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富士康连续发生工人集体逃亡事件，并在本周出现与警察和防疫人员的暴力冲突。时评作家长平认为，郑州富士康工人的行为不是有制度性保障的罢工示威，而是更类似于两百年前的奴隶逃亡与暴动。
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11月23日发表“郑州富士康群聚事件说明”，证实那里发生暴力行为
（德国之声中文网）当富士康郑州园区的工人离开工厂回家的时候，他们不是在罢工，而是在逃亡。
如果工作环境艰苦，劳动报酬不合理，现代工人通常会组织罢工来表达抗议，由此获得谈判筹码，和资方讨价还价。什么样的劳动者完全顾不上、或者根本不可能跟老板谈判，也不想结算工资，甚至不让老板知道，一心只想着从劳动场所逃离呢？那就是奴隶。
在人类奴役史上，从头到尾都能看见奴隶们个体或者集体逃亡的血泪之旅。
一个月前，多个郑州富士康工人逃离工厂、徒步返乡的视频和照片在社媒平台上传播。视频中可见，逃亡者中有些带着行李衣物，有些两手空空，沉默地行走在高速公路边，还有人钻过路旁铁丝网进入杂草丛生的荒郊。
不少善良的当地民众在路边放置矿泉水和点心，供逃亡者免费取用。在政府冷漠无情的“清零”政策之下，这些画面让人感觉到无限的温暖，获得无数赞赏。
然而，我几乎没有看到有人关心这些工人是否领到了应有的薪酬或者合理的补贴，他们来不及带走的私人物品怎样处理，厂方没有按照承诺提供工作条件是否应该赔偿等等。正如十八世纪的美国弗吉尼亚州，人们倘若能够帮助种植园的奴隶逃亡，就已经感天动地了，哪里还会去关心这些奴隶的劳动是否得到合理的薪酬，有没有可能去向拘押和奴役他们的种植园主讨回公道？
当时，在更广大的社会面上，逃亡奴隶得到的帮助微乎其微，更多是对他们的围追堵截。奴隶的主人可以登报广告，悬赏追捕逃亡奴隶。在美国南方的蓄奴州，在法律上奴隶属于奴隶主的私人财产。而在北方的自由州，1850年还通过了协助缉捕逃亡奴隶的法案。
所以，并不奇怪的是，当郑州富士康工人在本周再次大规模出逃的时候，“大白”和警察出现了。他们以“防疫”为名，阻止工人们回家。据报道，11月22日晚，一群员工聚集在大门口，想一起冲出富士康园区，与保安和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当局调来大量警察、特警，以催泪弹和高压水枪进行镇压。
这并不是现代工人在示威抗议活动中与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的冲突，而是更类似于历史上屡屡见到的奴隶暴动。
富士康，只有声明和承诺是不够的
尽管富士康一直从中国没有罢工权利的现代奴隶制度受益，但是在这两次工人逃亡和暴动的事件中，“蓄奴”意愿更强烈的似乎是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的“清零”防疫政策早已经脱离科学和医疗的轨迹，转化为数码化的当代奴隶制。在十多年前，《南方周末》等中国自由派媒体热衷于讨论“臣民”与“公民”，倡导从“臣民社会”过度到“公民社会”。疫情下的中国民众，显然没有古代臣民自由。
中共二十大前夕发生的北京四通桥抗议事件中，抗议者彭立发/彭载舟发布的抗议口号中，也一针见血地喊出“不要封控要自由……不做奴才做公民”，“起来，不愿意做独裁者奴隶的人们”。
每一个中国人都被戴上了数码电子镣铐（健康码），全社会到处都是电子栅栏（健康码查验点）。富士康这样的制造工厂，因为要配合中国政府的现代数码奴役制度，延误了最新苹果手机的出产，还博得了社会公众的同情。
在10月份发生的工人逃亡事件中，据媒体报道，富士康内网连发三条通知，称对自愿留在公司厂区的员工和意愿返乡员工分别进行了保障安排。不过，从这些通报中，没有看到任何关于逃亡者领取薪酬及其他劳工权利申诉的内容。几天之后，网上传出郑州富士康把逃亡者的私人物品大规模垃圾化处理的视频。
本周的暴力事件发生之后，11月23日，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发表声明，强调“对于津贴一向按合约内容履行，并会持续向相关同仁沟通说明”。11月24日，鸿海集团再次表示，郑州园区招聘新员工时，发生了一个与薪酬有关的“技术性错误”，并向员工道歉，“保证实际薪酬与官方招聘海报一致”。
富士康及其母公司鸿海集团可能觉得自己做得不错，既配合了中国政府的“以疫代牢”政策，同时也做出了自己的姿态。他们可能会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把富士康员工和两百年前的奴隶相比，未免有些冤枉？
如果他们读过联合国《禁奴公约》及其《补充公约》，以及相关说明文件，也许就能理解为什么只有声明和承诺是不够的。这些公约及文件认为，劳工组织的建立及工作程序被普遍看作是一种防止劳工被奴役最有效的监测制度。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劳工权利宣言中，基本原则包括“自由结社，切实承认集体讨价还价的权利”及“消除各种形式的强迫劳动或强制劳动”。
