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香港街头的激进抗议分子不断寻求美英等西方国家支持时，一些在香港生活多年、亲眼目睹这里真相的外国人却对他们的行径提出许多批判和质疑。而不同于那些支持“黑衣人”的西方记者在街头得到的“优待”，这些外国人一旦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总会立即遭遇暴力、辱骂甚至开除的压力。
德国学者蓝宵汉，CGTN报道截图
曾在香港理工大学任职的德国学者蓝宵汉（Sky Damos）是其中之一。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自己因发表支持修例的言论和批评参加暴力游行的激进分子而遭到恶意投诉，进而被校方解雇。最近这几个月，蓝宵汉密切关注着香港的社会动荡，并走上街头试图理解这些所谓“追求民主”的年轻人，但他最终得出结论：香港当下的游行示威并不存在正义的理由。
“我反对保护杀人犯”，他这样向记者解释“反修例”没有正义基础的原因，而当后来亲眼看到暴力在香港街头愈演愈烈，他愈发愤怒，认为一些暴力分子的行为已经接近恐怖主义。“我曾拍过一段视频，一位反对派的发言人正在教年轻人怎样放火，他不停地说，‘火是最有效的工具’‘火是我们的屏障’等等。这就是恐怖分子！”
于是，再也无法忍耐的蓝宵汉拿着一块写有“反对保护杀人犯”的牌子来到了一个反政府游行现场。香港的示威者一向以对西方面孔友善而著称，然而，他们一看到蓝宵汉和他的牌子，立即愤怒地把他团团围住，对他不停地推搡、攻击。后来，激进分子又前往香港理工大学投诉，最终导致蓝宵汉被解雇。当《环球时报》记者联系香港理工大学询问蓝宵汉被解雇的原因时，校方并未正面作答，只解释称其并非正式聘用人员，而只是该大学的一名“外部合作人员”。
同样因支持香港和中国中央政府而被暴徒攻击的还有英国人哈里森（化名）。他不愿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因为最近他已遭到太多暴力分子的骚扰。哈里森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由于参加过一次捍卫香港和平的游行，他后来接连不断地被激进分子辱骂为“五毛”。对于他的观点和解释，对方更是完全拒绝倾听。“有一次，我和他们争论起来，他们一起攻击了我，可以说差点杀死了我，我真的很愤怒！”
在哈里森看来，绝大多数香港居民都渴望有一个安定、繁荣的城市，而在街头制造乱局的人背后很可能有“幕后黑手”。他的判断来自于自己家中帮佣的真实经历，“帮我们做家务的阿姨告诉我，有人付她5000块港币，让她一起参与反政府游行。她还只是走在队伍后面的人，在最前线的示威者会被付给更多的钱。”他告诉《环球时报》，“我十分怀疑这些资金来自美国或台湾。”
有趣的是，当一部分街头暴徒刻意割裂香港与内地的关系，打起“反中”旗号，甚至高呼香港“沦陷”时，这些在香港生活多年的外国人却越来越认为脚下的土地就是自己的家乡， 日益有了“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对于示威者抹黑、攻击自己祖国的行为，他们无法理解，并感到非常愤怒。
哈里森1981年就来到香港，1986年起开始因工作频繁前往中国内地，亲眼见证了近四十年来内地与香港的变化。多年的旅华岁月让他在采访中无意识地多次把中国称为“我们的国家”。他告诉记者，由于被部分舆论洗脑，香港一些抗议者的潜在心理是“中国的一切都是坏的”、“中国政府是罪恶的”，但这与真相大相径庭。
“在中国的近四十年，我亲眼看到的是它奇迹般的发展和变化，我看到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中国政府，完成了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难以做到的事。尽管它并不完美，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是完美的。可惜的是，一些香港人拒绝像我一样去客观地了解我们的国家。”他表示，自己已经要求孩子在家里都说普通话，而有些香港人居然拒绝学习自己国家的语言，这简直不可理喻。
而蓝宵汉有一次被暴徒围攻时，暴徒叫嚣着让他“滚回中国”。“我当时就告诉他们，我所在的地方就是中国。” 蓝宵汉对《环球时报》记者回忆说。
另一个鲜明的对比是，当香港的抗议者声称自己在追寻民主与自由的时候，一些真正了解香港的西方人士却开始担忧，香港发生的一切并不是一场真正追寻民主的运动，而已沦为一些西方势力推动当地权力更迭的“民意工具”。
“也许香港的街头运动短时间内能让他们（街头示威者）享受到所谓‘自由的新鲜味道’，但很快就会为此付出代价。”一位常年来往于香港和新加坡的法籍高管对《环球时报》评论称，香港发生的一切已有很多类似格鲁吉亚、黎巴嫩和“阿拉伯之春”等“颜色革命”的特征，即西方势力利用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以及这些地区的内部矛盾，种下乱局的苦果，并使得这里的人民付出长远的代价。
“眼下的这场运动，有一天或许会因为外部势力中断资金支持而停止，街头的年轻人可能会在不知为何而战的困惑中迷失自己。而随着修例的停止，这场运动也在逐渐失去民意基础。”他反问道，“只是那一天到来时，对于香港和香港人民来说，他们又还剩下什么呢？”
“我们应该放弃沉默，越来越多地站出来，勇敢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以反击国际上对香港的虚假宣传。”哈里森告诉《环球时报》，他很高兴地看到，最近越来越多反对暴力的香港民众已经这样做了。“我相信正义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终将会取得胜利”。
