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的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于5月25日遭警察暴力执法而死的事件，如今导致美国多个地方爆发了极为强烈的抗议浪潮，并出现了暴乱以及打砸抢烧事件。
而为了尽快平息这一正在席卷整个美国的民怨风暴，当时用膝盖压住遇害黑人脖子的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警察德雷克·乔文，已经被起诉。
同时，一些为美国发生的这一严重的事件“辩解”的人，也宣称美国的“民主法治”的体系会令肇事警察得到惩罚。
然而，一名美国前联邦检察官今天却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表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在这篇名为“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提起诉讼是容易的，但接下来的工作就难了”的文章中，曾担任过美国联邦检察官，目前在美国乔治敦大学担任法学教授的保罗·巴特勒（Paul Butler）就表示，虽然导致弗洛伊德死亡的白人警察乔文终于被起诉，但困难的地方才刚刚开始。
（截图来自巴特勒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文章）
“随着针对乔文的案子从民意的法庭转向亨内平县区法院，公诉人在给他定罪前遭遇到重重阻碍”，巴特勒写道。
他还指出，虽然他理解很多人不满意以“三级谋杀”和“二级误杀”的罪名起诉乔文，认为这俩罪名不够严厉，但在他看来，这才是“实现正义”的一条“合理”的路径。
接下来，巴特勒在文章中详细介绍了在美国起诉一名在执法中导致被执法对象死亡的警察，有多“难”。
不过，在这之前，同样身为非裔美国人的巴特勒，先吐槽了一番乔文被逮捕的过程，称这名导致弗洛伊德死亡的白人警察是在美国多地的抗议爆发后，才真正被收押的。
巴特勒讽刺说，逮捕一个人会如此困难，这对于一名美国黑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几年里，巴特勒曾多次在多家西方媒体撰文，表示美国黑人真的很容易被警察的“骚扰”，也更容易被遭捕——就连他自己，一个前美国联邦检察官，都曾因为一个他并没有犯下的罪名而被警察逮捕过，尽管后来他被释放。
“但作为一个前检察官，我十分清楚给一名警察定罪有多难”，巴特勒写道。
（图为英国《卫报》3年前刊登的一篇巴特勒的人物报道）
有多难呢？根据巴特勒的介绍，自2005年以来，有大约100名警察因为使用致命武力而被以杀人罪起诉。
然而，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最后都被释放了，要么是因为案件被法庭驳回，要么是因为他们被法庭认定无罪。
同时，在2005年到2019年间，只有35个起诉警察杀人的案件最终熬到了警察被定罪的判决，但这些判决定的也只是误杀（manslaughter，也被译作“非预谋杀人”）或过失杀人（negligent homicide），并不是谋杀（murder）。
巴特勒说，警察被告的案子在法庭上呈现出的这种艰难，也与普通人因杀人被告的案子形成了鲜明对比。涉及后者的案子，公诉人90%的情况下都会胜诉，或是让这些不是警察的被告认罪。
“控告一名警察从一开始就是事倍功半的”，巴特勒继续介绍说，这一方面是因为出庭作证，而且时常是作为主要证人的其他警察，往往不愿意配合检察官指控涉案警察的工作，甚至会表现得充满敌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美国最高法院对于警察使用致命武力的相关法规，也令陪审团更容易从警察的视角去评估案件的证据。
“即便陪审团认为（警察）犯罪了，他们通常也不愿意（给警察）定罪，因为他们会认为惩罚一个因执行自己的职责而犯下错误的警察是不公平的”，巴特勒写道。
因此，巴特勒指出，用什么罪名去起诉一个警察就至关重要了。
随后，巴特勒结合弗洛伊德和乔文的这个案子阐述说，涉及杀人的犯罪一般包含两个因素，一个是行为，一个是动机，其中“行为”层面是致人死亡。
