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17岁的杰登·泰勒走出洛杉矶国际机场的汤姆·布拉德利国际航线航站楼后，戴上了口罩。 Rozette Rag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洛杉矶——周日早上，当17岁的杰登·泰勒(Jaden Taylor)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摘下口罩，对着向他竖起大拇指的海关官员微笑时，那一刻的意义，远不止是从上海出发的12小时飞行到达了终点。
这是他为期一周的紧急逃离中国行动的最后一步，作为在那里的一名交换生，他陷入了一场冠状病毒暴发之中，疫情正在迅速扩散，死亡人数在增加。
“奇怪的是，那个官员没有问我任何问题，”杰登在离开机场后说。“我觉得很幸运，我以为自己肯定会被隔离，但速度太快了。”
他遇到的困境包括航班取消、横跨两大洲的紧张磋商，以及当局为他设立的一系列检查体温的关卡，眼下全世界都试图将这种快速传播的病毒拒之门外，无数试图离开中国的旅行者只得面对这些检查。
此前在俄勒冈州波特兰读高中的杰登可能是最后一批离开中国并且轻松通关的美国人之一。到周一上午时，过去14天里曾到过中国的美国航空旅客已经被安排从11个机场通行，接受严格的健康检查，并有可能被隔离。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外国人通过学生交换项目前往中国。从上个月开始，这些学生陷入了日益扩大的健康危机之中。鉴于学习的性质，他们往往被安排到中国各地的家庭，其中一些人的住所距离领事馆或大使馆有数百英里之遥。许多学生为了回家，不得不自己从遥远的城市赶往大机场。
在本学年，美国战地服务团(American Field Service)从世界各地送了300多名学生到中国，其中包括20多名美国人。杰登是唯一一名被安置在安徽省的美国学生，该省与疫情中心湖北接壤。
这家非营利组织于1月31日取消了在中国的所有项目。
周日，贾登在机场与51岁的母亲卡琳·贝拉尔多团聚。 Rozette Rag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这似乎是一次有趣的冒险”
杰登厌倦了波特兰的高中生活，他计划学习中文，早点毕业，这样就可以在上大学前先在中国待一年。
“那是一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地方，这似乎是一次有趣的冒险，”他说。“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去年8月，他前往中国，成了家中第三代以交换生身份出国的人。
在芜湖，他住进一个寄宿家庭，开始上学，打算一直待到6月。他结交了中国朋友，尝试甲鱼和牛肚之类的新食物。随着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出租车司机因为他是美国人而拒载，他也能泰然处之。
他第一次听说冠状病毒感染是在1月初。他的中文老师源源不断地发来电子邮件，告诉他一种疾病正在武汉蔓延，也就是毗邻省份的省会。
1月15日左右，战地服务团在当地的协调员和杰登的寄宿家庭要求他一直呆在室内。“我几乎每天都被提醒不要出门，”他回忆说。
到1月20日，病毒已经跨越了国际边界。中国报告了数百例感染病例，死亡者在几天内从三人跃升至17人。
两天后，杰登的外祖母克里斯汀·贝拉尔多(Christine Berardo)给他发了一条WhatsApp信息，说她一直在读有关这种病毒的报道，她对病毒暴发可能会影响杰登的农历新年旅行计划表示遗憾。
“我所在的城市也有人感染了这种病毒，所以现在每个人都戴着口罩，”他告诉外祖母。
杰登展示了他在芜湖拍摄的一张街头空无一人的照片。 Rozette Rag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拿出点勇气来，”他母亲说
1月23日，约有1100万人口的武汉被隔离，中国当局对这座城市进行了封城。“我看到了边境关闭的画面，人们无法离开武汉，”杰登回忆说。他开始担心起来。
他的母亲也开始担心，但她不想让儿子知道。他母亲今年51岁，叫卡琳·贝拉尔多(Karin Berardo)，是华盛顿特区的一名投资经理。
在WhatsApp的交流中，贝拉尔多对自己喜欢冒险的孩子说，“兵来将挡。拿出点勇气来，”她回忆说。“他总是在渴望征服世界。”
位于武汉东北约500公里的芜湖没有被正式隔离，但实际上和隔离也差不多。人们没有用烟花和欢庆活动来庆祝农历新年，而是把自己锁在了家里。
除了那些试着囤积食物和口罩的人，街上空无一人；商店的货架上几乎空无一物。杰登说，人们会对咳嗽的人怒目而视。城市陷于恐怖的景象开始在夜里萦绕在他的脑际，使他难以入睡。“我变得非常多疑和焦虑，”他说。
杰登曾居住过的波特兰、伯克利、巴尔的摩和阿布扎比等地的朋友们纷纷通过Snapchat和WhatsApp表达了担忧，担心他留在中国有危险。
