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11月5日)还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两位总统候选人在全美多地密集举行集会，为最后的大选投票日冲刺。两人就国内经济和税收政策、移民问题、堕胎、能源和气候，以及美国是否要支持乌克兰、以色列等议题发表讲话。中国议题时有出现，但次数寥寥。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之际，被一些任认为威胁着美国生存的中国为何并未发酵成为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热点？新总统入主白宫后，他/她的对华政策又将如何？
10月27日，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了集会，而民主党候选人、现任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则前往关键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最大城市费城争取更多选票。
哈里斯在演讲中并未提到中国。特朗普则两次简短地谈到对华政策。他说，如果美中两国交战，美国会“打败他们”。他还将通过《特朗普互惠贸易法案》(Trump Reciprocal Trade Act)，如果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向美国征收100% 或 200%的关税，美国将对其征收同样的关税。
“我永远不会为保卫美国而道歉。我会保护我们的工人。我会保护我们的工作。我会保护我们的边境。我会保护我们伟大的家庭。我会保护我们的孩子与生俱来的权利，让他们生活在地球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特朗普说。
两党候选人没能真正讨论中国问题？
特朗普提到中国比较多的一次可能是今年7月在威斯康星州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那次的演讲中，特朗普说，中国抢走美国汽车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并对台湾的威胁。他还说，他在任时与中国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及根据协议中国购买500亿美元农产品的承诺被“中国病毒”打乱，以及他曾向中国警告购买伊朗石油将面临100%或以上的关税惩罚等等。
哈里斯在8月份芝加哥举办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仅提及中国1次，“我将确保我们在太空和人工智能领域引领世界走向未来。确保美国而非中国赢得 21 世纪的竞争，确保我们加强而非放弃全球领导地位。”
在七月和九月份举行的两场总统辩论中，除了几句简短的评论之外，两位候选人都未过多涉及中国。
特朗普在9月10日的总统选举辩论中宣称，他提议的进口关税将惩罚“多年来一直在占我们便宜的中国和其他国家”。哈里斯则批评中国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方式，称习近平主席“对于新冠病毒的起源缺乏透明度负有责任。”。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罗奇(Stephen Roach)9月27日在Project Syndicate撰文写道，尽管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和白宫的国家安全战略已将中国风险提升到几乎是生存威胁的高度，主持人及其提问却并没有深入探讨可能是21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
“美国选民是否已经被两极化的社交媒体和24小时新闻循环压垮了，不再有兴趣讨论实质性政策问题？”罗奇问到。
罗奇对于美国大选关于对华政策缺乏全面而充分的辩论感到担忧：“我最担心的是，不感兴趣的选民不愿探讨这些及其他关于中国问题的方面，更不用说考虑避免冲突的替代方案了……如果美国总统候选人不被推动去讨论国家最棘手的问题，找到建设性解决方案将变得极其困难。”
美国民调机构YouGov10月25日发布的调查，只有少数选民把美国外交政策列为前三大重要问题。在受访者心目中，外交政策的重要性仅排名第七，但在特朗普支持者心中排名第四。其中，巴以冲突位居选民最有可能关心的外交政策问题榜首，而非美中关系。
YouGov的民调显示，美国选民在本次选举中主要关心的是经济、医疗保健、移民、犯罪、环境和能源、社会议题和教育话题。
国际危机组织高级研究员阿里·韦恩(Ali Wyne)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选民通常更关注国内问题，例如经济状况和医疗保健成本。
随着俄乌战争交战国扩大，以及以色列和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持续交火，美国在这两场战争中投入了大量军事和外交资源，甚至越卷越深。韦恩表示，在外交政策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激烈战争，以及中东爆发地区战争的可能性，自然比美中竞争更受选民关注。
“尽管美中竞争是多方面的且日益激烈，但尚未爆发冲突。 ”他说。
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告诉美国之音，今年美国大选中国不是主要议题的第二个原因是，在应对中国方面，两党没有政策上的根本差异。
“有趣的是，哈里斯居然在唯一的一次辩论中指责特朗普对中国心慈手软。对华强硬从特朗普开始，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一政策，并使得其更狠、更稳和更准。”他说。
