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当地议会打算拆除南北战争中支持奴隶制的南军将领罗伯特·李（Robert Edward Lee）的雕像，引发右翼群体不满，随即发动“团结右翼”（Unite the Right）活动，当中有不少白人至上主义份子、新纳粹主义者和3K党支持者。Antifa组织立刻行动起来与他们对抗。过程中，一辆汽车高速撞向人群，造成1死、至少19伤。
1936年10月4日，在伦敦东区街头，成千上万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爱尔兰码头工人，共产党员，无政府主义者和许多愤怒的本地居民聚集在一起，以阻止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Oswald Mosley）和他所领导的不列颠法西斯联盟（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在该街区附近游行。
这场冲突最终被称为“卡布尔街之战（the Battle of Cable Street）”：反法西斯示威者筑起街垒，阻止3000余名法西斯“黑衫军”和6000名警察的游行队伍。示威者们引爆自制炸弹，向骑警马匹脚下投掷玻璃弹球，甚至推倒了一辆燃烧着的大卡车来阻止游行。
布雷在书中指出，“在过去数个世代，每当极右暴力活动抬头之时，集体性的自卫措施便会相应出现，这种相互关系持续了百年之久。”而Antifa的使命之一便是“将这一历史延续下去。”在书的前半部分，布雷介绍了反法西斯团体简要的发展史。从这一角度来说，Antifa源自于德国和意大利的左派分子，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联合起来，与最早的的法西斯主义团体作斗争。在意大利，这些左派分子聚集在Arditi del Popolo（“勇敢者组织”）的旗帜之下。而在魏玛共和国，像Antifaschistische Aktion（反法西斯行动，也是反法西斯运动Antifa这一名称的由来）这样的团体则源于政治党派的准军事部队。
在书中，贝雷提到了一些亲枪支的Antifa团体，包括休伊牛顿枪支俱乐部（Huey P. Newton Gun Club），以及另一个名字就极具讽刺意味的组织“扳机警告（Trigger Warning）”。贝雷并不认同包括包括艾里卡·谢诺维斯（Erica Chenoweth）和玛丽亚·史蒂芬（Maria J. Stephan）在内的自由派学者，他们认为暴力活动无法取得公众支持。但就本书来看，无法判断贝雷本人是否认同这种对于武装力量的强调不仅是战术策略问题，更是道德问题，也无法判断他是否担心暴力会升级。
随着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的引发的抗议活动在全美各地蔓延，特朗普和一些政府官员将示威活动的暴力性质归咎于一个名为“Antifa”的组织。随后，特朗普发推称要将Antifa列入恐怖组织名单。
Antifa的全称是“反法西斯主义（Anti-Fascist）”，它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旨在对抗当时盛行的纳粹、法西斯和种族主义思想，并活跃至今。
柏林墙倒塌后，德国的新纳粹组织抬头，Antifa也顺应形势重新崛起。每年春天的希特勒生日，德国的新纳粹分子都会组织游行，作为反制，德国的Antifa团体在每年5月1日发起反纳粹、接纳外来移民及难民的游行。
美国的Antifa组织大多诞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主要目的是反对种族主义。进入21世纪，Antifa在美国几乎销声匿迹，但特朗普上台后，这个组织又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
2017年8月，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当地议会打算拆除南北战争中支持奴隶制的南军将领罗伯特·李（Robert Edward Lee）的雕像，引发右翼群体不满，随即发动“团结右翼”（Unite the Right）活动，当中有不少白人至上主义份子、新纳粹主义者和3K党支持者。Antifa组织立刻行动起来与他们对抗。过程中，一辆汽车高速撞向人群，造成1死、至少19伤。
“夏洛茨维尔事件”，2017年，图片来源：CNN
美国Antifa组织的新闻网站“It's Going Down”的一位站长安德森（James Anderson）曾表示，2015年成立网站之初，每日点击数仅约约300次，至2017年8月中旬特朗普上台后，已上升至每日1万至2万次。
