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马克龙访华前后发生的事情格外引人关注。
访华期间，国家领导人在北京见了他，又飞到广州举行非正式会晤。
这个待遇在最近来华的外国元首当中是比较罕见的。
大家有空还可以翻一翻新鲜出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联合声明（全文）》，内容细致详实的程度堪称近年来中外联合声明之最，都是落实到具体项目和活动上的，比如说：法国支持中国将尽快提出的加入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的申请，支持中国举办国际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大会。
其中还有这么一段：
为实现能源体系低碳转型的共同愿望，中法两国在政府间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框架下，开展民用核能务实合作。两国致力于在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和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协议等基础上，继续推进在核能研发领域前沿课题上的合作。两国支持双方企业研究在核废料后处理等问题上加强工业和技术合作的可能性。
事实上，核能一直是中法合作当中的一个重点和亮点。因为过去中法贸易结构当中有个“老三样”：高铁、核电、航空航天。
高铁当年我们充分吸收了海外技术，现在做到了世界第一；飞机领域我们主要采购自空客。
法国是核电发电量占总量比例最高的国家，核电占比约为70%。
整个法国电网约等于一张核电网。
而帮法国实现这一点的公司，也是完成中法核能合作的主体，叫法国电力（EDF），这是一家在中国低调行事了很多年的法国巨头，其2022年的全球营收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
这一次马克龙来，法国电力与中广核续签2007年生效的全球合作协议，涵盖核电站设计、建设和运营。
法国电力还与中核集团签署《关于“核能支持低碳发展前瞻性研究”蓝皮书谅解备忘录》。
我们知道，中国人现在核电技术也不差，我们有了自己的“华龙一号”和“玲珑一号”，还可以实现对外出口。
那我们为啥还要跟法国签核电合同呢？
如果你深入了解中国核电的发展历史，会发现除了我们自力更生，从军用核能领域一步步实现民用核能以外，法国人在中国核电独立自主的路上帮了不少忙。
因为核电是一个很复杂的领域，涉及技术领域很多，自己搞不定的可能就得找老师去请教。
钱给到位了，法国人很愿意教中国人本领，这个在今天西方国家嚷嚷脱钩的背景下似乎不可思议，但在当年没什么大不了的。
法国人希望伴随中国经济增长、能源需求增长、核电建设需求增长的东风，一起成长，把中国当做最重要的一块海外市场。
我们师夷长技不是为了制夷，而是展开以我为主的多边合作，互惠互利。
从核电的角度切入，去看法国电力在中国几十年的发展，管中窥豹，你就能看明白，为什么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不愿意做美国的附庸，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同中国完全脱钩。
而这个故事，几乎从未被媒体讲述过。
01
1970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不久，周恩来总理要求核工业部部长不要只盯着核爆炸，也要利用好核能来发电。
1972年，李鹏，后来的国务院总理，当时的北京电力工业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作为一名高级工程师，参加了巴黎的国际大电网会议，参观了很多法国的核电站。
他递交了一份“建议由国外引进压水堆电站成套设备”的报告。
1973年，法国蓬皮杜总统访问中国，这是第一位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欧洲国家元首。他的来访推动了中法两国在核能领域建立起一系列的接触。
1974年，国家计划委员会，也就是国家发改委的前身，决定建设一座中国自行设计建设的民用核电站。
同年，法国向美国西屋公司学习了压水堆技术，该技术从战略核潜艇基础上发展而来，在法国由法国电力、阿尔斯通等公司共同付诸实施。
整个20世纪70年代，法国领导人多次访华，其中一项重要议题就是中国的核电项目。
他们问：中国会不会向法国订购1~2座核电站。
邓公在与让-弗朗索瓦•德尼奥会谈结束以后，在记者面前比出了一个“V”字。
法国人认为，这是要跟法国订两座核电站。
当时法国人早早就开始准备了，因为法国压水堆技术源自美国，法国领导人还跑到华盛顿，找吉米·卡特开了绿灯，批准法国向中国出口核电设备。
但是由于70年代末的一些政治原因，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财力的窘迫，各部委之间对核电发展存在分歧，导致这批核电站没有顺利推进。
但是中法双方在核电领域的“眉来眼去”并没有中止，法国驻华使馆里甚至专门设了一个职位，叫“核电专员”，当时的专员中文名叫顾华年。
同一时期，中国的工程师也对压水堆技术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
法国人需要一个机会，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证明自己。
机会来了，在广东。
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广东想要发展经济，必须解决能源供应问题。
煤炭资源在北方，优质水电资源在西南，风电光伏那时还没发展起来。
广东迫切地需要核电。
但发展核电需要大把大把的钱。
于是一家美国咨询公司，名叫吉布斯·希尔，向广州市领导人提出了一个想法：从外国贷款建设，卖电给香港还债——因为香港也有对电力的旺盛需求。
借钱买鸡，养鸡生蛋，卖蛋还钱，还有钱花。
所以在国家计委的投资项目表上，大亚湾核电站一栏的投资金额是“零”。
在广东、香港以及一些在当地活跃的外国友人的共同支持下，1980年，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会议，遵照邓公的指示，宣布在东南沿海至少建设两座核电站。
