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如果当初李文亮医生不被“封口”，就不会有后来的“封城”“封省”。然而，随着疫情的加剧，当局也显然加大了“封口”的力度。
上周五，"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之死，立即在中国社交媒体里引爆一场有关言论自由的讨论。数以万计的网民悼念李文亮医生的同时，也批评当局的"封口"行为导致了疫情的蔓延，一些人呼吁当局保障宪法赋予民众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利。
然而疫情日益严峻的同时，当局却加大了"封口"行动的力度，微博上有关"言论自由"的讨论早已被删除殆尽。而发起相关呼吁的活跃人士则受到了当局的打压。刚被请去"喝茶"的广州的自由作家野渡对德国之声表示："他们问我这份公开信是谁发起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签名，以后不准再搞这类事情云云。总而言之，就是一贯的维稳手段吧。"
野渡参与签名的公开信题为"惟有改变，才是对李文亮医生最好的纪念 -- 致全国人大、国务院并全国同胞书"，在李文亮医生去世后开始在网上征集签名，短短数天之内已有数百人签名，其中包括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以及自由作家野渡等人。
公开信指出："众所周知，新冠病毒在湖北和全国范围的凶猛扩散，是扼杀言论自由导致的又一次'人祸'，对人民知情权的剥夺直接造成至少数万人感染、上千人死亡，并严重威胁所有同胞的生命安全。此次国难向我们每个人显示，不让人说话会死人的！对言论自由的压制是社会的最大灾难。"
去年12月底，疫情刚刚出现时，李文亮医生在社交媒体群组向亲友们发出防范疫情的警示，结果以"造谣"罪名遭到训诫。李文亮生前接受采访时曾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当只有一种声音。" 然而，发出不同于官方的声音，遭到打压依然是中国的常态。疫情爆发后，公民记者陈秋实和方斌在封城后的武汉实地采访医院、病患，为外界提供了第一手信息。然而，一周来两人却相继宣告"失踪"。
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生活在北京的维权人士胡佳周二发推称："训诫李文亮的就是这类'网络安全警察'，可能还有国宝。这些中共侵犯公民言论自由的爪牙，已经因新冠病毒肺炎危机对亿万人造成伤害，而现在还在满负荷运行。' 胡佳在推特中透露，最近国保已经五次骚扰其八十多岁高龄的父母，要求他父母劝胡佳停止发声。
自由作家野渡：疫情过后，他们会进一步控制思想和社会。
推特上有人留言称：封城是"封口"的报应，肺炎是"废言"的报应。如同当年的"非典"一样，新冠疫情总有平息的一天，"封城"也终将结束。那么，这场震惊了整个世界的疫情是否会促成中国当局对其一贯的"封口"行为有所反思呢？野渡对此并不乐观。"我不大相信一场疫情、一名医生的去世，就能改变这个体制。这是他们几十年以来控制社会、控制人民的手段。如果他们能够吸取非典的教训，那么武汉疫情和李文亮医生的悲剧根本就不会发生。我甚至可以想象，疫情过后，他们极可能会变本加厉，进一步加强控制社会，控制人们的思想。"
因为不信你的哨声 你的国家停了摆
李文亮，一个普通武汉眼科医生的名字，一夜之间传遍了全世界，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议题的分析评论。
台湾《中国时报》的社论称：“‘我们愤怒于你的预警被当成谣言，我们伤恸于你的死亡竟不是谣言。’武汉肺炎吹哨者李文亮医生不敌肺炎病毒过世了。吊唁者哀呼：‘现在，因为不信你的哨声，你的国家停了摆，你的心脏停了跳。还要怎样惨重的代价，才能让你和你们的哨声嘹亮，洞澈东方。’李文亮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去年12月30日，他在大陆微信群中向好友警告，医院接到了7个类似SARS的病例，要小心提防，结果被武汉公安盯上。最后，他和另外7个发了类似讯息的医生被指造谣，签下了‘训诫书’，中央电视台还专门作了造谣者获罪的报导。”