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洪水淹没的河北涿州街道。（2023年8月2日）
台北 —
强台风“杜苏芮”环流在北京周边造成大洪灾,尤其重创河北省涿州，不仅水淹四层楼高，更导致撤离不及的数十万居民受困伤亡，民怨冲天。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告诉美国之音，中国与河争地，改窄河道，又设置分洪设施，让涿州为北京和雄安新区挡洪，却未为涿州规划防洪应变措施，这场洪灾的元凶是人祸多于天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治理也再添败笔。
台风肆虐下，部分京津冀地区在短短四日内突发特大雷雨，一度水淹河北省共94个县、826个乡镇，造成至少20人死亡、27人失踪，受灾户民怨沸腾，至今未歇。
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北京的水确实不会流到涿州，但人为水利设施会将灾难导引到涿州，让涿州承受着四重的洪灾压力。
王维洛:涿州为北京和雄安新区挡洪
他说，这次北京降雨集中在房山和门头沟两区，分属海河流域的拒马河和永定河水系。其中，西南边房山区的洪水经拒马河流入涿州，是涿州继当地第一重降雨外的第二重天然洪灾压力。
但他说，涿州还有第三重压力，即西北边门头沟通过永定河流出的洪水，经位于北京老卢沟桥的人造分洪枢纽，再流入涿州，换言之，透过水利设计，涿州就负有为北京挡洪的功效。
王维洛说，永定河是周边流域最大的河流，上游建有官厅水库，可容纳41亿立方米，够北京用上两年，加上其他水库，充分为北京供水防洪。不过，水库于70-80年代有水污染和干涸问题，于是中共调来黄河的水，且为了保水，在水库底层铺上塑料、也以石头和水泥堆砌河岸，导致排水困难，再加上，河道收窄，以便周边土地可以改建住房和商业街，种种作法都不利防洪。
至于涿州的第四重压力来自雄安。涿州下方有个新盖房分洪设施，可以将洪水分别引向雄安新区和东店蓄洪区，但王维洛研判，当地官员为了保北京、天津和“雄安这个新祖宗”，恐利用涿州的坝堤，将水量挡住，以确保洪水只会流向东店，不至淹没雄安。
中国利用水利设施改变洪水流向
王维洛说: “海河流域的河流，上游是经过水库控制的，中间河道都是经过人为改造的，而且他们要流到哪里去，也都是受到分洪工程控制的，所以共产党要这个洪水往哪里走，它真的就往哪里走。”
王维洛说，涿州为北京和雄安新区挡洪，但中共却不曾为涿州辟划抗洪演练，这是习近平治理的一大缺失。他说，涿州抗洪有太多该检讨之处。例如，以前各区都会组织老百姓在汛期巡逻堤防，因为一个小洞不补，堤防就会被水冲破，但现在各区还设有这种组织吗?
又例如，习近平上台后，把抗洪经验丰富的武警水电总队撤掉，改学苏联，设应急部，集结消防员和煤矿救援队员，但这群人救火还可以，不懂防洪，再加上，整个公务员体系因无故被苛扣薪资，不积极任事。
另外，涿州缺少抗洪经验，人员撤离也非常失序，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水从哪里来？可以撤到哪些高地？但这不是老百姓的问题，而是主政者的责任。
王维洛说，习近平防洪的最大败笔是不会用人，中国水利部部长李国英、河北省长和省委书记在水患初期都没冒出头过，也未展现出领导力。就连习近平8月1日发布的抗洪命令也是充满官僚形式主义。
王维洛说：“他这个抗洪指令是空的，这种指令都是空对空的，没有措施的。还有，抗洪指令最关键的(是)什么？你要有钱的，你得带着钱下来的，你没有钱的话，那也不能调度。”
涿州地方官员神隐惹议
涿州水患肆虐超过1周，涿州市委书记蔡炜华、市长李献峰等一、二把手也形同“神隐”，未露面视察灾情，也没有指挥救灾，再惹民怨。
据《南方周末》基金总干事郑硕透过微信具名指控，他在收到当地“5,000人没饭吃”的求助后，曾募集物资要送往涿州，但遭某镇委书记等人拒绝。他抱怨称:“从市委副书记到所谓副指挥长、镇书记,每一个主官凑的齐‘一撇一捺’,说你们是畜生都高抬你们。”
