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35周岁1天时间，意味着于超失去了2024年考公报名资格——他所在的省发布的公务员招考公告里，将考生出生日期限制在“1988年2月20日至2006年2月19日，而于超恰恰在1988年2月19日出生。他给有关部门打电话希望通融，得到的答复是，“差一天，一分钟都不行”。
上岸无望。于超一把抓下套在手腕上的佛珠，狠狠扔到河里，“不让我上岸，你也别想上岸。”佛珠是他花了500元从寺院求来的，说是让大师开过光。彼时他刚打算考公，希望佛珠能给他带来好运。但这串珠子似乎没能加持他的命运，尤其在考公这件事上。
进入2024年，意味着包括于超在内的“80末”一代走到了考公的年龄死线上。
一般来说，国内考公对本科学历年龄要求普遍是35周岁以下。这个年龄线依据，来自于200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制定的《公务员录用规定》。这不仅成为日后35周岁报考上限规定的依据，也成为民企招聘市场中默认的年龄红线。
然而外部世界的变化，让公务员考试这一曾经被相当一部分“80后”视作鸡肋的考试变得炙手可热——互联网大厂裁掉35岁以上员工的消息频频传出，社交媒体上挤满了再就业的离职博主。曾经看似坚不可摧的东西尽数瓦解，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下，拥有一个编制、一个铁饭碗似乎成了更为稳妥的选择。有人因此感叹，以前的故事从“下海”开始，现在的故事到“上岸”结束。
而对最后一批“80后”来说，当他们意识到该上岸的时候，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岸的诱惑
想要上岸的时候，于超还是名律师。他本硕都读的法律，学生时代就通过了司法考试。25岁研究生毕业时，也有同学考公。但对于超来说，公务员在彼时并不是很有吸引力，它意味着一成不变的生活和看得到尽头的未来，这些显然不是他当时想要的。“我那时候想挣钱。和律师比，公务员虽然稳定，但收入一般。”
27岁那年，于超成了执业律师。
几年律师做下来，他的案源并不稳定，平均每年挣5万元已经是上限。最惨的时候，全年收入只有1.5万元，甚至没达到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时他还陷入了一个怪圈，“每天各种应酬，到处推销自己。”
30岁那年有了孩子后，生活压力更大了，渐入中年的于超开始意识到一份稳定的收入有多重要，看到有同行辞职考公，他也动了这个念头。
他注意到，律师考公的，大多进了公检法单位。他们除了有稳定的基本工资外，还不乏各种津贴、年终奖、节日福利等。一个岸上的朋友告诉于超，他们在食堂吃饭，每餐只要1块钱。平时即便请假，对薪资也没什么影响。
而这种稳定，对整日为案源焦虑的于超来说，简直是神仙般的日子。这更坚定了他考公的决心。
一千个大龄考公者，会找出一千个考公理由。而当何国权告诉我他是山东人时，他似乎也不用解释太多理由了。“一个过了35周岁还没上岸的山东人，能有什么未来？”坐在我对面的何国权，猛抽了一口12元一包的“泰山宏图”香烟，烟雾打着转从鼻孔里钻了出来。
何国权是独生子，父母常年做小生意，家里经济条件过得去。因为整个家族没人从政，在何国权很小的时候，爸爸就给他“洗脑”，常挂在嘴边一句话就是：“士农工商，做官才最厉害。”但何国权对当官没兴趣，他觉得做生意挣钱最实在。
当年在山东某大学读书时，他学了经济学，2010年本科毕业时，在父亲命令下，参加过一次公务员考试。失败后，就跟着父亲做生意。何国权是做生意的好手，他对成本和利润天生敏感，嘴巴也甜。他的父亲承认，自从儿子在家帮忙后，家里每年能多挣几十万。
但何国权的生意做得再好，也不能成为父亲骄傲的资本。后者不断提醒儿子再去考公，并时常念叨着，要真考上了，会对家里生意有什么帮助，自己跟朋友们说起来脸上也有面子。
父亲念叨了好几年，也没能打动何国权。他对考公还是没兴趣，日常除了生意上的事，就是打游戏，中途倒是谈了个恋爱，甚至一度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见家长时，女方父亲劝他，“你上了个大学，就应该去考公。”何国权明确表示自己不打算再考。对方当面没说什么，私下却跟女儿说，“小何这人，没啥大出息。你是老师，在编的，他配不上你。”
后来两人分手后，何国权的父亲也借此再次鼓动儿子考公，“人家就是因为你不是公务员，才看不起你。”父子俩为此吵了起来，当儿子的说，不考公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当父亲的则不断重复，“我是为你好。”
生意做到33岁那年，何国权突然没了兴趣，他“觉得没什么尊严”。所谓的尊严，来自几次同学聚会。
几个毕业后进了体制的同学当了领导，哥儿几个聚会时，体制外的同学给他们敬酒，总是低头哈腰，一口一个“领导”“主任”叫着，气氛尴尬又局促。何国权说，实际上，那几个体制外的同学都挺有钱，但在体制内的人面前，不由自主地卑微起来。起初何国权看不上这种“卑微”，参加了几次饭局后，他对权力迷恋起来。
他突然意识到，金钱在权力面前，一文不值，并因此萌生了考公的念头。当时是2020年，何国权33岁。
大龄考生