“事实证明新型肺炎虽非SARS，但李医师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如果政府和公众当时听信这个‘谣言’，并基于对SARS的恐慌而佩戴口罩、严格消毒、不去野生动物市场、暂停群聚活动等措施，则武汉肺炎何以会肆虐全球？将事实当谣言惩治，错过黄金时间，直到3个星期之后，武汉肺炎全面爆发，不得不将武汉封城，再来湖北封省，全世界也封锁中国。逾3万人感染，600多人去世，数字不断上升，全中国陷于恐慌和停顿。在一个‘维稳压倒一切’的政治体系中，官僚体系对于灾害掌握机先的热衷远不及于维持局面稳定，所以抑制吹哨者的行径一再重演。”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于泽远的评论称：“一个人的去世如此搅动公众情绪，可说是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极为罕见的现象。”“其实，李文亮并不是最先发现新冠病毒疫情的人，也不是第一个上报和要求官方警惕的人。去年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张继先主任接诊到特殊病例，最早判断并坚持上报了新型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正是根据她的报告，2020年1月1日，武汉市官方关闭了华南海鲜市场。而李文亮等八名医师出于职业敏感，12月30日前后在微信群里传播了有关新疫情的消息。但遗憾的是，武汉官方没有在防控疫情转播上进一步采取措施。1月2日，武汉市卫健委对外通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1月3日，当地公安机关以‘在互联网发布不实言论’为由，传唤李文亮等人到派出所进行‘批评教育’。”“李文亮的去世终于引爆了公众积聚多日的愤懑。很多人通过哀悼和赞扬李文亮，发泄对有关方面的怨气，也有人将李文亮事件上升到制度层面，借此表达政治诉求。而官方警惕的是，公众的怨气会不会被中国境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变成威胁中国政治安全的工具。”
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称：“这场人道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中共集权体制下，政府官员唯上不唯下。疫情初期欺瞒民众，封锁信息，惩罚说真话的人，未能及时全力阻断疫情。” “李文亮等八位医师12月底在同学微信群提醒注意肺炎病毒，竟被警方认定为‘造谣’，遭约谈训诫。 1月22日至28日期间，至少325名中国公民因在网上分享新冠病毒疫情，被以 ‘散布谣言’行政拘留、罚金或教育训诫等处分。中国公安部长赵克志4日称：‘要始终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捣乱破坏活动，坚决防止公共卫生风险向社会稳定领域传导。’习近平也下令引导舆论，消弭网上对政府防疫措施的批评。李文亮病逝了，海内外舆情沸腾，更重伤中共形象。大陆时评人章立凡说，新冠肺炎疫情失控和人道危机爆发，‘不是冠状病毒，而是『官状病毒』所致’。”
德语媒体：中国开启毛式防疫模式
在中国政府遏制疫情蔓延的努力中，一直备受争议的监控技术也被广泛使用。比如，使用各类公共交通工具时，乘客必须进行实名登记，以便当局能够掌控每一个人的行动轨迹，此外，政府还推出相应APP，供人们查询过去出行期间，同一航班或火车车次是否出现过感染病例。《法兰克福汇报》以《中国防疫斗争开启了毛模式》。文章写道：
"广泛投入上述技术手段，是政府在当前的两难境地中做出的反应。本周一开始，当局规定的强制假期已经正式结束。复工潮带来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也带来了新冠病毒在湖北省以外地区广泛传播的风险。但另一方面，如果继续限制人口流动，那么停工状态又将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
