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男孩，出生时整个下颚骨呈开放式畸形，导致他嘴巴无法闭合，耳朵内部结构异常。复杂精密的矫正手术要在2岁前分三次才能完成，但即便手术顺利完成，小男孩的视力，听力和智商仍然会有不同程度的终身残疾。 可除了做手术住院，平时在托儿所里，老师的态度都一视同仁“no big difference”，既不会因为他有残疾就嫌弃他，也不会因为他有残疾而特别照顾他。 另一个大班还有个小女孩，先天重度耳聋。但在她2岁前，就动完手术装上了最新技术的人工耳蜗。虽然讲话发音稍稍有点不同，可完全不影响她像和人交流沟通，玩笑打闹。
今天早上看到知乎一个问题：
能问出这个问题是好事，说明我们自信了，开始意识到中国其实是一个挺好的国家，并不比国外差。
中国这几年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常常让我有这样的感觉，尤其是在国外玩手机没电，到处都找不到共享充电宝时，这样的感觉格外强烈。
但下面的一条回答，让我清醒了不少：
所以中国到底便不便捷？
如果你是个四肢健全、耳聪目明的年轻人，并且生活在城市里，那中国确实很方便——火车票可以在网上买，用手机可以随处叫车，去哪付费都可以微信支付宝支付。
但如果你是有点跟不上时代的老人，是一位残疾人。
那就不一定了，有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城市，其实很不友好。
01
首先说说针对盲人的。
盲道的问题我已经提过很多次了，但中国盲道的问题常看常新，每次提，都能找到更不可思议的盲道。
比如之前已经有通向死亡的盲道：
有被菜市场占据的盲道：
当然这些是后来这些道路投入使用的时候出了问题，并不意味着设计者有错。
但下面这些直接通向死路的盲道，基本是设计者的锅了：
如果一定要洗白的话，可以说铺路的和负责绿化的不是一个部门，部门之间协调不佳，所以造成了上面这种情况。
但下面这种设计，真的把我看笑了：
当然我们看着搞笑的地方，在真的使用这些盲道的人看来，就是噩梦，无怪乎盲人直接表示：
而知乎上直接有问题问：
——盲人不是不想用，而是实在用不了啊。
你看日本的盲人用盲道，不是用得很正常吗？
02
再来说说腿脚不方便的居民。
正如前面那位答主所说，中国绝大多数商场、景点或者说道路，在设计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过坐轮椅者出行的感受。
比如这是一个著名的景区，残障人士完全没有办法进出：
这样的完全不考虑残疾人士的地方还有很多，相信大家生活中也经常会看到，就不一一举例了。
再说说那些所谓的“无障碍通道”。
我相信很多人看过这样的无障碍通道：
它上面有太多锯齿，轮椅在上面走，上面的老人/残疾人根本受不了。
而这种没有扶手又太陡的无障碍通道，用起来就像在玩过山车：
还有：
甚至某医院给患者做的“康复花园”，里面也一定要修上一个小坎，不知有啥意义。
北京大学教师李迪华，在一席演讲的时候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每年，我都会和学生一起租上轮椅车、拐杖、婴儿车，穿公园，走大街。我们发现，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公园，寸步难行，
寸步难行，
寸步难行，
寸步难行，
寸！步！难！行！
上面那位学生推着婴儿车，突然婴儿车被推到了一个电线的斜拉线上，而等待着婴儿车的是危险的铁丝。这根铁丝最少已经存在了六年，因为六年前我带学生做同样的练习的时候它就在。
03
如果这些你都没感觉的话，可以看看文军的故事。
文军是北京截瘫者之家创办人，25岁的时候，一场车祸夺走了他行走的能力，但他没有被打倒，反而开始致力于为残疾人发声，希望能推进残疾人道路建设。
文军2006年开始，会每年考察一个城市，确定安全路线后会用带着残疾人“集体出行”的方式向社会发声，告诉社会：
“出行既是对自己的挑战，也是一种呐喊。希望社会能知道，我们非常想出来，也需要出来，我们不是只适合待在家里。”
然而今年7月份，他在云南大理亲自坐轮椅考察无障碍路线的时候，不幸身亡了。