1981年，李鹏出任电力部部长，他也是中国新成立的核电部门真正的总指挥。
广东省政府和水利电力部提交的核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获批，转呈至国务院。
报告中指出：电站最好采用压水堆技术，这项技术被当时全球半数以上核电站采用。而我们希望从引进国外技术开始，一步步实现独立自主发展核电。
1984年，在核工业部的一次会议上，他说：
“对引进外国核电站，必须做好两手准备，一手就是能比较顺利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另一手是一旦引进受到了阻力，我们仍然可以立足于国内。”
大亚湾核电站预计造价高达4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当时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20%。
当时我们还不被允许向国际市场贷款，国家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核电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出口信贷，来推动这座核电站工程的实施。
选定外国设备的过程中，中方迅速锁定了法国和英国的设备。
法国的建设成本比竞争对手低一半，而法国对中国早早表现出的友善态度，在核电领域的开放态度，博得了很多中方领导的好感。
1982年，李鹏率领的代表团出访法国，参观核电站。
当时索菲奈尔公司（SOFINEL），也就是“法国出口工程和援助公司”总裁带着李鹏一行人来到一个正在施工的核电站工地。
他问李鹏：您想看什么？
李鹏回答：我想请你让我近距离地看一看我们在中国将来能够自己制造的设备，以及那些供给我们的，但只有具备了足够的经验才能够制造出来的器材。
随后他们不仅带李鹏参观了这些设备，还迅速组织人手撰写了法国在中国实施核电计划的组织大纲。
转过年来，法国的密特朗总统访问中国，受到邓公的接见。
总统说：只要中国购买足够数量的法国设备，法国能接受中国技术转让的要求。
同一天，两国签署的核电合作备忘录中，法国保证在中国企业的参与下建设四个核反应堆，并同时向中国转让全部技术。
1984年，李鹏强调：“法国最早同我国进行核电站谈判，最早表示愿意向我们出售核电站，在1980年就达成了协议，法国也是最早愿意向我们转让技术的国家。”
而对于法国电力等法国核电企业来说，在中国建设核电站，到其他国家发展业务，是他们必须面对的课题，否则他们就只能龟缩在法国本土维持生计。
但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更慢，能源供应增量需求少（上世纪80~90年代年增长率只有1.5%左右），能源企业本土业务量不够，企业发展就可能走下坡路。
在双方具体谈判、研究核电站选址、建设的过程中，法国人也感受到了一些“中国特色”——
比如冬天里，法国人住在深圳市区一家没有暖气的小旅馆里，室外气温10度，把他们冻得够呛。
4个人挤一间屋，电站图纸只能铺在床上。
他们问能不能安排每人住一个单间，宾馆老板表示十分惊讶。
由于当时大亚湾附近还没有修路通车，他们勘察现场时几次陷进泥里，所有人下来推车。
但他们也说，大亚湾的滨海，没有任何城市建筑，是“天堂般的景色”。
在双方谈判时，他们感到很困惑：为啥中国人在会场里很少做出决定，都要“会后再研究”？
为了搞明白中国人在谈判现场，私下里在交流什么，他们还找了一个“中国通”乔装打扮坐在法方一侧，搞清楚中国人到底在“耳语”什么。
对于法国电力的职责，中方负责人希望法国电力参与的范围越大越好（请注意这一点）。这样能避免可能发生的问题，保证这个项目的成功。
所以最后，法国电力在大亚湾核电站项目中负责了六大方面：
1、整体设计和工程建设
2、核岛和常规岛之间的接口管理
3、确定主设备的技术性能
4、采购设备，监督工程施工质量
5、机组试运行和并网运行
6、培训未来的中方操作人员
1986年夏天，大亚湾核电站正式开工，来自22个国家的1万多人参与建设。
外国人不得不开始适应中国人的工作强度，经过谈判，每周工作时间从48小时缩短到45小时……
为了安排那些拖家带口、领着老婆和三四个孩子来中国的外国工程师，中方在工地附近给他们建了一座“专家村”，人数最多的时候住了1500人。
1986年，深圳一所800人的学校来了22个法国“插班生”。
他们拖家带口来了，我们也派人飞过去了。
建设期间，作为运营主体的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派了100多位技术干部到法国和英国，接受法国电力等企业在核电站实地的培训，时长从几个月到几十个月的都有。
这其中大多数人都参加了后来中国核电站的运行工作。因为每个人费用高达130万法郎，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体重的黄金价值，所以他们都被称为“黄金人”。
面对不懂外语、核电建设经验为零的中国工人，法国人有很多难题需要处理，比如沟通和信任问题。
他们认为，要指挥中国人，必须声色俱厉，要求严格。但法国专家之间聊天却轻松、谦让、包容。
这引起了中方工作人员的极大不满，他们觉得对付法国人必须用更严厉的腔调怼回去。
法国人没想到，他们受到的待遇来自于他们对中国人的态度。
问题一度激化得比较严重，导致工期不断拖延，法国电力感到阻力重重。
但随后法方就见证了神奇的一幕：随着中央的干预，有几次是李鹏亲自出面到工地视察，形势出现变化。
法国人说“就像吸铁石把铁屑朝着一个方向吸了过去。”
中方迅速动员了几千人，用6个月干完了1年的工作，把耽误的工期全都抢了回来。
没见识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法国人目瞪口呆。
随后双方渐渐统一认识，法国电力的工程师说：“我们在一家中国的（合资）企业里，跟中国人一起建设一个中国项目，就是在一口锅里吃饭！”
但这还是不够的。
没有经验的工人常常忽视施工安全问题，安全施工的要求被当做耳旁风。
有人把铲土机当撬杠，有人开着推土机从斜坡顶上摔了下去。
1988年初，一台起重机倒了，7人死亡多人受伤。
全体人员这才敲响警钟，安全意识进一步加强。
在检查焊接质量时，法方发现大量管道的焊缝没有按照抗震要求完全焊透，结果只能锯开近2000条焊缝一一重焊。
这修一修，那补一补，工期很容易就耽误过去了。
从开工以来，李鹏亲自到核电站工地视察15次。
1990年，已经担任国务院总理的他对大亚湾项目相关领导干部讲话中指出：