按照35岁的年龄上限推算，当时的何国权理论上还有上岸机会。
当年11月，他老家公务员局发布2021年度招录公务员时，对专科、本科年龄要求是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1984年11月至2002年11月期间出生）。何国权是1987年11月出生。但他报考的那个区级单位，只招录1个人，意味着需要走“独木桥”上岸。
备考的日子漫长又难熬。300多页的申论教材，与400多页的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何国权通常看不到10页就开始打瞌睡。醒来后，发现之前看的几页，几乎忘光了。为了不让自己犯困，他试过各种浓茶、咖啡，但都无济于事，他无法保持专注。
他也到考公培训机构考察过。刚一进去，工作人员就满脸堆笑地走过来，“叔，是咱家孩子要考编吗？”何国权尴尬地笑了笑，悻悻离开。从那之后，他再未考虑过上培训班。
《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中也提到过一个类似细节：在某考公线下冲刺班里，一个大龄考公者和一名“95后”学员同桌。后者做判断推理题的速度很快，写完后对前者说，“阿姨，你不适合考试了，你看我早算完了，你这么长时间还没算完。”
何国权似乎也不适合考试了。2020年12月中旬参加完笔试，他的成绩只有40分（满分100分）。当年，该地笔试合格分数线为50分，他连面试资格都没拿到。
考公这条路上，屡战屡败的大有人在。何国权决定再战。
2021年11月，当地公务员局发布了2022年招录公务员公告，何国权没有超龄，他也就把所有流程重新走了一遍。笔试仍然没过线。2023年，再考，还是没过。
连续三次考公失败，何国权的父亲不耐烦了，“你是不是彪（傻）呀？”一次喝多后，他对儿子说。何国权没有反驳。这次失败，意味着他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了。
2023年11月，当地发布2024年度录用公务员公告，何国权年龄上属于压线。
这次他的笔试过了，进入到面试流程。凭借自己生意场上的能说会道，何国权本以为面试会顺利通过。结果考官三个问题一出，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完全不记得自己在说什么。当时是4月，从考场出来，他的后背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最终，综合成绩未达到录取标准。
于是，在35周岁前，何国权失去了最后一次考公机会。
“35岁，就是一个废人了。”何国权彻底被击倒了。那段时间，他几乎每晚泡在网吧通宵打游戏，白天窝在家里睡觉，既不出去找工作，也不接受父母的相亲安排，甚至连头发和胡子也懒得打理，衣服半个月换一次，身上飘着汗水和头油混杂在一起的味道。
扔了佛珠的于超，在未超龄前，也是参加过一次公务员考试的。
2023年1月下旬，当地公务员局发布了2023年度公务员招录公告，于超符合条件。在完成报名、资格审查、缴费等程序后，他报了某区的纪委监委。
报名成功后，于超在家自学——得益于法律专业的学习，对于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他学起来很是得心应手。2023年3月下旬成绩出来，他超了当地笔试最低控制分数线几十分，顺利进入面试。
“我当时根本不担心面试。”做了多年律师的于超，对自己的口才和应变能力非常满意，在他看来，面试无非是走个流程。2023年4月，他穿着笔挺的西装，戴着佛珠去参加面试。
面试过程只有十几分钟——做完自我介绍，考官问了他三个问题。一是分析热点事件，二是如何处置突发事件，还有个与法学相关。面试成绩满分100分，合格线为60分。
最终，于超面试拿到了70多分，但在当天所有面试人员中，处于中下水平。他一下子蒙了，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妻子看到他手腕上那串油腻腻的佛珠，突然问：“面试当天也戴着？”于超回答“是”。妻子摇摇头：“你都考公了，怎么还戴佛珠？”于超辩解说那只是个装饰。妻子则一口咬定，一定是佛珠，让面试官有了什么误解。
再后来，有人问起于超考公失利的原因，他也就怪到佛珠上。他想着，自己才34岁，还有一次机会，可以来年再战。直到今年2月，得知自己因一天之差被淘汰出局。
“差一个月，人生完全不同”
武俊杰也输给了年龄，尽管他选择了难度相对较小的上岸途径——考编。不同于公务员考试，考编指的是参加事业编制考试，考上以后取得事业编制，如教师、医生等。
和于超们一样，武俊杰也没打算在毕业之初就捧一份铁饭碗。2010年从南京的一所大学本科毕业后，他先是到了当地一家教育培训机构上班。彼时教培还是朝阳产业。当年，全年共有34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主要的交易所进行IPO上市，其中教培领域公司就占了4个席位，成为五大上市行业的主力军。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称，“2010年我国教育培训行业市场规模已达7800亿元”。
刚入职时，于超每月能拿到6000多元薪水，最高的时候，拿过3万多。
