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有出现在公众视线中的大V@薛蛮子 不知道是不是耐不住寂寞了。
7月8日晚，他发布了一则微博，称有三位大学者大专家的女孩因为差几分没有考上↓↓
是哪三位大家？他们的女孩又是因为差了几分没有考上什么学校，或者什么项目吗？
图片里的信息告诉我们了，原来是清华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文学院长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校长梅贻琦的女儿梅祖芬三人1946年报考清华，结果因为差了几分而落榜。
该图片还有文字盛赞，“这让人看到了那个年代中国教育的公平和良心”。
转发区也有另一位大V@董藩 对此进行附和，还称“看这些也感动不了那些今天的高考腐败者”。
这两天恰好是高考，原来发布相关网贴的用意在此啊。
但稍微愿意去了解一下历史的人就会知道：
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1946年考入了北京大学；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1946年先进入南开大学外文系就读，随后在1948年再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而校长梅贻琦的女儿梅祖芬则是先到了清华大学的先修班补习，次年才正式进入清华大学。
可以看到，共同点是三人都没有在1946年进入清华就读，但是原因和结果各不相同。
有些大家的女儿最终依然是进入到了清华，重提此事并不是有恶意要去攻击和抹黑前辈大家，而是因为她们的事例反而是能从另一角度反映，当时的办学制度并不公平。
应该不会有人想当然地认为，这三人就学途径的不同正好反映了当时入学方式的多元化吧。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薛蛮子 选用的照片，其实是林徽因（右）和她的表姐王孟瑜、王次亮和曾语儿，拍摄于1916年，压根不是三位大家的女儿。
最后，熟悉历史的人会知道，民国时期的高校的确是十分“自由”的，各校招生都是自主命题，类似于今天的自主招生制度，统考制度则短短存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1938-1940），国家教育部也不直接干涉招生工作。
这样一来，表面上看，高校是有了很大的自由度。
可如果以“大家的女儿都没有能够进入自己任教学校就读”作为例子来高唱教育公平，其实忽略了一个本质的问题：教育公平应该体现在全民受教育上。试问一下，民国时期是否普及了义务教育，是否进行过扫盲，是否人人有书读，教育的资源是不是依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抛开时局动荡的因素，民国政府其实并没有花费很多的心思在教育公平上。
以文盲人口为例，由于民国政府并没有进行过一次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因此准确的文盲比例是难以得知的。不过，新中国成立之初，曾粗估全国上下的文盲率在80%左右。从这个数字也可以倒推出民国政府在教育领域少有作为。
单说学费的问题，孙中山创立中华民国时曾颁布规定，初中、小学以及各类师范院校免费。但是对于积贫积弱的很多中国家庭而言，是完全意识不到教育可以改变命运这一作用的。即使到了抗战胜利后，时局稳定了下来，学龄前儿童的入学率也仅达到7成，他们中有很多又中途辍学了的。
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学费从几十大洋到几百大洋不等，这直接导致了很多孩子无法继续求学。至于外国人兴办的教会学校，师资力量更为优秀，教学实力更强，但却是更为可望而不可及的梦。
如果能够想到这些层面，应该能对于民国教育是否公平做出合理的评价。
任何制度都不会是完美的，只要有人参与其中就容易滋生腐败，我们能做的是尽可能地维持公平。
因为“大家的女儿都没有能够进入自己任教学校就读”，并不能够说明任何，最起码都不能回答因而当时就一定没有处于社会上层的人员尝试走关系就读的问题。
不贬低过去，也不拔高过去，或许才是我们对待历史最好的态度。
很久没有出现在公众视线中的大V@薛蛮子 不知道是不是耐不住寂寞了。
7月8日晚，他发布了一则微博，称有三位大学者大专家的女孩因为差几分没有考上↓↓
是哪三位大家？他们的女孩又是因为差了几分没有考上什么学校，或者什么项目吗？
图片里的信息告诉我们了，原来是清华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文学院长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校长梅贻琦的女儿梅祖芬三人1946年报考清华，结果因为差了几分而落榜。
该图片还有文字盛赞，“这让人看到了那个年代中国教育的公平和良心”。
转发区也有另一位大V@董藩 对此进行附和，还称“看这些也感动不了那些今天的高考腐败者”。
这两天恰好是高考，原来发布相关网贴的用意在此啊。
但稍微愿意去了解一下历史的人就会知道：
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1946年考入了北京大学；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1946年先进入南开大学外文系就读，随后在1948年再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而校长梅贻琦的女儿梅祖芬则是先到了清华大学的先修班补习，次年才正式进入清华大学。
可以看到，共同点是三人都没有在1946年进入清华就读，但是原因和结果各不相同。
有些大家的女儿最终依然是进入到了清华，重提此事并不是有恶意要去攻击和抹黑前辈大家，而是因为她们的事例反而是能从另一角度反映，当时的办学制度并不公平。
应该不会有人想当然地认为，这三人就学途径的不同正好反映了当时入学方式的多元化吧。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薛蛮子 选用的照片，其实是林徽因（右）和她的表姐王孟瑜、王次亮和曾语儿，拍摄于1916年，压根不是三位大家的女儿。
最后，熟悉历史的人会知道，民国时期的高校的确是十分“自由”的，各校招生都是自主命题，类似于今天的自主招生制度，统考制度则短短存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1938-1940），国家教育部也不直接干涉招生工作。
这样一来，表面上看，高校是有了很大的自由度。
可如果以“大家的女儿都没有能够进入自己任教学校就读”作为例子来高唱教育公平，其实忽略了一个本质的问题：教育公平应该体现在全民受教育上。试问一下，民国时期是否普及了义务教育，是否进行过扫盲，是否人人有书读，教育的资源是不是依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抛开时局动荡的因素，民国政府其实并没有花费很多的心思在教育公平上。
以文盲人口为例，由于民国政府并没有进行过一次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因此准确的文盲比例是难以得知的。不过，新中国成立之初，曾粗估全国上下的文盲率在80%左右。从这个数字也可以倒推出民国政府在教育领域少有作为。
单说学费的问题，孙中山创立中华民国时曾颁布规定，初中、小学以及各类师范院校免费。但是对于积贫积弱的很多中国家庭而言，是完全意识不到教育可以改变命运这一作用的。即使到了抗战胜利后，时局稳定了下来，学龄前儿童的入学率也仅达到7成，他们中有很多又中途辍学了的。
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学费从几十大洋到几百大洋不等，这直接导致了很多孩子无法继续求学。至于外国人兴办的教会学校，师资力量更为优秀，教学实力更强，但却是更为可望而不可及的梦。
如果能够想到这些层面，应该能对于民国教育是否公平做出合理的评价。
任何制度都不会是完美的，只要有人参与其中就容易滋生腐败，我们能做的是尽可能地维持公平。
因为“大家的女儿都没有能够进入自己任教学校就读”，并不能够说明任何，最起码都不能回答因而当时就一定没有处于社会上层的人员尝试走关系就读的问题。
不贬低过去，也不拔高过去，或许才是我们对待历史最好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