要处理好与法国专家和管理人员的关系。要从大处着眼，小处不计较，法国人可能傲慢，有时也把属于他们的责任推给我们。他们中有些人也不一定比我们强，但我们要顾全大局，引进他们的技术，用他们的设计、设备和规范，要多看人家的优点和长处，学习他们的优点和长处，主动教育干部和工人处理好合作和对外关系。
广东核电站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产物，引进技术不要狭隘地理解就是引进设备，也包括引进设计、工程管理和安装技术。过去我们搞工程也有自己的长处，但现在有这样一个学习国外管理和技术的机会，就不要错过，不要认为我们是给法国人干活，吃了亏。要理解这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为自己国家内地建设第一个大型核电站。这个主导思想要为我们的干部和广大工人所理解。
在中法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大亚湾工地形势好转，延误工期得到缩短。
在最后调试阶段，中方运行人员进入核电站各个部门，可以操作各种设备了。
当时运行部经理顾问保罗·阿莫哈万（Paul Amoravain）说：
“必须帮运营者学会核电站运行技术，必须让中国同事成为他们自己核电站的主人。”
公司购买了一台核电站运行模拟机，9个月时间里，各小组轮流上机训练，让运营人员后来避免了很多实操错误，为核电站的成功启动做出了贡献。
大亚湾核电站核反应堆
1993年，中方人员成功给1号反应堆装料，次年电站全部进入运行发电阶段，首年发电100亿度，后来投运不到4年，大亚湾就利用卖电的电费偿还了一大半的贷款本息。
通过这一项目，中方获得了一座核电站在设计、施工、管理、运行准备等各方面所需的宝贵知识。
后来参与大亚湾项目的很多国人，都成为中国核电工业的中坚力量。
2004年，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第一任中方厂长濮继龙说：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经历是痛苦的。要有勇气先在法国人面前低下头，将来才能有力量重新把头抬起来。就像法国人学习美国压水堆技术那样，我们又从他们那里学会了现代化的管理方法。”
而法国电力的工程师也第一次在中国得到了海外历练，其中一名工程师说：
“我们在大亚湾学到了很多东西。在一个中国项目当中，必须要阐述、讨论、说服和倾听我们谈话对象的建议。在法国普遍实践的做法，上级简单地向下级分配任务的方式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我们不对中国合作伙伴做出这些努力，事情就办不成。”
02
在建设大亚湾核电站的同一时期，法电还在中国开展了多个项目的设计研究工作，一个是上海锦江俱乐部的地下变电站，而另一个是广西的龙滩水电工程。
在此后的十年中，法电在中国参与了20多个水电项目，包括李家峡、瀑布沟、二滩、水口等等。
大家都知道，国家要搞碳中和，要搞风电、光伏。
而风电、光伏都是间歇性、波动性比较大的电源，有时候发电太多了，有时候发的又不够，自己不能储电，还需要额外配储能。
储能，有的用大电池，比如电动车上装的磷酸铁锂电池，还有用抽水蓄能的，就是山顶和山脚，电富余、电便宜的时候用电把水抽上去，缺电、电贵的时候把水放下来发电。
抽水蓄能现在是国内所有储能形式当中最便宜的一种，可以低至2毛钱一度电。
而世界第二大抽水蓄能电站，位于中国浙江省安吉县的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人称“江南天池”，就是法国电力帮助我们建设的，他们以设计者和运行者的身份四次参与工程建设和电厂运行。
法国电力还参与了北京十三陵抽水蓄能电站的竞标工作——也是北京迄今唯一一座抽水蓄能电站，但是后来由于其他原因，他们没有拿下项目。
没过几年，广东就要建设广州抽水蓄能电站，给大亚湾核电站做配套，但法电一开始都没有被邀请参加竞标。
广东抽水蓄能发电有限公司顾问、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罗绍基院士特意提出要把法国电力“捞回来”，他说：
“法国电力有丰富的技术经验，特别是在设计建设抽水蓄能电站方面。而且，在运行管理方面也有悠久、丰富的经验。我们希望，从一开始就在我们电站的控制室里看到一位先行者……不管怎么样，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业绩、价格和提供的资金条件。”
最后法电这份合同金额达到近5000万法郎，是法电历史上最大的海外水电咨询合同。
一般来说，一座水电站需要超过500个工作人员，但罗绍基希望把广州这个电站做成“标杆式”电站，大幅减少管理人员。
所以在合同中，法电承诺在这里建立一个人员精简的管理机构。
同样地，他们在阿尔卑斯地区水电运行处培训了中方的40名工程师和技术员。
后来广州抽水蓄能电站投产时，总人数不到90人，在全中国独一无二。
当时给法方工程师、法国谢拉抽水蓄能电厂厂长克里斯蒂安•巴鲁做翻译的小伙子祁达才，后来成了广州抽蓄电站的第一位中国厂长。
而从法电翻译成长为中方能源项目重要人物的国人比比皆是。
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同中国保持着长期友好、互信的合作关系，法国电力在中国得到了超过15个项目合同。
甚至1991年，海南省电力公司为了建设海南岛大广坝水库，请法电的工程师协助中国业主来评选标书。
1995年，中国电力部请法电来评估云南小湾水电站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法国人发现在1986~1996这十年中，随着法电在水电、核电项目中不断向中方传授知识技能，中国在技术支持方面的需求大大减少，需要法国提供的工程师服务工时大概只相当于原来的1/4。
法国人说：“我们在中国需要重新找到切入的环节，这个国家已经不再是西方水电咨询工程的黄金国了。”
在他们看来，中国已经从很多能源技术的从属地位，过渡到与西方平起平坐。
03
1994年春，国务院批准15年内在广东兴建10台核电机组，满足中国经济第一大省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
其中第二座广东核电站将建设四台100万千瓦机组。