面对这种矛盾，各地方政府采取了不同的对策。在有些地方当局看来，防疫高于一切。比如河南驻马店市规定，每个家庭每隔五天只可以派一人出门。河南同湖北接壤，一般认为，今后几天这里的感染人数会继续增加。由于担心地方官僚重犯走极端的老毛病，中央政府已下令禁止地方当局限制企业复工。
在有些地区，染病人数急剧攀升的担忧已经变成事实。在天津，一家超市的三十多名员工和顾客被感染病毒。天津市周二下令，对最近去过这家超市的数千名顾客采取隔离措施。"
文章写道，种种迹象显示，湖北地方当局不得不为这次疫情承担政治后果。近一周以来，这里已有数百名各级官员遭到罢免。文章接着写道:
"防疫工作中采取的人海战术，令人想起毛泽东时代。一万六千名党政干部被要求在武汉挨家挨户查访有发烧症状或接触过患者的居民，然后将他们送往隔离地点。习近平已将本次防疫行动命名为'人民战争'。"
习近平“之江新军”要员应勇出任湖北党委书记
中国每次发生重大公共事件，最终都是地方官员被严厉问责，以平息社会的不满情绪。这一次也不例外。《法兰克福汇报》周四发自北京的报道称：
"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也波及到了政治层面：湖北党委书记蒋超良周四被免去了党内一切职务。他是迄今为止，因新冠疫情被免职的最高级别官员。他的继任是习近平亲信，迄今担任上海市长的应勇。一般认为，他是所谓'之江新军'的一员，也就是习担任浙江省长和书记期间所建立起的人脉网络。习近平主政中央后，这一班底的很多人都被提拔到国家级层面担任要职。
武汉市委书记也同样遭到罢黜。种种迹象显示，中央政府要将此次疫情初期应对不力的错误完全归咎于地方当局。但是不应忘记，一月一日，国家卫健委就曾派员前往武汉，也就是说公开宣布疫情之前很久，中央政府应当已经掌握了疫情的严重程度。武汉市长周先旺周三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也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他表示，早在去年12月，武汉就按照规定向上级通报了发生传染病的情况。也许这位周先旺市长已经预感到自己乌纱帽不保，但他要努力避免自己被当作这场民族灾难的罪魁祸首而载入史册。不过，这段采访目前在网络上已经被删除。
有人说，如果当初李文亮医生不被“封口”，就不会有后来的“封城”“封省”。然而，随着疫情的加剧，当局也显然加大了“封口”的力度。
上周五，"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之死，立即在中国社交媒体里引爆一场有关言论自由的讨论。数以万计的网民悼念李文亮医生的同时，也批评当局的"封口"行为导致了疫情的蔓延，一些人呼吁当局保障宪法赋予民众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利。
然而疫情日益严峻的同时，当局却加大了"封口"行动的力度，微博上有关"言论自由"的讨论早已被删除殆尽。而发起相关呼吁的活跃人士则受到了当局的打压。刚被请去"喝茶"的广州的自由作家野渡对德国之声表示："他们问我这份公开信是谁发起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签名，以后不准再搞这类事情云云。总而言之，就是一贯的维稳手段吧。"
野渡参与签名的公开信题为"惟有改变，才是对李文亮医生最好的纪念 -- 致全国人大、国务院并全国同胞书"，在李文亮医生去世后开始在网上征集签名，短短数天之内已有数百人签名，其中包括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以及自由作家野渡等人。
公开信指出："众所周知，新冠病毒在湖北和全国范围的凶猛扩散，是扼杀言论自由导致的又一次'人祸'，对人民知情权的剥夺直接造成至少数万人感染、上千人死亡，并严重威胁所有同胞的生命安全。此次国难向我们每个人显示，不让人说话会死人的！对言论自由的压制是社会的最大灾难。"
去年12月底，疫情刚刚出现时，李文亮医生在社交媒体群组向亲友们发出防范疫情的警示，结果以"造谣"罪名遭到训诫。李文亮生前接受采访时曾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当只有一种声音。" 然而，发出不同于官方的声音，遭到打压依然是中国的常态。疫情爆发后，公民记者陈秋实和方斌在封城后的武汉实地采访医院、病患，为外界提供了第一手信息。然而，一周来两人却相继宣告"失踪"。
