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期间总人口将负增长。” 这是以国家卫健委为代表的官方，首次公开承认中国人口负增长阶段的到来。 在过去几年内，中国的出生人口、生育率和出生率都呈断崖式的下降： 万众瞩目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低至1.3，是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和地区之一； 《中国统计年鉴2021》公布时，全国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了1%，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出生率； 到2021年，中国的净增人口仅48万，还不到三年前（2018年中国净增人口530万）的十分之一。 “在14亿的人口基数面前，这是一个很微小的数字，几乎相当于没有，”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原新教授说。 出生率是新生儿数量在平均人口中的占比，而生育率则是出生人口与育龄女性的比率。如果说生育率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生育意愿和状态，出生率则可以体现人口增长情形。 这两个创下新低的指标，都昭示着中国的人口问题越来越不容乐观：要知道，此前根据多个国际组织和中国科研机构的预测，中国大概要到2027~2032年才进入人口负增长。我们是怎么走到负增长这一步的？ “十四五期间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不在意料之外，也并非一蹴而就。 原新认为，负增长的种子“在三十年前就已经埋下”。 1992年，当中国的生育率从上个世纪60年代的6降至更替水平（2.08）之下，这意味着子代的出生人数不能有效完成对父母的“替补”，内在增长率就已经是负的。 再往前追溯，是1973年的“一脚刹车”——中国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成立。 整个70年代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晚，稀，少”为主——“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拉长生育间隔，两胎要间隔3-4年左右；“少”是指三个多了，两个正好。1980年9月，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启动。一对夫妻生育超过一个孩子将被定义为超生，并受到经济和行政处罚。 这一政策延续了30多年，直到2016年被废止。 “早在1991年，我国的生育率水平就已经降至更替水平，步入持续稳定的低生育率时代，人口的内在增长率由正转负”，原新打了个比方，“人口列出的刹车在1991年踩下去了，但是列车依然惯性前行了30年，目前所有人口增长惯性即将消耗殆尽，人口将进入稳定的负增长阶段。”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在进入负增长前，中国每年的净增人口的下降趋势在21世纪之初开始显现，在2000年跌入1000万人区间，之后五年到2005年逐步跌入700万区间，再过5年后到2010年跌至640万人。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可能已经错过了窗口期：“2000年到2010年是一个窗口，一个计划生育政策的’战略机遇期’，在那时候调整可能最为有效。” 此后，因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中国的出生率曾出现两次回升，但自2017年至2021年，中国净增人口出现五连降，从2018年的530万人一路狂跌至2021年的48万人。 “负增长是一个阶段性的节点，但不是结束。”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学者黄文政告诉八点健闻。 从区域上来看，我国人口的负增长呈现由点及面不断扩散的特点。“点”是如上海这样的因经济发达而具有少子倾向的地区：早在1993年，上海市的户籍人口已出现负增长，到今天，上海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至0.8，和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韩国持平。 早在20年前，素有“共和国长子”之称的东北地区也陷入了“生育陷阱”。历史原因导致的低出生率和年轻人流向沿海地区的“东南飞”，拉响了当地的人口警报。 到今天，陷入人口负增长的地区，已经超过一半。 根据2021年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中国大陆的31个省份中，已经有16个省份的常住人口出现负增长。 尽管，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这些沿海省份人口依然在增加，但并非是出生率较高的缘故，而是他们都是劳动力流入的省份。 但总的来讲，少子化已经渗透到全国范围内了，“最后全部都会进入负增长阶段。” 人口负增长，意味着什么？ 2020年，中国人口净增204万人，2021年，只有48万。 对于中国庞大的14.2亿人口来说，这个数字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这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总数量已经非常接近峰值，几乎等同于“零人口增长”。 出生人口越来越少，继续走下去，就是越来越接近于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相交叉的边缘。 原新告诉八点健闻，变成常态负增长前，往往有一段零人口增长阶段，一般会在零值波动几年，再转向常态化的人口负增长。 “在负增长的初期阶段，人口体量依然庞大，即便是十四五开始负增长，也是早期阶段，人口总量巨大的基本国情不会改变。” “即便按照2020年的生育率1.3发展，2050总人口还会还在12-13亿以上，在负增长早期阶段，我们依然处于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惯性之中。”