郑硕控诉贴文经网络热传，涿州市政府虽未正面回应，但8月7日透过微博发布13秒短视频，反驳“5,000人没饭吃”的假消息，并要求“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针对灾民的心声，位于河北保定、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全名的蔡先生告诉美国之音，华北地区近年旱情严重，一般人没有抗洪的准备。此次暴雨确实难防，但就政府治理而言，不论是平时的土壤防护、泄洪前的下游撤离动线，都没有完整规划。他说:“政府也是跟着感觉走，没有预案，水来了就放，谁倒楣淹谁。”他尤其不满官员隐瞒人员和财产伤亡的真相，他甚至预期，灾后补偿只是走过场，“这就是中国官场的常态”。
习近平“无人可卸责” 用人失察损威信
虽民怨丛生，但位于台北的政大国关中心主任寇健文以电邮告诉美国之音，中共易控制舆论，但省级地方领导都由习近平任命，地方救灾成效好坏将波及到习近平的短期威信，尤其他才刚历经前外长秦刚撤换及火箭军易帅争议。
寇健文说:“由于无人可卸责,习近平得自己承担用人失察的问题”。
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诚则认为，中共灾难治理的问题在于“应作为而不作为，应防范而没有防范”。他说，官方刚才出版习近平治水论述，也早就推出“十四五应急规划”，但各种规划、报告都是“华而不实的表面文章”，未能落到实处。中共偏重形象工程，堪称“基建魔人”，但在涉及百姓生命财产之保护上，就沦为“基建侏儒”。
宋国诚也认为，此次“人祸高于天灾”，因为水灾发生时，地方官重“表忠”，高于预警撤离、规划疏散等抗洪工作，因此说出“做好北京护城河”这种官话。而公安、解放军也都重维稳，高于救灾，凸显执政者“人有阶级高低之别”的心态，或“保北京牺牲升斗小民”的偏颇，甚至选择去北戴河度假、而不去灾区视察的傲慢。宋国诚说：“一个天灾是不是会动摇习近平的统治，这可能还是离得太远的问题。但从小小的民怨、激发成为社会的民变，乃至于造成更大范围社会的反抗、斗争。如果积压太多民怨，当然最终会影响到习近平的政权。”
面对涿州水患，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8月初视察时，曾发出河北要当好北京“护城河”的说法，引发灾民众怒。对此，位于台北的台大水工所主任游景云认为，从国土规划的立场“不能说不对”，但前提是要做好人员的撤离、群众沟通，或利用农田区域蓄洪泄洪，并搭配赔偿机制，而非像中共这么粗糙地“划下去就执行”。
游景云告诉美国之音:“以目的来讲,它(中国)是保天津、雄安特区，保一些经济发展区域。涿州真的超过设定的范围,或者说，永定河上游几个区域也不是主要重点区域。所以,它的防洪(宣传)操作看似蛮成功的,可是也听到他们国内有些检讨的声音。”
操作“护城河” 须做好撤离应对
游景云说,防洪减灾除靠硬体建设，也要执行非工程措施。例如，此次洪灾显示，部分城市缺乏洪水的即时流量监测、分析和预估。若有相关措施或设置区域级别的应变中心，将有助于封闭桥梁、撤离人群等预警作为。
他还说，救灾资源整合和命令执行都得依据民情调整，但中国专制政治存在“硬伤”,民意难上达，也难撼动政策。
针对灾后检讨，位于北京的中国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发展系副教授孔锋透过电邮告诉美国之音，此次水患有三大启示:一，中国的跨区域应急机制仍受行政区划约束。二，当局忽视特殊地段防洪能力的提升。三，中国需构建巨灾避难体系。
他说,此次跨区的应急机制仍存在诸多短板,尤其部分防洪设施,如水库、湖泊、湿地等,面对行政约束，无法实现科学使用。他呼吁,防汛绝非仅限排水工作，应另协同水务、气象、公安、城管、消防、住建等部门作业。
他还说,中国缺乏“超常规的、跨区域的巨灾应对机制”，应按最可能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或巨灾等级，将全市的避难场所统一规划，尤其是大型公共建筑,规划时就应注重避难设计和质量，并加强日常维修。
北京一年的雨、一天下完
对于这场洪灾，也有水利专家认为主要原因是天灾，而不是人祸。位于台北的水利专家黄宏斌认为，此次北京周边的暴雨极端值达700毫米，远高于年均雨量600毫米，等于“一年的雨、一天下完”，且当时满潮，下游水位高,排水不易。这种的极端气候引发的暴雨,全球任何都市都难以承受。因此，他认为，重创涿州的元凶应是暴雨和地形，而非北京泄洪。
黄宏斌告诉美国之音:“涿州有三条河，很多山谷的水都会下来。北京跟涿州是(相距)三、四十公里，所以，那边(北京)的水根本不可能移到涿州来，是涿州西北侧的山下大雨，整个流下来。”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对此文亦有贡献）
