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川核电站是距离东日本大地震震中最近的核电站。
当地时间10月29日19时，日本东北电力公司重启了位于宫城县的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核反应堆，该核电站与福岛第一核电站同为“沸水型”核电站。这是该类型核电站时隔13年后的首次重启，也是地震灾区核电站的首次重启。
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引发了13米高的海啸，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此后，日本政府陆续关停境内所有核电站。但“弃核”仅两年后，日本逐步重启核电计划，截至目前已经重启了13个反应堆。
东北电力公司称，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核反应堆于10月30日凌晨前达到持续裂变反应的临界状态，并将于11月7日恢复发电，12月开始商业运营。
◆据东北电力介绍，10月29日晚开始抑制反应堆内核裂变的137根控制棒拔出作业并启动反应堆。
在一些人看来，这一事件不仅意味着日本电力结构的重大转型，更是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反思与争议后，该国向未来能源安全迈出的大胆一步。
“具有里程碑意义”
女川核电站是距离3·11东日本大地震震中最近的核电站，共有三个机组核反应堆，当年同样遭受了海啸袭击。这里所处的海拔高度为14.8米，地震导致正在工作中的2号机组反应堆厂房地下浸水。当时外部电源5条线路中有4条停止工作，最终通过利用剩下的电源维持冷却状态，使三个机组停止工作。
重启的这座反应堆位于福岛第一核电站以北约100公里处。不过，它没像福岛第一核电站那样发生核泄漏，灾后一直处于维修状态。除去2号机组，另两个机组中的一个准备退役，另一个尚未通过重启审批程序。
◆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反应堆远景。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武藤容治形容，女川核电站的重启“具有里程碑意义”。他预计今后的电力需求将进一步增加。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武藤容治形容，女川核电站的重启“具有里程碑意义”。
由于核反应堆恢复运行的延迟，包括首都圈在内的日本东部地区时常遭遇电力短缺。日本最大商业游说团体经济团体联合会一直敦促政府加快核电复兴步伐。考虑到东日本地区供电结构的脆弱性、东西部的电价差距、以及去碳化促经济发展等因素，女川核电站的重启的确意义非凡。
自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后，日本当时运行的54座商业核电站全数关闭，包括福岛第一核电站在内的21个反应堆也随之退役。剩下的33个仍具备运行条件的反应堆则需要经历安全检查和必要的升级。
在此之前，已有6座核电站的12个反应堆重新启动，但它们全部位于日本西部，女川核电站是东部的第一座。
2012年，日本成立监管核能安全的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次年6月正式通过核电站安全新标准。新标准吸取了福岛核事故的教训，制定了核电站运行所需的最低条件和设备规则，并规定重启反应堆之前必须通过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审查。
审查过程的进展因反应堆类型而异。反应堆主要分为沸水型和压水型反应堆，相对于压水型反应堆，沸水型的安全措施更为复杂，接受检查的进度也相对更慢。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属于沸水型反应堆，输出功率为82.5万千瓦，可满足162万户家庭的年用电量。
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西部的川内核电站1、2号机组，玄海核电站3、4号机组，高浜核电站1、2、3、4号机组，大饭核电站3、4号机组，美浜核电站3号机组，伊方核电站3号机组，以及东部地区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的重启工作。
通过重启许可但尚未启动的核电站有东日本电力公司的柏崎刈羽核电站6、7号机组、日本中国电力公司的岛根2号机组，以及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的东海第二核电站机组。
其中，柏崎刈羽核电站6、7号机组早在2017年就通过新标准审查，但重启计划始终未能通过地方当局的同意。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于2020年2月通过新标准审查，同年11月，宫城县知事村井嘉浩表示同意重启。在它之后，岛根2号机组计划于今年12月重启运行。
支持与反对势力博弈
对于女川核电站的重启，当地民众的情感颇为复杂。一些人充满期待，也有不少人保持警惕。
10月29日这天，宫城县多地爆发了抗议活动。“我们想要和平的生活，我们反对所有侵犯基本人权的核电站。抗议重启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在女川核电站门外，约30名抗议者如此呼吁。
◆10月29日，当地民众在东北电力公司总部前抗议女川核电站的重启。
女川町町长须田善明坦言：“这才是真正的开始。”他所说的开始除了重启核电站能满足更多供电需求外，背后更指向它能带来的经济效益。