原新强调“人口现象演变为人口问题往往存在时间滞后，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只是人口现象，一方面，要超前认识和准备，另一方面，必须明确这种人口现象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匹配，就是问题，匹配就不是问题。” 但值得警惕的是，人口负增长释放出一个紧迫的信号，人口数量下滑的趋势将不可逆转。“如果长期保持这个不可持续发展的话，离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越来越远。”穆光宗说。 黄文政指出，“人口负增长开始比较缓慢，之后会不断加速。如果生育率一直维持在1.2以下的水平，那么人口最终将以每出生一个人去世5个人的速度减少。” 1980年代末，中国的总生育率为2.6，远高于更替水平2.1。自1994年以来，这一数字一直在1.6至1.7之间徘徊，但在2020年下滑至1.3，2021年仅为1.15。 人口学家何亚福告诉八点健闻，人口的增长有惯性，不是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时人口就马上下降的，同理，人口的下降也有惯性。将来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时，即使生育率回升，人口也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惯性减少。 上海保银资本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在接受BBC采访时指出，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可能也比预期更快到来。 这篇报道写道 ：走向人口负增长意味着，在未来数十年里，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将持续萎缩。而更少的劳动力可能意味着更高的工资，这对于制造业来说，可能意味着出口放缓，阻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劳动力萎缩还将凸显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金能否维系等问题。 维多利亚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彭秀建博士在《对话》撰文指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4年达到峰值，预计到2100年将减少到峰值的三分之一以下。预计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将继续攀升，在2080年左右超过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 “这意味着，目前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赡养20名老年人，但到2100年，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将必须赡养多达120名老年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年平均下降1.73%，这意味着除非生产率迅速提高，否则经济增长将大幅放缓。”彭秀建指出，与此同时，中国需要把更多的生产资源用于提供卫生、医疗和养老服务，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的需求。 女性的生育意愿还能拉回来吗？ “人口问题一旦出现，意味着解决人口问题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这是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院的茅倬彦在201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 2021年国家卫健委调查显示，女性的生育意愿继续走低： 育龄女性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4个，低于2017年的1.76个和2019年的1.73个。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和00后的女性生育意愿尤其低：分别为1.54和1.48个。 黄文政认为，1990年年代出生人口曾经历过一次断崖似的下跌，就是90末的人数远低于90初。现在的生育主力逐渐从90初一代转换为90末一代，育龄高峰期女性基数大幅减少，而生育意愿也更低，“这对出生率是双重的打击”。 上述调查认为，经济负担重、子女无人照料和女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等因素已经成为制约生育的主要障碍。 一方面，在年轻人眼中，生育意味着巨大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包括金钱、时间、精力，且可能回报渺茫。 “在农业时代，多一个小孩就多一个劳动力，所以生育是有经济动力的。而现在生养一个小孩，除了在精神上获得一些幸福感，你经济上几乎完全是付出。养孩子是没有收入的，这可能和你的付出是完全不对称的。”黄文政说。 另一方面，许多女性“不生、少生”的原因是担心影响职业发展、遭遇“母职惩罚”。生育后的女性晋升机会减少、地位被边缘化等情况并不罕见。有研究者计算出，中国女性每生育一个子女，工资收入就减少7%。 黄文政认为，生育率的低迷的根本是缺乏经济上的动力。想要真正提升这一代人的生育意愿，需要实实在在的强有力的激励机制。 穆光宗也指出，相比起强调家庭内部的合理分工，鼓励生育更重要的是将家庭生育负担外部化，应当由国家和政府分担生、养、教的成本。对在无形中承担了生育的“外部成本”的主体，国家也要进行补贴，让企业减少因员工生育带来的损失。如此女性员工才有可能得到更平等的对待。 