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慧、张菁娟】围绕提振消费，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经济学家开出了各种“药方”，其中一个政策选项便是：直接向居民发放现金或者消费券。
自疫情至今，呼吁政府发钱、发券的建议时常出现，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截至目前，中国并没有像一些欧美国家一样采取“全民发钱”的直接方案，但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推行了多轮消费券的发放。
无论是发钱还是发券，都是短期刺激消费的手段，最终目的无外乎是用真金白银换来“四两拨千斤”的乘数效应。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提出，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因此关于“全民发钱”的讨论再次成为热议焦点。
在8月1日—2日举行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暨第三届大湾区经济发展大会期间，多位首席经济学家围绕上述议题，向观察者网表达了看法。
“发钱”需要考虑实操中的很多问题
长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汪毅表示，无论是发钱还是发券，都需要在实际操作中考虑到一些问题，比如说给谁发、发多少、以什么形式发等等。
“中国有14亿人口，是每个人都发，还是针对特定人群？中国的地区很多，每个地区的收入水平也都不一样，不同地区发钱的金额怎么确定？”汪毅说，在内地一些城市每人发5000块钱，大家可能觉得不少，但到一线城市发5000块钱，很多人可能觉得也没什么。
在形式上，汪毅认为发消费券比直接发钱更加合适。“如果发现金，我估计有些人可能会存起来。而想用消费券更好地实现一个乘数效应，拉动杠杆，就要考虑怎么设置消费券的模式。”
除此之外，他还对比了中美之间的不同，认为国情不同，选择也可以不同。
“我们和美国人不太一样，美国是个消费型国家，民众喜欢消费，因此政府给他们发钱、发消费券，他们可能会把杠杆放大。另外，美国也就3亿多人，而我国有14亿人，每人如果发1万块钱就是14万亿，这个量级是很大的。”汪毅提到，在支持“以旧换新”上，我国安排了3000亿的超长期特别国债。
“如果发钱总量按照3000亿或者5000亿来算，那平均每个人发到手也就几百块钱，我觉得起不了什么作用，发得多的话，我们可能走美国那条路，发很多债，如果发很多债的话，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个钱直接给到想要扶持的产业呢？”他补充道。
西京研究院院长赵建提到，美国给个人发钱之后，出现劳动参与率降低，很多人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现象。
赵建表示：“我国政府对发钱这个事一直比较谨慎。中国是一个鼓励勤劳致富，自力更生等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比较担心‘养懒汉’。因此在发钱这个事情上，可能要走与发达国家不一样的技术路线。其实，坚持法治化、市场化的方向，保护私人的合法收入和产权，通过市场机制的方式‘发钱’，可能比再分配的方式更好。”
他还提到，甄别发放人群非常重要，因为从经济学原理上说，给低收入者发钱，他们的消费弹性会比较高，而给高收入者发钱，他的消费弹性、消费边际相对来说比较低。
“中国有五六亿人是还未进入数字化世界的，有些人可能连银行卡都没有，而这些人是最需要钱的。”赵建认为，给特定群体发钱的具体方案可能还在设计中，但普惠发钱，可能最近几年都不会出现。
2023年1月6日，吉林市民从贴有政府消费券+商场促销广告前走过。视觉中国
“很多问题技术层面能解决，可以先尝试再调整”
尽管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上述顾虑，但也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但可以在探索中得到解决，要敢于尝试。
前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告诉观察者网，发钱、发消费券是短期刺激消费见效比较快的方式。
“过去逆周期调节更多的是政府直接花钱，比如说修高铁、建5G等等，发钱、发消费券实际上是政府把钱给特定消费人群，由他们自己决定怎么花。”屈宏斌认为，给谁发、发多少等这些问题，技术层面完全能解决。
“简单一点，可以人人有份，香港就是这么干的，精准一点的话，可以发给中低收入。至于发多少？可以一步步来，先发一部分试试，接着再调整。”
广发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也提到了香港经验。
他说：“香港疫情期间每人发了25000港币，它是现金券，但有到期日，如果一定时间之后不用就自动收回。我们或许可以发到支付宝或者微信里，但不用像香港一样给所有人都发，比如说给中低收入阶层每人先发2000元。”
招商基金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李湛提到，地方基层财政比较紧张，他认为，如果发钱，中央财政应该做一个单向的特别支出。