害死他的是这样一个路口，当时是没有绳子拉起来的。
无台阶，无护栏，无警示标识，正值黑夜，没有灯光，而且没任何人提醒这里有危险。
别说残疾人了，就是健康的成年人从这摔下去，也会有生命危险。
一位无障碍出行的推动者，最终倒在了障碍重重的路上。
这真的是一种巨大的讽刺，也是我国庞大的残疾人口出行时面临危险的缩影。
文军曾向社会喊话“我们不是只适合在家里呆着。”
然而社会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04
可能你会觉得这是小众的需求，你会觉得中国没多少残疾人，因为你在大街上没看过几个残疾人。
但事实上中国的残疾人有多少呢？
2018年的官方统计是8500万，实际数字只多不少。
意思就是每16个人中间，就有一个残障人士，但我们在大街上完全看不到他们。
这不是因为他们不存在，也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出来，而是因为他们实在出不来。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中国最发达开放的城市之一，并且已经明文规定，允许导盲犬上地铁。
然而一位盲人带着自己的导盲犬上地铁时，仍然被拒绝了11次：
其他城市就更免谈了：
盲人的盲道完全没有作用也就算了，带着导盲犬也上不了地铁，有时候公交车和出租车都上不了。
你让盲人怎么出门呢？
飞吗？
而腿脚不方便的人士，遇到的窘境是一样的：
他们的感受是，不但寸步难行。
而且会在路上会被人指指点点：
你现在骂他们，但你又怎么保证自己明天不会变成他们呢？
要知道并不只有骨折或者截肢的人才腿脚不方便，人只要老了，其实都会腿脚不方便的。
05
一个社会，当然可以鼓吹优胜劣汰，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吹不要帮助弱者。
但事实上人类发展至今靠的不是这个，人类发展至今恰恰靠的是相互协作，帮助弱者，不放弃残疾的同伴，让每个人都生活得更好更有尊严。
对待弱者的态度，也是衡量文明的标志。
最后希望我们的城市可以更美好，我们的生活可以更方便，真真正正，对所有人而言的方便。
谢谢大家。
延伸阅读：国内有8300万残疾人，在大街上为什么很少看见他们？
先说一起家庭悲剧。南京警方去年7月25日发布通报，“南京无人认领女尸案”告破，被害女童由爸爸杨某响、爷爷杨某松推入河中溺亡，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抓获。 被害女童璇璇出生于2010年，一出生就发现“不正常”，后经诊断患有肺病和脑瘫，并患有智力障碍，其父母在孩子两岁时离婚。常年照顾璇璇的奶奶近日也因癌症病倒，不堪重负的爸爸和爷爷最终溺死了璇璇。 其实，这并不是第一起进入公众视野的“脑瘫儿童”被害案。2010年，轰动一时的“慈母溺子案”就已经引起了极大关注。母亲韩群凤照顾两个脑瘫儿子13年，为此辞去工作，连房租都无法负担，最终溺死两个儿子后自杀未遂。
八年过去了，同样的悲剧又发生在了璇璇身上，据最新的调查研究显示，我国脑瘫儿童约有300万到400万，每年新发病约有6万例，《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数据显示，中国残疾人总数在8300万字左右，媒体视野之外，还有多少被类似于“脑瘫儿”拖垮的家庭我们不得而知。
与中国家庭被脑瘫儿拖垮不同，得益于强大的社会福利制度，欧洲、美国、日本对脑瘫在内的特殊儿童，其治疗费用不是由家长，而是由其所购买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之外的“特殊儿童补贴”支付。所有患儿家长根据收入等级，会有因抚养特殊儿童的减免费。不会因生养了一个脑瘫儿而导致家庭破产。
今年16岁的Ben Pimlott，在中国出生时没有右前臂和右手被父母遗弃流落福利院，后被来自美国的Kathy Pimlott收养。如今他已经成为美国剑桥林奇拉丁高中校队首发后卫，在一次客场比赛中他单场命中8记三分，全场得到32分。她的母亲一共收养了三个来自中国的孩子，除了最小的Ben之后还有两个女孩。
