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武汉疫情背后：“合法化”掩护野味倒卖惹大祸）
2019年12月，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刘懿丹接到爆料称，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贩卖野味现象严重。当时她正在安徽举报一家借购销水产之名收购野生动物的商贩，因而没来得及出发前往武汉。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曾于2019年12月31日到过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当时“武汉发生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刚被证实。当天，记者看到这里照常营业，但有些人已经戴上了口罩。
网上有人透露，“华南海鲜市场表面卖海鲜，其实猫狗、活蛇活鳖，各种野鸡、土拨鼠都卖，还有梅花鹿、活猴之类的招牌。”但这里的多位商家当时都对记者表示，“市场只有海鲜是活物”“这里禁止屠宰，没有活禽。”
然而，源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最终波及各地。迄今，全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超600例，已致18人死亡。
1月22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来源于华南海鲜市场，有野生动物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则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提到，从各方面的流行病学调查来看，新型冠状病毒源头，可能是竹鼠、獾一类的野生动物。
随着武汉肺炎疫情的迅速扩散，中国野味市场的真实状况也引起极大关注。多年来，像刘懿丹这样的志愿者奔走各地，与野生动物非法盗猎与售卖作斗争。他们认为，在这场危机面前，有关部门应尽快改进野生动物管理制度，打破非法盗猎和买卖屡禁不止的魔咒。
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彭丹妮/摄
“北轻南重”的野味版图
全球共有8条候鸟迁徙线路，其中3条经过中国。长期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田蒋明说，候鸟在中国所过之处，几乎都有捕鸟者出没。被捕获的候鸟，其中就有一小部分被送往华南海鲜市场售卖。
实际上，这里的野生动物远不止于候鸟。网上流传的一张“大众畜牧野味”宣传单就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一家摊贩。这份宣传单罗列了上百种野生动物，均明码标价，单只价格从5元到6000元不等，并宣称“均可活杀现宰、速冻冰鲜、送货上门”。
华南海鲜市场只是整个武汉野味市场的一个点。公益组织“让候鸟飞”的志愿者岳桦曾于去年短暂停留在武汉，他在天兴洲沙滩、武汉大学老牌坊和靠近市中心的洞庭路，都遇到了卖野味的餐馆。
“市中心能够卖野味，从侧面反映了当地食用野味的现象比较普遍、监管很松懈。”岳桦向《中国新闻周刊》强调，乱吃野味的怪相远不止于武汉。
“全国各地有森林的地方，当地的农贸市场就会有人卖野味。”岳桦提到，几个月前，湖北的邻省湖南的洪江市森林公安局刚刚破获一起非法经营野生动物案，查获各类野生动物2万多斤。据他了解，湖南以蛇宴闻名；除柳宗元的名篇《捕蛇者说》所述的永州外，岳阳、长沙等地都有吃蛇的习惯。
不同地方的人，对野味有不同的偏好。去年12月田蒋明到江西赣州调查，看到当地不少村民家在晒“野鸟干”。据村民解释，“野鸟煲汤有营养，适合刚出生的小孩喝。”此外，他还发现江西、福建等地，流行“老鹰泡酒可以治头疼”的说法。在广东，除了畅销的竹鼠，当地人还认为，吃禾花雀有补肾壮阳的功效。2017年，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的更新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禾花雀（学名黄胸鹀）的评级已经从“濒危”升为“极危”。
刘懿丹则提到，北方的野味通常就地取材：“东北的餐桌上，熊掌、狍子、野猪比较常见。内蒙古人则喜欢抓候鸟来吃，有一次我发现，当地一个候鸟家族中，28只被打得只剩下一只。”
几名受访的志愿者都认为，全国野味版图呈现出“北轻南重”的特征，并形成由北向南的野生动物跨区域交易路线。
广东是全国野味的主要流入地。田蒋明称，宁夏的野鸡、天津及河北一带非法催肥的候鸟、安徽的水鸟，多数是运往广东的。护鸟志愿者曾在天津、唐山等地巡查，发现大片非法捕鸟区域，当地农民用大量专门催肥候鸟的饲料，把鸟养肥后再杀掉。田蒋明说，“浙江衢州一带盗猎的野味，不新鲜的通常运到湘西做腊肉，新鲜的则会运到广东去。”
另一方面，广东也成为野味市场的集散地。北京草原之盟环境保护促进中心“荒野保护”团队公开发文指出，目前国内存在一条倒卖非法野生动物的利益链条：“盗猎者将动物卖给中间收购商，中间商又卖给更高级别的收购商，高级别的收购商往往拥有林业部门颁发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将非法捕捉和收购的野生动物洗白为合法产品，再堂而皇之地运送到各个市场。”