然而在弗洛伊德之死的案子中，巴特勒认为想在行为层面坐实乔文的罪名是有一定困难的，因为从弗洛伊德的尸检报告来看，他的死与他自身存在的健康问题有关，这就意味着控辩双方都会在这方面做文章，请来各自的专家去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分析这个尸检报告。
对此，巴特勒认为陪审团在面对这个问题是应该从“常识”的角度去破题，即弗洛伊德的死基本上不可能只是一种偶然，而是与乔文采用的压脖子这种危险的制服动作有关系。
除了在行为层面对乔文定罪存在一定难度外，在动机上对这名涉嫌杀害弗洛伊德的警察进行指控，难度则更大。
巴特勒就表示，这是因为在“动机”层面，要看被告在受害者遇害时的是怎么想的。他举例说，比如对于醉驾撞死人这种意外杀人的案子，被告更容易被定为“过失杀人”；而对于情绪上头后所发生的那种“激情杀人”，则更容易被定为“误杀/非预谋杀人”。至于谋杀，则是所有杀人罪中最严重的。
但在明尼苏达州，若想按照弗洛伊德的家人和律师表示的那样给乔文定罪“谋杀”，检察官就得证明对陪审团证明乔文有杀死弗洛伊德的动机。巴特勒认为，这就不如从“三级谋杀”入手起诉乔文了，因为陪审团只要检验乔文的行为是否“非常危险”（eminently dangerous），是否对人的生命表现出一种堕落的冷漠（depraved indifference）就可以了，而检察官也更容易结合此案的证据去证明在弗洛伊德已经求救的情况下，乔文仍然选择践踏他生命的行为有多么残忍。
最后，巴特勒再次表示，他虽然完全理解人们希望乔文获得一个与他的罪孽程度更相符的罪名，即“一级谋杀”这种将面临终身监禁的刑罚，而不是最高刑期25年的“三级谋杀”（而且警察还更不容易被判到顶格的刑期）。但他认为只要能将乔文定罪为杀人犯，这就是会伴随这个肇事警察一辈子的标签。所以他更支持用“三级谋杀”这种定罪机会更大的罪名去起诉乔文。
不过，巴特勒同时也指出，乔文也仍然存在被判无罪的“风险”。他说，一旦出现这种局面，这将不仅仅是检察官的失败，更是所有希望看到正义得到伸张的美国人的失败。
但巴特勒写到这里时，并没有提到若出现这种情况是否代表美国法律的不公平，而认为检察官若想避免这种情况，赢下官司，那么从“三级谋杀”起诉，就总比无法定罪要好（原话为：a third-degree murder conviction is better than no conviction at all）。
美国因“黑人之死”陷暴乱 香港反对派议员集体噤声
【海外网6月2日综合报道】在美国黑人男子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粗暴执法死亡后，全美已连续多日爆发抗议活动。向来声称“坚决反对警暴”、追求“民主自由”的香港反对派却一反常态，集体噤声，就该起事件表现得相当低调。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1日，记者追访了香港立法会全体反对派议员，查询他们对于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引发全美抗议的态度。记者一共问了两个问题：1.是否支持美国政府“止暴制乱”，2.是否支持美国民众抗议美国警察施暴，结果反对派议员几乎“集体噤声”，纷纷拒绝就此事作出回应。
图源：香港《文汇报》
报道称，大多数反对派议员均拒绝回应，有的则是根本未联系上，还有人以自己“未身处美国，不知情况”“赶时间”“有其他工作”搪塞。其中，反对派议员尹兆坚称“自己不在美国，好难讲”，郑松泰则称“美国的事不关香港的事，回应来做什么”，毛孟静则答非所问，称“好感动见到有警察站出来举牌，要求停止暴乱”，仅工党张超雄支持美国人民站出来，但对于美国政府的执法手段则拒绝回应。
对此，香港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张国钧表示，美国这次示威，成为了香港反对派的一面照妖镜，使得香港反对派的丑陋面目表露无遗，清楚地照出了他们的“多重标准”及因人而异的劣行，同时也让更多香港市民看清，反对派绝非真正的代表“民主”。
张国钧表示，同样的破坏，在香港叫“抗争”，在美国就是“暴乱”；同样的示威者，在香港叫“义士”，在美国就叫“暴徒”；同样的催泪弹，在香港使用是“镇压和平示威”，在美国使用就是“恢复社会秩序”。