◆女川町町长须田善明期待核电站重启能给当地带来经济效益。
对于女川町这座人口不到6000人的小镇来说，核电站是其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之一。根据女川町本年度的财政预算，99亿日元的财政收入中，与核电站相关的固定资产税收高达22亿日元以上。当地政府表示，会将这些收入用于城镇的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
当地居民在接受日媒采访时说，核电站的重启将会让周边变得更加热闹，空置的宿舍入住率会提高，与核电相关的企业将陆续搬来，餐馆生意也会更好。亦有居民说，只要一直保持警惕，在提高安全隐患防护意识下发展核能未尝不可。
据女川町Suimin Inn酒店总经理铃木伸辅介绍，去年8月该酒店客房基本住满，现在由于各项培训刚刚结束，入住人数只有高峰期的三分之一。未来，该酒店将致力于服务更多游客和前来培训的企业客户。
有人批判，上述收益是在“发核电财”，须田对这一说法感到不悦，他认为是因为核电存在风险，人们看到它时往往带有偏见，所以才有这种表达方式。
事实上，早在50多年前，当地就出现了拥核派和反核派两方，并展开激烈对抗。
“核能和原子弹的本质一样，说明它们都是危险的。”这句话出自当地反核运动的中坚力量阿部美纪子。阿部美纪子从1970年代就参与反核运动，当时她与身为日本全国渔业协会联合会成员的父亲一同站在了运动最前沿。父亲2012年去世后，阿部美纪子继承了他的遗志，发起更多反核运动。
◆阿部美纪子参与抗议重启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活动。
2021年5月，女川附近的石卷市民曾向仙台地方法院提出诉讼，指控地方政府的疏散计划不够完善，要求禁止女川核电站重启。即便法院于2023年5月驳回该诉讼，反对声音依然不绝于耳。原告方之后继续上诉，仙台高等法院将于今年11月27日宣判。
作为全球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袭击过的国家，战后初期的日本一度对发展核能非常抵触，但这种态度并未持续多久。根据日本内阁府的民调，1960年代初，日本民众对于发展核电已经持有压倒性的支持态度。
然而，1960年代末，日本核动力船舶“MUTU”号发生核泄漏事故后，公众对核能的支持率大幅下降。此后由于核电站为日本能源供应做出贡献，加上人们对于事故的记忆逐渐消退，民间对于核能的好感逐渐恢复。直到1980年代乌克兰切尔诺贝利事件乃至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后，核威胁再次给日本敲响警钟。
然而，近几年来日本物价持续上涨，国民收入多年未有明显增加，加之供电紧缺，民意又出现了微妙变化。可以说，对于核能，日本人始终处于爱恨交织的矛盾之中。
日本执着核能的背后
除了核能本身存在的安全问题外，维护其安全措施的成本也非常高。日本《朝日新闻》的一项调查显示，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发生后，11家电力公司的核电站安全维护措施总成本已超过6万亿日元，大大削弱了核能发电的成本优势。即便如此，日本依然执着于发展核能，背后实为“无奈之举”。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除核电以外几乎95%以上的能源都依赖海外进口。然而由于国际能源价格上涨、货币贬值、中东局势不稳、国际形势变幻莫测，给日本带来巨大压力。
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曾让日本遭遇重挫。将核电作为能源后，日本的能源自给率提高到了20%。但核事故后情况骤变，截至2023年3月，核电在日本电力结构中的占比仅为6%。与其他能源相比，核电具有稳定的供给优势，也易于储备。此外，发电过程中不产生二氧化碳的特点也是日本青睐核能的主因之一。
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后，由于日本在核电运营和管理方面频频爆出丑闻，民间反核运动一度高涨。为了平息舆论压力，时任首相菅直人宣布关闭境内所有核电站，此后两年间，日本各地相继“弃核”，这一政策也是由当时执政的民主党所推进。然而，当自民党卷土重来后，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很快着手推动核电站的重启计划，时至今日已见成效。
自民党在有关“环境·能源”课题的选举公约中明确提到，“政府将最大限度提高节能力度，活用核能，以期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并确保能源安全。政府将努力改善商业环境，在电力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提高脱碳能源供应率。以对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诚恳反省为起点，在得到当地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理解的基础上，致力于推动核电站的重启。”
刚刚落幕的国会众议院选举中，议席大幅增加的立宪民主党虽然声称不允许新建或增建核电站，在没有有效的疏散计划和地方协议的前提下不允许重启核电站，但其实并未全面否定核电站的重启计划。
可以说，重启核电是日本在能源紧缺的先天劣势下所得出的最优解，然而这并不能拂去其国内乃至海外民众心中的愁云。
◆抗议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重启的市民。
