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就在一年前，我和同事们兴奋地排队接种了第一针新冠疫苗。虽然推迟了假日聚会，但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接种疫苗的照片，向自己承诺2021年将会有所不同。
事实也确实如此。疫苗以及不断下降的病例数让我们当中最脆弱的人也能重新进入这个世界，谨慎地计划旅行，并且对生活抱有希望。但现在，随着传染性极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株席卷全国，人们很容易产生挫败感。当我在手机上浏览新闻时，我发现自己在疲惫的冷漠、焦虑和沮丧情绪之间摇摆。
但奥密克戎并不等于疫苗的失败，也不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必须永远被这种病毒主宰。恰恰相反。我们现在的情况虽然与一年前的想象有所不同，但我们仍有理由抱有希望。我们拥有的工具和知识应该使我们能够保持安全并保护他人，尽管这种病毒依然继续存在。更大的挑战可能是在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再次出现疾病激增的情况下，如何保持我们的集体人性。
科学发展很快，过去两年，就算是我们当中最自信的人，也学会了在做预测时保持谦卑。我们还不知道是不是奥密克戎本身主要导致轻症，或者我们观察到的轻症是不是疫苗接种和以前感染的免疫所带来的结果。但迄今为止的所有证据表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如果完全接种了疫苗（包括加强针），并且在其他方面是健康的，就将面临相对轻微的疾病。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什么也不用担心了，因为还有很多东西是未知的，我们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到无数人。但是，有了疫苗接种、高质量口罩和快速检测手段，我们可以更好地管理风险，而不必让生活彻底暂停。
我们现在也知道，暂停自己的生活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当我想到这种病毒造成的痛苦时，我不仅想到我的新冠病毒患者，还想到一位老人，他被发现独自在公寓里，被带到我的医院时，他严重营养不良，已经好几个月没跟别人说过话了。我想到养老院的老人们，他们被剥夺了与人接触的机会，他们的失智症正在恶化。我想到了药物过量、酗酒和未获治疗的精神疾病，这些都是两年来的隐性疫情。
我们生性就不适合长时间的独处，我不相信我们会愿意回到那个残酷的现实。虽然各地的限制措施可能有所不同，但我们的政策应该在优先保证人们的安全的同时，保护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但这种风险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不一样的。由于全国只有超过60%的人接种了疫苗，这种变异株的日益流行意味着医院预计会收治大量未接种疫苗的危重病人。而那些因癌症或移植而免疫力低下的人，以及因年龄或慢性疾病而身体虚弱的人，他们患病的风险仍然更高。这就导致了一系列越来越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我们的生活都是相互关联的。然而，当我自己的健康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威胁时，我该如何平衡个人选择和对他人的责任之间的矛盾？
不久前的一个下午，我在重症监护室巡视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景象——六名已经插管和接受镇静麻醉的病患，无人陪伴，大都趴在床上。一名护士走出一间病房，迅速摘下N95口罩，换上外科医用口罩。“他们都没有接种疫苗，”她说。我因为这个事实而感到安心——可能我到底还是安全的——但我也在想，也许接下来将会大量增长的最大风险之一将是同情心疲劳——对未接种疫苗者产生同情的能力不断下降。
在走廊尽头，一个同事叫我过去看一位几周前一个晚上曾经照顾过的患者。她是一位30多岁的母亲，感染了冠状病毒，有严重的呼吸衰竭，如今终于要被转往一个长期重症监护医院了。我隔着帘子往里看。她是清醒的，身体极其虚弱，但还活着。
那天早些时候，我的同事向她解释了在她长期住院期间发生的事情，以及接下来在康复中心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然后他停顿了一下，改变了语调，告诉他的病人，她应该放下因为没有接种疫苗而带来的内疚或羞愧之情。她犯了一个错误，但医院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不加评判地照料人类易犯错误这一天性所带来的诸多后果，不是吗？她听后开始哭泣，然后问他自己能不能接种疫苗。不久她就接受了第一针疫苗。
当我和重症监护室的同事查房时，谈起病人，我们会把他们浓缩成一句话，包括他们的姓名、年龄和相关既往病史。现在，我们通常会把疫苗接种情况也包括在内。“40岁未接种男子，患有新冠肺炎重症。”我在想这个问题，想它会有什么影响。尽管将病人归类为已接种疫苗或未接种疫苗并不会改变呼吸机的设置或我们的用药，但我担心我们的沮丧会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我们如何用同情心来平衡这种真实而可以理解的愤怒。如果我们的病房里再次挤满新冠病毒患者，使得处于严重人员短缺边缘的卫生保健系统更加难以为继，应对这种紧张关系就将变得更为艰巨。
冬至那天的下午，一小群护士和医生聚集在一起，把一名新冠病毒患者绑在轮床上，准备推她离开病房，前往康复中心。我记得早些时候，每个病人离开时，医院广播系统里经常会放音乐，我们都会挤进大厅鼓掌、唱歌。值得庆幸的是，现在从这种病毒引发的危重疾病中存活下来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不过，医生和护士们还是鼓掌庆祝了一会儿，然后才回到工作中去。
战胜这种病毒会是什么样子？我曾经认为总有一天，我会照顾最后一个新冠病毒患者，但我现在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这种病毒会像某些病毒一样成为地方病，每年冬天来临时，就会有一些新冠病毒患者，他们病得很重，最终会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其中有未接种疫苗的人，有免疫功能低下的人，也有特别不幸的人。我们会按照过去两年摸索出的方案来医治他们。没有人会惊慌、恐惧或愤怒；这会是预料之中的，就像流感或其他呼吸道病毒一样。现在的情况还不是这样。但我们会实现的。
Daniela Lamas是一名观点作者，也是波士顿布莱根妇女医院的肺部和重症医学医生。