刘亚伟表示，他并不担心中国威胁没有成为总统竞选的议题。“新的总统会根据美国所处的国际态势和自己的取舍对对华政策做一些微调。当然，俄乌战争的扩大和中东战事的持续会影响美国在印太地区对中国的‘围追堵截’。”
不过，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乔治敦大学“美国-中国全球问题对话倡议”高级研究员韦德宁(Dennis Wilder)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选举没有过多讨论中国问题，因为美国公众和政界几乎一致对中国持负面看法，但是中国仍然是这次竞选中的位于中心位置的，两边都可以利用的“坏人”。
“拜登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 的关税，以安抚底特律并在那里赢得选票。特朗普不断谈论对中国征收60% 以上的关税，”他说，“在这种环境下，对华政策根本不会进行真正的辩论。”
历史上总统大选如何讨论中国？
据美国之音此前报道，从共产党1949年在中国建立政权，到朝鲜战争，到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时期，“谁丢掉了中国？”一直是美国社会辩论中频频出现的话题。在1960年的大选辩论中，如何协防台湾曾经是一个重要主题。
刘亚伟指出，除了在战争期间，美国的对外政策很少成为大选的主要议题，对华政策也一直是大选的众多议题之一，并不占据主要地位。
“尼克松因为访华1972年竞选大胜；克林顿1992年曾提出如果当选，他会横扫从北京到巴格达的独裁者；小布什2000年说中美其实是竞争对手。但北京一直只是大选这场大戏的‘插曲’而已。”他说。
不过，杜兰大学政治学在读博士生史嘉辰(Jiachen Shi)在《外交学人》撰文表示，中国议题曾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比如，二战胜利后，蒋介石的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失败，美国共和党人曾利用美国国内普遍存在的反共情绪攻击杜鲁门和民主党，指责他们“丢失”了中国，这一立场在共和党的选举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称北京政府为“屠夫”和“刽子手”，并指责当时的总统乔治·H·W·布什(George H.W.Bush，老布什总统)是“讨好北京的暴君”。民主党抓住机会，利用最惠国待遇（MFN）的议题谴责布什对北京的绥靖政策，最后成功将最惠国待遇问题在1992年总统选举中突出出来。不过，克林顿上任后最终还是决定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并将贸易与人权脱钩。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罗伯特·萨特(Robert Sutter)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议题在克林顿和老布什的总统选举中非常重要，在2020年新冠大流行后的竞选中地位突出，但是在2016年和今年的大选中作用有限。
“中国话题曾被多次辩论。我们当时对中国非常不确定。这一点在天安门(大屠杀)事件之后尤为重要，而且由于中国的所作所为，美国支持与中国接触的共识受到了质疑。”
而如今，美国两党都广泛认同必须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萨特说，这种强硬态度已经持续了六年，就对华政策而言，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分歧范围已经非常小。
萨特回忆说，2020年1月，特朗普准备以他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为参选基础。美国经济当时的情况不错。特朗普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劳，也准备把这个当成竞选中的重要的议题。然而，新冠疫情摧毁了美国经济和特朗普的战略。
“这是自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一次，这是新冠疫情造成的，所以他和共和党转而关注病毒的源头中国。他们极力指责中国，然后又指责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存在问题，将中国崛起对美国构成挑战的事实归咎于拜登，指责过去的失败政策。这就是2020年竞选活动中的两大中国主题。”萨特说。
“就外交政策而言，拜登必须做出反应。当然，他的反应是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这样他就不会因为特朗普的攻击而处于不利地位。”他说。
萨特说，2020年是具有转折性的一年，美国两个政党对中国的态度逐渐变得更加强硬，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全面强化，国会通过数百项针对中国的法案支持这一政策，公众舆论和媒体观点对中国的态度也越来越负面。
无论谁当总统，对华遏制政策不会变？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4日发布的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已降至历史最低点，在过去两年中显著下降。该民调要求参与者将自己对中国的感受从0到100进行评分，美国人的平均评分为26分，而2022年为32分。
其中，55%的受访者表示，美国应努力积极遏制中国力量的增长。尽管如此，美国人并不希望美中竞争演变为战争，近七成受访者对双边关系的首要关切是避免军事冲突。
刘亚伟表示，无论谁当选都会不会改变目前美国对中国的既定政策，而且美国国会还会继续对行政部门施压，希望他们更加有力地遏制北京。