张国钧称，美国政府止暴制乱的命令让香港反对派的处境十分尴尬，讽刺称有关人等当然不敢“批评主子”，然而若是附和美国止暴制乱，就是自己打自己嘴巴，“过去一年，反对派在立法会不断批评港警‘滥暴’，甚至无理要求解散香港警队，对比美国警察如今的表现，更凸显香港警队是一支优秀的纪律部队和文明之师，”张国钧如是说。
对于反对派集体噤声的行为，香港立法会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议员马逢国直指他们是“刻意视若无睹”。马逢国指出，反对派明显是“多重标准”，当日高调批评香港警方执法，现在看见美国警方如何对待示威者，当然不敢回应，而且也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在1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回应“有人将美国抗议示威同香港抗议活动相提并论的问题”，赵立坚表示，这两者起因完全不同。在香港修例风波中，内外敌对势力肆无忌惮地进行各种分裂国家、颠覆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港独”和黑色暴力活动是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而美国发生的抗议活动的起因，美国媒体已经报道的非常充分了。“恐怕很多人也想问同样的问题：为什么美方将香港的所谓“港独”和黑色暴力分子美化为英雄，而将美国国内抗议种族歧视的民众称之为暴徒？为什么美方对香港警察克制文明执法横加指责，却对国内抗议者威胁开枪射击，甚至动用国民警卫队？”赵立坚指出，美方的做法是最典型的“世界驰名双重标准”，这背后反映出的问题是值得人们深思和警惕的。（海外网 张莎莎）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的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于5月25日遭警察暴力执法而死的事件，如今导致美国多个地方爆发了极为强烈的抗议浪潮，并出现了暴乱以及打砸抢烧事件。
而为了尽快平息这一正在席卷整个美国的民怨风暴，当时用膝盖压住遇害黑人脖子的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警察德雷克·乔文，已经被起诉。
同时，一些为美国发生的这一严重的事件“辩解”的人，也宣称美国的“民主法治”的体系会令肇事警察得到惩罚。
然而，一名美国前联邦检察官今天却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表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在这篇名为“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提起诉讼是容易的，但接下来的工作就难了”的文章中，曾担任过美国联邦检察官，目前在美国乔治敦大学担任法学教授的保罗·巴特勒（Paul Butler）就表示，虽然导致弗洛伊德死亡的白人警察乔文终于被起诉，但困难的地方才刚刚开始。
（截图来自巴特勒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文章）
“随着针对乔文的案子从民意的法庭转向亨内平县区法院，公诉人在给他定罪前遭遇到重重阻碍”，巴特勒写道。
他还指出，虽然他理解很多人不满意以“三级谋杀”和“二级误杀”的罪名起诉乔文，认为这俩罪名不够严厉，但在他看来，这才是“实现正义”的一条“合理”的路径。
（截图来自巴特勒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文章）
接下来，巴特勒在文章中详细介绍了在美国起诉一名在执法中导致被执法对象死亡的警察，有多“难”。
不过，在这之前，同样身为非裔美国人的巴特勒，先吐槽了一番乔文被逮捕的过程，称这名导致弗洛伊德死亡的白人警察是在美国多地的抗议爆发后，才真正被收押的。
巴特勒讽刺说，逮捕一个人会如此困难，这对于一名美国黑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几年里，巴特勒曾多次在多家西方媒体撰文，表示美国黑人真的很容易被警察的“骚扰”，也更容易被遭捕——就连他自己，一个前美国联邦检察官，都曾因为一个他并没有犯下的罪名而被警察逮捕过，尽管后来他被释放。