一切来得猝不及防。疫情之初，他所在的机构尚能勉强维系，但最终还是没能撑下去。2020年，武俊杰回了安徽。但在老家那个小县城里，工作并不好找，有朋友建议他，不如考事业单位。武俊杰对考编考公了解不多，仅有的常识让他觉得，考编至少比考公容易，反正都是铁饭碗。
武俊杰出生在1988年2月，在他打算考编的2020年，显然在年龄线之内。
于是他报了当地某单位的“财政全供”专业技术岗，该岗位招两个人。
笔试是在当年7月下旬进行的，考试科目有《综合知识》和《申论》两科。两个科目满分分别是100分。考试成绩下来后，武俊杰离笔试分数合格线差了一点，第一次考编失败。
武俊杰想放弃，但老家留给他的工作机会太少了。他曾经工作过的教培行业，在2021年经历了一次大规模整顿，2021年12月，教育部培训监管司给出的数据是，“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83.8%，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压减84.1%”。
这意味着，想要回到从前的赛道，也变得愈发艰难。他只能继续备战考编。
2021年，该县招事业单位人员时的年龄要求和上一年一样。彼时33岁的武俊杰仍然没有超龄，但拿到笔试科目一看，他傻眼了——由于第一次考的是《综合知识》和《申论》，他在之后的备考中，也一直恶补这两门。但到了2021年，笔试科目换成了《职业能力倾向测验》和《综合应用能力》，武俊杰只能仓促学习。
武俊杰记得，那年一共招101个人，“35周岁以下好像只要15个，其余全是30周岁以下，有的甚至要求25周岁以下。”而在为数不多的“35周岁以下”的岗位中，还有几个是面向特殊经历人员的“定向招聘”。
比照了年龄和专业等要求后，他发现只有某执法大队和殡仪馆适合自己。即便如此，这两个单位也分别只招一人，武俊杰选择了执法大队。笔试成绩一出，又失败了。
武俊杰还是得考，考编几乎成了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2022年6月，当地再次招事业单位人员时，彼时34岁的武俊杰在招聘公告中发现了一个细节，“之前对年龄问题，县里会特别强调30周岁以下，和35周岁以下。2022年时，只提了30周岁以下，完全没提35周岁。”
他赶紧打开当年的岗位计划表，认真数了下，发现当年该县80多个岗位共招104人，只有11个岗位要35周岁以下的。让武俊杰难以接受的是，这11个岗位的专业要求，他一个都不符合。相当于，这一年的武俊杰，尽管有年龄优势，但因专业不对口失去了报名资格。
那次之后，武俊杰知道自己在考编市场中，几乎没有任何希望了。
于是他开了家小超市，闲来无事，还是会时刻关注考编信息——2023年，他发现，县里在招聘事业单位人员时，大多数要求为30周岁以下“1992年4月1日（含）以后出生”，另外一小部分25周岁以下。对35周岁以下的只有两个“定向招聘”岗位。
看着这份公告，他越想越气，到最后，直接抓起电话打给有关部门，表示希望将大部分岗位年龄放宽到35岁。有关部门的回复客气又官方，只说是根据要求，合理设置的岗位，但也表示，会根据历年招聘情况进行优化。
实际上，“35岁”门槛被诟病已久。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李正国此前提出，“设定‘35岁门槛’不仅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充分利用，更涉嫌违反劳动法和就业促进法，侵害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
2024年3月，武俊杰发现，自己所在的县打算招聘的70多个事业单位人员中，35周岁以下年龄岗位，占到了30多人。他有些惊喜，但这一年，他已经超龄了——这份公告上，“35周岁以下”是指1988年3月1日以后出生的人。武俊杰出生于1988年2月。
“对大龄青年来说，差一个月，人生就完全不同。”武俊杰说，在决定考编之前，他从来没有过年龄焦虑，朋友们一起吃饭，他总是最小的那个。而这些年，都开始有人管他叫“叔”了，“想不到最终让我觉得自卑的，是我的年龄，真是悲凉。”
岸上危机
当越来越多的人拥入考公赛道时，这条赛道的厮杀也变得愈发残酷。
比较一下这些年的数据，2022年的国考，计划招录3.12万人，报名过审人数突破200万，最终有142.2万人实际参加考试，参加考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46:1。2023年的国考报名审核通过人数达到259.7万，达到近些年审核通过人数最多的一年，招录比达到70:1。到了2024年，国考报名人数首次突破300万人，招录人数为39561，今年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77:1。
而在大龄考公人群中，如果能够压线上岸，毫无疑问是被无数人艳羡的幸运儿。周燕燕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已然上岸，她在接受采访时尤其慎重，也再三提出不能透露任何个人信息，包括她所在的省份。
34岁那年，周燕燕决定考公。年龄意味着她只有这唯一的一次机会，而她抓住了。