“对白宫新主人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保证两国竞争的公平和公正，防止国家安全的泛滥成灾，并不让这一漫长而艰难的竞争转化成可能的武装冲突。”刘亚伟说。
目前，两党候选人在控制战略物资和技术、投资创新、重新塑造供应链以及打击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方面的立场渐趋一致。
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民主党更倾向于与中国接触，优先考虑与北京在气候变化和军备控制等领域的合作，以及更重视在中国推广人权。
韦恩认为，第二届特朗普政府和哈里斯政府将以不同的方式挑战中国--前者可能会更积极地寻求将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脱钩，该政府的一些潜在高级官员甚至主张完全脱钩；后者可能会以拜登政府加强美国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尤其是在亚洲)的努力为基础。
“无论哪个政府在2025年1月入主白宫，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战略竞争都可能会加剧。”他说。
曾担任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籍议员麦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今年八月曾在《华尔街日报》发文批评说，美国需要制定一项具有长期目标的对华战略，拜登的团队似乎正在制定一个战略，但是乌克兰战争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和资源。
“与中国的冷战从一开始就没有结束，美国战略缺乏指导目标。我们对美国大战略的短期手段正在形成两党共识。共和党和民主党越来越同意有必要武装台湾，以阻止中国共产党入侵并减少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但对于美国大战略的长期目标几乎没有讨论，更不用说达成共识了。”
萨特认为，美国目前正忙于防御，防止中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高科技强国，在军事领域超越美国，以威胁美国的方式主导亚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仗时，美国的最终目就是消灭敌人。但你不能对中国这样做，你不能消灭中国。所以你不知道结局是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弄清楚如何保卫自己，我们仍在努力，仍在学习应对新的挑战。这将是一场漫长的斗争。”萨特说。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11月5日)还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两位总统候选人在全美多地密集举行集会，为最后的大选投票日冲刺。两人就国内经济和税收政策、移民问题、堕胎、能源和气候，以及美国是否要支持乌克兰、以色列等议题发表讲话。中国议题时有出现，但次数寥寥。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之际，被一些任认为威胁着美国生存的中国为何并未发酵成为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热点？新总统入主白宫后，他/她的对华政策又将如何？
10月27日，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了集会，而民主党候选人、现任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则前往关键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最大城市费城争取更多选票。
哈里斯在演讲中并未提到中国。特朗普则两次简短地谈到对华政策。他说，如果美中两国交战，美国会“打败他们”。他还将通过《特朗普互惠贸易法案》(Trump Reciprocal Trade Act)，如果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向美国征收100% 或 200%的关税，美国将对其征收同样的关税。
“我永远不会为保卫美国而道歉。我会保护我们的工人。我会保护我们的工作。我会保护我们的边境。我会保护我们伟大的家庭。我会保护我们的孩子与生俱来的权利，让他们生活在地球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特朗普说。
两党候选人没能真正讨论中国问题？
特朗普提到中国比较多的一次可能是今年7月在威斯康星州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那次的演讲中，特朗普说，中国抢走美国汽车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并对台湾的威胁。他还说，他在任时与中国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及根据协议中国购买500亿美元农产品的承诺被“中国病毒”打乱，以及他曾向中国警告购买伊朗石油将面临100%或以上的关税惩罚等等。
哈里斯在8月份芝加哥举办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仅提及中国1次，“我将确保我们在太空和人工智能领域引领世界走向未来。确保美国而非中国赢得 21 世纪的竞争，确保我们加强而非放弃全球领导地位。”
在七月和九月份举行的两场总统辩论中，除了几句简短的评论之外，两位候选人都未过多涉及中国。