出不了门的杰登有的是时间浏览Reddit上的新闻报道，他也在等待美国国务院的电子邮件。中国朋友们把他们从中国媒体上搜集到的信息分享给他。消息似乎一天比一天糟。
他在华盛顿的母亲联系了美国战地服务团，询问他们对情况怎么看。
“他们说，他们与美国战地服务团北京办事处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建议学生们呆在室内，”贝拉尔多回忆说。
1月26日，在得知中国有5600万人被隔离后，贝拉尔多联系了交流项目在纽约的一名代表，要求尽快安排她的儿子回美国。
周日，戴着口罩离开洛杉矶国际机场的乘客。 Rozette Rag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试图找到一条出路
第二天，项目代表提出了一个让杰登离开的初步计划。计划包括一个从350公里外的上海起飞的航班。但贝拉尔多被告知，当地没有人能送他去上海。“他们说可以先把他送上火车，但他得想办法从火车站去上海的那个机场，”她说。
贝拉尔多担心，她的儿子可能会被困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那里已经有不少起冠状病毒病例的报告。
尽管如此，母亲和儿子在一次谈话中同意试试这个计划。最终，项目官员找到了一个能开车送杰登去南京的人，南京距离芜湖约100公里，杰登可以从南京乘飞机到上海。
项目给杰登订了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起飞时间是上周日。但上周五下午，美国航空公司宣布取消这次航班，同时，许多航空公司也开始暂停它们在中国的业务。他改签了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同一天起飞的航班。
“我们镇静了一分钟，”贝拉尔多回忆说。
杰登偷偷溜出公寓，向中国朋友们告别，还给空空无人的芜湖拍了几张最后的照片。他的行李两天前就已经装好了。
接他的车原定凌晨3点到，但他寄宿家庭的儿子晚上11点刚过就敲开了他的房门。接他的车来了。
杰登和他在中国学校的国际项目负责人。 Rozette Rag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路上唯一的一辆车
接他的人担心，如果他们在途中遇到道路被封锁，可能会延误。确实是那样，不少路段都被封了，司机不得不改走小路。
“我焦虑不安，非常担心，”杰登在日记中写道，他决定用日记来记录他在中国的最后几个小时。那是上周六晚上11点半左右。
“到处漆黑一片，我们是路上唯一的一辆车，”他写道。“我刚摘下口罩不到五秒钟，司机就转过头来对我大喊。”
在多个检查站，警察让他们把车停在路边，检查他们是否戴口罩。每次都有人用红外测温枪量杰登的体温。
上周日凌晨零点30分刚过，他们快到南京机场时，警察拦住了他们的车。身穿防护服的人命令杰登下车。他们一次、两次、三次测他的体温。每次他们都说，他的体温太高。
杰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觉得身体很好。
“如果他们不让我去机场，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他说。
最后，一名卫生工作者从他们的用品盒里取出了一个不同的温度计。他们说，这个温度计测的杰登的体温可以接受。
周日，杰登与母亲贝拉尔多在洛杉矶吃饭。
周日，杰登与母亲贝拉尔多在洛杉矶吃饭。 Rozette Rag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到达一个空寂无人的机场
出发四个小时后，他们完成了这段100公里的旅程，到达了一个空寂无人的机场。时间是凌晨2点刚过。
三小时后，当他办理飞往上海航班的值机手续时，办理值机的人告诉他，她不能把他的行李一直托运到洛杉矶，因为他的下一段航班可能会被取消。他还想去上海吗，办理值机的人想知道。
杰登认为此刻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
登上了飞往洛杉矶的飞机后，他想睡觉，但睡不着：他脑子里一直在想项目被缩短了五个月，失去了很多机会。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他加入到从世界各地降落后排队等待护照检查的人群中。
他排的是美国公民的队。他摘下口罩，等着轮到自己。他的口袋里装着一本美国宪法小册子，以防他被当局单独挑出来，需要捍卫自己的权利时有个参考。
但当他走到边检口时，海关人员扫了一眼他的护照，没问任何问题就把护照还给了他。
“在所有其他的柜台，任何戴口罩或去过中国的人都会被问，他们去过哪些地方，为什么去。但没问我，”他说。
在海关的另一边，他母亲把1米9高的儿子抱进了自己的怀里。“嗨，妈妈，”他说。“我累了。”
离开机场时，他再次短暂地把口罩戴上，不过马上意识到他已经不再处于病毒暴发的紧急状态下。他把口罩摘了下来，然后他们去了连锁的墨西哥菜餐馆Chipotle，他在那里吃了两个豆馅芝士玉米粉卷饼。“这是天堂，”他说。