为了这项计划，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新的核电开发机构——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也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中广核”。
这一次，中方已经充分汲取了在大亚湾项目管理和建设中的丰富经验，提出了“四个自主化”：
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建设、自主运行。
在大亚湾时期，核电设备国产化率不足1%，连钢筋水泥都要进口，只有调试锅炉是中国人生产的。
而在岭澳一期，很多设备制造和设计工作都在中国完成，中国的设计院所担当主力。
最后电站的整体国产化占比迅速提高到30%，其中核岛辅助系统达到50%。
到后来“华龙一号”示范工程防城港二期，设备国产化率已经达到86.7%。
法电在岭澳一期的合同业务量比大亚湾减少了近4成。这时起，法国电力一方面出任业主咨询顾问，另一方面开始参股中国的核电项目：和中方一起投资电力行业，共享收益，共担风险。
法国人原以为岭澳是大亚湾的翻版，法国工程师离开单位，来到中国的工地听从客户的调遣。
但现在法国电力是项目的咨询顾问和助理，法国人不再拥有决策权，决策圈都是中国人。
工程施工部经理高胜玉的助理菲利普•孔凡（Philippe Convert）说：“我们就像是飞机副驾驶，没有开飞机的权力，面对的又是中文的仪表盘！”
有时候他们给中方提建议，并没有被马上接受，好像意见被搁置了。
但是过段时间，法国人发现已经被中方采纳了，但中国人觉得没必要知会他们。
法方采购部助理石乐满（Jean-Pierre Le Man）说：“从大亚湾到岭澳，面对不断成熟、水平逐渐接近我们的客户，大家有点不太适应，但是法国电力的确在倾听能力上改善了。”
调试培训结束，法方认为中方调试人员水平优秀，完全不需要额外的指点，最后2号机组实现零误差，创下压水堆核电站启动调试的历史最好记录，没有任何计划外的紧急停堆。
吸收法国的技术知识，以不断精进的自主化形式建设中国的核电站，这是中国核电自主化路上不可忽视的重要步骤。
老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父。
但是中国核电的发展之路的确有这样一环：
因为有合作伙伴法国电力的技术支持，使得中国核电在今后的发展中不再依靠国外的技术帮助。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你情我愿的商业合同基础之上，也发生在中法两国长期友好互信的关系基础之上。
借用1997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对中国做出的承诺：
“协助建立一个中国的民族工业。”
这句话不用过度美化，因为人家企业也是想从你的经济、工业、能源发展中分一杯羹；
但也不用恶意揣测，因为从希拉克到马克龙，法国都是西方大国当中为数不多的，从不强调同中国脱钩的发达国家，并且说到做到。
开门做生意，你愿意教，我愿意学，我学会了你再找找我们家别的生意，我们接着合作。
在核电领域，你可能知道中国独步天下的“华龙一号”，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它的技术源头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它是中核和中广核两家巨头分别研制的ACP-1000与ACPR-1000+两种第三代核电技术融合的结果。
ACPR-1000+是从中广核ACPR-1000升级来的。
那ACPR-1000从哪来的？是中广核对CPR-1000进行了十大技术改进研发出来的。
那CPR-1000从哪来的？它的全称是“中国改进型压水堆核电技术”（China Pressurized Reactor）。
上世纪80年代，中广核集团从法国引进了M310核电站，建成了我国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
这座核电站是谁？正是大亚湾核电站。
从那时开始，中广核集团便开始利用M310，展开“消化吸收”。
CPR-1000将引进的法国900兆瓦的M310三个冷却回路设计改进，让它拥有净输出功率1000兆瓦（1080兆瓦的毛输出功率），设计使用寿命也延长至60年。
也就是说，从法国M310到CPR-1000，到ACPR-1000，再到ACPR-1000+，再到华龙一号，这是一整条核电技术的升级路线。
这其中既有中国核电人艰苦卓绝的国产化努力，有中国从开发核潜艇动力堆以来的能力积累，但也有法国机组技术“打底”在先。
引进、消化、吸收、升级、反超的故事，至少在中国核电领域是成立的。
大亚湾核电站时期的一位法国老专家，2010年来到EPR三代核电广东台山项目，他感慨道：
“我们以老师自居，指导工作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已经取得巨大进步，并将继续发展。今后，我们将平等合作。无论发生什么，有没有我们，他们照样能够自己干。”
2023年以来，中国已有5个核电项目、10台核电机组获得核准，是近14年来最多。
过去，为了培养一个“黄金人”，我们把核电工作人员送到法国和英国去培训。
现在，中国和英国签约，把英国大学生送到中国，为英国培养新一代核电工程师。
这一次马克龙来华期间，法电除了与中核、中广核签订合作协议，还与国家电投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在集中式清洁能源、氢能、碳资产管理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并携手在全球范围内开拓第三方市场。
这就是法国人的愿景：他们依然希望与中国的合作伙伴一道，联手进军国际市场，去更多国家开展项目合作。
早在21世纪初，中国就提出了“以我为主，中外合作，统一路线，推进核电国产化”的核电发展路线方针。
虽然中国核电的实际发展历经坎坷（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讲），也走过不少弯路，但发展至今，可以说我们圆满地完成了这个方针下所制定的各项目标。
中国核电已经变成了中国一张崭新的世界名片。
未来，我们还会在核电、水电和风光等新能源领域继续加强对外合作，还是那句老话：
开门做生意，做互惠互利的事。
我们要赶走的是豺狼虎豹，我们始终对支持中国发展建设的国际朋友敞开大门。
因为我们始终记得：
转益多师是吾师。