特朗普在9月10日的总统选举辩论中宣称，他提议的进口关税将惩罚“多年来一直在占我们便宜的中国和其他国家”。哈里斯则批评中国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方式，称习近平主席“对于新冠病毒的起源缺乏透明度负有责任。”。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罗奇(Stephen Roach)9月27日在Project Syndicate撰文写道，尽管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和白宫的国家安全战略已将中国风险提升到几乎是生存威胁的高度，主持人及其提问却并没有深入探讨可能是21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
“美国选民是否已经被两极化的社交媒体和24小时新闻循环压垮了，不再有兴趣讨论实质性政策问题？”罗奇问到。
罗奇对于美国大选关于对华政策缺乏全面而充分的辩论感到担忧：“我最担心的是，不感兴趣的选民不愿探讨这些及其他关于中国问题的方面，更不用说考虑避免冲突的替代方案了……如果美国总统候选人不被推动去讨论国家最棘手的问题，找到建设性解决方案将变得极其困难。”
美国民调机构YouGov10月25日发布的调查，只有少数选民把美国外交政策列为前三大重要问题。在受访者心目中，外交政策的重要性仅排名第七，但在特朗普支持者心中排名第四。其中，巴以冲突位居选民最有可能关心的外交政策问题榜首，而非美中关系。
YouGov的民调显示，美国选民在本次选举中主要关心的是经济、医疗保健、移民、犯罪、环境和能源、社会议题和教育话题。
国际危机组织高级研究员阿里·韦恩(Ali Wyne)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选民通常更关注国内问题，例如经济状况和医疗保健成本。
随着俄乌战争交战国扩大，以及以色列和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持续交火，美国在这两场战争中投入了大量军事和外交资源，甚至越卷越深。韦恩表示，在外交政策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激烈战争，以及中东爆发地区战争的可能性，自然比美中竞争更受选民关注。
“尽管美中竞争是多方面的且日益激烈，但尚未爆发冲突。 ”他说。
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告诉美国之音，今年美国大选中国不是主要议题的第二个原因是，在应对中国方面，两党没有政策上的根本差异。
“有趣的是，哈里斯居然在唯一的一次辩论中指责特朗普对中国心慈手软。对华强硬从特朗普开始，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一政策，并使得其更狠、更稳和更准。”他说。
刘亚伟表示，他并不担心中国威胁没有成为总统竞选的议题。“新的总统会根据美国所处的国际态势和自己的取舍对对华政策做一些微调。当然，俄乌战争的扩大和中东战事的持续会影响美国在印太地区对中国的‘围追堵截’。”
不过，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乔治敦大学“美国-中国全球问题对话倡议”高级研究员韦德宁(Dennis Wilder)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选举没有过多讨论中国问题，因为美国公众和政界几乎一致对中国持负面看法，但是中国仍然是这次竞选中的位于中心位置的，两边都可以利用的“坏人”。
“拜登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 的关税，以安抚底特律并在那里赢得选票。特朗普不断谈论对中国征收60% 以上的关税，”他说，“在这种环境下，对华政策根本不会进行真正的辩论。”
历史上总统大选如何讨论中国？
据美国之音此前报道，从共产党1949年在中国建立政权，到朝鲜战争，到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时期，“谁丢掉了中国？”一直是美国社会辩论中频频出现的话题。在1960年的大选辩论中，如何协防台湾曾经是一个重要主题。
刘亚伟指出，除了在战争期间，美国的对外政策很少成为大选的主要议题，对华政策也一直是大选的众多议题之一，并不占据主要地位。
“尼克松因为访华1972年竞选大胜；克林顿1992年曾提出如果当选，他会横扫从北京到巴格达的独裁者；小布什2000年说中美其实是竞争对手。但北京一直只是大选这场大戏的‘插曲’而已。”他说。
不过，杜兰大学政治学在读博士生史嘉辰(Jiachen Shi)在《外交学人》撰文表示，中国议题曾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比如，二战胜利后，蒋介石的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失败，美国共和党人曾利用美国国内普遍存在的反共情绪攻击杜鲁门和民主党，指责他们“丢失”了中国，这一立场在共和党的选举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称北京政府为“屠夫”和“刽子手”，并指责当时的总统乔治·H·W·布什(George H.W.Bush，老布什总统)是“讨好北京的暴君”。民主党抓住机会，利用最惠国待遇（MFN）的议题谴责布什对北京的绥靖政策，最后成功将最惠国待遇问题在1992年总统选举中突出出来。不过，克林顿上任后最终还是决定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并将贸易与人权脱钩。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罗伯特·萨特(Robert Sutter)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议题在克林顿和老布什的总统选举中非常重要，在2020年新冠大流行后的竞选中地位突出，但是在2016年和今年的大选中作用有限。