与我们惯常理解中的“组织”不同，Antifa没有正式的领袖和总部所在地，正如《Antifa：反法西斯运动手册》一书的作者马克·布雷（Mark Bray）所说：Antifa可以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身份，一种倾向或社会环境，亦或一种自卫活动。其组织结构十分扁平，由各种左翼团体成员发展而来——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反种族主义等。
一位披着Antifa旗帜的示威者，2020年，图片来源：The Nation
《纽约客》在2017年的一篇书评中介绍了这本书，以及Antifa组织和运动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以下为译文，有部分删改：
“反法西斯运动（Antifa）”秘史
（An Intimate History of Antifa）
丹尼尔·彭尼（Daniel Penny），纽约客，2017年8月22日
1936年10月4日，在伦敦东区街头，成千上万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爱尔兰码头工人，共产党员，无政府主义者和许多愤怒的本地居民聚集在一起，以阻止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Oswald Mosley）和他所领导的不列颠法西斯联盟（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在该街区附近游行。
这场冲突最终被称为“卡布尔街之战（the Battle of Cable Street）”：反法西斯示威者筑起街垒，阻止3000余名法西斯“黑衫军”和6000名警察的游行队伍。示威者们引爆自制炸弹，向骑警马匹脚下投掷玻璃弹球，甚至推倒了一辆燃烧着的大卡车来阻止游行。
接着，他们往那些游行者和保护游行者人身安全的警察身上不停地丢各种东西：石头、砖块、玻璃瓶，甚至还有便壶。不得已，莫斯利和他的部下被迫撤退。
卡布尔街之战，1936年，图片来源：SHELDON KIRSHNER JOURNAL
在 Melville House上周出版的《Antifa：反法西斯运动手册》一书中，历史学家马克·布雷（Mark Bray）将卡布尔街之战作为阻止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有力的象征: 一个强大的、统一的联盟在数量上超过了法西斯主义者，从而使他们的运动失败。
对于许多现代反法西斯组织而言，该事件仍是他们所津津乐道的重大事迹，像是在整个欧洲乃至美国反法西斯与白人至上主义斗争中的一颗北极星。根据布雷的说法，“反法西斯运动（Antifa）”可以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身份，一种倾向或社会环境，亦或一种自卫活动。”
这是一场没有领导者的横向运动，扎根于于各种左派事业ーー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
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出任新一届美国总统就职典礼期间（2017年年初），反法西斯Antifa人士曾掀起了一波损坏他人财产的运动。自此，Antifa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当时甚至有一个蒙面人袭击了白人至上主义者理查德·斯潘塞（Richard Spencer）。
在二月，右翼分子米罗·雅诺波鲁斯（Milo Yiannopoulos）本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演讲活动因为示威群众引发骚乱而取消。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 Virginia），白人至上主义者定于解放公园（Emancipation Park）举行“右翼团结（Unite the Right）”的集会活动，但许多Antifa成员带着棍棒封锁了公园入口。冲突随之爆发——据报道称，许多Antifac成员喷洒大量化学药剂，并向人群投掷装满了油漆的气球。
福克斯（FOX）新闻报道说，白宫曾收到一份请愿书，要求将Antifa定为恐怖组织，这份请愿书上有超过十万个签名。
该书内容颇丰：这是第一本用英文撰写的关于反法西斯运动在不同国家如何发展的历史书，也是一本关于如何成为反法西斯运动分子的指导手册，更是一部汇总了从过去到现在数名反法西斯运动组织者们所提出建议的档案册——布雷将此称为“历史、政治以及运作理论”的写作工程。