以美国为例，从确诊到3岁这一阶段，有专业人员免费去“训练”孩子，心理医生免费和家长交流疏导家长心理问题。3岁到6岁的学前教育阶段，患儿可以选择上全免的公立学校也可以到由“政府购买服务”的特殊学前教育机构。而义务教育阶段，公立学院是不允许因为疾病原因拒收任何孩子的，患儿的家庭每年还可以享受一笔联邦教育基金，在新泽西州，这个数字是4万美元。
后续，还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由政府兜底的纯社会福利事业的工厂、福利公寓等等。 以上是美国的情况，而今天，我们邀请到在加拿大生活的作者，谈一谈加拿大残疾人士的生活如何保障。
1981年，美国圣迭戈的公交巴士的无障碍设备
加拿大残障人士给我上的第一堂课
这么多年过去了，仍清楚记得梅根教授的第一堂课。 她哼着小曲开着电动轮椅从教室门口进来，把篮筐里的讲义材料搬到讲台上，然后转身，操控轮椅升高，在黑板上用仅有的左手写下第一堂的标题，顺手拉下投影幕布，回到讲台，打开投影仪和笔记本电脑。 我愣愣看她行云流水干完这些，回神才想起，哎呀，老师这么严重的残疾，我们全手全脚做学生的还傻坐着，也太不像话了！
梅根教授仿佛看穿我心思一般，笑着对台下20多个学生开口的第一句话，“see, no big difference!”（看，没多大区别） 没多大区别？！怎么可能没区别？！这种情况放中国，身边至少得有个人24小时伺候着吧，也就说说漂亮话吧……
残疾学生与普通学生无差别学习生活
课间休息，看到梅根教授要出教室，我立刻箭步上前帮她开门，谁知教授居然特意停下把轮椅转过来，礼貌而认真说，“谢谢，但下次请你不用特意帮我开门，我可以自己来，跟这里每个人一样，没有区别。”
颇尴尬地看着教授背影远去，心想这老师自尊心也太强了吧，一个残疾人，连这点好意都不接受。 但随着与梅根教授渐渐相熟，才明白，我从中国带来的这种”替残障人士把事情做了”的所谓“好意”，在加拿大反而是一种“歧视”。而倘若你想给他们真正的“好意”，是应该用各种方法帮助他们能自己做事，过着跟普通人没有区别的生活。 比如残障轮椅的高科技，随处可见的无障碍设施，以及可以与普通人公平竞争的各种机会。
加拿大每辆公交车都配有无障碍设施，可以让轮椅或儿童推车方便乘坐
几乎每天，在学校各处遇到梅根教授，除了上课，她自己坐公交车上下班，热午饭，买咖啡，上厕所，一路跟学生同事谈笑风生，还能带着我们跟木工系的教授抢实验室。
第一年期末考试结束，全班相约去酒吧庆祝，梅根教授竟然也来凑热闹，几杯威士忌下肚，她嗨得即兴来了段轮椅热舞，技惊四座！
中国1亿残疾人也被叫做“残废”
自信开朗，自给自足的梅根教授完全刷新了我对残疾人的三观。 想起小时候的一家邻居，平日里只见两个老人沉默进出，直到突然有天，看到他们在弄堂里狂追一个20来岁上身赤裸，腰上栓着铁链条的大小伙子，住了多年的邻居们才知道，他家孙子是个手臂畸形精神异常的残疾人。
残奥会上中国运动员成绩耀眼，但普通的中国残疾人并没有那么光芒四射
也才知道，这个因为药物致残的男孩子，被铁链条栓在床边关在家里，已经12年。
而老夫妻俩担心他不时嚎叫，被邻居非议，常年用布团塞住他的嘴。 还有一个小学同学的姐姐。小儿麻痹症导致腿部终身残疾。除了行动不便，人很聪明，念书一直年级前三。 上学，放学，课间休息，妹妹总要跑到姐姐班里，帮姐姐上厕所，吃饭，上下楼梯。有时还要应付顽劣同学对“瘸子”的讥讽嘲笑和恶作剧。
有一天，这对姐妹不巧从楼梯上一起摔了下去，妹妹摔得不轻，当众崩溃大哭。
寸步难行的盲人道
后来听说，成绩那么好的姐姐，念完小学就再也没有继续，去了社区福利工厂做纸花。
做记者之前的很多年里，除了这两位，我对残疾人没有什么概念，也觉得他们稀少罕见，离我们生活太过遥远。 而当记者之后，才了解，光是官方统计中国目前的残疾人数，就有8296万。这个人数将近1亿的群体，还不包括许多尚未列入官方认可“残疾”的残疾人，比如，自闭症。 那么多的残疾人，仿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消失了般，不知道生存在哪里。 我曾经采访过将近20多个有残疾人的家庭，其实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像当年那位邻居老夫妇一样，被家人“藏”在了家里。 原因也特别简单：一，出门残障设施不全很不方便。二，也不想让别人知道家里有个残废，看笑话。 “残废”，你残你就废了，不光你自己废了，搞不好全家都跟着你废了。这就是中国残疾人生存的现状。
