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见过没有PM2.5的北京清晨吗？
它在1990年的北京并不稀奇。
那时候，胡同里家家户户的后窗，还没有防盗网。
走街串巷的冰棍车，统一的捂着棉被露着凉气儿。
走到哪里都能听见韦唯唱的那句“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
满大街手握金牌的熊猫，都叫盼盼。
所有人都盼着亚运会快点来，也包括烟袋斜街17号大杂院里的小男孩安建军。
这部1990年的国产电影《我的九月》，存储着安建军的北京夏日童年。
如今看来，就像是中国版的《请回答1988》。
1988年的首尔双门洞，18岁的少女成德善，因为成绩不好，被街坊同学称为 “双门洞特功袋（功课特别差的脑袋）”。
但傻人有傻福，她幸运地被选为首尔奥运会开幕式的举牌小姐之一。
从那之后，不管是家中，还是社区街道上，都不时闪过成德善练习举牌的身影。
《请回答1988》
1988的那个夏天，对于成德善而言意义非凡。
两年后的北京夏日，同样是北京孩子安建军AKA“安大傻子”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个夏天。
之所以有这个外号，是因为他小时候中过两次煤气，拙嘴笨腮不讨喜。
不过，在精明算计、捧高踩低的发小儿刘庆来的衬托下，安建军更显得傻得实在，傻得可爱，傻得像每一个你我的翻版。
1990年8月底，正值北京亚运会开幕前夕，榆树小学的学生们，都在为亚运会开幕式上的团体操表演紧张的排练着。
动作总是慢半拍的安建军，不巧被刷了下来。
为了踏上亚运会开幕式的草皮，小半年里他付出了不少努力。
按他爸的话来说：都不知道磨破了多少双鞋！
委屈伤心的安建军在一帮损友们的撺掇下，去排练场捣乱报复，被老师抓了现行。
老师是风骚男孩张国立
新来的班主任高老师前来家访，得知安建军生活在单亲后妈的特殊家庭。
怯弱和自卑的安建军，总把“吃亏是福”当成挡箭牌，凡事都怂得往后缩。
为了帮他树立自信，高老师化身“高二傻子”主动和他交朋友。
两人还约定了“秘密暗号”，有困难时要互相帮助。
高老师送给安建军的成功学鸡汤
在高老师的鼓励下，安建军变得越来越开朗，课堂上也敢主动举手发言了。
在“傻人有傻福”的心理暗示下，安建军买彩票也中了笔巨款——50块钱。
当时北京的人均月收入，才不过220多块。
而为了给亚运会做贡献，安建军眉头都没皱一下，把钱全都捐了。
但傻乎乎的性格，又使得他一次次错过了被表彰的机会。
他先是在面对《北京晚报》记者的采访时，磨磨唧唧没说出自己的名字。
之后跟同学炫耀自己的事迹时，又被精明的刘庆来背地里把功德全抢走了。
看着讲台上，接受校长表彰侃侃而谈的刘庆来。
听着耳边，嘲他蹭热度的同学调笑声。
安建军暗暗下定决心，要再当一次英雄，再中一次大奖。
三伏天里，他每天坚持练习团体操。
为了买彩票，他连早饭都不吃了。
可看着嘴馋的妹妹，转手就把省下来的钱都给她买了雪糕。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在开幕式的前两天，有同学突然受伤不能上场。
想要自荐又说不出口的安建军，求助“好朋友”高老师为自己走后门。
高老师鼓励他自己说出想法：“你真的觉得自己比别人差吗？一个人连自己的想法都不敢说，是什么？胆小鬼！”
背地里苦练三伏的安建军，最终凭实力拿到了名额。
最后，他为亚运会捐款的英雄事迹，也被目击证人所证实。
在九月的尾巴里，安建军第一次感受到发自内心的快乐。
当他站上开幕式的会场挥胳膊踢腿时，和他一样激动地还有十一亿中国人。
1990年的那个秋天，拉开了亚运会的大幕，也拉开了时代的巨幕。
当时还在学校里撒欢的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最好的年华。
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
1990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十几年，岁月匆匆流走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改变。
在北京举办的亚运会，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体育大赛，也是中国向世界展示改革成就的第一步。
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国务院批复设立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星驰11部电影同时上映、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在深圳开业.............