实际上，做这个决定前，她是有些冒险的。因为各地招录公务员，对年龄的限制，都会卡在发布公告日期，比如，该地2021年对“35周岁以下”卡在1985年1月后出生，2022年对“35周岁以下”卡在1986年2月后出生。而出生于1987年1月的周燕燕，如果2023年报考时卡在1月份，她还有机会；但如果卡在2月，就没机会了。
“输了，就当学习了。”周燕燕决定赌一把。
备考半年后，2023年1月份，该省公务员局发布考试公告，周燕燕的年龄刚好压线，她赌赢了。接下来是笔试、面试，再进入到体检考查环节时，周燕燕知道，上岸稳了。
她到此前工作的报社辞职，领导和同事吓了一跳。有报社领导表示完恭喜，赶紧说，“以后当领导了，记得咱报社是你娘家。”周燕燕的家人脸上似乎也有了光，不止一次，丈夫回家后告诉她，“我们领导托我说，想请你吃饭。”周燕燕一概拒绝了，“你们这些男人，我这个年纪好不容易上岸，不要想着把我拉下水。”
2023年7月入职后，周燕燕先是进行了初任培训，并分到相关岗位去实习。实习期为一年，其间有工资和社保。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的话，才能任职定级，如果不合格，则要被取消录用。眼下周燕燕正在实习期，和她一同实习的，多是20来岁的年轻人。
她一刻不敢放松，“我能在这个年龄考公上岸，非常不容易。年轻人不想干的我干，年轻人干不好的我干，他们下班吃火锅、看电影，我在学公文写作。”相比之前在报社的工作，周燕燕觉得无比疲惫，但她清楚，既然自己年龄上没有优势，就要赢在工作态度上。
“就算上岸了，也照样有35岁焦虑。”周喆理解周燕燕的危机感。他在29岁那年考公上岸，在镇上的综治办工作。
周喆上班的乡镇离家50多公里，如果不值班、没有突发状况的话，他一般会在周末回家。他所在的综治办，用官方说法，是主要负责维稳、信访、平安建设、防范与处理邪教、社会治理等。具体到实际工作中，就是解决发生在老百姓中的各种矛盾，细碎又繁琐。
“经常被一群人围着，各说各的，谁也不听，脑仁疼。”前几年周喆还敢大声训斥群众，智能手机普及后，他只要大声说话，立马有人举着手机拍他。每到这时周喆就异常紧张，“怕他们发社交媒体，毕竟舆情压倒一切。”他觉得自己足够小心谨慎且和善了，但还是经常被投诉。上面查了一圈，发现没有实际问题，又都不了了之。
最让周喆难以接受的是，从前在企业时，他可以兼顾家里。自从做了乡镇公务员，基本与家庭割裂了。夫妻俩起初还会为此吵架，现在发展到基本不联系，只是保持着一份有名无实的婚姻。
周喆想过离开乡镇，到市里工作，可这太难了。
按照组织部门要求，像他这种乡镇公务员，在乡镇机关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并且要签订书面服务协议，这5年不能辞职。想要离开，只有辞退和被开除两种。后果就是，如果被辞退，五年内不得报考公务员；开除的话，终身不得报考公务员。
2021年，周喆5年服务期满。他已经适应了公务员工作，不想离开这个队伍。
而如果想要离开乡镇，唯一可行的路是公务员遴选。所谓公务员遴选，简言之，就是上级机关直接向下级基层机关选人。其中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可越级遴选，这是很多基层公务员晋升的黄金通道。具备遴选资格的人，除了已经是公务员外，一般也要求35周岁以下，甚至有些岗位要求在30周岁以下。
2022年2月，该省公务员局发布当年省直机关遴选公告后，周喆赶紧报了名。当时，省里对年龄规定是“35周岁以下（1986年2月以后出生）”。周喆生于1987年4月。
他报考了一个省直部门。有同事鼓励他好好考，并和他开玩笑，“考到省里了，以后多照顾老同事”。公务员遴选也分笔试和面试，笔试满分100分。周喆没能通过笔试，回到单位，当时鼓励他的同事说起了风凉话，“好好待在乡镇干，就别想高攀了。”
2023年，在35岁“大限将至”前，周喆又考了一次，仍然没有考过。
“如果不辞职，我大概是要在乡里干到退休了。能混到正科，就已经是烧高香。”周喆遴选彻底失败后，妻子基本不和他说话，偶尔吵起来，就抱怨他遴选时不找关系，走门路。
周喆无言以对，他还会时不时关注各地遴选信息。他发现，网络平台上经常有基层公务员抱怨遴选年龄的问题，并建议将遴选年龄拓宽到40周岁。而在四川、贵州等一些地方，已经将遴选年龄改到了40周岁。
周喆眼下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五年之内，他所在省份也能做出这样的调整。
接受完采访不久，颓废消沉了一段时间的何国权突然主动联系我，说他打算考研了，但最终目的仍然是考公。
之所以有这个想法，是从2023年开始，大部分省份已明确将硕士、博士应届生年龄限制放宽到40岁，新疆更是将县（市、区）及以下机关职位的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年龄放宽到45岁。不过，这种放宽，基本只针对应届硕士和博士生。
何国权算了一下，自己如果考研成功，研究生毕业不到40岁，还能以应届硕士身份去考公，“希望别到时候把研究生学历也卡到35周岁，毕竟现在满大街都是研究生了。”