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生活在北京的维权人士胡佳周二发推称："训诫李文亮的就是这类'网络安全警察'，可能还有国宝。这些中共侵犯公民言论自由的爪牙，已经因新冠病毒肺炎危机对亿万人造成伤害，而现在还在满负荷运行。' 胡佳在推特中透露，最近国保已经五次骚扰其八十多岁高龄的父母，要求他父母劝胡佳停止发声。
自由作家野渡：疫情过后，他们会进一步控制思想和社会。
推特上有人留言称：封城是"封口"的报应，肺炎是"废言"的报应。如同当年的"非典"一样，新冠疫情总有平息的一天，"封城"也终将结束。那么，这场震惊了整个世界的疫情是否会促成中国当局对其一贯的"封口"行为有所反思呢？野渡对此并不乐观。"我不大相信一场疫情、一名医生的去世，就能改变这个体制。这是他们几十年以来控制社会、控制人民的手段。如果他们能够吸取非典的教训，那么武汉疫情和李文亮医生的悲剧根本就不会发生。我甚至可以想象，疫情过后，他们极可能会变本加厉，进一步加强控制社会，控制人们的思想。"
因为不信你的哨声 你的国家停了摆
李文亮，一个普通武汉眼科医生的名字，一夜之间传遍了全世界，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议题的分析评论。
台湾《中国时报》的社论称：“‘我们愤怒于你的预警被当成谣言，我们伤恸于你的死亡竟不是谣言。’武汉肺炎吹哨者李文亮医生不敌肺炎病毒过世了。吊唁者哀呼：‘现在，因为不信你的哨声，你的国家停了摆，你的心脏停了跳。还要怎样惨重的代价，才能让你和你们的哨声嘹亮，洞澈东方。’李文亮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去年12月30日，他在大陆微信群中向好友警告，医院接到了7个类似SARS的病例，要小心提防，结果被武汉公安盯上。最后，他和另外7个发了类似讯息的医生被指造谣，签下了‘训诫书’，中央电视台还专门作了造谣者获罪的报导。”“事实证明新型肺炎虽非SARS，但李医师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如果政府和公众当时听信这个‘谣言’，并基于对SARS的恐慌而佩戴口罩、严格消毒、不去野生动物市场、暂停群聚活动等措施，则武汉肺炎何以会肆虐全球？将事实当谣言惩治，错过黄金时间，直到3个星期之后，武汉肺炎全面爆发，不得不将武汉封城，再来湖北封省，全世界也封锁中国。逾3万人感染，600多人去世，数字不断上升，全中国陷于恐慌和停顿。在一个‘维稳压倒一切’的政治体系中，官僚体系对于灾害掌握机先的热衷远不及于维持局面稳定，所以抑制吹哨者的行径一再重演。”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于泽远的评论称：“一个人的去世如此搅动公众情绪，可说是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极为罕见的现象。”“其实，李文亮并不是最先发现新冠病毒疫情的人，也不是第一个上报和要求官方警惕的人。去年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张继先主任接诊到特殊病例，最早判断并坚持上报了新型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正是根据她的报告，2020年1月1日，武汉市官方关闭了华南海鲜市场。而李文亮等八名医师出于职业敏感，12月30日前后在微信群里传播了有关新疫情的消息。但遗憾的是，武汉官方没有在防控疫情转播上进一步采取措施。1月2日，武汉市卫健委对外通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1月3日，当地公安机关以‘在互联网发布不实言论’为由，传唤李文亮等人到派出所进行‘批评教育’。”“李文亮的去世终于引爆了公众积聚多日的愤懑。很多人通过哀悼和赞扬李文亮，发泄对有关方面的怨气，也有人将李文亮事件上升到制度层面，借此表达政治诉求。而官方警惕的是，公众的怨气会不会被中国境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变成威胁中国政治安全的工具。”