前一段时间，马克龙访华前后发生的事情格外引人关注。
访华期间，国家领导人在北京见了他，又飞到广州举行非正式会晤。
这个待遇在最近来华的外国元首当中是比较罕见的。
大家有空还可以翻一翻新鲜出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联合声明（全文）》，内容细致详实的程度堪称近年来中外联合声明之最，都是落实到具体项目和活动上的，比如说：法国支持中国将尽快提出的加入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的申请，支持中国举办国际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大会。
其中还有这么一段：
为实现能源体系低碳转型的共同愿望，中法两国在政府间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框架下，开展民用核能务实合作。两国致力于在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和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协议等基础上，继续推进在核能研发领域前沿课题上的合作。两国支持双方企业研究在核废料后处理等问题上加强工业和技术合作的可能性。
事实上，核能一直是中法合作当中的一个重点和亮点。因为过去中法贸易结构当中有个“老三样”：高铁、核电、航空航天。
高铁当年我们充分吸收了海外技术，现在做到了世界第一；飞机领域我们主要采购自空客。
法国是核电发电量占总量比例最高的国家，核电占比约为70%。
整个法国电网约等于一张核电网。
而帮法国实现这一点的公司，也是完成中法核能合作的主体，叫法国电力（EDF），这是一家在中国低调行事了很多年的法国巨头，其2022年的全球营收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
这一次马克龙来，法国电力与中广核续签2007年生效的全球合作协议，涵盖核电站设计、建设和运营。
法国电力还与中核集团签署《关于“核能支持低碳发展前瞻性研究”蓝皮书谅解备忘录》。
我们知道，中国人现在核电技术也不差，我们有了自己的“华龙一号”和“玲珑一号”，还可以实现对外出口。
那我们为啥还要跟法国签核电合同呢？
如果你深入了解中国核电的发展历史，会发现除了我们自力更生，从军用核能领域一步步实现民用核能以外，法国人在中国核电独立自主的路上帮了不少忙。
因为核电是一个很复杂的领域，涉及技术领域很多，自己搞不定的可能就得找老师去请教。
钱给到位了，法国人很愿意教中国人本领，这个在今天西方国家嚷嚷脱钩的背景下似乎不可思议，但在当年没什么大不了的。
法国人希望伴随中国经济增长、能源需求增长、核电建设需求增长的东风，一起成长，把中国当做最重要的一块海外市场。
我们师夷长技不是为了制夷，而是展开以我为主的多边合作，互惠互利。
从核电的角度切入，去看法国电力在中国几十年的发展，管中窥豹，你就能看明白，为什么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不愿意做美国的附庸，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同中国完全脱钩。
而这个故事，几乎从未被媒体讲述过。
01
1970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不久，周恩来总理要求核工业部部长不要只盯着核爆炸，也要利用好核能来发电。
1972年，李鹏，后来的国务院总理，当时的北京电力工业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作为一名高级工程师，参加了巴黎的国际大电网会议，参观了很多法国的核电站。
他递交了一份“建议由国外引进压水堆电站成套设备”的报告。
1973年，法国蓬皮杜总统访问中国，这是第一位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欧洲国家元首。他的来访推动了中法两国在核能领域建立起一系列的接触。
1974年，国家计划委员会，也就是国家发改委的前身，决定建设一座中国自行设计建设的民用核电站。
同年，法国向美国西屋公司学习了压水堆技术，该技术从战略核潜艇基础上发展而来，在法国由法国电力、阿尔斯通等公司共同付诸实施。
整个20世纪70年代，法国领导人多次访华，其中一项重要议题就是中国的核电项目。
他们问：中国会不会向法国订购1~2座核电站。
邓公在与让-弗朗索瓦•德尼奥会谈结束以后，在记者面前比出了一个“V”字。
法国人认为，这是要跟法国订两座核电站。
当时法国人早早就开始准备了，因为法国压水堆技术源自美国，法国领导人还跑到华盛顿，找吉米·卡特开了绿灯，批准法国向中国出口核电设备。
但是由于70年代末的一些政治原因，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财力的窘迫，各部委之间对核电发展存在分歧，导致这批核电站没有顺利推进。
但是中法双方在核电领域的“眉来眼去”并没有中止，法国驻华使馆里甚至专门设了一个职位，叫“核电专员”，当时的专员中文名叫顾华年。
同一时期，中国的工程师也对压水堆技术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
法国人需要一个机会，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证明自己。
机会来了，在广东。
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广东想要发展经济，必须解决能源供应问题。
煤炭资源在北方，优质水电资源在西南，风电光伏那时还没发展起来。
广东迫切地需要核电。
但发展核电需要大把大把的钱。
于是一家美国咨询公司，名叫吉布斯·希尔，向广州市领导人提出了一个想法：从外国贷款建设，卖电给香港还债——因为香港也有对电力的旺盛需求。
借钱买鸡，养鸡生蛋，卖蛋还钱，还有钱花。
所以在国家计委的投资项目表上，大亚湾核电站一栏的投资金额是“零”。
在广东、香港以及一些在当地活跃的外国友人的共同支持下，1980年，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会议，遵照邓公的指示，宣布在东南沿海至少建设两座核电站。
1981年，李鹏出任电力部部长，他也是中国新成立的核电部门真正的总指挥。