◆女川核电站是距离东日本大地震震中最近的核电站。
当地时间10月29日19时，日本东北电力公司重启了位于宫城县的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核反应堆，该核电站与福岛第一核电站同为“沸水型”核电站。这是该类型核电站时隔13年后的首次重启，也是地震灾区核电站的首次重启。
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引发了13米高的海啸，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此后，日本政府陆续关停境内所有核电站。但“弃核”仅两年后，日本逐步重启核电计划，截至目前已经重启了13个反应堆。
东北电力公司称，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核反应堆于10月30日凌晨前达到持续裂变反应的临界状态，并将于11月7日恢复发电，12月开始商业运营。
◆据东北电力介绍，10月29日晚开始抑制反应堆内核裂变的137根控制棒拔出作业并启动反应堆。
在一些人看来，这一事件不仅意味着日本电力结构的重大转型，更是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反思与争议后，该国向未来能源安全迈出的大胆一步。
“具有里程碑意义”
女川核电站是距离3·11东日本大地震震中最近的核电站，共有三个机组核反应堆，当年同样遭受了海啸袭击。这里所处的海拔高度为14.8米，地震导致正在工作中的2号机组反应堆厂房地下浸水。当时外部电源5条线路中有4条停止工作，最终通过利用剩下的电源维持冷却状态，使三个机组停止工作。
重启的这座反应堆位于福岛第一核电站以北约100公里处。不过，它没像福岛第一核电站那样发生核泄漏，灾后一直处于维修状态。除去2号机组，另两个机组中的一个准备退役，另一个尚未通过重启审批程序。
◆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反应堆远景。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武藤容治形容，女川核电站的重启“具有里程碑意义”。他预计今后的电力需求将进一步增加。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武藤容治形容，女川核电站的重启“具有里程碑意义”。
由于核反应堆恢复运行的延迟，包括首都圈在内的日本东部地区时常遭遇电力短缺。日本最大商业游说团体经济团体联合会一直敦促政府加快核电复兴步伐。考虑到东日本地区供电结构的脆弱性、东西部的电价差距、以及去碳化促经济发展等因素，女川核电站的重启的确意义非凡。
自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后，日本当时运行的54座商业核电站全数关闭，包括福岛第一核电站在内的21个反应堆也随之退役。剩下的33个仍具备运行条件的反应堆则需要经历安全检查和必要的升级。
在此之前，已有6座核电站的12个反应堆重新启动，但它们全部位于日本西部，女川核电站是东部的第一座。
2012年，日本成立监管核能安全的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次年6月正式通过核电站安全新标准。新标准吸取了福岛核事故的教训，制定了核电站运行所需的最低条件和设备规则，并规定重启反应堆之前必须通过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审查。
审查过程的进展因反应堆类型而异。反应堆主要分为沸水型和压水型反应堆，相对于压水型反应堆，沸水型的安全措施更为复杂，接受检查的进度也相对更慢。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属于沸水型反应堆，输出功率为82.5万千瓦，可满足162万户家庭的年用电量。
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西部的川内核电站1、2号机组，玄海核电站3、4号机组，高浜核电站1、2、3、4号机组，大饭核电站3、4号机组，美浜核电站3号机组，伊方核电站3号机组，以及东部地区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的重启工作。
通过重启许可但尚未启动的核电站有东日本电力公司的柏崎刈羽核电站6、7号机组、日本中国电力公司的岛根2号机组，以及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的东海第二核电站机组。
其中，柏崎刈羽核电站6、7号机组早在2017年就通过新标准审查，但重启计划始终未能通过地方当局的同意。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于2020年2月通过新标准审查，同年11月，宫城县知事村井嘉浩表示同意重启。在它之后，岛根2号机组计划于今年12月重启运行。
支持与反对势力博弈
对于女川核电站的重启，当地民众的情感颇为复杂。一些人充满期待，也有不少人保持警惕。
10月29日这天，宫城县多地爆发了抗议活动。“我们想要和平的生活，我们反对所有侵犯基本人权的核电站。抗议重启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在女川核电站门外，约30名抗议者如此呼吁。
◆10月29日，当地民众在东北电力公司总部前抗议女川核电站的重启。
女川町町长须田善明坦言：“这才是真正的开始。”他所说的开始除了重启核电站能满足更多供电需求外，背后更指向它能带来的经济效益。
◆女川町町长须田善明期待核电站重启能给当地带来经济效益。