当然中国也有不同命运的残疾人，比如张海迪。可1亿残疾人里有几个张海迪？
但光是在我就读的加拿大大学，全校师生42000多名，像梅根教授这样带有残障的员工大约有20个左右，学生有100来个。他们每一个，在高科技和社会制度的保障下，只是如常人一样生活，不是残废，也不是累赘。
最大的区别，残疾孩子的未来
或许谈再多，很多中国人跟以前的我一样，仍然对残疾人没有什么感觉和概念。残疾人的世界太遥远，也理所当然地觉得这跟自己没关系，谁家残疾谁倒霉，反正倒霉的不是我。 每个能生出健康宝宝的妈妈不是必然，都是幸运之中的幸运。可万一“倒霉”的是你呢？
加拿大残疾儿童“无差别”生活
2006年我做过一个“自闭症”孩子的系列报道，那些来自各地方各阶层的家庭，孩子一出生却莫名其妙患有自闭症。她们找不到原因和治疗方案，连训练这些孩子基本自理生存能力的正规机构，中国也没有。
一个无法自理的自闭症孩子，一个护理工的费用每月至少5000元，大多数家长都是亲自照顾，因为就算是给钱，也不一定有护理工愿意照顾这么一个孩子。而康复训练，单在最便宜的澳门，也要每月上万。即便是有钱，也只能送到港澳台或日本周边地区国家，因为中国没有所谓“合法”机构来接受这些孩子。 采访中常常能碰到走投无路的家长崩溃大哭，“我们不就是希望我们死了之后，孩子能有一些基本的生活能力和生存保障吗？！不然我们死了怎么办？
加拿大所有建筑，不管是民用还是商用，都必须根据必须建筑标准强制配有相应数量的无障碍设施，比如停车场，厕所，电梯，通道等
而这些家长里，在孩子没有出生前，不少都过着精致体面的中产精英生活。 也曾采访过著名击剑运动员栾菊杰，20多年前她移民加拿大被不少国人骂作“叛徒”，说国家培养你当拿世界冠军，你功成名就就投奔资本主义了？！ 其实她移民，完全因为大女儿是个先天智力残障儿童，在中国既得不到康复治疗，经济上也重负不堪。她眼见着一个著名导演去世后，两个智障儿子受尽欺辱的悲惨生活，才痛下决心移民加拿大，去到一个不光可以给女儿免费治疗康复，更会给予整个家庭未来的国家。
加拿大建标中关于无障碍厕所极限空间尺寸和位置的无障碍设计
加拿大建标中关于干手器和擦手纸盒高度的无障碍设计标准
我女儿班上，就有类似情况的一个小男孩。
这个小男孩，出生时整个下颚骨呈开放式畸形，导致他嘴巴无法闭合，耳朵内部结构异常。复杂精密的矫正手术要在2岁前分三次才能完成，但即便手术顺利完成，小男孩的视力，听力和智商仍然会有不同程度的终身残疾。 可除了做手术住院，平时在托儿所里，老师的态度都一视同仁“no big difference”，既不会因为他有残疾就嫌弃他，也不会因为他有残疾而特别照顾他。 另一个大班还有个小女孩，先天重度耳聋。但在她2岁前，就动完手术装上了最新技术的人工耳蜗。虽然讲话发音稍稍有点不同，可完全不影响她像和人交流沟通，玩笑打闹。
残疾儿童“无差别”地被爱被关怀
因为按照加拿大的政策，所有出生带有先天残疾或后天致残，需要进行矫正治疗的孩子，检测，治疗，手术，医疗器械全部免费。并自出生起，将会有专人跟踪孩子治疗后成长发育情况，定期与家长保持联系，监测督促康复训练等效果。
这些孩子也将在学校和生活中受到“无差别”对待（歧视残疾人在加拿大是很严重的法律问题），有差别的是他们将终身享有特殊补贴，甚至还有父母因为照顾他无法工作的补偿。 而如果经过治疗仍然没有自理能力，将会有专业机构接手照顾，父母可以随时探望。如果能有自理能力，将有专业人士对他们进行特殊职业培训，让他们和普通人一样拥有一份工作。在加拿大，一个公司优先雇佣残障人士还会有不少优惠政策。 同样的情况在中国，有多少家长可以有能力在最佳治疗时机，自费为孩子做昂贵的修复手术，比如几十万一只的人工耳蜗？而即便是能够缓解残疾的程度，这个社会又能给这些孩子多少机会享有一个有保障的未来，不至于让家人绝望到要亲手溺死自己的孩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