广东省政府和水利电力部提交的核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获批，转呈至国务院。
报告中指出：电站最好采用压水堆技术，这项技术被当时全球半数以上核电站采用。而我们希望从引进国外技术开始，一步步实现独立自主发展核电。
1984年，在核工业部的一次会议上，他说：
“对引进外国核电站，必须做好两手准备，一手就是能比较顺利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另一手是一旦引进受到了阻力，我们仍然可以立足于国内。”
大亚湾核电站预计造价高达4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当时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20%。
当时我们还不被允许向国际市场贷款，国家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核电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出口信贷，来推动这座核电站工程的实施。
选定外国设备的过程中，中方迅速锁定了法国和英国的设备。
法国的建设成本比竞争对手低一半，而法国对中国早早表现出的友善态度，在核电领域的开放态度，博得了很多中方领导的好感。
1982年，李鹏率领的代表团出访法国，参观核电站。
当时索菲奈尔公司（SOFINEL），也就是“法国出口工程和援助公司”总裁带着李鹏一行人来到一个正在施工的核电站工地。
他问李鹏：您想看什么？
李鹏回答：我想请你让我近距离地看一看我们在中国将来能够自己制造的设备，以及那些供给我们的，但只有具备了足够的经验才能够制造出来的器材。
随后他们不仅带李鹏参观了这些设备，还迅速组织人手撰写了法国在中国实施核电计划的组织大纲。
转过年来，法国的密特朗总统访问中国，受到邓公的接见。
总统说：只要中国购买足够数量的法国设备，法国能接受中国技术转让的要求。
同一天，两国签署的核电合作备忘录中，法国保证在中国企业的参与下建设四个核反应堆，并同时向中国转让全部技术。
1984年，李鹏强调：“法国最早同我国进行核电站谈判，最早表示愿意向我们出售核电站，在1980年就达成了协议，法国也是最早愿意向我们转让技术的国家。”
而对于法国电力等法国核电企业来说，在中国建设核电站，到其他国家发展业务，是他们必须面对的课题，否则他们就只能龟缩在法国本土维持生计。
但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更慢，能源供应增量需求少（上世纪80~90年代年增长率只有1.5%左右），能源企业本土业务量不够，企业发展就可能走下坡路。
在双方具体谈判、研究核电站选址、建设的过程中，法国人也感受到了一些“中国特色”——
比如冬天里，法国人住在深圳市区一家没有暖气的小旅馆里，室外气温10度，把他们冻得够呛。
4个人挤一间屋，电站图纸只能铺在床上。
他们问能不能安排每人住一个单间，宾馆老板表示十分惊讶。
由于当时大亚湾附近还没有修路通车，他们勘察现场时几次陷进泥里，所有人下来推车。
但他们也说，大亚湾的滨海，没有任何城市建筑，是“天堂般的景色”。
在双方谈判时，他们感到很困惑：为啥中国人在会场里很少做出决定，都要“会后再研究”？
为了搞明白中国人在谈判现场，私下里在交流什么，他们还找了一个“中国通”乔装打扮坐在法方一侧，搞清楚中国人到底在“耳语”什么。
对于法国电力的职责，中方负责人希望法国电力参与的范围越大越好（请注意这一点）。这样能避免可能发生的问题，保证这个项目的成功。
所以最后，法国电力在大亚湾核电站项目中负责了六大方面：
1、整体设计和工程建设
2、核岛和常规岛之间的接口管理
3、确定主设备的技术性能
4、采购设备，监督工程施工质量
5、机组试运行和并网运行
6、培训未来的中方操作人员
1986年夏天，大亚湾核电站正式开工，来自22个国家的1万多人参与建设。
外国人不得不开始适应中国人的工作强度，经过谈判，每周工作时间从48小时缩短到45小时……
为了安排那些拖家带口、领着老婆和三四个孩子来中国的外国工程师，中方在工地附近给他们建了一座“专家村”，人数最多的时候住了1500人。
1986年，深圳一所800人的学校来了22个法国“插班生”。
他们拖家带口来了，我们也派人飞过去了。
建设期间，作为运营主体的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派了100多位技术干部到法国和英国，接受法国电力等企业在核电站实地的培训，时长从几个月到几十个月的都有。
这其中大多数人都参加了后来中国核电站的运行工作。因为每个人费用高达130万法郎，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体重的黄金价值，所以他们都被称为“黄金人”。
面对不懂外语、核电建设经验为零的中国工人，法国人有很多难题需要处理，比如沟通和信任问题。
他们认为，要指挥中国人，必须声色俱厉，要求严格。但法国专家之间聊天却轻松、谦让、包容。
这引起了中方工作人员的极大不满，他们觉得对付法国人必须用更严厉的腔调怼回去。
法国人没想到，他们受到的待遇来自于他们对中国人的态度。
问题一度激化得比较严重，导致工期不断拖延，法国电力感到阻力重重。
但随后法方就见证了神奇的一幕：随着中央的干预，有几次是李鹏亲自出面到工地视察，形势出现变化。
法国人说“就像吸铁石把铁屑朝着一个方向吸了过去。”
中方迅速动员了几千人，用6个月干完了1年的工作，把耽误的工期全都抢了回来。
没见识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法国人目瞪口呆。
随后双方渐渐统一认识，法国电力的工程师说：“我们在一家中国的（合资）企业里，跟中国人一起建设一个中国项目，就是在一口锅里吃饭！”
但这还是不够的。
没有经验的工人常常忽视施工安全问题，安全施工的要求被当做耳旁风。
有人把铲土机当撬杠，有人开着推土机从斜坡顶上摔了下去。
1988年初，一台起重机倒了，7人死亡多人受伤。
全体人员这才敲响警钟，安全意识进一步加强。
在检查焊接质量时，法方发现大量管道的焊缝没有按照抗震要求完全焊透，结果只能锯开近2000条焊缝一一重焊。
这修一修，那补一补，工期很容易就耽误过去了。
从开工以来，李鹏亲自到核电站工地视察15次。
1990年，已经担任国务院总理的他对大亚湾项目相关领导干部讲话中指出：