周日，17岁的杰登·泰勒走出洛杉矶国际机场的汤姆·布拉德利国际航线航站楼后，戴上了口罩。 Rozette Rag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洛杉矶——周日早上，当17岁的杰登·泰勒(Jaden Taylor)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摘下口罩，对着向他竖起大拇指的海关官员微笑时，那一刻的意义，远不止是从上海出发的12小时飞行到达了终点。
这是他为期一周的紧急逃离中国行动的最后一步，作为在那里的一名交换生，他陷入了一场冠状病毒暴发之中，疫情正在迅速扩散，死亡人数在增加。
“奇怪的是，那个官员没有问我任何问题，”杰登在离开机场后说。“我觉得很幸运，我以为自己肯定会被隔离，但速度太快了。”
他遇到的困境包括航班取消、横跨两大洲的紧张磋商，以及当局为他设立的一系列检查体温的关卡，眼下全世界都试图将这种快速传播的病毒拒之门外，无数试图离开中国的旅行者只得面对这些检查。
此前在俄勒冈州波特兰读高中的杰登可能是最后一批离开中国并且轻松通关的美国人之一。到周一上午时，过去14天里曾到过中国的美国航空旅客已经被安排从11个机场通行，接受严格的健康检查，并有可能被隔离。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外国人通过学生交换项目前往中国。从上个月开始，这些学生陷入了日益扩大的健康危机之中。鉴于学习的性质，他们往往被安排到中国各地的家庭，其中一些人的住所距离领事馆或大使馆有数百英里之遥。许多学生为了回家，不得不自己从遥远的城市赶往大机场。
在本学年，美国战地服务团(American Field Service)从世界各地送了300多名学生到中国，其中包括20多名美国人。杰登是唯一一名被安置在安徽省的美国学生，该省与疫情中心湖北接壤。
这家非营利组织于1月31日取消了在中国的所有项目。
周日，贾登在机场与51岁的母亲卡琳·贝拉尔多团聚。 Rozette Rag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这似乎是一次有趣的冒险”
杰登厌倦了波特兰的高中生活，他计划学习中文，早点毕业，这样就可以在上大学前先在中国待一年。
“那是一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地方，这似乎是一次有趣的冒险，”他说。“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去年8月，他前往中国，成了家中第三代以交换生身份出国的人。
在芜湖，他住进一个寄宿家庭，开始上学，打算一直待到6月。他结交了中国朋友，尝试甲鱼和牛肚之类的新食物。随着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出租车司机因为他是美国人而拒载，他也能泰然处之。
他第一次听说冠状病毒感染是在1月初。他的中文老师源源不断地发来电子邮件，告诉他一种疾病正在武汉蔓延，也就是毗邻省份的省会。
1月15日左右，战地服务团在当地的协调员和杰登的寄宿家庭要求他一直呆在室内。“我几乎每天都被提醒不要出门，”他回忆说。
到1月20日，病毒已经跨越了国际边界。中国报告了数百例感染病例，死亡者在几天内从三人跃升至17人。
两天后，杰登的外祖母克里斯汀·贝拉尔多(Christine Berardo)给他发了一条WhatsApp信息，说她一直在读有关这种病毒的报道，她对病毒暴发可能会影响杰登的农历新年旅行计划表示遗憾。
“我所在的城市也有人感染了这种病毒，所以现在每个人都戴着口罩，”他告诉外祖母。
杰登展示了他在芜湖拍摄的一张街头空无一人的照片。 Rozette Rag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拿出点勇气来，”他母亲说
1月23日，约有1100万人口的武汉被隔离，中国当局对这座城市进行了封城。“我看到了边境关闭的画面，人们无法离开武汉，”杰登回忆说。他开始担心起来。
他的母亲也开始担心，但她不想让儿子知道。他母亲今年51岁，叫卡琳·贝拉尔多(Karin Berardo)，是华盛顿特区的一名投资经理。
在WhatsApp的交流中，贝拉尔多对自己喜欢冒险的孩子说，“兵来将挡。拿出点勇气来，”她回忆说。“他总是在渴望征服世界。”
位于武汉东北约500公里的芜湖没有被正式隔离，但实际上和隔离也差不多。人们没有用烟花和欢庆活动来庆祝农历新年，而是把自己锁在了家里。
除了那些试着囤积食物和口罩的人，街上空无一人；商店的货架上几乎空无一物。杰登说，人们会对咳嗽的人怒目而视。城市陷于恐怖的景象开始在夜里萦绕在他的脑际，使他难以入睡。“我变得非常多疑和焦虑，”他说。
杰登曾居住过的波特兰、伯克利、巴尔的摩和阿布扎比等地的朋友们纷纷通过Snapchat和WhatsApp表达了担忧，担心他留在中国有危险。
出不了门的杰登有的是时间浏览Reddit上的新闻报道，他也在等待美国国务院的电子邮件。中国朋友们把他们从中国媒体上搜集到的信息分享给他。消息似乎一天比一天糟。