于超则放弃了上岸打算，继续做回了律师的老本行，只是每每提起考公，还会对那串佛珠耿耿于怀。偶尔他也会想到那句经典的佛教用语，“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超过35周岁1天时间，意味着于超失去了2024年考公报名资格——他所在的省发布的公务员招考公告里，将考生出生日期限制在“1988年2月20日至2006年2月19日，而于超恰恰在1988年2月19日出生。他给有关部门打电话希望通融，得到的答复是，“差一天，一分钟都不行”。
上岸无望。于超一把抓下套在手腕上的佛珠，狠狠扔到河里，“不让我上岸，你也别想上岸。”佛珠是他花了500元从寺院求来的，说是让大师开过光。彼时他刚打算考公，希望佛珠能给他带来好运。但这串珠子似乎没能加持他的命运，尤其在考公这件事上。
进入2024年，意味着包括于超在内的“80末”一代走到了考公的年龄死线上。
一般来说，国内考公对本科学历年龄要求普遍是35周岁以下。这个年龄线依据，来自于200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制定的《公务员录用规定》。这不仅成为日后35周岁报考上限规定的依据，也成为民企招聘市场中默认的年龄红线。
然而外部世界的变化，让公务员考试这一曾经被相当一部分“80后”视作鸡肋的考试变得炙手可热——互联网大厂裁掉35岁以上员工的消息频频传出，社交媒体上挤满了再就业的离职博主。曾经看似坚不可摧的东西尽数瓦解，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下，拥有一个编制、一个铁饭碗似乎成了更为稳妥的选择。有人因此感叹，以前的故事从“下海”开始，现在的故事到“上岸”结束。
而对最后一批“80后”来说，当他们意识到该上岸的时候，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岸的诱惑
想要上岸的时候，于超还是名律师。他本硕都读的法律，学生时代就通过了司法考试。25岁研究生毕业时，也有同学考公。但对于超来说，公务员在彼时并不是很有吸引力，它意味着一成不变的生活和看得到尽头的未来，这些显然不是他当时想要的。“我那时候想挣钱。和律师比，公务员虽然稳定，但收入一般。”
27岁那年，于超成了执业律师。
几年律师做下来，他的案源并不稳定，平均每年挣5万元已经是上限。最惨的时候，全年收入只有1.5万元，甚至没达到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时他还陷入了一个怪圈，“每天各种应酬，到处推销自己。”
30岁那年有了孩子后，生活压力更大了，渐入中年的于超开始意识到一份稳定的收入有多重要，看到有同行辞职考公，他也动了这个念头。
他注意到，律师考公的，大多进了公检法单位。他们除了有稳定的基本工资外，还不乏各种津贴、年终奖、节日福利等。一个岸上的朋友告诉于超，他们在食堂吃饭，每餐只要1块钱。平时即便请假，对薪资也没什么影响。
而这种稳定，对整日为案源焦虑的于超来说，简直是神仙般的日子。这更坚定了他考公的决心。
一千个大龄考公者，会找出一千个考公理由。而当何国权告诉我他是山东人时，他似乎也不用解释太多理由了。“一个过了35周岁还没上岸的山东人，能有什么未来？”坐在我对面的何国权，猛抽了一口12元一包的“泰山宏图”香烟，烟雾打着转从鼻孔里钻了出来。
何国权是独生子，父母常年做小生意，家里经济条件过得去。因为整个家族没人从政，在何国权很小的时候，爸爸就给他“洗脑”，常挂在嘴边一句话就是：“士农工商，做官才最厉害。”但何国权对当官没兴趣，他觉得做生意挣钱最实在。
当年在山东某大学读书时，他学了经济学，2010年本科毕业时，在父亲命令下，参加过一次公务员考试。失败后，就跟着父亲做生意。何国权是做生意的好手，他对成本和利润天生敏感，嘴巴也甜。他的父亲承认，自从儿子在家帮忙后，家里每年能多挣几十万。
但何国权的生意做得再好，也不能成为父亲骄傲的资本。后者不断提醒儿子再去考公，并时常念叨着，要真考上了，会对家里生意有什么帮助，自己跟朋友们说起来脸上也有面子。
父亲念叨了好几年，也没能打动何国权。他对考公还是没兴趣，日常除了生意上的事，就是打游戏，中途倒是谈了个恋爱，甚至一度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见家长时，女方父亲劝他，“你上了个大学，就应该去考公。”何国权明确表示自己不打算再考。对方当面没说什么，私下却跟女儿说，“小何这人，没啥大出息。你是老师，在编的，他配不上你。”
后来两人分手后，何国权的父亲也借此再次鼓动儿子考公，“人家就是因为你不是公务员，才看不起你。”父子俩为此吵了起来，当儿子的说，不考公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当父亲的则不断重复，“我是为你好。”
生意做到33岁那年，何国权突然没了兴趣，他“觉得没什么尊严”。所谓的尊严，来自几次同学聚会。
几个毕业后进了体制的同学当了领导，哥儿几个聚会时，体制外的同学给他们敬酒，总是低头哈腰，一口一个“领导”“主任”叫着，气氛尴尬又局促。何国权说，实际上，那几个体制外的同学都挺有钱，但在体制内的人面前，不由自主地卑微起来。起初何国权看不上这种“卑微”，参加了几次饭局后，他对权力迷恋起来。
他突然意识到，金钱在权力面前，一文不值，并因此萌生了考公的念头。当时是2020年，何国权33岁。
大龄考生
按照35岁的年龄上限推算，当时的何国权理论上还有上岸机会。
