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底，苏州公务员马翔宇公开举报顶头上司系列违纪、涉嫌违法窝案，最后以“相信组织”四个字告退。此一风波与万年李佩霞事发酵时，舆论试着探讨：被赋予组织内最权威甄别机关的纪监委，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避免马翔宇们的出现？
关于这个问题，没人能提供标准答案。但在马翔宇之前、尤其是他举报后的舆情态势看，涌现了不少体制内人士的仿效举报，令人侧目。这些人有在职的中院副院长和法官、前警察、现检察官、司法局干部，公检法司齐聚网络举报门下。
这些人的网络举报，一个显著影响是，为体制外的民众带来了关于体制内权力运行的细节，而他们不一定敞亮的职业故事中间闪现着不公平、不公正之处。而诸般痛陈，都从内部人角度补充了权力失范的状况，以及它对所谓内部人的倾轧。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体制中人走到网络举报这一步，其目的不是要跟体制决裂，而是利用自身的故事，引入社会压力，为原本是组织内部的解决程序增加外部压力。最终的目标，依旧是制造一种投鼠忌器的氛围，为自个卷入的麻烦寻找有利的出口。
作为一个典型案例，马翔宇的爆料，因为其提供了较多的视频资料与话术策略，展现了体制内举报人士的微妙心态，暴露了他们既矛盾，又竭力调适举报影响的别扭姿态。他们不是不相信组织，而是相信组织存在另外一副面貌。
对于组织来说，马翔宇们实质上都从不同方面有了不同程度的“背叛”，他们在体制外“流落”得越久，这种“背叛”的浓度越高。而组织对这一情形的敏感，举报者们心知肚明。所以，马翔宇们声言反对的是违纪分子，他们则随时听从组织的重新征召。
到目前为止，马翔宇们的公开举报是有效果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在于，民众对权力的失范怀有共情，哪怕它伤害的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但出于对乱权的惧怕与厌恶，他们仍愿意声援这些体制内举报者——哪怕清楚这些人不过是在利用他们。
也就是说，权力的无差别侵害，会暂时拉平体制内外本已显著存在的情感鸿沟。这是马翔宇们获得最基本的网络声援的原理所在，民众并没有把这些体制内举报者当成“我们”的一部分，只不过，在他们暂时的自我流放之时，与一般人有了命运的共振。
如果接续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或许换一个角度来回答可能更符合国情，更接近求解。既然体制对社会人士的举报有圆熟的处置模式，那可以类推，来自体制内人士的公开举报，在什么状况下会自动钝化锋芒、并大幅度消除其引发舆论共情的刺激因素？
毫不讳言地讲，体制外人士的公开举报，赖以成功的要素是经历的惊悚程度，根本在于个人的不幸与时代的反差；而体制内人士的网络举报，其“卖点”在于身份与体制的反差，他们或自外或被排挤出来，是一个体制的零余者角色。
只要对体制内举报者保持距离，秉持越来越常见的看笑话的态度，他们的举报效果只会降低而不会强化。或者说，民众不再承认与体制内哪怕最沮丧的失意者享有共同的命运，不再自动代入权力失范的伤害想象，迷失的官与绝望的民，就不可能是同路人。
客观地说，这对组织可能是一个好消息，亦即：选择网络举报的体制中人，在举报逻辑上有着回归体制的天然驱动力，他们最终（也许是很快地）将与“群众队伍”分道扬镳。而群众也将意识到，为保持群众队伍的纯洁性计，他们也无法接纳这些人。
所以，一个看似好消息是，网络举报因为举报者身份的崭新特征，好像预示着人间世换了一个样貌。可仔细去看，这些来自体制内的举报人，并没有改变什么，他们首鼠两端，测试着舆论的耐心与组织的弹性，以弃子的命争取着重归组织怀抱的运。
今年7月底，苏州公务员马翔宇公开举报顶头上司系列违纪、涉嫌违法窝案，最后以“相信组织”四个字告退。此一风波与万年李佩霞事发酵时，舆论试着探讨：被赋予组织内最权威甄别机关的纪监委，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避免马翔宇们的出现？
关于这个问题，没人能提供标准答案。但在马翔宇之前、尤其是他举报后的舆情态势看，涌现了不少体制内人士的仿效举报，令人侧目。这些人有在职的中院副院长和法官、前警察、现检察官、司法局干部，公检法司齐聚网络举报门下。
这些人的网络举报，一个显著影响是，为体制外的民众带来了关于体制内权力运行的细节，而他们不一定敞亮的职业故事中间闪现着不公平、不公正之处。而诸般痛陈，都从内部人角度补充了权力失范的状况，以及它对所谓内部人的倾轧。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体制中人走到网络举报这一步，其目的不是要跟体制决裂，而是利用自身的故事，引入社会压力，为原本是组织内部的解决程序增加外部压力。最终的目标，依旧是制造一种投鼠忌器的氛围，为自个卷入的麻烦寻找有利的出口。
作为一个典型案例，马翔宇的爆料，因为其提供了较多的视频资料与话术策略，展现了体制内举报人士的微妙心态，暴露了他们既矛盾，又竭力调适举报影响的别扭姿态。他们不是不相信组织，而是相信组织存在另外一副面貌。
对于组织来说，马翔宇们实质上都从不同方面有了不同程度的“背叛”，他们在体制外“流落”得越久，这种“背叛”的浓度越高。而组织对这一情形的敏感，举报者们心知肚明。所以，马翔宇们声言反对的是违纪分子，他们则随时听从组织的重新征召。
到目前为止，马翔宇们的公开举报是有效果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在于，民众对权力的失范怀有共情，哪怕它伤害的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但出于对乱权的惧怕与厌恶，他们仍愿意声援这些体制内举报者——哪怕清楚这些人不过是在利用他们。
也就是说，权力的无差别侵害，会暂时拉平体制内外本已显著存在的情感鸿沟。这是马翔宇们获得最基本的网络声援的原理所在，民众并没有把这些体制内举报者当成“我们”的一部分，只不过，在他们暂时的自我流放之时，与一般人有了命运的共振。
如果接续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或许换一个角度来回答可能更符合国情，更接近求解。既然体制对社会人士的举报有圆熟的处置模式，那可以类推，来自体制内人士的公开举报，在什么状况下会自动钝化锋芒、并大幅度消除其引发舆论共情的刺激因素？
毫不讳言地讲，体制外人士的公开举报，赖以成功的要素是经历的惊悚程度，根本在于个人的不幸与时代的反差；而体制内人士的网络举报，其“卖点”在于身份与体制的反差，他们或自外或被排挤出来，是一个体制的零余者角色。
只要对体制内举报者保持距离，秉持越来越常见的看笑话的态度，他们的举报效果只会降低而不会强化。或者说，民众不再承认与体制内哪怕最沮丧的失意者享有共同的命运，不再自动代入权力失范的伤害想象，迷失的官与绝望的民，就不可能是同路人。
客观地说，这对组织可能是一个好消息，亦即：选择网络举报的体制中人，在举报逻辑上有着回归体制的天然驱动力，他们最终（也许是很快地）将与“群众队伍”分道扬镳。而群众也将意识到，为保持群众队伍的纯洁性计，他们也无法接纳这些人。
所以，一个看似好消息是，网络举报因为举报者身份的崭新特征，好像预示着人间世换了一个样貌。可仔细去看，这些来自体制内的举报人，并没有改变什么，他们首鼠两端，测试着舆论的耐心与组织的弹性，以弃子的命争取着重归组织怀抱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