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来源，REUTERS
图像加注文字，香港即将迎来主权移交25周年。
1997年7月1日, 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北京，在“一国两制”的承诺下，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当时外界一直担心，在中共统治下香港会不会最终沦落为一个普通中国城市。 有观察认为， 主权移交初期，中国政府似乎守着自己的承诺，没有干预香港的事务，甚至拒绝某些香港官员这方面的请求。
但之后，中共不断加强对香港的影响，并开始强调自身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致香港的“高度自治”被一点点蚕食； 但也有声音认为， 这些举措是让“一国两制”回归到“正确轨道”。
香港迎来主权移交25周年之际， 中国领导人“50年不变”的承诺时过一半，在一些人眼中，“一国两制”已经不复存在。但在另一些人看来，“一国两制”不但没有改变，甚至到2047年后也不用改变。
图像加注文字，香港政府近年不断尝试加强学生对中国的认同感。
“蜜月期”
主权移交后初期的香港，居民的中国认同感不断上升，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也上升到最高点。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当时发现，有超过一半受访者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这段时间被广泛解读为中国管治下的“蜜月期”。同一个调查发现，这个数字到2019年下跌到不足25%。
在政治上，北京政府也遵守承诺，让香港在政治上有很大自由度，不少社运人士可以在香港公开悼念一些北京政府视为敏感的政治事件和人物，包括“六四事件”、刘晓波被囚、李旺阳“被自杀”等。
首任特首董建华曾透露，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他曾经询问中国副总理钱其琛北京政府要不要派员到香港协助应对，被对方拒绝，指做法有违“一国两制”。
在“港人治港”的大前提下， 政府过去推行一些政策时，也曾经因为立法会民主派议员反对而无法成事，包括2003年《基本法》23条立法、推动国民教育等议题。
流亡海外的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指出，民主派虽然在议会只占少数议席，但在每次选举取得的票数都要比建制派高，这让民主派有很大的政治能量，可以促成很多改变。
图像来源，EPA
图像加注文字，民主派在过去的立法会选举都会比建制派取得较多选票，但2021年的选举在民主派杯葛下，建制派首次取得比非建制阵营较多的选票。
从“全面管治权”到《国安法》
近10年， 中共当局慢慢开始强调自己在香港的主权，在2014年首次提出中国政府在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之后又提出香港管治架构必需由“爱国者”组成，“港人治港”被“爱国者治港”所取代。
北京政府迟迟未落实香港《基本法》规定的普选特首和立法会的承诺。加上年青人上流机会减少、房价上涨等社会问题日益恶化，导致民主派支持者不满，先后触发2014年的“占领中环”运动和2019年的示威浪潮。
中国的中央政府在2020年先制定香港《国安法》，又在2021年改变立法会和特首的选举制度。北京和香港政府都强调，香港《国安法》只影响“一小撮人”，不会影响普通香港市民“依法享有的自由”。
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李梓敬以“反对派”形容民主派，指他们早年在立法会的制衡是一个“适当的水平”，但之后慢慢变得激进，最后在2019年到达临界点，拖垮政府的施政。
“如果你问我，有《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可以说是反对派一手造成。”
图像来源，AFP
图像加注文字，2019年示威浪潮是香港主权移交至今，最严重的社会事件。
在香港《国安法》下，许多立场亲民主派的工会和组织解散，《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等传媒机构先后宣布停止运作，高层被拘捕，数十名民主派人士被当局以香港《国安法》下的罪名起诉，案件还未开审，但至今已经被还押超过一年。
许智峰认为， 当局直接以《国安法》提告的数字是少，但这部法律的影响，仍然令香港市民无法到他们属意的工会求助，也令他们无法从喜欢的新闻机构获得资讯。“这不是影响全香港700万市民吗？”
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李梓敬认为，游行集会的权利目前只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暂时需要限制，但这些权利仍然受《基本法》保障。日后各种游行和集会，甚至有关“六四事件”的悼念活动有可能可以恢复。