被洪水淹没的河北涿州街道。（2023年8月2日）
台北 —
强台风“杜苏芮”环流在北京周边造成大洪灾,尤其重创河北省涿州，不仅水淹四层楼高，更导致撤离不及的数十万居民受困伤亡，民怨冲天。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告诉美国之音，中国与河争地，改窄河道，又设置分洪设施，让涿州为北京和雄安新区挡洪，却未为涿州规划防洪应变措施，这场洪灾的元凶是人祸多于天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治理也再添败笔。
台风肆虐下，部分京津冀地区在短短四日内突发特大雷雨，一度水淹河北省共94个县、826个乡镇，造成至少20人死亡、27人失踪，受灾户民怨沸腾，至今未歇。
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北京的水确实不会流到涿州，但人为水利设施会将灾难导引到涿州，让涿州承受着四重的洪灾压力。
王维洛:涿州为北京和雄安新区挡洪
他说，这次北京降雨集中在房山和门头沟两区，分属海河流域的拒马河和永定河水系。其中，西南边房山区的洪水经拒马河流入涿州，是涿州继当地第一重降雨外的第二重天然洪灾压力。
但他说，涿州还有第三重压力，即西北边门头沟通过永定河流出的洪水，经位于北京老卢沟桥的人造分洪枢纽，再流入涿州，换言之，透过水利设计，涿州就负有为北京挡洪的功效。
王维洛说，永定河是周边流域最大的河流，上游建有官厅水库，可容纳41亿立方米，够北京用上两年，加上其他水库，充分为北京供水防洪。不过，水库于70-80年代有水污染和干涸问题，于是中共调来黄河的水，且为了保水，在水库底层铺上塑料、也以石头和水泥堆砌河岸，导致排水困难，再加上，河道收窄，以便周边土地可以改建住房和商业街，种种作法都不利防洪。
至于涿州的第四重压力来自雄安。涿州下方有个新盖房分洪设施，可以将洪水分别引向雄安新区和东店蓄洪区，但王维洛研判，当地官员为了保北京、天津和“雄安这个新祖宗”，恐利用涿州的坝堤，将水量挡住，以确保洪水只会流向东店，不至淹没雄安。
中国利用水利设施改变洪水流向
王维洛说: “海河流域的河流，上游是经过水库控制的，中间河道都是经过人为改造的，而且他们要流到哪里去，也都是受到分洪工程控制的，所以共产党要这个洪水往哪里走，它真的就往哪里走。”
王维洛说，涿州为北京和雄安新区挡洪，但中共却不曾为涿州辟划抗洪演练，这是习近平治理的一大缺失。他说，涿州抗洪有太多该检讨之处。例如，以前各区都会组织老百姓在汛期巡逻堤防，因为一个小洞不补，堤防就会被水冲破，但现在各区还设有这种组织吗?
又例如，习近平上台后，把抗洪经验丰富的武警水电总队撤掉，改学苏联，设应急部，集结消防员和煤矿救援队员，但这群人救火还可以，不懂防洪，再加上，整个公务员体系因无故被苛扣薪资，不积极任事。
另外，涿州缺少抗洪经验，人员撤离也非常失序，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水从哪里来？可以撤到哪些高地？但这不是老百姓的问题，而是主政者的责任。
王维洛说，习近平防洪的最大败笔是不会用人，中国水利部部长李国英、河北省长和省委书记在水患初期都没冒出头过，也未展现出领导力。就连习近平8月1日发布的抗洪命令也是充满官僚形式主义。
王维洛说：“他这个抗洪指令是空的，这种指令都是空对空的，没有措施的。还有，抗洪指令最关键的(是)什么？你要有钱的，你得带着钱下来的，你没有钱的话，那也不能调度。”
涿州地方官员神隐惹议
涿州水患肆虐超过1周，涿州市委书记蔡炜华、市长李献峰等一、二把手也形同“神隐”，未露面视察灾情，也没有指挥救灾，再惹民怨。
据《南方周末》基金总干事郑硕透过微信具名指控，他在收到当地“5,000人没饭吃”的求助后，曾募集物资要送往涿州，但遭某镇委书记等人拒绝。他抱怨称:“从市委副书记到所谓副指挥长、镇书记,每一个主官凑的齐‘一撇一捺’,说你们是畜生都高抬你们。”
郑硕控诉贴文经网络热传，涿州市政府虽未正面回应，但8月7日透过微博发布13秒短视频，反驳“5,000人没饭吃”的假消息，并要求“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针对灾民的心声，位于河北保定、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全名的蔡先生告诉美国之音，华北地区近年旱情严重，一般人没有抗洪的准备。此次暴雨确实难防，但就政府治理而言，不论是平时的土壤防护、泄洪前的下游撤离动线，都没有完整规划。他说:“政府也是跟着感觉走，没有预案，水来了就放，谁倒楣淹谁。”他尤其不满官员隐瞒人员和财产伤亡的真相，他甚至预期，灾后补偿只是走过场，“这就是中国官场的常态”。