他举例说，目前大学生就业压力大，中央完全可以提供一些就业补贴，给予毕业生待业期间的支持。如果一些毕业生在待业阶段进行一些专业的训练、技能提升等学习，国家可以考虑免去他们的一系列学费。
李湛认为，对于低收入群体，可以直接发钱。“我国的社保、征信系统都非常完善，可以非常精准地把钱发到这一群体手上，完全没有技术上的障碍。如果要给这一群体发消费券，可以针对他们的需求发特定的消费券。比如说，现在奶制品的消费在下降，国家可以直接给低收入群体发放这类食品的消费券或者直接发实物。”
近日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也撰文表示，他认为，给全民发钱或消费券的最佳机会已经错过，不应该成为中央政府的基本选项。 若要“发钱”，应该针对特定人群，主要是鼓励生育和为社会弱势人群提供基本的社保和医保，这种补贴能兼顾拉动消费、促进公平和提升未来经济增长潜力。
2020年6月25日，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檀溪湖社区股民展示刚刚领到的股民消费券。视觉中国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扩大消费可从增收入手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增强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意愿。
对此，屈宏斌表示，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所以扩大消费可以从增收方面入手，而增收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短期措施，比如给中低收入人群发钱、发消费券；第二，从中长期来看，可以通过一些改革措施持续推进，比如说给2亿农民工同等市民待遇。稳就业、稳定房地产市场、活跃资本市场等也都是扩大消费的抓手。
沈明高也提到：“发放消费券是一个短期稳增长措施，同时兼顾老百姓生活的改善，收窄供需缺口。此外，还需要有长期的结构性改革措施配套，带动经济实现可持续复苏。结构性改革措施，包括供给侧的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也需要需求侧的配合才能尽快见效。”
赵建认为，当下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收入预期问题，包括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下降。
他说：“短期间解决工资性收入比较困难，但是想办法把股市搞起来，把房价稳住，老百姓的房子稳了，股票、基金账户不是每天亏损了，慢慢地信心就恢复了。”
【 王慧、张菁娟】围绕提振消费，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经济学家开出了各种“药方”，其中一个政策选项便是：直接向居民发放现金或者消费券。
自疫情至今，呼吁政府发钱、发券的建议时常出现，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截至目前，中国并没有像一些欧美国家一样采取“全民发钱”的直接方案，但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推行了多轮消费券的发放。
无论是发钱还是发券，都是短期刺激消费的手段，最终目的无外乎是用真金白银换来“四两拨千斤”的乘数效应。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提出，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因此关于“全民发钱”的讨论再次成为热议焦点。
在8月1日—2日举行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暨第三届大湾区经济发展大会期间，多位首席经济学家围绕上述议题，向观察者网表达了看法。
“发钱”需要考虑实操中的很多问题
长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汪毅表示，无论是发钱还是发券，都需要在实际操作中考虑到一些问题，比如说给谁发、发多少、以什么形式发等等。
“中国有14亿人口，是每个人都发，还是针对特定人群？中国的地区很多，每个地区的收入水平也都不一样，不同地区发钱的金额怎么确定？”汪毅说，在内地一些城市每人发5000块钱，大家可能觉得不少，但到一线城市发5000块钱，很多人可能觉得也没什么。
在形式上，汪毅认为发消费券比直接发钱更加合适。“如果发现金，我估计有些人可能会存起来。而想用消费券更好地实现一个乘数效应，拉动杠杆，就要考虑怎么设置消费券的模式。”
除此之外，他还对比了中美之间的不同，认为国情不同，选择也可以不同。
“我们和美国人不太一样，美国是个消费型国家，民众喜欢消费，因此政府给他们发钱、发消费券，他们可能会把杠杆放大。另外，美国也就3亿多人，而我国有14亿人，每人如果发1万块钱就是14万亿，这个量级是很大的。”汪毅提到，在支持“以旧换新”上，我国安排了3000亿的超长期特别国债。
“如果发钱总量按照3000亿或者5000亿来算，那平均每个人发到手也就几百块钱，我觉得起不了什么作用，发得多的话，我们可能走美国那条路，发很多债，如果发很多债的话，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个钱直接给到想要扶持的产业呢？”他补充道。