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称：“这场人道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中共集权体制下，政府官员唯上不唯下。疫情初期欺瞒民众，封锁信息，惩罚说真话的人，未能及时全力阻断疫情。” “李文亮等八位医师12月底在同学微信群提醒注意肺炎病毒，竟被警方认定为‘造谣’，遭约谈训诫。 1月22日至28日期间，至少325名中国公民因在网上分享新冠病毒疫情，被以 ‘散布谣言’行政拘留、罚金或教育训诫等处分。中国公安部长赵克志4日称：‘要始终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捣乱破坏活动，坚决防止公共卫生风险向社会稳定领域传导。’习近平也下令引导舆论，消弭网上对政府防疫措施的批评。李文亮病逝了，海内外舆情沸腾，更重伤中共形象。大陆时评人章立凡说，新冠肺炎疫情失控和人道危机爆发，‘不是冠状病毒，而是『官状病毒』所致’。”
德语媒体：中国开启毛式防疫模式
在中国政府遏制疫情蔓延的努力中，一直备受争议的监控技术也被广泛使用。比如，使用各类公共交通工具时，乘客必须进行实名登记，以便当局能够掌控每一个人的行动轨迹，此外，政府还推出相应APP，供人们查询过去出行期间，同一航班或火车车次是否出现过感染病例。《法兰克福汇报》以《中国防疫斗争开启了毛模式》。文章写道：
"广泛投入上述技术手段，是政府在当前的两难境地中做出的反应。本周一开始，当局规定的强制假期已经正式结束。复工潮带来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也带来了新冠病毒在湖北省以外地区广泛传播的风险。但另一方面，如果继续限制人口流动，那么停工状态又将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
面对这种矛盾，各地方政府采取了不同的对策。在有些地方当局看来，防疫高于一切。比如河南驻马店市规定，每个家庭每隔五天只可以派一人出门。河南同湖北接壤，一般认为，今后几天这里的感染人数会继续增加。由于担心地方官僚重犯走极端的老毛病，中央政府已下令禁止地方当局限制企业复工。
在有些地区，染病人数急剧攀升的担忧已经变成事实。在天津，一家超市的三十多名员工和顾客被感染病毒。天津市周二下令，对最近去过这家超市的数千名顾客采取隔离措施。"
文章写道，种种迹象显示，湖北地方当局不得不为这次疫情承担政治后果。近一周以来，这里已有数百名各级官员遭到罢免。文章接着写道:
"防疫工作中采取的人海战术，令人想起毛泽东时代。一万六千名党政干部被要求在武汉挨家挨户查访有发烧症状或接触过患者的居民，然后将他们送往隔离地点。习近平已将本次防疫行动命名为'人民战争'。"
习近平“之江新军”要员应勇出任湖北党委书记
中国每次发生重大公共事件，最终都是地方官员被严厉问责，以平息社会的不满情绪。这一次也不例外。《法兰克福汇报》周四发自北京的报道称：
"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也波及到了政治层面：湖北党委书记蒋超良周四被免去了党内一切职务。他是迄今为止，因新冠疫情被免职的最高级别官员。他的继任是习近平亲信，迄今担任上海市长的应勇。一般认为，他是所谓'之江新军'的一员，也就是习担任浙江省长和书记期间所建立起的人脉网络。习近平主政中央后，这一班底的很多人都被提拔到国家级层面担任要职。
武汉市委书记也同样遭到罢黜。种种迹象显示，中央政府要将此次疫情初期应对不力的错误完全归咎于地方当局。但是不应忘记，一月一日，国家卫健委就曾派员前往武汉，也就是说公开宣布疫情之前很久，中央政府应当已经掌握了疫情的严重程度。武汉市长周先旺周三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也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他表示，早在去年12月，武汉就按照规定向上级通报了发生传染病的情况。也许这位周先旺市长已经预感到自己乌纱帽不保，但他要努力避免自己被当作这场民族灾难的罪魁祸首而载入史册。不过，这段采访目前在网络上已经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