当年11月，他老家公务员局发布2021年度招录公务员时，对专科、本科年龄要求是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1984年11月至2002年11月期间出生）。何国权是1987年11月出生。但他报考的那个区级单位，只招录1个人，意味着需要走“独木桥”上岸。
备考的日子漫长又难熬。300多页的申论教材，与400多页的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何国权通常看不到10页就开始打瞌睡。醒来后，发现之前看的几页，几乎忘光了。为了不让自己犯困，他试过各种浓茶、咖啡，但都无济于事，他无法保持专注。
他也到考公培训机构考察过。刚一进去，工作人员就满脸堆笑地走过来，“叔，是咱家孩子要考编吗？”何国权尴尬地笑了笑，悻悻离开。从那之后，他再未考虑过上培训班。
《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中也提到过一个类似细节：在某考公线下冲刺班里，一个大龄考公者和一名“95后”学员同桌。后者做判断推理题的速度很快，写完后对前者说，“阿姨，你不适合考试了，你看我早算完了，你这么长时间还没算完。”
何国权似乎也不适合考试了。2020年12月中旬参加完笔试，他的成绩只有40分（满分100分）。当年，该地笔试合格分数线为50分，他连面试资格都没拿到。
考公这条路上，屡战屡败的大有人在。何国权决定再战。
2021年11月，当地公务员局发布了2022年招录公务员公告，何国权没有超龄，他也就把所有流程重新走了一遍。笔试仍然没过线。2023年，再考，还是没过。
连续三次考公失败，何国权的父亲不耐烦了，“你是不是彪（傻）呀？”一次喝多后，他对儿子说。何国权没有反驳。这次失败，意味着他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了。
2023年11月，当地发布2024年度录用公务员公告，何国权年龄上属于压线。
这次他的笔试过了，进入到面试流程。凭借自己生意场上的能说会道，何国权本以为面试会顺利通过。结果考官三个问题一出，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完全不记得自己在说什么。当时是4月，从考场出来，他的后背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最终，综合成绩未达到录取标准。
于是，在35周岁前，何国权失去了最后一次考公机会。
“35岁，就是一个废人了。”何国权彻底被击倒了。那段时间，他几乎每晚泡在网吧通宵打游戏，白天窝在家里睡觉，既不出去找工作，也不接受父母的相亲安排，甚至连头发和胡子也懒得打理，衣服半个月换一次，身上飘着汗水和头油混杂在一起的味道。
扔了佛珠的于超，在未超龄前，也是参加过一次公务员考试的。
2023年1月下旬，当地公务员局发布了2023年度公务员招录公告，于超符合条件。在完成报名、资格审查、缴费等程序后，他报了某区的纪委监委。
报名成功后，于超在家自学——得益于法律专业的学习，对于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他学起来很是得心应手。2023年3月下旬成绩出来，他超了当地笔试最低控制分数线几十分，顺利进入面试。
“我当时根本不担心面试。”做了多年律师的于超，对自己的口才和应变能力非常满意，在他看来，面试无非是走个流程。2023年4月，他穿着笔挺的西装，戴着佛珠去参加面试。
面试过程只有十几分钟——做完自我介绍，考官问了他三个问题。一是分析热点事件，二是如何处置突发事件，还有个与法学相关。面试成绩满分100分，合格线为60分。
最终，于超面试拿到了70多分，但在当天所有面试人员中，处于中下水平。他一下子蒙了，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妻子看到他手腕上那串油腻腻的佛珠，突然问：“面试当天也戴着？”于超回答“是”。妻子摇摇头：“你都考公了，怎么还戴佛珠？”于超辩解说那只是个装饰。妻子则一口咬定，一定是佛珠，让面试官有了什么误解。
再后来，有人问起于超考公失利的原因，他也就怪到佛珠上。他想着，自己才34岁，还有一次机会，可以来年再战。直到今年2月，得知自己因一天之差被淘汰出局。
“差一个月，人生完全不同”
武俊杰也输给了年龄，尽管他选择了难度相对较小的上岸途径——考编。不同于公务员考试，考编指的是参加事业编制考试，考上以后取得事业编制，如教师、医生等。
和于超们一样，武俊杰也没打算在毕业之初就捧一份铁饭碗。2010年从南京的一所大学本科毕业后，他先是到了当地一家教育培训机构上班。彼时教培还是朝阳产业。当年，全年共有34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主要的交易所进行IPO上市，其中教培领域公司就占了4个席位，成为五大上市行业的主力军。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称，“2010年我国教育培训行业市场规模已达7800亿元”。
刚入职时，于超每月能拿到6000多元薪水，最高的时候，拿过3万多。