西京研究院院长赵建提到，美国给个人发钱之后，出现劳动参与率降低，很多人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现象。
赵建表示：“我国政府对发钱这个事一直比较谨慎。中国是一个鼓励勤劳致富，自力更生等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比较担心‘养懒汉’。因此在发钱这个事情上，可能要走与发达国家不一样的技术路线。其实，坚持法治化、市场化的方向，保护私人的合法收入和产权，通过市场机制的方式‘发钱’，可能比再分配的方式更好。”
他还提到，甄别发放人群非常重要，因为从经济学原理上说，给低收入者发钱，他们的消费弹性会比较高，而给高收入者发钱，他的消费弹性、消费边际相对来说比较低。
“中国有五六亿人是还未进入数字化世界的，有些人可能连银行卡都没有，而这些人是最需要钱的。”赵建认为，给特定群体发钱的具体方案可能还在设计中，但普惠发钱，可能最近几年都不会出现。
2023年1月6日，吉林市民从贴有政府消费券+商场促销广告前走过。视觉中国
“很多问题技术层面能解决，可以先尝试再调整”
尽管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上述顾虑，但也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但可以在探索中得到解决，要敢于尝试。
前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告诉观察者网，发钱、发消费券是短期刺激消费见效比较快的方式。
“过去逆周期调节更多的是政府直接花钱，比如说修高铁、建5G等等，发钱、发消费券实际上是政府把钱给特定消费人群，由他们自己决定怎么花。”屈宏斌认为，给谁发、发多少等这些问题，技术层面完全能解决。
“简单一点，可以人人有份，香港就是这么干的，精准一点的话，可以发给中低收入。至于发多少？可以一步步来，先发一部分试试，接着再调整。”
广发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也提到了香港经验。
他说：“香港疫情期间每人发了25000港币，它是现金券，但有到期日，如果一定时间之后不用就自动收回。我们或许可以发到支付宝或者微信里，但不用像香港一样给所有人都发，比如说给中低收入阶层每人先发2000元。”
招商基金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李湛提到，地方基层财政比较紧张，他认为，如果发钱，中央财政应该做一个单向的特别支出。
他举例说，目前大学生就业压力大，中央完全可以提供一些就业补贴，给予毕业生待业期间的支持。如果一些毕业生在待业阶段进行一些专业的训练、技能提升等学习，国家可以考虑免去他们的一系列学费。
李湛认为，对于低收入群体，可以直接发钱。“我国的社保、征信系统都非常完善，可以非常精准地把钱发到这一群体手上，完全没有技术上的障碍。如果要给这一群体发消费券，可以针对他们的需求发特定的消费券。比如说，现在奶制品的消费在下降，国家可以直接给低收入群体发放这类食品的消费券或者直接发实物。”
近日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也撰文表示，他认为，给全民发钱或消费券的最佳机会已经错过，不应该成为中央政府的基本选项。 若要“发钱”，应该针对特定人群，主要是鼓励生育和为社会弱势人群提供基本的社保和医保，这种补贴能兼顾拉动消费、促进公平和提升未来经济增长潜力。
2020年6月25日，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檀溪湖社区股民展示刚刚领到的股民消费券。视觉中国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扩大消费可从增收入手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增强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意愿。
对此，屈宏斌表示，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所以扩大消费可以从增收方面入手，而增收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短期措施，比如给中低收入人群发钱、发消费券；第二，从中长期来看，可以通过一些改革措施持续推进，比如说给2亿农民工同等市民待遇。稳就业、稳定房地产市场、活跃资本市场等也都是扩大消费的抓手。
沈明高也提到：“发放消费券是一个短期稳增长措施，同时兼顾老百姓生活的改善，收窄供需缺口。此外，还需要有长期的结构性改革措施配套，带动经济实现可持续复苏。结构性改革措施，包括供给侧的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也需要需求侧的配合才能尽快见效。”
赵建认为，当下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收入预期问题，包括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下降。
他说：“短期间解决工资性收入比较困难，但是想办法把股市搞起来，把房价稳住，老百姓的房子稳了，股票、基金账户不是每天亏损了，慢慢地信心就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