国家卫健委在《决定》一文中强调，当前工作的着力点是完善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而“当前，我国配套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尚不完善，与人口发展形势、与人民群众热切期盼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亟待加快建立健全。” 一个较为完善、能够支撑起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政策框架，主要包括：经济支持政策（津贴或减税）、时间政策（产假或育儿假、弹性工作时间等）、托育服务供给和职场权益保障（保留工作岗位、提供培训等）。此外，“生育友好”还应当对男女两性都友好，不把生养责任推给一方独自承担。 而在目前的中国，女性依旧承担着沉重的养育责任，且难以获得充分的、有效的制度保障： 大部分地区产假仍只有3-4个月，男性法定陪产假只有15天，“孩子谁来带”依旧是个大问题。 中国的学前托育、教育资源仍然供给不足。0～3岁儿童主要由母亲或祖辈照顾，2019 年全国0～3 岁儿童入托率仅为 4.3%，现有资源远远无法充分满足家庭的需求。 何亚福建议在中央层面出台育儿补贴制度，以惠及更多流动人口。“育龄家庭付出很多，但得益的是国家，所以鼓励生育只有中央层面来做最合适。” 但纵观全球，多个经济体，在金钱，政策，环境，文化等多方面作出巨大努力的几十年后，有部分国家的生育率开始有微小的进步；还有部分国家或者地区，生育率和女性的生育意愿仍然不见起色，一路向下。 以瑞典为例，70年代末期，该国的出生率降低到1.60左右。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孕妇权益，比如提供免费医疗保健、较高的育儿补贴，立法禁止解雇孕妇等。 随后，政府大力推广托育服务，并鼓励男性共同做家务、带孩子，还继续延长产假。经过近10多年的努力，到1989年，瑞典生育率回升到2.1。 不过20世纪90年代，一场经济衰退让这些福利缩水了。或许还出于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忧，瑞典家庭又一次减少了生育。90年代末，生育率降至1.5。 经济衰退结束之后，政府将育儿假延长到480天，并提高育儿津贴的金额。 近几年，瑞典的生育率保持在1.8-1.9之间，高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 瑞典的故事告诉我们，将接近1.5的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需要付出怎样大的努力。这努力的结果，又是多么脆弱、容易反复。 而在当下，我们能做的加大力度呼唤和制定更具超前性的政策。 如原新所言：“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之内，即便是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加剧交汇，也还不是中国人口问题最严峻的时候，真正严峻的时候还在30年之后、50年之后，甚至更长周期之后。”无论是否错过“窗口期”，当下所做的一切，都将是对未来的积极准备。 无论是否错过“窗口期”，当下所做的一切，都将是对未来的准备。
”十四五期间总人口将负增长。”
我们是怎么走到负增长这一步的？
这是以国家卫健委为代表的官方，首次公开承认中国人口负增长阶段的到来。
在过去几年内，中国的出生人口、生育率和出生率都呈断崖式的下降：
万众瞩目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低至1.3，是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和地区之一；
《中国统计年鉴2021》公布时，全国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了1%，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出生率；
到2021年，中国的净增人口仅48万，还不到三年前（2018年中国净增人口530万）的十分之一。
“在14亿的人口基数面前，这是一个很微小的数字，几乎相当于没有，”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原新教授说。
出生率是新生儿数量在平均人口中的占比，而生育率则是出生人口与育龄女性的比率。如果说生育率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生育意愿和状态，出生率则可以体现人口增长情形。
这两个创下新低的指标，都昭示着中国的人口问题越来越不容乐观：要知道，此前根据多个国际组织和中国科研机构的预测，中国大概要到2027~2032年才进入人口负增长。
“十四五期间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不在意料之外，也并非一蹴而就。
原新认为，负增长的种子“在三十年前就已经埋下”。
1992年，当中国的生育率从上个世纪60年代的6降至更替水平（2.08）之下，这意味着子代的出生人数不能有效完成对父母的“替补”，内在增长率就已经是负的。
再往前追溯，是1973年的“一脚刹车”——中国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成立。
整个70年代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晚，稀，少”为主——“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拉长生育间隔，两胎要间隔3-4年左右；“少”是指三个多了，两个正好。1980年9月，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启动。一对夫妻生育超过一个孩子将被定义为超生，并受到经济和行政处罚。
这一政策延续了30多年，直到2016年被废止。
“早在1991年，我国的生育率水平就已经降至更替水平，步入持续稳定的低生育率时代，人口的内在增长率由正转负”，原新打了个比方，“人口列出的刹车在1991年踩下去了，但是列车依然惯性前行了30年，目前所有人口增长惯性即将消耗殆尽，人口将进入稳定的负增长阶段。”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在进入负增长前，中国每年的净增人口的下降趋势在21世纪之初开始显现，在2000年跌入1000万人区间，之后五年到2005年逐步跌入700万区间，再过5年后到2010年跌至640万人。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可能已经错过了窗口期：“2000年到2010年是一个窗口，一个计划生育政策的’战略机遇期’，在那时候调整可能最为有效。”