还没当爸的青涩马云
西城区烟袋斜街17号大杂院里，也落下了时代变革的注脚。
刘庆来的台湾姥爷，已经可以自由来往大陆探亲。
王府井工美大厦的霓虹灯，象征着商业大潮的滚滚而来。
任天堂的红白机，也漂洋过海成了孩子们炫耀的资本。
果珍和可乐虽然还是有点贵，也出现在寻常百姓家的餐桌上。
“有事呼我”是那个年代无形装逼的最强口头语。
当影片中去接从台湾回来的姥爷，错过了开幕式表演的刘庆来，哭着喊出那句“哪还有下回”时。
他大概想不到，18年后还真有个更大的运动会等待着他。
1990年生活在慢慢变好的，每个人脸上洋溢着辞旧迎新的喜悦。
1990年代还不够完美，每个人都在为下一个变革而奋斗。
这是那个年代，连安建军这群孩子都明白的道理。
拍摄于1990年的《我的九月》，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没有说教式的圣母老师，没有刻意安插的反派，更没有一个特色鲜明的主角。
安建军家庭条件普通，长得囫囵吞枣，学习马马虎虎，吃个西瓜都能让籽呛着。
让人打几下子，只会给自己找个台阶：“嗨，打一下就打一下呗，还能老打吗。”
他一辈子的高光时刻，都在开幕式的几分钟群演里。
在素人选秀都有“人设”的时代，安大傻子连跑龙套都不配有台词。
这样平凡普通的主角，也从大银幕上消失了十几年。
可这并不影响，他曾带给我们真实的触动。
他老实懦弱，却愿意为亚运会捐了巨款。
三番五次被朋友背叛奚落，却总想着吃亏是福。
饿着肚子攒钱，却愿意为妹妹买零食。
和家境优越，巧舌如簧，总是被人夸赞的刘庆来对比。
每次吃亏受委屈的安建军，让人看得心生酸楚。因为在他的背影中，我们看到了儿时那个被冷落、被误解的自己。
从小生活在“别人家孩子”的阴影下，我们抛弃个性，磨掉棱角，努力争取成为榜样。
直到长大后才发现， 成长只是学会接受自己是个普通人的事实。
没有人生来不凡，也没有人生来注定平凡。
电影停留在1990年，安建军未来是否会改变无从得知。
他也许已经化身为体制内的螺丝钉，终日被同事甩锅，帮领导端茶送水；也许是一名名企里的卑微社畜，996到白了头，忽然有一天因过劳猝死在了街头。
他或许仗着勤快老实，做小买卖赚了一点钱，而后却被人蛊惑着入了P2P的坑，败光了家底，站上了榆树小学的楼顶。
他更可能从未变过，依然那么傻憨憨，甘于平凡，度过平淡的一生。
只是如今的北京，早已没了当年的模样。
拔地而起的不只有无数钢筋水泥，更有房价和物价；倒下的，则是一个个当年拔老根儿和跳皮筋的场所，还有泛着清晨光辉的一代身影。
看完了《我的九月》，关上笔记本躺平睡去。
多希望多想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趴在教室的桌子上，然后对同桌说：
“我做了一个好长的梦，梦里的电话没有绳子却能看电视，梦里的北京还办成了奥运会，梦里没有上司的轻视，同事的排挤，没有长大的烦恼.......”
再见了我的九月，再见了宣武区，再见了大杂院，再见了童年。
2010年，宣武区合并入西城区
设计/视觉：YAN
你见过没有PM2.5的北京清晨吗？
它在1990年的北京并不稀奇。
那时候，胡同里家家户户的后窗，还没有防盗网。
走街串巷的冰棍车，统一的捂着棉被露着凉气儿。
走到哪里都能听见韦唯唱的那句“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
满大街手握金牌的熊猫，都叫盼盼。
所有人都盼着亚运会快点来，也包括烟袋斜街17号大杂院里的小男孩安建军。
这部1990年的国产电影《我的九月》，存储着安建军的北京夏日童年。
如今看来，就像是中国版的《请回答1988》。
1988年的首尔双门洞，18岁的少女成德善，因为成绩不好，被街坊同学称为 “双门洞特功袋（功课特别差的脑袋）”。
但傻人有傻福，她幸运地被选为首尔奥运会开幕式的举牌小姐之一。
从那之后，不管是家中，还是社区街道上，都不时闪过成德善练习举牌的身影。
《请回答1988》
1988的那个夏天，对于成德善而言意义非凡。
两年后的北京夏日，同样是北京孩子安建军AKA“安大傻子”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个夏天。
之所以有这个外号，是因为他小时候中过两次煤气，拙嘴笨腮不讨喜。
不过，在精明算计、捧高踩低的发小儿刘庆来的衬托下，安建军更显得傻得实在，傻得可爱，傻得像每一个你我的翻版。
1990年8月底，正值北京亚运会开幕前夕，榆树小学的学生们，都在为亚运会开幕式上的团体操表演紧张的排练着。
动作总是慢半拍的安建军，不巧被刷了下来。
为了踏上亚运会开幕式的草皮，小半年里他付出了不少努力。
按他爸的话来说：都不知道磨破了多少双鞋！
委屈伤心的安建军在一帮损友们的撺掇下，去排练场捣乱报复，被老师抓了现行。
老师是风骚男孩张国立
新来的班主任高老师前来家访，得知安建军生活在单亲后妈的特殊家庭。
怯弱和自卑的安建军，总把“吃亏是福”当成挡箭牌，凡事都怂得往后缩。
为了帮他树立自信，高老师化身“高二傻子”主动和他交朋友。
两人还约定了“秘密暗号”，有困难时要互相帮助。
高老师送给安建军的成功学鸡汤
在高老师的鼓励下，安建军变得越来越开朗，课堂上也敢主动举手发言了。
在“傻人有傻福”的心理暗示下，安建军买彩票也中了笔巨款——50块钱。
当时北京的人均月收入，才不过220多块。
而为了给亚运会做贡献，安建军眉头都没皱一下，把钱全都捐了。
但傻乎乎的性格，又使得他一次次错过了被表彰的机会。
他先是在面对《北京晚报》记者的采访时，磨磨唧唧没说出自己的名字。