据刘懿丹了解，这些高级别收购商多活动在广东，他们为不法商贩提供从订购到售卖的一条龙服务。
《中国新闻周刊》联系一个微信昵称为“龙腾养殖珍禽和种植水产交易服务”的收购商。“三十多斤活杀，安排发浙江，连夜杀好”，“明天几十只继续安排开杀，发湖南”。在这名收购商的朋友圈里，充斥着各类野生动物的宰杀照片。1月20日，耙冲市场封市消毒，他在朋友圈里评论道：“过年难道大家都吃青菜吗？又一场对于养殖业的浩劫来到了！”
“受保护”的售卖与找不到的源头
根据《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经营利用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取得相关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审批文件。具体而言，从业者需要取得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野生动物生产经营许可证、卫生检疫许可证等证件，才能合法售卖野生动物。
在野生动物保护圈，上述“驯养繁殖许可证”制度备受诟病。几名受访者均认为，野生动物保护法对前述售卖行为的合法化，是野味泛滥问题难解的关键所在。
“法律鼓励大家繁殖利用，但是很多野生动物繁殖不出来，即便可以，代价也太高。比如斑头雁，养四五年才会下蛋，而且下蛋不多，所以斑头雁的种源，往往都是从野外偷来的蛋。”刘懿丹解释称，被售卖的野生动物，来源很难确定，以至于取得证件的商户往往会以此为掩护，做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生意。
1月15日至19日，刘懿丹等志愿者在浙江举报了10个公开贩卖野味的摊贩。这些摊贩均持有《浙江省陆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核准证》，然而执法人员现场调查发现，他们出售的所有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都无合法来源、亦无检验检疫证。
“《浙江省陆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核准证》俨然成为他们的护身符。他们的行为看似合法，实际上都在大肆收购、出售非法狩猎来的野生动物，且长期无人发现，无人查处打击。”田蒋明认为，2003年非典事件后，“我们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在野味非法交易之路上走得越来越远了。”刘懿丹则提到，有关部门应尽快改进野生动物管理制度，将指导思想从利用为主转为保护为主，以打破非法盗猎和买卖屡禁不止的魔咒。
武汉肺炎疫情发生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自2020年1月1日起休市整顿。当日下午五时左右，《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曾来到这里，看到市场已经封闭，身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在消毒和采样。
“我们通过一些非常手段，已经找到了证据。比如说，我们怀疑有野生动物销售的，那个环境里检测到有这个病毒。当然传染源还不明确，找不到具体是哪个动物。”1月20日，高福答记者问时表示。
“对于一个新发的动物源病毒，我们必须找到它的源头，我们在学术上称为自然宿主。”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说。有研究者推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为蝙蝠，不过从蝙蝠到人可能还存在更多的中间宿主。
找到病毒的宿主动物对于疫情防控意义重大。曾到武汉寻找动物源头的病毒学研究专家管轶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华南海鲜市场封掉后‘犯罪现场’没了。追溯动物源是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我不可能随便找到一个带有病毒的动物就把它归咎是元凶。”
“病毒源头到底是哪种野生动物，答案或许还在野味商贩的冷库里。”田蒋明呼吁，“华南海鲜市场休市后，市场内商贩或许已将野味藏匿转移，但我们仍需要尽快、尽全力找到。”
就在武汉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之际，1月23日，十九名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的院士、学者联名签字倡议，由全国人大紧急修订《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将公共健康安全的内容纳入到野生动物利用的条款中，要求“应尽快修改完善相关立法并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明确野生动物经营相关的市场监督的执法部门及其职责，加大野生动物非法利用的处罚力度，把非法消费也同样纳入到管理和处罚范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田蒋明为化名）