此后，因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中国的出生率曾出现两次回升，但自2017年至2021年，中国净增人口出现五连降，从2018年的530万人一路狂跌至2021年的48万人。
“负增长是一个阶段性的节点，但不是结束。”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学者黄文政告诉八点健闻。
从区域上来看，我国人口的负增长呈现由点及面不断扩散的特点。“点”是如上海这样的因经济发达而具有少子倾向的地区：早在1993年，上海市的户籍人口已出现负增长，到今天，上海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至0.8，和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韩国持平。
早在20年前，素有“共和国长子”之称的东北地区也陷入了“生育陷阱”。历史原因导致的低出生率和年轻人流向沿海地区的“东南飞”，拉响了当地的人口警报。
到今天，陷入人口负增长的地区，已经超过一半。
根据2021年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中国大陆的31个省份中，已经有16个省份的常住人口出现负增长。
尽管，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这些沿海省份人口依然在增加，但并非是出生率较高的缘故，而是他们都是劳动力流入的省份。
但总的来讲，少子化已经渗透到全国范围内了，“最后全部都会进入负增长阶段。”
人口负增长，意味着什么？
2020年，中国人口净增204万人，2021年，只有48万。
对于中国庞大的14.2亿人口来说，这个数字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这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总数量已经非常接近峰值，几乎等同于“零人口增长”。
出生人口越来越少，继续走下去，就是越来越接近于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相交叉的边缘。
原新告诉八点健闻，变成常态负增长前，往往有一段零人口增长阶段，一般会在零值波动几年，再转向常态化的人口负增长。
“在负增长的初期阶段，人口体量依然庞大，即便是十四五开始负增长，也是早期阶段，人口总量巨大的基本国情不会改变。”
“即便按照2020年的生育率1.3发展，2050总人口还会还在12-13亿以上，在负增长早期阶段，我们依然处于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惯性之中。”原新强调“人口现象演变为人口问题往往存在时间滞后，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只是人口现象，一方面，要超前认识和准备，另一方面，必须明确这种人口现象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匹配，就是问题，匹配就不是问题。”
但值得警惕的是，人口负增长释放出一个紧迫的信号，人口数量下滑的趋势将不可逆转。“如果长期保持这个不可持续发展的话，离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越来越远。”穆光宗说。
黄文政指出，“人口负增长开始比较缓慢，之后会不断加速。如果生育率一直维持在1.2以下的水平，那么人口最终将以每出生一个人去世5个人的速度减少。”
1980年代末，中国的总生育率为2.6，远高于更替水平2.1。自1994年以来，这一数字一直在1.6至1.7之间徘徊，但在2020年下滑至1.3，2021年仅为1.15。
人口学家何亚福告诉八点健闻，人口的增长有惯性，不是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时人口就马上下降的，同理，人口的下降也有惯性。将来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时，即使生育率回升，人口也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惯性减少。
上海保银资本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在接受BBC采访时指出，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可能也比预期更快到来。
这篇报道写道 ：走向人口负增长意味着，在未来数十年里，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将持续萎缩。而更少的劳动力可能意味着更高的工资，这对于制造业来说，可能意味着出口放缓，阻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劳动力萎缩还将凸显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金能否维系等问题。
维多利亚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彭秀建博士在《对话》撰文指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4年达到峰值，预计到2100年将减少到峰值的三分之一以下。预计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将继续攀升，在2080年左右超过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