对于女川町这座人口不到6000人的小镇来说，核电站是其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之一。根据女川町本年度的财政预算，99亿日元的财政收入中，与核电站相关的固定资产税收高达22亿日元以上。当地政府表示，会将这些收入用于城镇的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
当地居民在接受日媒采访时说，核电站的重启将会让周边变得更加热闹，空置的宿舍入住率会提高，与核电相关的企业将陆续搬来，餐馆生意也会更好。亦有居民说，只要一直保持警惕，在提高安全隐患防护意识下发展核能未尝不可。
据女川町Suimin Inn酒店总经理铃木伸辅介绍，去年8月该酒店客房基本住满，现在由于各项培训刚刚结束，入住人数只有高峰期的三分之一。未来，该酒店将致力于服务更多游客和前来培训的企业客户。
有人批判，上述收益是在“发核电财”，须田对这一说法感到不悦，他认为是因为核电存在风险，人们看到它时往往带有偏见，所以才有这种表达方式。
事实上，早在50多年前，当地就出现了拥核派和反核派两方，并展开激烈对抗。
“核能和原子弹的本质一样，说明它们都是危险的。”这句话出自当地反核运动的中坚力量阿部美纪子。阿部美纪子从1970年代就参与反核运动，当时她与身为日本全国渔业协会联合会成员的父亲一同站在了运动最前沿。父亲2012年去世后，阿部美纪子继承了他的遗志，发起更多反核运动。
◆阿部美纪子参与抗议重启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活动。
2021年5月，女川附近的石卷市民曾向仙台地方法院提出诉讼，指控地方政府的疏散计划不够完善，要求禁止女川核电站重启。即便法院于2023年5月驳回该诉讼，反对声音依然不绝于耳。原告方之后继续上诉，仙台高等法院将于今年11月27日宣判。
作为全球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袭击过的国家，战后初期的日本一度对发展核能非常抵触，但这种态度并未持续多久。根据日本内阁府的民调，1960年代初，日本民众对于发展核电已经持有压倒性的支持态度。
然而，1960年代末，日本核动力船舶“MUTU”号发生核泄漏事故后，公众对核能的支持率大幅下降。此后由于核电站为日本能源供应做出贡献，加上人们对于事故的记忆逐渐消退，民间对于核能的好感逐渐恢复。直到1980年代乌克兰切尔诺贝利事件乃至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后，核威胁再次给日本敲响警钟。
然而，近几年来日本物价持续上涨，国民收入多年未有明显增加，加之供电紧缺，民意又出现了微妙变化。可以说，对于核能，日本人始终处于爱恨交织的矛盾之中。
日本执着核能的背后
除了核能本身存在的安全问题外，维护其安全措施的成本也非常高。日本《朝日新闻》的一项调查显示，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发生后，11家电力公司的核电站安全维护措施总成本已超过6万亿日元，大大削弱了核能发电的成本优势。即便如此，日本依然执着于发展核能，背后实为“无奈之举”。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除核电以外几乎95%以上的能源都依赖海外进口。然而由于国际能源价格上涨、货币贬值、中东局势不稳、国际形势变幻莫测，给日本带来巨大压力。
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曾让日本遭遇重挫。将核电作为能源后，日本的能源自给率提高到了20%。但核事故后情况骤变，截至2023年3月，核电在日本电力结构中的占比仅为6%。与其他能源相比，核电具有稳定的供给优势，也易于储备。此外，发电过程中不产生二氧化碳的特点也是日本青睐核能的主因之一。
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后，由于日本在核电运营和管理方面频频爆出丑闻，民间反核运动一度高涨。为了平息舆论压力，时任首相菅直人宣布关闭境内所有核电站，此后两年间，日本各地相继“弃核”，这一政策也是由当时执政的民主党所推进。然而，当自民党卷土重来后，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很快着手推动核电站的重启计划，时至今日已见成效。
自民党在有关“环境·能源”课题的选举公约中明确提到，“政府将最大限度提高节能力度，活用核能，以期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并确保能源安全。政府将努力改善商业环境，在电力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提高脱碳能源供应率。以对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诚恳反省为起点，在得到当地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理解的基础上，致力于推动核电站的重启。”
刚刚落幕的国会众议院选举中，议席大幅增加的立宪民主党虽然声称不允许新建或增建核电站，在没有有效的疏散计划和地方协议的前提下不允许重启核电站，但其实并未全面否定核电站的重启计划。
可以说，重启核电是日本在能源紧缺的先天劣势下所得出的最优解，然而这并不能拂去其国内乃至海外民众心中的愁云。
◆抗议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重启的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