反法西斯运动激进主义者们并不经常在媒体上发表讲话，但是布雷是此前“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组织者，也是一名公开的左派人士。且不言布雷本人是否也参与到Antifa当中，他确实和Antifa相关人士有密切接触。尤其在本书的最后几章中，他对于Antifa成员如何将他们具有破坏性的、甚至有时候暴力的行为进行概念化的描述极其详尽，甚至让人觉得有些不太寻常。
有许多自由派人士大体认同Antifa的行动目标，但批评他们的行动策略并不“自由”。彼得·贝纳特（Peter Beinart）在最新一期的《大西洋月刊》中谈到了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他如是写到：“那些阻止共和党人在波特兰街头举行安全集会的人可能觉着自己是对抗美国右翼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斗争的有力支持者，但实际上，他们最不靠谱”（贝纳特的这篇文章标题为《暴力左派的崛起》）。
只不过，布雷在书中写到，反法西斯运动分子认为，法西斯主义者在通过暴力和恐吓剥夺他人权利的同时时，自己也放弃了言论和集会的权利。比如上周，北达科他州一家当地媒体《论坛报》刊登了皮尔斯·特夫特（Pearce Tefft）的一封信。在信中，他提到与他的儿子彼得（Peter）之间的一段可怕的争论。在彼得要去参加夏洛茨维尔集会前不久，他曾对父亲说：“我们法西斯主义者不是不相信言论自由。随便你想说什么说什么。只是最后我们还是会把你给丢进炉子里。”
对于布雷以及Antifa成员来说，他们害怕历史重演，而政府却未采取任何措施来抑制法西斯主义的蔓延，因而他们只能自己采取行动。布雷指出，在历史上，意大利和德国在国家政府层面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控制都以失败告终——法西斯主义者最终是以合法手段而非暴力革命掌控政权——而现在也几乎如是，另类右翼将其活动标榜为对于言论自由的捍卫，而法西斯主义也在自由派的容忍和保护之下逐步扩张。
Antifa并不认同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所说的“在自由和公开的论战中真理自明”。布雷在书中写到：“在经历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和特雷布林卡之后，反法西斯主义者们将与有组织的纳粹分子斗争到底，完全灭杀其发表任何言论的权利。”
布雷在书中指出，“在过去数个世代，每当极右暴力活动抬头之时，集体性的自卫措施便会相应出现，这种相互关系持续了百年之久。”而Antifa的使命之一便是“将这一历史延续下去。”在书的前半部分，布雷介绍了反法西斯团体简要的发展史。从这一角度来说，Antifa源自于德国和意大利的左派分子，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联合起来，与最早的的法西斯主义团体作斗争。在意大利，这些左派分子聚集在Arditi del Popolo（“勇敢者组织”）的旗帜之下。而在魏玛共和国，像Antifaschistische Aktion（反法西斯行动，也是反法西斯运动Antifa这一名称的由来）这样的团体则源于政治党派的准军事部队。
简单介绍完毕，布雷笔锋一转，写起了西班牙内战期间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失败，之后又写起了整个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历史事件。到了70年代末，左派人士与新世代纳粹分子（Neo-Nazis）之间的公开冲突也愈发剑拔弩张，而当时的那种社会环境也影响了当下许多反法西斯运动的风格和策略。
在荷兰和德国，一群被称为Autonomen的极左分子率先采用了“黑色方阵（Black Bloc）”的游行策略，即身着全黑的衣服，带着黑色的口罩，这样游行者在事后就难以被起诉或者报复。对于现代反法西斯主义运动，布雷以像荷兰自由党领导人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这样的“Pinstripe Fascist（细条纹法西斯主义者）”开篇，他还写到了在欧洲和美国新的极右政党和团体势力的崛起。该书内容涉及诸多国家，纵横数十载，不过分析的内容不多。总体来看，这本书传达了一个信息，即不论法西斯主义在何处出现，Antifa都会以任何必要手段对其进行打击。