要处理好与法国专家和管理人员的关系。要从大处着眼，小处不计较，法国人可能傲慢，有时也把属于他们的责任推给我们。他们中有些人也不一定比我们强，但我们要顾全大局，引进他们的技术，用他们的设计、设备和规范，要多看人家的优点和长处，学习他们的优点和长处，主动教育干部和工人处理好合作和对外关系。
广东核电站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产物，引进技术不要狭隘地理解就是引进设备，也包括引进设计、工程管理和安装技术。过去我们搞工程也有自己的长处，但现在有这样一个学习国外管理和技术的机会，就不要错过，不要认为我们是给法国人干活，吃了亏。要理解这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为自己国家内地建设第一个大型核电站。这个主导思想要为我们的干部和广大工人所理解。
在中法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大亚湾工地形势好转，延误工期得到缩短。
在最后调试阶段，中方运行人员进入核电站各个部门，可以操作各种设备了。
当时运行部经理顾问保罗·阿莫哈万（Paul Amoravain）说：
“必须帮运营者学会核电站运行技术，必须让中国同事成为他们自己核电站的主人。”
公司购买了一台核电站运行模拟机，9个月时间里，各小组轮流上机训练，让运营人员后来避免了很多实操错误，为核电站的成功启动做出了贡献。
大亚湾核电站核反应堆
1993年，中方人员成功给1号反应堆装料，次年电站全部进入运行发电阶段，首年发电100亿度，后来投运不到4年，大亚湾就利用卖电的电费偿还了一大半的贷款本息。
通过这一项目，中方获得了一座核电站在设计、施工、管理、运行准备等各方面所需的宝贵知识。
后来参与大亚湾项目的很多国人，都成为中国核电工业的中坚力量。
2004年，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第一任中方厂长濮继龙说：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经历是痛苦的。要有勇气先在法国人面前低下头，将来才能有力量重新把头抬起来。就像法国人学习美国压水堆技术那样，我们又从他们那里学会了现代化的管理方法。”
而法国电力的工程师也第一次在中国得到了海外历练，其中一名工程师说：
“我们在大亚湾学到了很多东西。在一个中国项目当中，必须要阐述、讨论、说服和倾听我们谈话对象的建议。在法国普遍实践的做法，上级简单地向下级分配任务的方式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我们不对中国合作伙伴做出这些努力，事情就办不成。”
02
在建设大亚湾核电站的同一时期，法电还在中国开展了多个项目的设计研究工作，一个是上海锦江俱乐部的地下变电站，而另一个是广西的龙滩水电工程。
在此后的十年中，法电在中国参与了20多个水电项目，包括李家峡、瀑布沟、二滩、水口等等。
大家都知道，国家要搞碳中和，要搞风电、光伏。
而风电、光伏都是间歇性、波动性比较大的电源，有时候发电太多了，有时候发的又不够，自己不能储电，还需要额外配储能。
储能，有的用大电池，比如电动车上装的磷酸铁锂电池，还有用抽水蓄能的，就是山顶和山脚，电富余、电便宜的时候用电把水抽上去，缺电、电贵的时候把水放下来发电。
抽水蓄能现在是国内所有储能形式当中最便宜的一种，可以低至2毛钱一度电。
而世界第二大抽水蓄能电站，位于中国浙江省安吉县的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人称“江南天池”，就是法国电力帮助我们建设的，他们以设计者和运行者的身份四次参与工程建设和电厂运行。
法国电力还参与了北京十三陵抽水蓄能电站的竞标工作——也是北京迄今唯一一座抽水蓄能电站，但是后来由于其他原因，他们没有拿下项目。
没过几年，广东就要建设广州抽水蓄能电站，给大亚湾核电站做配套，但法电一开始都没有被邀请参加竞标。
广东抽水蓄能发电有限公司顾问、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罗绍基院士特意提出要把法国电力“捞回来”，他说：
“法国电力有丰富的技术经验，特别是在设计建设抽水蓄能电站方面。而且，在运行管理方面也有悠久、丰富的经验。我们希望，从一开始就在我们电站的控制室里看到一位先行者……不管怎么样，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业绩、价格和提供的资金条件。”
最后法电这份合同金额达到近5000万法郎，是法电历史上最大的海外水电咨询合同。
一般来说，一座水电站需要超过500个工作人员，但罗绍基希望把广州这个电站做成“标杆式”电站，大幅减少管理人员。
所以在合同中，法电承诺在这里建立一个人员精简的管理机构。
同样地，他们在阿尔卑斯地区水电运行处培训了中方的40名工程师和技术员。
后来广州抽水蓄能电站投产时，总人数不到90人，在全中国独一无二。
当时给法方工程师、法国谢拉抽水蓄能电厂厂长克里斯蒂安•巴鲁做翻译的小伙子祁达才，后来成了广州抽蓄电站的第一位中国厂长。
而从法电翻译成长为中方能源项目重要人物的国人比比皆是。
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同中国保持着长期友好、互信的合作关系，法国电力在中国得到了超过15个项目合同。
甚至1991年，海南省电力公司为了建设海南岛大广坝水库，请法电的工程师协助中国业主来评选标书。
1995年，中国电力部请法电来评估云南小湾水电站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法国人发现在1986~1996这十年中，随着法电在水电、核电项目中不断向中方传授知识技能，中国在技术支持方面的需求大大减少，需要法国提供的工程师服务工时大概只相当于原来的1/4。
法国人说：“我们在中国需要重新找到切入的环节，这个国家已经不再是西方水电咨询工程的黄金国了。”
在他们看来，中国已经从很多能源技术的从属地位，过渡到与西方平起平坐。
03
1994年春，国务院批准15年内在广东兴建10台核电机组，满足中国经济第一大省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
其中第二座广东核电站将建设四台100万千瓦机组。
