授进一步解释说，转型必须从历史上来改变。一次次革命失败之后，各种不同力量政治妥协，慢慢形成了一个民主的东西，这样的民主转型才会是良性循环。何教授特别指出，民主转型的成功需要公民社会的成长壮大和社会文化的变迁，一场暴力革命无法实现这些目标。
何包钢教授进一步提到了波兰团结工会顾问、哲学教授诺瓦克（Leszek Nowak）的看法。诺瓦克认为，一场失败的革命能迫使统治阶级节节退让，有利于促进民主转型，而如果是一个成功的暴力革命，就可能以暴易暴，又造出一个新的暴君。这种意义上的“失败革命”之一是英国“光荣革命”。“光荣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它之前还有一场失败的革命；他认为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建立了一套初具规模的代议制政府，也是之前的“失败革命”的结果。
暴力革命与非暴力抵抗，中国应该如何选择？
从1989年的六四，到最新的彭立发孤胆反抗和后续的白纸运动，有规模、有影响的非暴力抵抗均没有成功。位于美国的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中国民主季刊》主编王天成说，“这些年我跟很多人交谈过，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非暴力抗争不适合于中国。”国际非暴力冲突研究中心总裁哈迪·梅里曼（Hardy Merriman）指出，研究表明，非暴力抵抗运动导致政治转型的可能性，要比暴力起义高将近两倍。并且，公民抵抗驱动的政治转型结出长期稳定民主果实的可能性，要高2.5到9.5倍。
针对中国的具体问题，何包钢教授指出，“我们不能以一时的失败而反对非暴力抵抗这种方法。”何包钢教授研究西方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学和中国乡村政治。他说，根据他这二三十年长期研究中国乡村民主选举、协商民主实验的结果，他得出了“中国要通过公民抵抗的这条道路”的这种结论。
他告诉《纵深视角》，虽然很多人批评中国农村选举并无成效，甚至倒退，但根据他实地的经验，他认为中国乡村的政治文化和结构已经发生变化，这对未来中国政治改革将发挥作用。他认为这样的变化证明改良论仍然可行，只是没有达到立即改变政权，实现宪政的效果，他认为这个目标仍然还很遥远。
“共产党下台” 与“不推翻共产党”之争
在白纸运动中，以年轻人为主体的抗议人群面对现场戒备的数百警察喊出了“共产党下台”的口号，但何包钢在《中国民主季刊》发表的《超越革命与改良对立的神话：对暴力革命观的批评》中提出了另类看法---“革命是必要的，但是失败的革命才是出路。革命必须形成一定的压力，迫使统治者为了避免革命而退让；但是革命又必须限制在不推翻共产党的范围之内。”
何包钢解释说，他知道很多人必定反对这个观点，但是这完全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角度。他认为共产党掌握了所有资源，是一个社会稳定体系的中坚力量，中国社会若缺乏一个稳定力量，就将面临四分五裂的前景。他说，在中国几乎不可能推翻共产党来实施民主，只有在共产党受到压力的情况下作一些退让和逐步改良。
与何包钢指望共产党 “逐步改良”的看法相反，一些中国学者包括接受过《纵深视角》专访的嘉宾认为，目前中国改革已经终结。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在2008年就说中国改革已经终结，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在2024年初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不过，在何包刚看来，尽管这几年有政治退步，但通过经验观察也可以看到中国社会进步的迹象。他观察到目前民众可以扫码提意见，这种技术促进政府回应民意。此外，乡镇层面也出现了地方参与式预算这种小型政治改革。通过这个制度，公众可以知道宣传部、组织部的钱是如何花的，财政透明度增加了。
何教授告诉美国之音，等到这些小乡镇的参与式预算改革逐渐成熟，中国财政部就能推广到全国层面，通过这个措施逐步改变整个中国社会。类似的变化如果更加普
遍，共产党也就变了。他说，美国宪政的成功也是同样的模式，最早从一些州的几个小地方先行实践数十年，然后才在联邦层面推进。他预言，“中国大概也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