之后跟同学炫耀自己的事迹时，又被精明的刘庆来背地里把功德全抢走了。
看着讲台上，接受校长表彰侃侃而谈的刘庆来。
听着耳边，嘲他蹭热度的同学调笑声。
安建军暗暗下定决心，要再当一次英雄，再中一次大奖。
三伏天里，他每天坚持练习团体操。
为了买彩票，他连早饭都不吃了。
可看着嘴馋的妹妹，转手就把省下来的钱都给她买了雪糕。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在开幕式的前两天，有同学突然受伤不能上场。
想要自荐又说不出口的安建军，求助“好朋友”高老师为自己走后门。
高老师鼓励他自己说出想法：“你真的觉得自己比别人差吗？一个人连自己的想法都不敢说，是什么？胆小鬼！”
背地里苦练三伏的安建军，最终凭实力拿到了名额。
最后，他为亚运会捐款的英雄事迹，也被目击证人所证实。
在九月的尾巴里，安建军第一次感受到发自内心的快乐。
当他站上开幕式的会场挥胳膊踢腿时，和他一样激动地还有十一亿中国人。
1990年的那个秋天，拉开了亚运会的大幕，也拉开了时代的巨幕。
当时还在学校里撒欢的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最好的年华。
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
1990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十几年，岁月匆匆流走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改变。
在北京举办的亚运会，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体育大赛，也是中国向世界展示改革成就的第一步。
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国务院批复设立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星驰11部电影同时上映、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在深圳开业.............
还没当爸的青涩马云
西城区烟袋斜街17号大杂院里，也落下了时代变革的注脚。
刘庆来的台湾姥爷，已经可以自由来往大陆探亲。
王府井工美大厦的霓虹灯，象征着商业大潮的滚滚而来。
任天堂的红白机，也漂洋过海成了孩子们炫耀的资本。
果珍和可乐虽然还是有点贵，也出现在寻常百姓家的餐桌上。
“有事呼我”是那个年代无形装逼的最强口头语。
当影片中去接从台湾回来的姥爷，错过了开幕式表演的刘庆来，哭着喊出那句“哪还有下回”时。
他大概想不到，18年后还真有个更大的运动会等待着他。
1990年生活在慢慢变好的，每个人脸上洋溢着辞旧迎新的喜悦。
1990年代还不够完美，每个人都在为下一个变革而奋斗。
这是那个年代，连安建军这群孩子都明白的道理。
拍摄于1990年的《我的九月》，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没有说教式的圣母老师，没有刻意安插的反派，更没有一个特色鲜明的主角。
安建军家庭条件普通，长得囫囵吞枣，学习马马虎虎，吃个西瓜都能让籽呛着。
让人打几下子，只会给自己找个台阶：“嗨，打一下就打一下呗，还能老打吗。”
他一辈子的高光时刻，都在开幕式的几分钟群演里。
在素人选秀都有“人设”的时代，安大傻子连跑龙套都不配有台词。
这样平凡普通的主角，也从大银幕上消失了十几年。
可这并不影响，他曾带给我们真实的触动。
他老实懦弱，却愿意为亚运会捐了巨款。
三番五次被朋友背叛奚落，却总想着吃亏是福。
饿着肚子攒钱，却愿意为妹妹买零食。
和家境优越，巧舌如簧，总是被人夸赞的刘庆来对比。
每次吃亏受委屈的安建军，让人看得心生酸楚。因为在他的背影中，我们看到了儿时那个被冷落、被误解的自己。
从小生活在“别人家孩子”的阴影下，我们抛弃个性，磨掉棱角，努力争取成为榜样。
直到长大后才发现， 成长只是学会接受自己是个普通人的事实。
没有人生来不凡，也没有人生来注定平凡。
电影停留在1990年，安建军未来是否会改变无从得知。
他也许已经化身为体制内的螺丝钉，终日被同事甩锅，帮领导端茶送水；也许是一名名企里的卑微社畜，996到白了头，忽然有一天因过劳猝死在了街头。
他或许仗着勤快老实，做小买卖赚了一点钱，而后却被人蛊惑着入了P2P的坑，败光了家底，站上了榆树小学的楼顶。
他更可能从未变过，依然那么傻憨憨，甘于平凡，度过平淡的一生。
只是如今的北京，早已没了当年的模样。
拔地而起的不只有无数钢筋水泥，更有房价和物价；倒下的，则是一个个当年拔老根儿和跳皮筋的场所，还有泛着清晨光辉的一代身影。
看完了《我的九月》，关上笔记本躺平睡去。
多希望多想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趴在教室的桌子上，然后对同桌说：
“我做了一个好长的梦，梦里的电话没有绳子却能看电视，梦里的北京还办成了奥运会，梦里没有上司的轻视，同事的排挤，没有长大的烦恼.......”
再见了我的九月，再见了宣武区，再见了大杂院，再见了童年。
2010年，宣武区合并入西城区
设计/视觉：Y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