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当地时间6月2日，从5月上旬开始的中印边界对峙仍在继续。中印两军一面向事发地域调集火炮、战斗车辆、工程车辆、军用船只和大量人员，一面却又彼此强调“中印边境地区的局势总体是稳定的、可控的”，“未发生暴力事件”。
这场低调的对峙正吸引着世界的注意力，一系列问题也随之而来，此次风波因何而起？洞朗对峙后一向克制的中印两军为何频频增兵？中印双方如何挑战了彼此的红线？
在此次对峙期间，解放军所有行动都指向了什约克河谷，什约克在乌尔都语中意为“死亡”，它发源于锡亚琴冰川，沿东南而下，折向西北，在西北方向的巴基斯坦境内汇入印度河。什约克河谷是整个拉达克地区交通与居民点密集的平缓地带，地形易攻难守。（谷歌地图截图）
中印边界总长近2000公里，有总面积超过12万平方公里区域存在领土纠纷，涉及西段、中段和东段三个部分，2017年的洞朗纠纷发生在临近东段争议区的中国、印度、不丹交界处。环顾5月上旬以来的各种信息，可以发现本轮中印边境对峙主要集中在西段，中方正在把1962年占领线作为边境的红线，此举决定了对峙在局部地区规模的升级。
现在的中印对峙有两条战线。其一是中印在锡金一线的摩擦，此处不属于争议地区。中印两军边防人员在5月9日发生小规模冲突。印方在5月15日调小股部队北上增援，后遭遇雪崩，包括一名上校在内，共有两人丧生。这一边境纠纷也戛然而止。
相比之下，中印自5月5日开始的另一条战线上的对峙更为突出。它主要发生在从班公湖北岸和加勒万河谷中方突出部两地，战线跨度约为120公里。印方也称两军至少在加勒万河谷（Galwan Valley）、班公湖和中间的基阿姆温泉等地有对峙，前两地的对抗最具代表性。
解放军将据点设置在1962年控制线的加勒万河谷河口地区，并在河谷内设置据点和集结点，至此，印方沿什约克河谷的调动均一览无余，中方也打通了进入河谷的渠道。（谷歌地图截图）
据《今日印度》等媒体零散报道资料显示，印方称中国在5月第一周“穿过加勒万河谷”并向印度前进，为此，印军迅速出动并与中方形成对峙，双方在5月18日开始筑垒对峙，直到6月上旬仍未结束这一局面。
印方消息展示了印度立场的一面之词，但它仍具备解读和判读的价值。这里就需要明确一下加勒万河（Galwan River）及其河谷地区的地理情况及归属。该河长约87公里，是一条流经中国和印度的国际河流，也是印度河流域什约克河（Shyok River）上游的一条支流。该河有83公里位于中国控制的阿克赛钦地区境内，另有4公里“河谷”地区也在1962年中印战争后被中方控制。
根据这一现状，外界可以发现，解放军首先在5月中旬前出加勒万河谷上游的中方基地，在穿过河口地带后，前往该河汇入什约克河的河口交叉区域，并在1962年占领线一侧筑垒布防，后在4公里的河谷范围内设立集结点。这使得中国在中印边境西段的实际控制线与1962年战果一致，印方一旦进入山谷便越界。到5月30日，随着中方大举派驻直升机运送建筑材料修筑工事，印军也不得不暂时接受现实。
至于中印在5月9日于班公湖地区的群殴事件，这也是5月31日后中印社交媒体热议的一大话题。此次交锋的诸多细节已经被外界基本还原，分析人士可以推理出印度军警偷袭解放军，后被解放军痛击，导致至少70余人受伤后送的经纬。《印度快报》等媒体在5月20日提供的情报，更揭示了当地的实控局势。
根据印方情报，此次解放军行动的区域在班公湖北岸的羌臣摩地区，印度军方俗称“八指”的八个小半岛区域。印方声称双方控制线应在最东侧的“八指”，事发后，解放军即加大巡逻力度，禁止印度军警越过西侧的“二指”。但印方的一面之词同样掩盖了班公湖地区的1962年控制线的问题，所谓“二指”地区正是解放军1962年的控制线。这种跃进的态势与解放军在加勒万河谷的行动是一致的。
从短期目的来看，中方这一系列反制最直接的目的意在直接采取跃进态势，接触并监控印方对1962年控制线的蚕食行动。
在北线，印度在2019年4月修筑完成了达布克-什约克-斗拉特别里奥地公路（Darbuk-Shayok-DBO road）。这条军、民两用公路连接了印度拉达克地区重镇列城（Leh），南方可延伸到中印对峙的班公湖地区，北方可沿什约克河谷一线，前往斗拉特别里奥地（Daulat Beg Oldie，简称DBO）军事基地。考虑到印度媒体自己也认为“印度方面为DBO修建的道路基础设施已对中国构成威胁”，印方在此处的遭遇是理所当然且可想而知的。
从长远目的来看，中方此举也进一步展示了对中印西部边境争议地区以1962年占领线为实际控制线的立场，进而继续反对“印方将中印边界西段的中方领土划入印行政管辖范围”的行为。因此，即便北京与新德里在中印西部边境上已逐渐采取了相对温和且稳健的“尊重实控线”的原则，进而把更多的问题留给双方处理边境谈判的外交人员，但北京维护实控线与领土的决心也是不容忽视的。