“中国话题曾被多次辩论。我们当时对中国非常不确定。这一点在天安门(大屠杀)事件之后尤为重要，而且由于中国的所作所为，美国支持与中国接触的共识受到了质疑。”
而如今，美国两党都广泛认同必须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萨特说，这种强硬态度已经持续了六年，就对华政策而言，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分歧范围已经非常小。
萨特回忆说，2020年1月，特朗普准备以他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为参选基础。美国经济当时的情况不错。特朗普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劳，也准备把这个当成竞选中的重要的议题。然而，新冠疫情摧毁了美国经济和特朗普的战略。
“这是自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一次，这是新冠疫情造成的，所以他和共和党转而关注病毒的源头中国。他们极力指责中国，然后又指责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存在问题，将中国崛起对美国构成挑战的事实归咎于拜登，指责过去的失败政策。这就是2020年竞选活动中的两大中国主题。”萨特说。
“就外交政策而言，拜登必须做出反应。当然，他的反应是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这样他就不会因为特朗普的攻击而处于不利地位。”他说。
萨特说，2020年是具有转折性的一年，美国两个政党对中国的态度逐渐变得更加强硬，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全面强化，国会通过数百项针对中国的法案支持这一政策，公众舆论和媒体观点对中国的态度也越来越负面。
无论谁当总统，对华遏制政策不会变？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4日发布的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已降至历史最低点，在过去两年中显著下降。该民调要求参与者将自己对中国的感受从0到100进行评分，美国人的平均评分为26分，而2022年为32分。
其中，55%的受访者表示，美国应努力积极遏制中国力量的增长。尽管如此，美国人并不希望美中竞争演变为战争，近七成受访者对双边关系的首要关切是避免军事冲突。
刘亚伟表示，无论谁当选都会不会改变目前美国对中国的既定政策，而且美国国会还会继续对行政部门施压，希望他们更加有力地遏制北京。
“对白宫新主人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保证两国竞争的公平和公正，防止国家安全的泛滥成灾，并不让这一漫长而艰难的竞争转化成可能的武装冲突。”刘亚伟说。
目前，两党候选人在控制战略物资和技术、投资创新、重新塑造供应链以及打击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方面的立场渐趋一致。
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民主党更倾向于与中国接触，优先考虑与北京在气候变化和军备控制等领域的合作，以及更重视在中国推广人权。
韦恩认为，第二届特朗普政府和哈里斯政府将以不同的方式挑战中国--前者可能会更积极地寻求将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脱钩，该政府的一些潜在高级官员甚至主张完全脱钩；后者可能会以拜登政府加强美国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尤其是在亚洲)的努力为基础。
“无论哪个政府在2025年1月入主白宫，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战略竞争都可能会加剧。”他说。
曾担任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籍议员麦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今年八月曾在《华尔街日报》发文批评说，美国需要制定一项具有长期目标的对华战略，拜登的团队似乎正在制定一个战略，但是乌克兰战争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和资源。
“与中国的冷战从一开始就没有结束，美国战略缺乏指导目标。我们对美国大战略的短期手段正在形成两党共识。共和党和民主党越来越同意有必要武装台湾，以阻止中国共产党入侵并减少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但对于美国大战略的长期目标几乎没有讨论，更不用说达成共识了。”
萨特认为，美国目前正忙于防御，防止中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高科技强国，在军事领域超越美国，以威胁美国的方式主导亚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仗时，美国的最终目就是消灭敌人。但你不能对中国这样做，你不能消灭中国。所以你不知道结局是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弄清楚如何保卫自己，我们仍在努力，仍在学习应对新的挑战。这将是一场漫长的斗争。”萨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