在这本书后半部分，其描述对象更加聚焦，内容也更有说服力，比如“反法西斯的五个历史教训”和“我们已经受够了左派保守党！：没有平台以及言论自由”这两章。布雷在这里明确地分析了Antifa的思想和实践问题：暴力还是非暴力；民众活动还是军事行为；目标选择以及策略变化等。布雷承认，破坏法西斯主义者集会和活动的做法或可被解释为侵犯他人言论自由和集会权。但他主张，这些对于自由言论和集会权的保护本来的设计初衷是为了防止政府可以无理由地逮捕普通民众，并不是用来防止公民阻碍彼此之间的言论自由。
布雷指出，在美国，有关“淫秽、煽动暴力、侵犯版权、战争期间的新闻审查制度”和“对被监禁者的限制”等等法律已经限制了人们的言论自由，为什么不像许多欧洲民主国家那样再加上一条限制，即限制仇恨言论？那些在逻辑上犯了滑坡谬误的人担心Antifa最后会像其一开始攻击法西斯主义者一般攻击任何反对他们的人。
布雷表示，从历史来看，这种担忧并不会成为现实：比如在丹麦，反法西斯主义者在铲除了本地的仇恨团体之后要么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要么将其注意力转向了其他的政治目标，而不是寻找新的斗争敌人。（贝纳特在其刊登于《大西洋月刊》的文章中也提到，“二战后法西斯主义逐步凋零，反法西斯运动也是如此。”）
布雷坚称，不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暴力都不是Antifa的首选策略——但并不排除使用暴力的可能。他引用了一位化名穆雷（Murray）的巴尔的摩激进主义者的话来解释反法西斯运动的前景：
“因为可以写信或打电话来与他们斗争，所以不需要用拳头；因为可以用拳头，所以不需要用刀子；因为可以用刀子，所以不需要用枪；因为可以用枪，所以不需要用坦克。”
这种预期自卫的理念有其道德逻辑，但无论如何，从写信到持枪作战的演进仍然令人担忧。夏洛茨维尔的右翼民兵宣称要向反对势力展示其武装力量，而这一言论，据报道称，“令现场执法人员感到恐慌不安”。是不是右翼势力晃着手里的誓约之剑，反法西斯分子就该拿起AR-15突击步枪？在美国现在的大环境下这种说法多少有些幼稚，毕竟就现实情况来说，只有白人在公开场合拿着枪才不用担心警察干涉。
在书中，贝雷提到了一些亲枪支的Antifa团体，包括休伊牛顿枪支俱乐部（Huey P. Newton Gun Club），以及另一个名字就极具讽刺意味的组织“扳机警告（Trigger Warning）”。贝雷并不认同包括包括艾里卡·谢诺维斯（Erica Chenoweth）和玛丽亚·史蒂芬（Maria J. Stephan）在内的自由派学者，他们认为暴力活动无法取得公众支持。但就本书来看，无法判断贝雷本人是否认同这种对于武装力量的强调不仅是战术策略问题，更是道德问题，也无法判断他是否担心暴力会升级。
正如布雷在前几章中详述的那样，战后的反法西斯运动主要发生在欧洲，斗争双方时常会爆发冲突甚至将对方刺死。但是在欧洲战场上并没有枪械问题。这里没有突击步枪，卡布尔街之战也只是丢丢石头罢了。
卡布尔街之战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对此各方学者争论不休。在这场战斗结束之后，莫斯利爵士就如同其他的当代法西斯主义者一样，全然一副被移民大军袭击的守法的受害者的形象。其后数月，法西斯主义分子袭击了伦敦的犹太居民和商店，该事件后被称为“Mile End种族屠杀”。而且不久之后，法西斯不列颠联合会在1937年民意调查中取得的成绩也比往年更好。
但布雷认为，即便后续发生了这些事件，也并未影响卡布尔街之战对于后世的重要意义——正因为卡布尔街之战，一个对抗法西斯主义的群体产生了。不论是在战时还是战后，他们都在持续地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而且他们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夏洛茨维尔事件发生之时，社会大众开始讨论当右翼极端分子来到你所居住的社区时你到底该怎么做。而至少在英国的媒体就该事件中的抗议活动和恐怖主义进行报道时，他们都会提到卡布尔街之战。
布雷个人认为，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日常的反法西斯主义行动”，以非暴力方式来对抗顽固分子，比如批评他们、不光顾他们的生意、批判他们的压迫性思想、不再与他们做朋友等等。他认为，这样不仅可以防止法西斯主义者在大街上游行，更可以从日常交往的各个方面完全地抵制法西斯主义的传播。他写到，“反法西斯运动未来便是——不允许法西斯主义任何的不允许，也不同意法西斯主义任何的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