一切来得猝不及防。疫情之初，他所在的机构尚能勉强维系，但最终还是没能撑下去。2020年，武俊杰回了安徽。但在老家那个小县城里，工作并不好找，有朋友建议他，不如考事业单位。武俊杰对考编考公了解不多，仅有的常识让他觉得，考编至少比考公容易，反正都是铁饭碗。
武俊杰出生在1988年2月，在他打算考编的2020年，显然在年龄线之内。
于是他报了当地某单位的“财政全供”专业技术岗，该岗位招两个人。
笔试是在当年7月下旬进行的，考试科目有《综合知识》和《申论》两科。两个科目满分分别是100分。考试成绩下来后，武俊杰离笔试分数合格线差了一点，第一次考编失败。
武俊杰想放弃，但老家留给他的工作机会太少了。他曾经工作过的教培行业，在2021年经历了一次大规模整顿，2021年12月，教育部培训监管司给出的数据是，“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83.8%，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压减84.1%”。
这意味着，想要回到从前的赛道，也变得愈发艰难。他只能继续备战考编。
2021年，该县招事业单位人员时的年龄要求和上一年一样。彼时33岁的武俊杰仍然没有超龄，但拿到笔试科目一看，他傻眼了——由于第一次考的是《综合知识》和《申论》，他在之后的备考中，也一直恶补这两门。但到了2021年，笔试科目换成了《职业能力倾向测验》和《综合应用能力》，武俊杰只能仓促学习。
武俊杰记得，那年一共招101个人，“35周岁以下好像只要15个，其余全是30周岁以下，有的甚至要求25周岁以下。”而在为数不多的“35周岁以下”的岗位中，还有几个是面向特殊经历人员的“定向招聘”。
比照了年龄和专业等要求后，他发现只有某执法大队和殡仪馆适合自己。即便如此，这两个单位也分别只招一人，武俊杰选择了执法大队。笔试成绩一出，又失败了。
武俊杰还是得考，考编几乎成了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2022年6月，当地再次招事业单位人员时，彼时34岁的武俊杰在招聘公告中发现了一个细节，“之前对年龄问题，县里会特别强调30周岁以下，和35周岁以下。2022年时，只提了30周岁以下，完全没提35周岁。”
他赶紧打开当年的岗位计划表，认真数了下，发现当年该县80多个岗位共招104人，只有11个岗位要35周岁以下的。让武俊杰难以接受的是，这11个岗位的专业要求，他一个都不符合。相当于，这一年的武俊杰，尽管有年龄优势，但因专业不对口失去了报名资格。
那次之后，武俊杰知道自己在考编市场中，几乎没有任何希望了。
于是他开了家小超市，闲来无事，还是会时刻关注考编信息——2023年，他发现，县里在招聘事业单位人员时，大多数要求为30周岁以下“1992年4月1日（含）以后出生”，另外一小部分25周岁以下。对35周岁以下的只有两个“定向招聘”岗位。
看着这份公告，他越想越气，到最后，直接抓起电话打给有关部门，表示希望将大部分岗位年龄放宽到35岁。有关部门的回复客气又官方，只说是根据要求，合理设置的岗位，但也表示，会根据历年招聘情况进行优化。
实际上，“35岁”门槛被诟病已久。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李正国此前提出，“设定‘35岁门槛’不仅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充分利用，更涉嫌违反劳动法和就业促进法，侵害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
2024年3月，武俊杰发现，自己所在的县打算招聘的70多个事业单位人员中，35周岁以下年龄岗位，占到了30多人。他有些惊喜，但这一年，他已经超龄了——这份公告上，“35周岁以下”是指1988年3月1日以后出生的人。武俊杰出生于1988年2月。
“对大龄青年来说，差一个月，人生就完全不同。”武俊杰说，在决定考编之前，他从来没有过年龄焦虑，朋友们一起吃饭，他总是最小的那个。而这些年，都开始有人管他叫“叔”了，“想不到最终让我觉得自卑的，是我的年龄，真是悲凉。”
岸上危机
当越来越多的人拥入考公赛道时，这条赛道的厮杀也变得愈发残酷。
比较一下这些年的数据，2022年的国考，计划招录3.12万人，报名过审人数突破200万，最终有142.2万人实际参加考试，参加考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46:1。2023年的国考报名审核通过人数达到259.7万，达到近些年审核通过人数最多的一年，招录比达到70:1。到了2024年，国考报名人数首次突破300万人，招录人数为39561，今年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77:1。
而在大龄考公人群中，如果能够压线上岸，毫无疑问是被无数人艳羡的幸运儿。周燕燕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已然上岸，她在接受采访时尤其慎重，也再三提出不能透露任何个人信息，包括她所在的省份。
34岁那年，周燕燕决定考公。年龄意味着她只有这唯一的一次机会，而她抓住了。