郑州富士康连续发生工人集体逃亡事件，并在本周出现与警察和防疫人员的暴力冲突。时评作家长平认为，郑州富士康工人的行为不是有制度性保障的罢工示威，而是更类似于两百年前的奴隶逃亡与暴动。
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11月23日发表“郑州富士康群聚事件说明”，证实那里发生暴力行为
（德国之声中文网）当富士康郑州园区的工人离开工厂回家的时候，他们不是在罢工，而是在逃亡。
如果工作环境艰苦，劳动报酬不合理，现代工人通常会组织罢工来表达抗议，由此获得谈判筹码，和资方讨价还价。什么样的劳动者完全顾不上、或者根本不可能跟老板谈判，也不想结算工资，甚至不让老板知道，一心只想着从劳动场所逃离呢？那就是奴隶。
在人类奴役史上，从头到尾都能看见奴隶们个体或者集体逃亡的血泪之旅。
一个月前，多个郑州富士康工人逃离工厂、徒步返乡的视频和照片在社媒平台上传播。视频中可见，逃亡者中有些带着行李衣物，有些两手空空，沉默地行走在高速公路边，还有人钻过路旁铁丝网进入杂草丛生的荒郊。
不少善良的当地民众在路边放置矿泉水和点心，供逃亡者免费取用。在政府冷漠无情的“清零”政策之下，这些画面让人感觉到无限的温暖，获得无数赞赏。
然而，我几乎没有看到有人关心这些工人是否领到了应有的薪酬或者合理的补贴，他们来不及带走的私人物品怎样处理，厂方没有按照承诺提供工作条件是否应该赔偿等等。正如十八世纪的美国弗吉尼亚州，人们倘若能够帮助种植园的奴隶逃亡，就已经感天动地了，哪里还会去关心这些奴隶的劳动是否得到合理的薪酬，有没有可能去向拘押和奴役他们的种植园主讨回公道？
当时，在更广大的社会面上，逃亡奴隶得到的帮助微乎其微，更多是对他们的围追堵截。奴隶的主人可以登报广告，悬赏追捕逃亡奴隶。在美国南方的蓄奴州，在法律上奴隶属于奴隶主的私人财产。而在北方的自由州，1850年还通过了协助缉捕逃亡奴隶的法案。
所以，并不奇怪的是，当郑州富士康工人在本周再次大规模出逃的时候，“大白”和警察出现了。他们以“防疫”为名，阻止工人们回家。据报道，11月22日晚，一群员工聚集在大门口，想一起冲出富士康园区，与保安和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当局调来大量警察、特警，以催泪弹和高压水枪进行镇压。
这并不是现代工人在示威抗议活动中与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的冲突，而是更类似于历史上屡屡见到的奴隶暴动。
富士康，只有声明和承诺是不够的
尽管富士康一直从中国没有罢工权利的现代奴隶制度受益，但是在这两次工人逃亡和暴动的事件中，“蓄奴”意愿更强烈的似乎是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的“清零”防疫政策早已经脱离科学和医疗的轨迹，转化为数码化的当代奴隶制。在十多年前，《南方周末》等中国自由派媒体热衷于讨论“臣民”与“公民”，倡导从“臣民社会”过度到“公民社会”。疫情下的中国民众，显然没有古代臣民自由。
中共二十大前夕发生的北京四通桥抗议事件中，抗议者彭立发/彭载舟发布的抗议口号中，也一针见血地喊出“不要封控要自由……不做奴才做公民”，“起来，不愿意做独裁者奴隶的人们”。
每一个中国人都被戴上了数码电子镣铐（健康码），全社会到处都是电子栅栏（健康码查验点）。富士康这样的制造工厂，因为要配合中国政府的现代数码奴役制度，延误了最新苹果手机的出产，还博得了社会公众的同情。
在10月份发生的工人逃亡事件中，据媒体报道，富士康内网连发三条通知，称对自愿留在公司厂区的员工和意愿返乡员工分别进行了保障安排。不过，从这些通报中，没有看到任何关于逃亡者领取薪酬及其他劳工权利申诉的内容。几天之后，网上传出郑州富士康把逃亡者的私人物品大规模垃圾化处理的视频。
本周的暴力事件发生之后，11月23日，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发表声明，强调“对于津贴一向按合约内容履行，并会持续向相关同仁沟通说明”。11月24日，鸿海集团再次表示，郑州园区招聘新员工时，发生了一个与薪酬有关的“技术性错误”，并向员工道歉，“保证实际薪酬与官方招聘海报一致”。
富士康及其母公司鸿海集团可能觉得自己做得不错，既配合了中国政府的“以疫代牢”政策，同时也做出了自己的姿态。他们可能会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把富士康员工和两百年前的奴隶相比，未免有些冤枉？
如果他们读过联合国《禁奴公约》及其《补充公约》，以及相关说明文件，也许就能理解为什么只有声明和承诺是不够的。这些公约及文件认为，劳工组织的建立及工作程序被普遍看作是一种防止劳工被奴役最有效的监测制度。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劳工权利宣言中，基本原则包括“自由结社，切实承认集体讨价还价的权利”及“消除各种形式的强迫劳动或强制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