他在华盛顿的母亲联系了美国战地服务团，询问他们对情况怎么看。
“他们说，他们与美国战地服务团北京办事处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建议学生们呆在室内，”贝拉尔多回忆说。
1月26日，在得知中国有5600万人被隔离后，贝拉尔多联系了交流项目在纽约的一名代表，要求尽快安排她的儿子回美国。
周日，戴着口罩离开洛杉矶国际机场的乘客。 Rozette Rag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试图找到一条出路
第二天，项目代表提出了一个让杰登离开的初步计划。计划包括一个从350公里外的上海起飞的航班。但贝拉尔多被告知，当地没有人能送他去上海。“他们说可以先把他送上火车，但他得想办法从火车站去上海的那个机场，”她说。
贝拉尔多担心，她的儿子可能会被困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那里已经有不少起冠状病毒病例的报告。
尽管如此，母亲和儿子在一次谈话中同意试试这个计划。最终，项目官员找到了一个能开车送杰登去南京的人，南京距离芜湖约100公里，杰登可以从南京乘飞机到上海。
项目给杰登订了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起飞时间是上周日。但上周五下午，美国航空公司宣布取消这次航班，同时，许多航空公司也开始暂停它们在中国的业务。他改签了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同一天起飞的航班。
“我们镇静了一分钟，”贝拉尔多回忆说。
杰登偷偷溜出公寓，向中国朋友们告别，还给空空无人的芜湖拍了几张最后的照片。他的行李两天前就已经装好了。
接他的车原定凌晨3点到，但他寄宿家庭的儿子晚上11点刚过就敲开了他的房门。接他的车来了。
杰登和他在中国学校的国际项目负责人。 Rozette Rag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路上唯一的一辆车
接他的人担心，如果他们在途中遇到道路被封锁，可能会延误。确实是那样，不少路段都被封了，司机不得不改走小路。
“我焦虑不安，非常担心，”杰登在日记中写道，他决定用日记来记录他在中国的最后几个小时。那是上周六晚上11点半左右。
“到处漆黑一片，我们是路上唯一的一辆车，”他写道。“我刚摘下口罩不到五秒钟，司机就转过头来对我大喊。”
在多个检查站，警察让他们把车停在路边，检查他们是否戴口罩。每次都有人用红外测温枪量杰登的体温。
上周日凌晨零点30分刚过，他们快到南京机场时，警察拦住了他们的车。身穿防护服的人命令杰登下车。他们一次、两次、三次测他的体温。每次他们都说，他的体温太高。
杰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觉得身体很好。
“如果他们不让我去机场，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他说。
最后，一名卫生工作者从他们的用品盒里取出了一个不同的温度计。他们说，这个温度计测的杰登的体温可以接受。
周日，杰登与母亲贝拉尔多在洛杉矶吃饭。
周日，杰登与母亲贝拉尔多在洛杉矶吃饭。 Rozette Rag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到达一个空寂无人的机场
出发四个小时后，他们完成了这段100公里的旅程，到达了一个空寂无人的机场。时间是凌晨2点刚过。
三小时后，当他办理飞往上海航班的值机手续时，办理值机的人告诉他，她不能把他的行李一直托运到洛杉矶，因为他的下一段航班可能会被取消。他还想去上海吗，办理值机的人想知道。
杰登认为此刻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
登上了飞往洛杉矶的飞机后，他想睡觉，但睡不着：他脑子里一直在想项目被缩短了五个月，失去了很多机会。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他加入到从世界各地降落后排队等待护照检查的人群中。
他排的是美国公民的队。他摘下口罩，等着轮到自己。他的口袋里装着一本美国宪法小册子，以防他被当局单独挑出来，需要捍卫自己的权利时有个参考。
但当他走到边检口时，海关人员扫了一眼他的护照，没问任何问题就把护照还给了他。
“在所有其他的柜台，任何戴口罩或去过中国的人都会被问，他们去过哪些地方，为什么去。但没问我，”他说。
在海关的另一边，他母亲把1米9高的儿子抱进了自己的怀里。“嗨，妈妈，”他说。“我累了。”
离开机场时，他再次短暂地把口罩戴上，不过马上意识到他已经不再处于病毒暴发的紧急状态下。他把口罩摘了下来，然后他们去了连锁的墨西哥菜餐馆Chipotle，他在那里吃了两个豆馅芝士玉米粉卷饼。“这是天堂，”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