（原标题：武汉疫情背后：“合法化”掩护野味倒卖惹大祸）
2019年12月，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刘懿丹接到爆料称，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贩卖野味现象严重。当时她正在安徽举报一家借购销水产之名收购野生动物的商贩，因而没来得及出发前往武汉。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曾于2019年12月31日到过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当时“武汉发生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刚被证实。当天，记者看到这里照常营业，但有些人已经戴上了口罩。
网上有人透露，“华南海鲜市场表面卖海鲜，其实猫狗、活蛇活鳖，各种野鸡、土拨鼠都卖，还有梅花鹿、活猴之类的招牌。”但这里的多位商家当时都对记者表示，“市场只有海鲜是活物”“这里禁止屠宰，没有活禽。”
然而，源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最终波及各地。迄今，全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超600例，已致18人死亡。
1月22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来源于华南海鲜市场，有野生动物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则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提到，从各方面的流行病学调查来看，新型冠状病毒源头，可能是竹鼠、獾一类的野生动物。
随着武汉肺炎疫情的迅速扩散，中国野味市场的真实状况也引起极大关注。多年来，像刘懿丹这样的志愿者奔走各地，与野生动物非法盗猎与售卖作斗争。他们认为，在这场危机面前，有关部门应尽快改进野生动物管理制度，打破非法盗猎和买卖屡禁不止的魔咒。
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彭丹妮/摄
“北轻南重”的野味版图
全球共有8条候鸟迁徙线路，其中3条经过中国。长期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田蒋明说，候鸟在中国所过之处，几乎都有捕鸟者出没。被捕获的候鸟，其中就有一小部分被送往华南海鲜市场售卖。
实际上，这里的野生动物远不止于候鸟。网上流传的一张“大众畜牧野味”宣传单就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一家摊贩。这份宣传单罗列了上百种野生动物，均明码标价，单只价格从5元到6000元不等，并宣称“均可活杀现宰、速冻冰鲜、送货上门”。
华南海鲜市场只是整个武汉野味市场的一个点。公益组织“让候鸟飞”的志愿者岳桦曾于去年短暂停留在武汉，他在天兴洲沙滩、武汉大学老牌坊和靠近市中心的洞庭路，都遇到了卖野味的餐馆。
“市中心能够卖野味，从侧面反映了当地食用野味的现象比较普遍、监管很松懈。”岳桦向《中国新闻周刊》强调，乱吃野味的怪相远不止于武汉。
“全国各地有森林的地方，当地的农贸市场就会有人卖野味。”岳桦提到，几个月前，湖北的邻省湖南的洪江市森林公安局刚刚破获一起非法经营野生动物案，查获各类野生动物2万多斤。据他了解，湖南以蛇宴闻名；除柳宗元的名篇《捕蛇者说》所述的永州外，岳阳、长沙等地都有吃蛇的习惯。
不同地方的人，对野味有不同的偏好。去年12月田蒋明到江西赣州调查，看到当地不少村民家在晒“野鸟干”。据村民解释，“野鸟煲汤有营养，适合刚出生的小孩喝。”此外，他还发现江西、福建等地，流行“老鹰泡酒可以治头疼”的说法。在广东，除了畅销的竹鼠，当地人还认为，吃禾花雀有补肾壮阳的功效。2017年，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的更新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禾花雀（学名黄胸鹀）的评级已经从“濒危”升为“极危”。
刘懿丹则提到，北方的野味通常就地取材：“东北的餐桌上，熊掌、狍子、野猪比较常见。内蒙古人则喜欢抓候鸟来吃，有一次我发现，当地一个候鸟家族中，28只被打得只剩下一只。”
几名受访的志愿者都认为，全国野味版图呈现出“北轻南重”的特征，并形成由北向南的野生动物跨区域交易路线。
广东是全国野味的主要流入地。田蒋明称，宁夏的野鸡、天津及河北一带非法催肥的候鸟、安徽的水鸟，多数是运往广东的。护鸟志愿者曾在天津、唐山等地巡查，发现大片非法捕鸟区域，当地农民用大量专门催肥候鸟的饲料，把鸟养肥后再杀掉。田蒋明说，“浙江衢州一带盗猎的野味，不新鲜的通常运到湘西做腊肉，新鲜的则会运到广东去。”
另一方面，广东也成为野味市场的集散地。北京草原之盟环境保护促进中心“荒野保护”团队公开发文指出，目前国内存在一条倒卖非法野生动物的利益链条：“盗猎者将动物卖给中间收购商，中间商又卖给更高级别的收购商，高级别的收购商往往拥有林业部门颁发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将非法捕捉和收购的野生动物洗白为合法产品，再堂而皇之地运送到各个市场。”