到当地时间6月2日，从5月上旬开始的中印边界对峙仍在继续。中印两军一面向事发地域调集火炮、战斗车辆、工程车辆、军用船只和大量人员，一面却又彼此强调“中印边境地区的局势总体是稳定的、可控的”，“未发生暴力事件”。
这场低调的对峙正吸引着世界的注意力，一系列问题也随之而来，此次风波因何而起？洞朗对峙后一向克制的中印两军为何频频增兵？中印双方如何挑战了彼此的红线？
在此次对峙期间，解放军所有行动都指向了什约克河谷，什约克在乌尔都语中意为“死亡”，它发源于锡亚琴冰川，沿东南而下，折向西北，在西北方向的巴基斯坦境内汇入印度河。什约克河谷是整个拉达克地区交通与居民点密集的平缓地带，地形易攻难守。（谷歌地图截图）
中印边界总长近2000公里，有总面积超过12万平方公里区域存在领土纠纷，涉及西段、中段和东段三个部分，2017年的洞朗纠纷发生在临近东段争议区的中国、印度、不丹交界处。环顾5月上旬以来的各种信息，可以发现本轮中印边境对峙主要集中在西段，中方正在把1962年占领线作为边境的红线，此举决定了对峙在局部地区规模的升级。
现在的中印对峙有两条战线。其一是中印在锡金一线的摩擦，此处不属于争议地区。中印两军边防人员在5月9日发生小规模冲突。印方在5月15日调小股部队北上增援，后遭遇雪崩，包括一名上校在内，共有两人丧生。这一边境纠纷也戛然而止。
相比之下，中印自5月5日开始的另一条战线上的对峙更为突出。它主要发生在从班公湖北岸和加勒万河谷中方突出部两地，战线跨度约为120公里。印方也称两军至少在加勒万河谷（Galwan Valley）、班公湖和中间的基阿姆温泉等地有对峙，前两地的对抗最具代表性。
解放军将据点设置在1962年控制线的加勒万河谷河口地区，并在河谷内设置据点和集结点，至此，印方沿什约克河谷的调动均一览无余，中方也打通了进入河谷的渠道。（谷歌地图截图）
据《今日印度》等媒体零散报道资料显示，印方称中国在5月第一周“穿过加勒万河谷”并向印度前进，为此，印军迅速出动并与中方形成对峙，双方在5月18日开始筑垒对峙，直到6月上旬仍未结束这一局面。
印方消息展示了印度立场的一面之词，但它仍具备解读和判读的价值。这里就需要明确一下加勒万河（Galwan River）及其河谷地区的地理情况及归属。该河长约87公里，是一条流经中国和印度的国际河流，也是印度河流域什约克河（Shyok River）上游的一条支流。该河有83公里位于中国控制的阿克赛钦地区境内，另有4公里“河谷”地区也在1962年中印战争后被中方控制。
根据这一现状，外界可以发现，解放军首先在5月中旬前出加勒万河谷上游的中方基地，在穿过河口地带后，前往该河汇入什约克河的河口交叉区域，并在1962年占领线一侧筑垒布防，后在4公里的河谷范围内设立集结点。这使得中国在中印边境西段的实际控制线与1962年战果一致，印方一旦进入山谷便越界。到5月30日，随着中方大举派驻直升机运送建筑材料修筑工事，印军也不得不暂时接受现实。
至于中印在5月9日于班公湖地区的群殴事件，这也是5月31日后中印社交媒体热议的一大话题。此次交锋的诸多细节已经被外界基本还原，分析人士可以推理出印度军警偷袭解放军，后被解放军痛击，导致至少70余人受伤后送的经纬。《印度快报》等媒体在5月20日提供的情报，更揭示了当地的实控局势。
根据印方情报，此次解放军行动的区域在班公湖北岸的羌臣摩地区，印度军方俗称“八指”的八个小半岛区域。印方声称双方控制线应在最东侧的“八指”，事发后，解放军即加大巡逻力度，禁止印度军警越过西侧的“二指”。但印方的一面之词同样掩盖了班公湖地区的1962年控制线的问题，所谓“二指”地区正是解放军1962年的控制线。这种跃进的态势与解放军在加勒万河谷的行动是一致的。
从短期目的来看，中方这一系列反制最直接的目的意在直接采取跃进态势，接触并监控印方对1962年控制线的蚕食行动。
在北线，印度在2019年4月修筑完成了达布克-什约克-斗拉特别里奥地公路（Darbuk-Shayok-DBO road）。这条军、民两用公路连接了印度拉达克地区重镇列城（Leh），南方可延伸到中印对峙的班公湖地区，北方可沿什约克河谷一线，前往斗拉特别里奥地（Daulat Beg Oldie，简称DBO）军事基地。考虑到印度媒体自己也认为“印度方面为DBO修建的道路基础设施已对中国构成威胁”，印方在此处的遭遇是理所当然且可想而知的。
从长远目的来看，中方此举也进一步展示了对中印西部边境争议地区以1962年占领线为实际控制线的立场，进而继续反对“印方将中印边界西段的中方领土划入印行政管辖范围”的行为。因此，即便北京与新德里在中印西部边境上已逐渐采取了相对温和且稳健的“尊重实控线”的原则，进而把更多的问题留给双方处理边境谈判的外交人员，但北京维护实控线与领土的决心也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