实际上，做这个决定前，她是有些冒险的。因为各地招录公务员，对年龄的限制，都会卡在发布公告日期，比如，该地2021年对“35周岁以下”卡在1985年1月后出生，2022年对“35周岁以下”卡在1986年2月后出生。而出生于1987年1月的周燕燕，如果2023年报考时卡在1月份，她还有机会；但如果卡在2月，就没机会了。
“输了，就当学习了。”周燕燕决定赌一把。
备考半年后，2023年1月份，该省公务员局发布考试公告，周燕燕的年龄刚好压线，她赌赢了。接下来是笔试、面试，再进入到体检考查环节时，周燕燕知道，上岸稳了。
她到此前工作的报社辞职，领导和同事吓了一跳。有报社领导表示完恭喜，赶紧说，“以后当领导了，记得咱报社是你娘家。”周燕燕的家人脸上似乎也有了光，不止一次，丈夫回家后告诉她，“我们领导托我说，想请你吃饭。”周燕燕一概拒绝了，“你们这些男人，我这个年纪好不容易上岸，不要想着把我拉下水。”
2023年7月入职后，周燕燕先是进行了初任培训，并分到相关岗位去实习。实习期为一年，其间有工资和社保。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的话，才能任职定级，如果不合格，则要被取消录用。眼下周燕燕正在实习期，和她一同实习的，多是20来岁的年轻人。
她一刻不敢放松，“我能在这个年龄考公上岸，非常不容易。年轻人不想干的我干，年轻人干不好的我干，他们下班吃火锅、看电影，我在学公文写作。”相比之前在报社的工作，周燕燕觉得无比疲惫，但她清楚，既然自己年龄上没有优势，就要赢在工作态度上。
“就算上岸了，也照样有35岁焦虑。”周喆理解周燕燕的危机感。他在29岁那年考公上岸，在镇上的综治办工作。
周喆上班的乡镇离家50多公里，如果不值班、没有突发状况的话，他一般会在周末回家。他所在的综治办，用官方说法，是主要负责维稳、信访、平安建设、防范与处理邪教、社会治理等。具体到实际工作中，就是解决发生在老百姓中的各种矛盾，细碎又繁琐。
“经常被一群人围着，各说各的，谁也不听，脑仁疼。”前几年周喆还敢大声训斥群众，智能手机普及后，他只要大声说话，立马有人举着手机拍他。每到这时周喆就异常紧张，“怕他们发社交媒体，毕竟舆情压倒一切。”他觉得自己足够小心谨慎且和善了，但还是经常被投诉。上面查了一圈，发现没有实际问题，又都不了了之。
最让周喆难以接受的是，从前在企业时，他可以兼顾家里。自从做了乡镇公务员，基本与家庭割裂了。夫妻俩起初还会为此吵架，现在发展到基本不联系，只是保持着一份有名无实的婚姻。
周喆想过离开乡镇，到市里工作，可这太难了。
按照组织部门要求，像他这种乡镇公务员，在乡镇机关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并且要签订书面服务协议，这5年不能辞职。想要离开，只有辞退和被开除两种。后果就是，如果被辞退，五年内不得报考公务员；开除的话，终身不得报考公务员。
2021年，周喆5年服务期满。他已经适应了公务员工作，不想离开这个队伍。
而如果想要离开乡镇，唯一可行的路是公务员遴选。所谓公务员遴选，简言之，就是上级机关直接向下级基层机关选人。其中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可越级遴选，这是很多基层公务员晋升的黄金通道。具备遴选资格的人，除了已经是公务员外，一般也要求35周岁以下，甚至有些岗位要求在30周岁以下。
2022年2月，该省公务员局发布当年省直机关遴选公告后，周喆赶紧报了名。当时，省里对年龄规定是“35周岁以下（1986年2月以后出生）”。周喆生于1987年4月。
他报考了一个省直部门。有同事鼓励他好好考，并和他开玩笑，“考到省里了，以后多照顾老同事”。公务员遴选也分笔试和面试，笔试满分100分。周喆没能通过笔试，回到单位，当时鼓励他的同事说起了风凉话，“好好待在乡镇干，就别想高攀了。”
2023年，在35岁“大限将至”前，周喆又考了一次，仍然没有考过。
“如果不辞职，我大概是要在乡里干到退休了。能混到正科，就已经是烧高香。”周喆遴选彻底失败后，妻子基本不和他说话，偶尔吵起来，就抱怨他遴选时不找关系，走门路。
周喆无言以对，他还会时不时关注各地遴选信息。他发现，网络平台上经常有基层公务员抱怨遴选年龄的问题，并建议将遴选年龄拓宽到40周岁。而在四川、贵州等一些地方，已经将遴选年龄改到了40周岁。
周喆眼下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五年之内，他所在省份也能做出这样的调整。
接受完采访不久，颓废消沉了一段时间的何国权突然主动联系我，说他打算考研了，但最终目的仍然是考公。
之所以有这个想法，是从2023年开始，大部分省份已明确将硕士、博士应届生年龄限制放宽到40岁，新疆更是将县（市、区）及以下机关职位的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年龄放宽到45岁。不过，这种放宽，基本只针对应届硕士和博士生。
何国权算了一下，自己如果考研成功，研究生毕业不到40岁，还能以应届硕士身份去考公，“希望别到时候把研究生学历也卡到35周岁，毕竟现在满大街都是研究生了。”
于超则放弃了上岸打算，继续做回了律师的老本行，只是每每提起考公，还会对那串佛珠耿耿于怀。偶尔他也会想到那句经典的佛教用语，“苦海无边，回头是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