“但作为一个前检察官，我十分清楚给一名警察定罪有多难”，巴特勒写道。
（图为英国《卫报》3年前刊登的一篇巴特勒的人物报道）
有多难呢？根据巴特勒的介绍，自2005年以来，有大约100名警察因为使用致命武力而被以杀人罪起诉。
然而，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最后都被释放了，要么是因为案件被法庭驳回，要么是因为他们被法庭认定无罪。
同时，在2005年到2019年间，只有35个起诉警察杀人的案件最终熬到了警察被定罪的判决，但这些判决定的也只是误杀（manslaughter，也被译作“非预谋杀人”）或过失杀人（negligent homicide），并不是谋杀（murder）。
巴特勒说，警察被告的案子在法庭上呈现出的这种艰难，也与普通人因杀人被告的案子形成了鲜明对比。涉及后者的案子，公诉人90%的情况下都会胜诉，或是让这些不是警察的被告认罪。
（截图来自巴特勒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文章）
“控告一名警察从一开始就是事倍功半的”，巴特勒继续介绍说，这一方面是因为出庭作证，而且时常是作为主要证人的其他警察，往往不愿意配合检察官指控涉案警察的工作，甚至会表现得充满敌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美国最高法院对于警察使用致命武力的相关法规，也令陪审团更容易从警察的视角去评估案件的证据。
“即便陪审团认为（警察）犯罪了，他们通常也不愿意（给警察）定罪，因为他们会认为惩罚一个因执行自己的职责而犯下错误的警察是不公平的”，巴特勒写道。
（截图来自巴特勒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文章）
因此，巴特勒指出，用什么罪名去起诉一个警察就至关重要了。
随后，巴特勒结合弗洛伊德和乔文的这个案子阐述说，涉及杀人的犯罪一般包含两个因素，一个是行为，一个是动机，其中“行为”层面是致人死亡。
然而在弗洛伊德之死的案子中，巴特勒认为想在行为层面坐实乔文的罪名是有一定困难的，因为从弗洛伊德的尸检报告来看，他的死与他自身存在的健康问题有关，这就意味着控辩双方都会在这方面做文章，请来各自的专家去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分析这个尸检报告。
对此，巴特勒认为陪审团在面对这个问题是应该从“常识”的角度去破题，即弗洛伊德的死基本上不可能只是一种偶然，而是与乔文采用的压脖子这种危险的制服动作有关系。
（截图来自巴特勒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文章）
除了在行为层面对乔文定罪存在一定难度外，在动机上对这名涉嫌杀害弗洛伊德的警察进行指控，难度则更大。
巴特勒就表示，这是因为在“动机”层面，要看被告在受害者遇害时的是怎么想的。他举例说，比如对于醉驾撞死人这种意外杀人的案子，被告更容易被定为“过失杀人”；而对于情绪上头后所发生的那种“激情杀人”，则更容易被定为“误杀/非预谋杀人”。至于谋杀，则是所有杀人罪中最严重的。
但在明尼苏达州，若想按照弗洛伊德的家人和律师表示的那样给乔文定罪“谋杀”，检察官就得证明对陪审团证明乔文有杀死弗洛伊德的动机。巴特勒认为，这就不如从“三级谋杀”入手起诉乔文了，因为陪审团只要检验乔文的行为是否“非常危险”（eminently dangerous），是否对人的生命表现出一种堕落的冷漠（depraved indifference）就可以了，而检察官也更容易结合此案的证据去证明在弗洛伊德已经求救的情况下，乔文仍然选择践踏他生命的行为有多么残忍。
（截图来自巴特勒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文章）
最后，巴特勒再次表示，他虽然完全理解人们希望乔文获得一个与他的罪孽程度更相符的罪名，即“一级谋杀”这种将面临终身监禁的刑罚，而不是最高刑期25年的“三级谋杀”（而且警察还更不容易被判到顶格的刑期）。但他认为只要能将乔文定罪为杀人犯，这就是会伴随这个肇事警察一辈子的标签。所以他更支持用“三级谋杀”这种定罪机会更大的罪名去起诉乔文。
不过，巴特勒同时也指出，乔文也仍然存在被判无罪的“风险”。他说，一旦出现这种局面，这将不仅仅是检察官的失败，更是所有希望看到正义得到伸张的美国人的失败。