习近平“无人可卸责” 用人失察损威信
虽民怨丛生，但位于台北的政大国关中心主任寇健文以电邮告诉美国之音，中共易控制舆论，但省级地方领导都由习近平任命，地方救灾成效好坏将波及到习近平的短期威信，尤其他才刚历经前外长秦刚撤换及火箭军易帅争议。
寇健文说:“由于无人可卸责,习近平得自己承担用人失察的问题”。
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诚则认为，中共灾难治理的问题在于“应作为而不作为，应防范而没有防范”。他说，官方刚才出版习近平治水论述，也早就推出“十四五应急规划”，但各种规划、报告都是“华而不实的表面文章”，未能落到实处。中共偏重形象工程，堪称“基建魔人”，但在涉及百姓生命财产之保护上，就沦为“基建侏儒”。
宋国诚也认为，此次“人祸高于天灾”，因为水灾发生时，地方官重“表忠”，高于预警撤离、规划疏散等抗洪工作，因此说出“做好北京护城河”这种官话。而公安、解放军也都重维稳，高于救灾，凸显执政者“人有阶级高低之别”的心态，或“保北京牺牲升斗小民”的偏颇，甚至选择去北戴河度假、而不去灾区视察的傲慢。宋国诚说：“一个天灾是不是会动摇习近平的统治，这可能还是离得太远的问题。但从小小的民怨、激发成为社会的民变，乃至于造成更大范围社会的反抗、斗争。如果积压太多民怨，当然最终会影响到习近平的政权。”
面对涿州水患，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8月初视察时，曾发出河北要当好北京“护城河”的说法，引发灾民众怒。对此，位于台北的台大水工所主任游景云认为，从国土规划的立场“不能说不对”，但前提是要做好人员的撤离、群众沟通，或利用农田区域蓄洪泄洪，并搭配赔偿机制，而非像中共这么粗糙地“划下去就执行”。
游景云告诉美国之音:“以目的来讲,它(中国)是保天津、雄安特区，保一些经济发展区域。涿州真的超过设定的范围,或者说，永定河上游几个区域也不是主要重点区域。所以,它的防洪(宣传)操作看似蛮成功的,可是也听到他们国内有些检讨的声音。”
操作“护城河” 须做好撤离应对
游景云说,防洪减灾除靠硬体建设，也要执行非工程措施。例如，此次洪灾显示，部分城市缺乏洪水的即时流量监测、分析和预估。若有相关措施或设置区域级别的应变中心，将有助于封闭桥梁、撤离人群等预警作为。
他还说，救灾资源整合和命令执行都得依据民情调整，但中国专制政治存在“硬伤”,民意难上达，也难撼动政策。
针对灾后检讨，位于北京的中国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发展系副教授孔锋透过电邮告诉美国之音，此次水患有三大启示:一，中国的跨区域应急机制仍受行政区划约束。二，当局忽视特殊地段防洪能力的提升。三，中国需构建巨灾避难体系。
他说,此次跨区的应急机制仍存在诸多短板,尤其部分防洪设施,如水库、湖泊、湿地等,面对行政约束，无法实现科学使用。他呼吁,防汛绝非仅限排水工作，应另协同水务、气象、公安、城管、消防、住建等部门作业。
他还说,中国缺乏“超常规的、跨区域的巨灾应对机制”，应按最可能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或巨灾等级，将全市的避难场所统一规划，尤其是大型公共建筑,规划时就应注重避难设计和质量，并加强日常维修。
北京一年的雨、一天下完
对于这场洪灾，也有水利专家认为主要原因是天灾，而不是人祸。位于台北的水利专家黄宏斌认为，此次北京周边的暴雨极端值达700毫米，远高于年均雨量600毫米，等于“一年的雨、一天下完”，且当时满潮，下游水位高,排水不易。这种的极端气候引发的暴雨,全球任何都市都难以承受。因此，他认为，重创涿州的元凶应是暴雨和地形，而非北京泄洪。
黄宏斌告诉美国之音:“涿州有三条河，很多山谷的水都会下来。北京跟涿州是(相距)三、四十公里，所以，那边(北京)的水根本不可能移到涿州来，是涿州西北侧的山下大雨，整个流下来。”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