当香港街头的激进抗议分子不断寻求美英等西方国家支持时，一些在香港生活多年、亲眼目睹这里真相的外国人却对他们的行径提出许多批判和质疑。而不同于那些支持“黑衣人”的西方记者在街头得到的“优待”，这些外国人一旦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总会立即遭遇暴力、辱骂甚至开除的压力。
德国学者蓝宵汉，CGTN报道截图
曾在香港理工大学任职的德国学者蓝宵汉（Sky Damos）是其中之一。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自己因发表支持修例的言论和批评参加暴力游行的激进分子而遭到恶意投诉，进而被校方解雇。最近这几个月，蓝宵汉密切关注着香港的社会动荡，并走上街头试图理解这些所谓“追求民主”的年轻人，但他最终得出结论：香港当下的游行示威并不存在正义的理由。
“我反对保护杀人犯”，他这样向记者解释“反修例”没有正义基础的原因，而当后来亲眼看到暴力在香港街头愈演愈烈，他愈发愤怒，认为一些暴力分子的行为已经接近恐怖主义。“我曾拍过一段视频，一位反对派的发言人正在教年轻人怎样放火，他不停地说，‘火是最有效的工具’‘火是我们的屏障’等等。这就是恐怖分子！”
于是，再也无法忍耐的蓝宵汉拿着一块写有“反对保护杀人犯”的牌子来到了一个反政府游行现场。香港的示威者一向以对西方面孔友善而著称，然而，他们一看到蓝宵汉和他的牌子，立即愤怒地把他团团围住，对他不停地推搡、攻击。后来，激进分子又前往香港理工大学投诉，最终导致蓝宵汉被解雇。当《环球时报》记者联系香港理工大学询问蓝宵汉被解雇的原因时，校方并未正面作答，只解释称其并非正式聘用人员，而只是该大学的一名“外部合作人员”。
同样因支持香港和中国中央政府而被暴徒攻击的还有英国人哈里森（化名）。他不愿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因为最近他已遭到太多暴力分子的骚扰。哈里森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由于参加过一次捍卫香港和平的游行，他后来接连不断地被激进分子辱骂为“五毛”。对于他的观点和解释，对方更是完全拒绝倾听。“有一次，我和他们争论起来，他们一起攻击了我，可以说差点杀死了我，我真的很愤怒！”
在哈里森看来，绝大多数香港居民都渴望有一个安定、繁荣的城市，而在街头制造乱局的人背后很可能有“幕后黑手”。他的判断来自于自己家中帮佣的真实经历，“帮我们做家务的阿姨告诉我，有人付她5000块港币，让她一起参与反政府游行。她还只是走在队伍后面的人，在最前线的示威者会被付给更多的钱。”他告诉《环球时报》，“我十分怀疑这些资金来自美国或台湾。”
有趣的是，当一部分街头暴徒刻意割裂香港与内地的关系，打起“反中”旗号，甚至高呼香港“沦陷”时，这些在香港生活多年的外国人却越来越认为脚下的土地就是自己的家乡， 日益有了“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对于示威者抹黑、攻击自己祖国的行为，他们无法理解，并感到非常愤怒。
哈里森1981年就来到香港，1986年起开始因工作频繁前往中国内地，亲眼见证了近四十年来内地与香港的变化。多年的旅华岁月让他在采访中无意识地多次把中国称为“我们的国家”。他告诉记者，由于被部分舆论洗脑，香港一些抗议者的潜在心理是“中国的一切都是坏的”、“中国政府是罪恶的”，但这与真相大相径庭。
“在中国的近四十年，我亲眼看到的是它奇迹般的发展和变化，我看到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中国政府，完成了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难以做到的事。尽管它并不完美，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是完美的。可惜的是，一些香港人拒绝像我一样去客观地了解我们的国家。”他表示，自己已经要求孩子在家里都说普通话，而有些香港人居然拒绝学习自己国家的语言，这简直不可理喻。
而蓝宵汉有一次被暴徒围攻时，暴徒叫嚣着让他“滚回中国”。“我当时就告诉他们，我所在的地方就是中国。” 蓝宵汉对《环球时报》记者回忆说。
另一个鲜明的对比是，当香港的抗议者声称自己在追寻民主与自由的时候，一些真正了解香港的西方人士却开始担忧，香港发生的一切并不是一场真正追寻民主的运动，而已沦为一些西方势力推动当地权力更迭的“民意工具”。
“也许香港的街头运动短时间内能让他们（街头示威者）享受到所谓‘自由的新鲜味道’，但很快就会为此付出代价。”一位常年来往于香港和新加坡的法籍高管对《环球时报》评论称，香港发生的一切已有很多类似格鲁吉亚、黎巴嫩和“阿拉伯之春”等“颜色革命”的特征，即西方势力利用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以及这些地区的内部矛盾，种下乱局的苦果，并使得这里的人民付出长远的代价。
“眼下的这场运动，有一天或许会因为外部势力中断资金支持而停止，街头的年轻人可能会在不知为何而战的困惑中迷失自己。而随着修例的停止，这场运动也在逐渐失去民意基础。”他反问道，“只是那一天到来时，对于香港和香港人民来说，他们又还剩下什么呢？”
“我们应该放弃沉默，越来越多地站出来，勇敢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以反击国际上对香港的虚假宣传。”哈里森告诉《环球时报》，他很高兴地看到，最近越来越多反对暴力的香港民众已经这样做了。“我相信正义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终将会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