但巴特勒写到这里时，并没有提到若出现这种情况是否代表美国法律的不公平，而认为检察官若想避免这种情况，赢下官司，那么从“三级谋杀”起诉，就总比无法定罪要好（原话为：a third-degree murder conviction is better than no conviction at all）。
（截图来自巴特勒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文章）
美国因“黑人之死”陷暴乱 香港反对派议员集体噤声
【海外网6月2日综合报道】在美国黑人男子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粗暴执法死亡后，全美已连续多日爆发抗议活动。向来声称“坚决反对警暴”、追求“民主自由”的香港反对派却一反常态，集体噤声，就该起事件表现得相当低调。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1日，记者追访了香港立法会全体反对派议员，查询他们对于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引发全美抗议的态度。记者一共问了两个问题：1.是否支持美国政府“止暴制乱”，2.是否支持美国民众抗议美国警察施暴，结果反对派议员几乎“集体噤声”，纷纷拒绝就此事作出回应。
图源：香港《文汇报》
报道称，大多数反对派议员均拒绝回应，有的则是根本未联系上，还有人以自己“未身处美国，不知情况”“赶时间”“有其他工作”搪塞。其中，反对派议员尹兆坚称“自己不在美国，好难讲”，郑松泰则称“美国的事不关香港的事，回应来做什么”，毛孟静则答非所问，称“好感动见到有警察站出来举牌，要求停止暴乱”，仅工党张超雄支持美国人民站出来，但对于美国政府的执法手段则拒绝回应。
对此，香港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张国钧表示，美国这次示威，成为了香港反对派的一面照妖镜，使得香港反对派的丑陋面目表露无遗，清楚地照出了他们的“多重标准”及因人而异的劣行，同时也让更多香港市民看清，反对派绝非真正的代表“民主”。
张国钧表示，同样的破坏，在香港叫“抗争”，在美国就是“暴乱”；同样的示威者，在香港叫“义士”，在美国就叫“暴徒”；同样的催泪弹，在香港使用是“镇压和平示威”，在美国使用就是“恢复社会秩序”。
张国钧称，美国政府止暴制乱的命令让香港反对派的处境十分尴尬，讽刺称有关人等当然不敢“批评主子”，然而若是附和美国止暴制乱，就是自己打自己嘴巴，“过去一年，反对派在立法会不断批评港警‘滥暴’，甚至无理要求解散香港警队，对比美国警察如今的表现，更凸显香港警队是一支优秀的纪律部队和文明之师，”张国钧如是说。
对于反对派集体噤声的行为，香港立法会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议员马逢国直指他们是“刻意视若无睹”。马逢国指出，反对派明显是“多重标准”，当日高调批评香港警方执法，现在看见美国警方如何对待示威者，当然不敢回应，而且也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在1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回应“有人将美国抗议示威同香港抗议活动相提并论的问题”，赵立坚表示，这两者起因完全不同。在香港修例风波中，内外敌对势力肆无忌惮地进行各种分裂国家、颠覆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港独”和黑色暴力活动是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而美国发生的抗议活动的起因，美国媒体已经报道的非常充分了。“恐怕很多人也想问同样的问题：为什么美方将香港的所谓“港独”和黑色暴力分子美化为英雄，而将美国国内抗议种族歧视的民众称之为暴徒？为什么美方对香港警察克制文明执法横加指责，却对国内抗议者威胁开枪射击，甚至动用国民警卫队？”赵立坚指出，美方的做法是最典型的“世界驰名双重标准”，这背后反映出的问题是值得人们深思和警惕的。（海外网 张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