差不多就在一年前，我和同事们兴奋地排队接种了第一针新冠疫苗。虽然推迟了假日聚会，但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接种疫苗的照片，向自己承诺2021年将会有所不同。
事实也确实如此。疫苗以及不断下降的病例数让我们当中最脆弱的人也能重新进入这个世界，谨慎地计划旅行，并且对生活抱有希望。但现在，随着传染性极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株席卷全国，人们很容易产生挫败感。当我在手机上浏览新闻时，我发现自己在疲惫的冷漠、焦虑和沮丧情绪之间摇摆。
但奥密克戎并不等于疫苗的失败，也不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必须永远被这种病毒主宰。恰恰相反。我们现在的情况虽然与一年前的想象有所不同，但我们仍有理由抱有希望。我们拥有的工具和知识应该使我们能够保持安全并保护他人，尽管这种病毒依然继续存在。更大的挑战可能是在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再次出现疾病激增的情况下，如何保持我们的集体人性。
科学发展很快，过去两年，就算是我们当中最自信的人，也学会了在做预测时保持谦卑。我们还不知道是不是奥密克戎本身主要导致轻症，或者我们观察到的轻症是不是疫苗接种和以前感染的免疫所带来的结果。但迄今为止的所有证据表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如果完全接种了疫苗（包括加强针），并且在其他方面是健康的，就将面临相对轻微的疾病。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什么也不用担心了，因为还有很多东西是未知的，我们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到无数人。但是，有了疫苗接种、高质量口罩和快速检测手段，我们可以更好地管理风险，而不必让生活彻底暂停。
我们现在也知道，暂停自己的生活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当我想到这种病毒造成的痛苦时，我不仅想到我的新冠病毒患者，还想到一位老人，他被发现独自在公寓里，被带到我的医院时，他严重营养不良，已经好几个月没跟别人说过话了。我想到养老院的老人们，他们被剥夺了与人接触的机会，他们的失智症正在恶化。我想到了药物过量、酗酒和未获治疗的精神疾病，这些都是两年来的隐性疫情。
我们生性就不适合长时间的独处，我不相信我们会愿意回到那个残酷的现实。虽然各地的限制措施可能有所不同，但我们的政策应该在优先保证人们的安全的同时，保护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但这种风险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不一样的。由于全国只有超过60%的人接种了疫苗，这种变异株的日益流行意味着医院预计会收治大量未接种疫苗的危重病人。而那些因癌症或移植而免疫力低下的人，以及因年龄或慢性疾病而身体虚弱的人，他们患病的风险仍然更高。这就导致了一系列越来越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我们的生活都是相互关联的。然而，当我自己的健康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威胁时，我该如何平衡个人选择和对他人的责任之间的矛盾？
不久前的一个下午，我在重症监护室巡视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景象——六名已经插管和接受镇静麻醉的病患，无人陪伴，大都趴在床上。一名护士走出一间病房，迅速摘下N95口罩，换上外科医用口罩。“他们都没有接种疫苗，”她说。我因为这个事实而感到安心——可能我到底还是安全的——但我也在想，也许接下来将会大量增长的最大风险之一将是同情心疲劳——对未接种疫苗者产生同情的能力不断下降。
在走廊尽头，一个同事叫我过去看一位几周前一个晚上曾经照顾过的患者。她是一位30多岁的母亲，感染了冠状病毒，有严重的呼吸衰竭，如今终于要被转往一个长期重症监护医院了。我隔着帘子往里看。她是清醒的，身体极其虚弱，但还活着。
那天早些时候，我的同事向她解释了在她长期住院期间发生的事情，以及接下来在康复中心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然后他停顿了一下，改变了语调，告诉他的病人，她应该放下因为没有接种疫苗而带来的内疚或羞愧之情。她犯了一个错误，但医院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不加评判地照料人类易犯错误这一天性所带来的诸多后果，不是吗？她听后开始哭泣，然后问他自己能不能接种疫苗。不久她就接受了第一针疫苗。
当我和重症监护室的同事查房时，谈起病人，我们会把他们浓缩成一句话，包括他们的姓名、年龄和相关既往病史。现在，我们通常会把疫苗接种情况也包括在内。“40岁未接种男子，患有新冠肺炎重症。”我在想这个问题，想它会有什么影响。尽管将病人归类为已接种疫苗或未接种疫苗并不会改变呼吸机的设置或我们的用药，但我担心我们的沮丧会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我们如何用同情心来平衡这种真实而可以理解的愤怒。如果我们的病房里再次挤满新冠病毒患者，使得处于严重人员短缺边缘的卫生保健系统更加难以为继，应对这种紧张关系就将变得更为艰巨。
冬至那天的下午，一小群护士和医生聚集在一起，把一名新冠病毒患者绑在轮床上，准备推她离开病房，前往康复中心。我记得早些时候，每个病人离开时，医院广播系统里经常会放音乐，我们都会挤进大厅鼓掌、唱歌。值得庆幸的是，现在从这种病毒引发的危重疾病中存活下来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不过，医生和护士们还是鼓掌庆祝了一会儿，然后才回到工作中去。
战胜这种病毒会是什么样子？我曾经认为总有一天，我会照顾最后一个新冠病毒患者，但我现在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这种病毒会像某些病毒一样成为地方病，每年冬天来临时，就会有一些新冠病毒患者，他们病得很重，最终会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其中有未接种疫苗的人，有免疫功能低下的人，也有特别不幸的人。我们会按照过去两年摸索出的方案来医治他们。没有人会惊慌、恐惧或愤怒；这会是预料之中的，就像流感或其他呼吸道病毒一样。现在的情况还不是这样。但我们会实现的。
Daniela Lamas是一名观点作者，也是波士顿布莱根妇女医院的肺部和重症医学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