但他同时强调，悼念内容需要符合香港《国安法》的规定。他举例说，2021年曾经有教会举行纪念“六四”事件的活动，悼念事件中的死难者，当局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我觉得问题不是能否举行‘六四’晚会，而是当中的元素和内容会不会违反现行法例。”
图像加注文字，香港当局自2020年起以防疫为由，禁止市民在6月4日公开悼念“六四”事件。
移民潮
常住人口的升降部份与香港的新冠肺炎疫情有关，当香港的疫情严重，常住人数就会减少，相反当疫情放缓，常住人数就会回升。
但从一些香港居民申请移民签证的数字来看，移民数字仍然是近年最高。其中，英国政府的数字显示截至今年3月，已经收到超过12万宗希望透过BNO签证计划移居当地的申请。
办公室设在美国的香港民主委员会（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研究员敖卓轩认为，这次移民潮与过去的不同。
他认为，过去的移民潮是因为大家不知道香港的未来会是怎样，因此先申请外国居留权，让自己有后备计划，再回到香港发展；但现在香港在可见的将来都会完全被中国政府控制。“因此，这次离开的人也会预期自己不会再回到香港。”
但他认为这些香港人是特意为了保存自己的生活方式离开，反而会令他们透过教授广东话、电影放映会的方式，保留自己的身份。
许智峰也认为，即使是留在香港的人仍在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不满，例如杯葛去年12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令它成为主权移交以来投票率最低的立法会选举。
“我觉得这都是市民对政权彻底失望的展现，所以我认为他们仍然未死心。”
“2047年不用改变”
主权移交时， 北京承诺香港“五十年不变”，50年过半， 香港社会近日开始讨论2047年后的去向问题。不少官员和亲北京的建制派政客认为，香港的社会制度、甚至奉行普通法的司法制度在2047年后也不用改变。
李梓敬认为，香港和中国大陆在制度上仍然会有分别，而且“一国两制”规定下的不少事物至今都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仍然维持，香港也仍然实行普通法，拥有独立的司法制度。
他说《基本法》中只有说明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没有规定五十年后必须改变，而现在香港的社会情况也没有改变。
“一些人会批评香港的改变会影响投资之类的，我对他们最大的反驳是，这些公司正在增加在中国内地的投资，更何况在香港。”
但香港民主委员会研究员敖卓轩担心，到时候香港独特的特色和身份已经消失，中港两地间的差别已经“毫无意义”。
图像来源，REUTERS
图像加注文字，香港即将迎来主权移交25周年。
1997年7月1日, 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北京，在“一国两制”的承诺下，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当时外界一直担心，在中共统治下香港会不会最终沦落为一个普通中国城市。 有观察认为， 主权移交初期，中国政府似乎守着自己的承诺，没有干预香港的事务，甚至拒绝某些香港官员这方面的请求。
但之后，中共不断加强对香港的影响，并开始强调自身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致香港的“高度自治”被一点点蚕食； 但也有声音认为， 这些举措是让“一国两制”回归到“正确轨道”。
香港迎来主权移交25周年之际， 中国领导人“50年不变”的承诺时过一半，在一些人眼中，“一国两制”已经不复存在。但在另一些人看来，“一国两制”不但没有改变，甚至到2047年后也不用改变。
图像来源，REUTERS
图像加注文字，香港政府近年不断尝试加强学生对中国的认同感。
“蜜月期”
主权移交后初期的香港，居民的中国认同感不断上升，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也上升到最高点。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当时发现，有超过一半受访者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这段时间被广泛解读为中国管治下的“蜜月期”。同一个调查发现，这个数字到2019年下跌到不足25%。
在政治上，北京政府也遵守承诺，让香港在政治上有很大自由度，不少社运人士可以在香港公开悼念一些北京政府视为敏感的政治事件和人物，包括“六四事件”、刘晓波被囚、李旺阳“被自杀”等。
首任特首董建华曾透露，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他曾经询问中国副总理钱其琛北京政府要不要派员到香港协助应对，被对方拒绝，指做法有违“一国两制”。
在“港人治港”的大前提下， 政府过去推行一些政策时，也曾经因为立法会民主派议员反对而无法成事，包括2003年《基本法》23条立法、推动国民教育等议题。
流亡海外的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指出，民主派虽然在议会只占少数议席，但在每次选举取得的票数都要比建制派高，这让民主派有很大的政治能量，可以促成很多改变。
图像来源，EPA