“这意味着，目前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赡养20名老年人，但到2100年，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将必须赡养多达120名老年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年平均下降1.73%，这意味着除非生产率迅速提高，否则经济增长将大幅放缓。”彭秀建指出，与此同时，中国需要把更多的生产资源用于提供卫生、医疗和养老服务，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的需求。
女性的生育意愿还能拉回来吗？
“人口问题一旦出现，意味着解决人口问题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这是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院的茅倬彦在201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
2021年国家卫健委调查显示，女性的生育意愿继续走低：
育龄女性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4个，低于2017年的1.76个和2019年的1.73个。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和00后的女性生育意愿尤其低：分别为1.54和1.48个。
黄文政认为，1990年年代出生人口曾经历过一次断崖似的下跌，就是90末的人数远低于90初。现在的生育主力逐渐从90初一代转换为90末一代，育龄高峰期女性基数大幅减少，而生育意愿也更低，“这对出生率是双重的打击”。
上述调查认为，经济负担重、子女无人照料和女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等因素已经成为制约生育的主要障碍。
一方面，在年轻人眼中，生育意味着巨大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包括金钱、时间、精力，且可能回报渺茫。
“在农业时代，多一个小孩就多一个劳动力，所以生育是有经济动力的。而现在生养一个小孩，除了在精神上获得一些幸福感，你经济上几乎完全是付出。养孩子是没有收入的，这可能和你的付出是完全不对称的。”黄文政说。
另一方面，许多女性“不生、少生”的原因是担心影响职业发展、遭遇“母职惩罚”。生育后的女性晋升机会减少、地位被边缘化等情况并不罕见。有研究者计算出，中国女性每生育一个子女，工资收入就减少7%。
黄文政认为，生育率的低迷的根本是缺乏经济上的动力。想要真正提升这一代人的生育意愿，需要实实在在的强有力的激励机制。
穆光宗也指出，相比起强调家庭内部的合理分工，鼓励生育更重要的是将家庭生育负担外部化，应当由国家和政府分担生、养、教的成本。对在无形中承担了生育的“外部成本”的主体，国家也要进行补贴，让企业减少因员工生育带来的损失。如此女性员工才有可能得到更平等的对待。
国家卫健委在《决定》一文中强调，当前工作的着力点是完善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而“当前，我国配套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尚不完善，与人口发展形势、与人民群众热切期盼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亟待加快建立健全。”
一个较为完善、能够支撑起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政策框架，主要包括：经济支持政策（津贴或减税）、时间政策（产假或育儿假、弹性工作时间等）、托育服务供给和职场权益保障（保留工作岗位、提供培训等）。此外，“生育友好”还应当对男女两性都友好，不把生养责任推给一方独自承担。
而在目前的中国，女性依旧承担着沉重的养育责任，且难以获得充分的、有效的制度保障：
大部分地区产假仍只有3-4个月，男性法定陪产假只有15天，“孩子谁来带”依旧是个大问题。
中国的学前托育、教育资源仍然供给不足。0～3岁儿童主要由母亲或祖辈照顾，2019 年全国0～3 岁儿童入托率仅为 4.3%，现有资源远远无法充分满足家庭的需求。
何亚福建议在中央层面出台育儿补贴制度，以惠及更多流动人口。“育龄家庭付出很多，但得益的是国家，所以鼓励生育只有中央层面来做最合适。”
但纵观全球，多个经济体，在金钱，政策，环境，文化等多方面作出巨大努力的几十年后，有部分国家的生育率开始有微小的进步；还有部分国家或者地区，生育率和女性的生育意愿仍然不见起色，一路向下。
以瑞典为例，70年代末期，该国的出生率降低到1.60左右。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孕妇权益，比如提供免费医疗保健、较高的育儿补贴，立法禁止解雇孕妇等。
随后，政府大力推广托育服务，并鼓励男性共同做家务、带孩子，还继续延长产假。经过近10多年的努力，到1989年，瑞典生育率回升到2.1。
不过20世纪90年代，一场经济衰退让这些福利缩水了。或许还出于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忧，瑞典家庭又一次减少了生育。90年代末，生育率降至1.5。
经济衰退结束之后，政府将育儿假延长到480天，并提高育儿津贴的金额。
近几年，瑞典的生育率保持在1.8-1.9之间，高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
瑞典的故事告诉我们，将接近1.5的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需要付出怎样大的努力。这努力的结果，又是多么脆弱、容易反复。
而在当下，我们能做的加大力度呼唤和制定更具超前性的政策。
如原新所言：“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之内，即便是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加剧交汇，也还不是中国人口问题最严峻的时候，真正严峻的时候还在30年之后、50年之后，甚至更长周期之后。”无论是否错过“窗口期”，当下所做的一切，都将是对未来的积极准备。
无论是否错过“窗口期”，当下所做的一切，都将是对未来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