为了这项计划，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新的核电开发机构——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也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中广核”。
这一次，中方已经充分汲取了在大亚湾项目管理和建设中的丰富经验，提出了“四个自主化”：
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建设、自主运行。
在大亚湾时期，核电设备国产化率不足1%，连钢筋水泥都要进口，只有调试锅炉是中国人生产的。
而在岭澳一期，很多设备制造和设计工作都在中国完成，中国的设计院所担当主力。
最后电站的整体国产化占比迅速提高到30%，其中核岛辅助系统达到50%。
到后来“华龙一号”示范工程防城港二期，设备国产化率已经达到86.7%。
法电在岭澳一期的合同业务量比大亚湾减少了近4成。这时起，法国电力一方面出任业主咨询顾问，另一方面开始参股中国的核电项目：和中方一起投资电力行业，共享收益，共担风险。
法国人原以为岭澳是大亚湾的翻版，法国工程师离开单位，来到中国的工地听从客户的调遣。
但现在法国电力是项目的咨询顾问和助理，法国人不再拥有决策权，决策圈都是中国人。
工程施工部经理高胜玉的助理菲利普•孔凡（Philippe Convert）说：“我们就像是飞机副驾驶，没有开飞机的权力，面对的又是中文的仪表盘！”
有时候他们给中方提建议，并没有被马上接受，好像意见被搁置了。
但是过段时间，法国人发现已经被中方采纳了，但中国人觉得没必要知会他们。
法方采购部助理石乐满（Jean-Pierre Le Man）说：“从大亚湾到岭澳，面对不断成熟、水平逐渐接近我们的客户，大家有点不太适应，但是法国电力的确在倾听能力上改善了。”
调试培训结束，法方认为中方调试人员水平优秀，完全不需要额外的指点，最后2号机组实现零误差，创下压水堆核电站启动调试的历史最好记录，没有任何计划外的紧急停堆。
吸收法国的技术知识，以不断精进的自主化形式建设中国的核电站，这是中国核电自主化路上不可忽视的重要步骤。
老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父。
但是中国核电的发展之路的确有这样一环：
因为有合作伙伴法国电力的技术支持，使得中国核电在今后的发展中不再依靠国外的技术帮助。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你情我愿的商业合同基础之上，也发生在中法两国长期友好互信的关系基础之上。
借用1997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对中国做出的承诺：
“协助建立一个中国的民族工业。”
这句话不用过度美化，因为人家企业也是想从你的经济、工业、能源发展中分一杯羹；
但也不用恶意揣测，因为从希拉克到马克龙，法国都是西方大国当中为数不多的，从不强调同中国脱钩的发达国家，并且说到做到。
开门做生意，你愿意教，我愿意学，我学会了你再找找我们家别的生意，我们接着合作。
在核电领域，你可能知道中国独步天下的“华龙一号”，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它的技术源头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它是中核和中广核两家巨头分别研制的ACP-1000与ACPR-1000+两种第三代核电技术融合的结果。
ACPR-1000+是从中广核ACPR-1000升级来的。
那ACPR-1000从哪来的？是中广核对CPR-1000进行了十大技术改进研发出来的。
那CPR-1000从哪来的？它的全称是“中国改进型压水堆核电技术”（China Pressurized Reactor）。
上世纪80年代，中广核集团从法国引进了M310核电站，建成了我国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
这座核电站是谁？正是大亚湾核电站。
从那时开始，中广核集团便开始利用M310，展开“消化吸收”。
CPR-1000将引进的法国900兆瓦的M310三个冷却回路设计改进，让它拥有净输出功率1000兆瓦（1080兆瓦的毛输出功率），设计使用寿命也延长至60年。
也就是说，从法国M310到CPR-1000，到ACPR-1000，再到ACPR-1000+，再到华龙一号，这是一整条核电技术的升级路线。
这其中既有中国核电人艰苦卓绝的国产化努力，有中国从开发核潜艇动力堆以来的能力积累，但也有法国机组技术“打底”在先。
引进、消化、吸收、升级、反超的故事，至少在中国核电领域是成立的。
大亚湾核电站时期的一位法国老专家，2010年来到EPR三代核电广东台山项目，他感慨道：
“我们以老师自居，指导工作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已经取得巨大进步，并将继续发展。今后，我们将平等合作。无论发生什么，有没有我们，他们照样能够自己干。”
2023年以来，中国已有5个核电项目、10台核电机组获得核准，是近14年来最多。
过去，为了培养一个“黄金人”，我们把核电工作人员送到法国和英国去培训。
现在，中国和英国签约，把英国大学生送到中国，为英国培养新一代核电工程师。
这一次马克龙来华期间，法电除了与中核、中广核签订合作协议，还与国家电投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在集中式清洁能源、氢能、碳资产管理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并携手在全球范围内开拓第三方市场。
这就是法国人的愿景：他们依然希望与中国的合作伙伴一道，联手进军国际市场，去更多国家开展项目合作。
早在21世纪初，中国就提出了“以我为主，中外合作，统一路线，推进核电国产化”的核电发展路线方针。
虽然中国核电的实际发展历经坎坷（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讲），也走过不少弯路，但发展至今，可以说我们圆满地完成了这个方针下所制定的各项目标。
中国核电已经变成了中国一张崭新的世界名片。
未来，我们还会在核电、水电和风光等新能源领域继续加强对外合作，还是那句老话：
开门做生意，做互惠互利的事。
我们要赶走的是豺狼虎豹，我们始终对支持中国发展建设的国际朋友敞开大门。
因为我们始终记得：
转益多师是吾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