据刘懿丹了解，这些高级别收购商多活动在广东，他们为不法商贩提供从订购到售卖的一条龙服务。
《中国新闻周刊》联系一个微信昵称为“龙腾养殖珍禽和种植水产交易服务”的收购商。“三十多斤活杀，安排发浙江，连夜杀好”，“明天几十只继续安排开杀，发湖南”。在这名收购商的朋友圈里，充斥着各类野生动物的宰杀照片。1月20日，耙冲市场封市消毒，他在朋友圈里评论道：“过年难道大家都吃青菜吗？又一场对于养殖业的浩劫来到了！”
“受保护”的售卖与找不到的源头
根据《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经营利用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取得相关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审批文件。具体而言，从业者需要取得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野生动物生产经营许可证、卫生检疫许可证等证件，才能合法售卖野生动物。
在野生动物保护圈，上述“驯养繁殖许可证”制度备受诟病。几名受访者均认为，野生动物保护法对前述售卖行为的合法化，是野味泛滥问题难解的关键所在。
“法律鼓励大家繁殖利用，但是很多野生动物繁殖不出来，即便可以，代价也太高。比如斑头雁，养四五年才会下蛋，而且下蛋不多，所以斑头雁的种源，往往都是从野外偷来的蛋。”刘懿丹解释称，被售卖的野生动物，来源很难确定，以至于取得证件的商户往往会以此为掩护，做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生意。
1月15日至19日，刘懿丹等志愿者在浙江举报了10个公开贩卖野味的摊贩。这些摊贩均持有《浙江省陆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核准证》，然而执法人员现场调查发现，他们出售的所有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都无合法来源、亦无检验检疫证。
“《浙江省陆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核准证》俨然成为他们的护身符。他们的行为看似合法，实际上都在大肆收购、出售非法狩猎来的野生动物，且长期无人发现，无人查处打击。”田蒋明认为，2003年非典事件后，“我们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在野味非法交易之路上走得越来越远了。”刘懿丹则提到，有关部门应尽快改进野生动物管理制度，将指导思想从利用为主转为保护为主，以打破非法盗猎和买卖屡禁不止的魔咒。
武汉肺炎疫情发生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自2020年1月1日起休市整顿。当日下午五时左右，《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曾来到这里，看到市场已经封闭，身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在消毒和采样。
“我们通过一些非常手段，已经找到了证据。比如说，我们怀疑有野生动物销售的，那个环境里检测到有这个病毒。当然传染源还不明确，找不到具体是哪个动物。”1月20日，高福答记者问时表示。
“对于一个新发的动物源病毒，我们必须找到它的源头，我们在学术上称为自然宿主。”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说。有研究者推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为蝙蝠，不过从蝙蝠到人可能还存在更多的中间宿主。
找到病毒的宿主动物对于疫情防控意义重大。曾到武汉寻找动物源头的病毒学研究专家管轶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华南海鲜市场封掉后‘犯罪现场’没了。追溯动物源是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我不可能随便找到一个带有病毒的动物就把它归咎是元凶。”
“病毒源头到底是哪种野生动物，答案或许还在野味商贩的冷库里。”田蒋明呼吁，“华南海鲜市场休市后，市场内商贩或许已将野味藏匿转移，但我们仍需要尽快、尽全力找到。”
就在武汉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之际，1月23日，十九名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的院士、学者联名签字倡议，由全国人大紧急修订《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将公共健康安全的内容纳入到野生动物利用的条款中，要求“应尽快修改完善相关立法并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明确野生动物经营相关的市场监督的执法部门及其职责，加大野生动物非法利用的处罚力度，把非法消费也同样纳入到管理和处罚范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田蒋明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