图像加注文字，民主派在过去的立法会选举都会比建制派取得较多选票，但2021年的选举在民主派杯葛下，建制派首次取得比非建制阵营较多的选票。
从“全面管治权”到《国安法》
近10年， 中共当局慢慢开始强调自己在香港的主权，在2014年首次提出中国政府在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之后又提出香港管治架构必需由“爱国者”组成，“港人治港”被“爱国者治港”所取代。
北京政府迟迟未落实香港《基本法》规定的普选特首和立法会的承诺。加上年青人上流机会减少、房价上涨等社会问题日益恶化，导致民主派支持者不满，先后触发2014年的“占领中环”运动和2019年的示威浪潮。
中国的中央政府在2020年先制定香港《国安法》，又在2021年改变立法会和特首的选举制度。北京和香港政府都强调，香港《国安法》只影响“一小撮人”，不会影响普通香港市民“依法享有的自由”。
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李梓敬以“反对派”形容民主派，指他们早年在立法会的制衡是一个“适当的水平”，但之后慢慢变得激进，最后在2019年到达临界点，拖垮政府的施政。
“如果你问我，有《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可以说是反对派一手造成。”
图像来源，AFP
图像加注文字，2019年示威浪潮是香港主权移交至今，最严重的社会事件。
在香港《国安法》下，许多立场亲民主派的工会和组织解散，《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等传媒机构先后宣布停止运作，高层被拘捕，数十名民主派人士被当局以香港《国安法》下的罪名起诉，案件还未开审，但至今已经被还押超过一年。
许智峰认为， 当局直接以《国安法》提告的数字是少，但这部法律的影响，仍然令香港市民无法到他们属意的工会求助，也令他们无法从喜欢的新闻机构获得资讯。“这不是影响全香港700万市民吗？”
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李梓敬认为，游行集会的权利目前只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暂时需要限制，但这些权利仍然受《基本法》保障。日后各种游行和集会，甚至有关“六四事件”的悼念活动有可能可以恢复。
但他同时强调，悼念内容需要符合香港《国安法》的规定。他举例说，2021年曾经有教会举行纪念“六四”事件的活动，悼念事件中的死难者，当局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我觉得问题不是能否举行‘六四’晚会，而是当中的元素和内容会不会违反现行法例。”
图像来源，REUTERS
图像加注文字，香港当局自2020年起以防疫为由，禁止市民在6月4日公开悼念“六四”事件。
移民潮
常住人口的升降部份与香港的新冠肺炎疫情有关，当香港的疫情严重，常住人数就会减少，相反当疫情放缓，常住人数就会回升。
但从一些香港居民申请移民签证的数字来看，移民数字仍然是近年最高。其中，英国政府的数字显示截至今年3月，已经收到超过12万宗希望透过BNO签证计划移居当地的申请。
办公室设在美国的香港民主委员会（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研究员敖卓轩认为，这次移民潮与过去的不同。
他认为，过去的移民潮是因为大家不知道香港的未来会是怎样，因此先申请外国居留权，让自己有后备计划，再回到香港发展；但现在香港在可见的将来都会完全被中国政府控制。“因此，这次离开的人也会预期自己不会再回到香港。”
但他认为这些香港人是特意为了保存自己的生活方式离开，反而会令他们透过教授广东话、电影放映会的方式，保留自己的身份。
许智峰也认为，即使是留在香港的人仍在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不满，例如杯葛去年12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令它成为主权移交以来投票率最低的立法会选举。
“我觉得这都是市民对政权彻底失望的展现，所以我认为他们仍然未死心。”
“2047年不用改变”
主权移交时， 北京承诺香港“五十年不变”，50年过半， 香港社会近日开始讨论2047年后的去向问题。不少官员和亲北京的建制派政客认为，香港的社会制度、甚至奉行普通法的司法制度在2047年后也不用改变。
李梓敬认为，香港和中国大陆在制度上仍然会有分别，而且“一国两制”规定下的不少事物至今都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仍然维持，香港也仍然实行普通法，拥有独立的司法制度。
他说《基本法》中只有说明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没有规定五十年后必须改变，而现在香港的社会情况也没有改变。
“一些人会批评香港的改变会影响投资之类的，我对他们最大的反驳是，这些公司正在增加在中国内地的投资，更何况在香港。”
但香港民主委员会研究员敖卓轩担心，到时候香港独特的特色和身份已经消失，中港两地间的差别已经“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