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西蒙·约翰逊以及芝加哥大学的詹姆斯·罗宾逊。瑞典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委员会在颁奖词中称，给这三位教授颁发此奖是表彰他们对“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对繁荣影响的研究”。
虽然这一届诺贝尔奖的多个奖项爆冷，如物理学奖颁给人工智能，文学奖颁给韩国作家韩江，但这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不会惹出这类争议的，因为这三位教授，尤其是达龙·阿西莫格鲁教授，早就是众望所归的诺奖候选人。
事实上，在三位教授最为经济学者熟知的也就是阿西莫格鲁教授，中文学界还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大龙”。
在经济学的顶级期刊中，学术界有一个“Top5”名单，如果哪位学者能够在这五本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都足够他荣耀几年的，而我们的这位“大龙”教授，迄今已经在上面发了76篇文章。
阿西莫格鲁教授不仅高产，而且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诺奖委员会提到的贡献只是其研究的一个领域，此外，他还广泛涉及人工智能、生产网络等领域，甚至在黑手党起源问题研究上，他都有顶级刊物的论文。
我们这里且不去谈他在其他领域的工作，只是集中于他们三人在“制度”研究上的贡献。此外，只要是“大龙”涉足的领域，他都有突出贡献，甚至我的一位同事在得知他获奖之后问道：“阿西莫格鲁会不会拿第二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图为詹姆斯·罗宾逊
证明的难点：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事实上，诺贝尔经济学奖所颁发的对象，并不是以其著作多寡而论，而是讲究有无“一剑封喉”的创新性作品。
比如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创始人罗纳德·科斯教授一生为人所熟悉的只有两篇论文，也能独享199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事实上，2024年的这三位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同样有这样一篇“一剑封喉”之作，那就是他们三人在2001年底共同署名发表在经济学顶刊《美国经济评论》上的一篇题为“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一种经验研究”的文章。
20世纪经过科斯、威廉姆森以及诺斯（这三位也都因为他们这方面的贡献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等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制度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非常重要，但问题在于：他们无法从实证的角度用数据证明这一点。
这就为学术界提出了一个难题，在当时，许多人认为，要攻克这个难题难如登天。因为不仅制度本身非常复杂，不好度量，而且经济进步与制度演化之间也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很难断定是经济进步造成了制度发展，还是制度发展带来了经济进步。
比如，道格拉斯·诺斯教授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盛赞产权制度对西欧社会的经济崛起所起到的根本性作用。但美国著名经济史学者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撰写了多部著作批评诺斯的这一观点，因为在她看来，产权制度得以在西欧获得发展很可能是西欧经济起飞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经济史的学者如果拿西欧社会与其他社会相比较，总是可以挑出一个其他社会所没有的特征，并把它作为西欧社会在近代兴起的原因。
但2024年的这三位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却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从欧洲殖民国家的制度差异入手，巧妙地引入殖民者的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为我们估计出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因果性影响。
严密的实证研究：制度的确是经济的“因”
他们的理论有三个基本前提：第一，不同类型的殖民政策会创设出不同的制度体系。一个极端情况是，欧洲殖民者建立的是一套榨取型经济制度，目的只为尽可能地榨取殖民地国家的各项资源。其代表就是比利时对非洲刚果王国的所施行的殖民统治政策。这些制度既不对该地区的私有财产提供多少保护，也不对政府的剥削行为做些政策上的平衡和校正。榨取型的殖民策略，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把殖民地资源转移到母国。
更多的欧洲国家选择向殖民地移民，并在当地定居，在殖民地复制母国的经济制度，创造出一个翻版的“新欧洲”。这些定居到殖民地的殖民者非常强调私有产权的保护，对政府的权力大多进行限制，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等。
第二，一个地区是否适合欧洲殖民者生活，会极大地影响殖民者对该地区采取的是榨取型的殖民策略，还是移植性的殖民策略。如果殖民地非常不适于白人殖民者生存，原因可能有很多，或者是疾疫横行，不利于白人生存，或者是当地土著反抗激烈，极端仇视殖民者，都可能导致欧洲殖民者在这些地区生存艰难，死亡率大大提高。而在欧洲殖民者越不适宜生存的地区，他们定居下来的欲望越低，移植本国制度的积极性就不会太高，更有可能建立榨取型的经济制度。
第三，殖民地的经济制度和国家治理模式在独立之后仍然得到了延续。从历史资料上看，这三个前提都站得住脚。
有了这三个前提，三位作者就把第一代白人殖民者在殖民时期的死亡率作为这些国家当前制度的工具变量，这样就可以估计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了。这个方法的好处在于，第一，它把制度中的其他那些影响经济增长的混杂因子都给剔除了出去，第二，它还把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影响制度的双向因果中后一条路径给斩断了，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更为精确地估计出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因果性影响了。
好，现在，我们来捋一捋这个逻辑线条：殖民者在殖民地的死亡率会影响到他们是否愿意在当地定居下来，而定居还是不定居，会影响殖民者对殖民地采取榨取型经济制度还是移植对本地经济发展更有利的母国的好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的选择又会影响到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经济制度的形成与延续，最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会影响它们的经济表现。
20多年前，我刚刚开始在浙江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这篇文章刚刚问世时，我就拜读过此文，当时的学术界对此文评价很高，大家纷纷惊为天人！
因为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因果性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的难题，这次能够以如此巧妙的研究设计而从历史数据中给出相对严谨的验证，确实让人有惊艳之感！
包容性经济制度才能长远，而非一直榨取
三位作者还估计出了制度对人均收入水平存在极大的正向影响。而且，他们还发现，这种因果关系并不是由一些表现特别好的国家所造成，在控制了维度、气候条件、流行疾病、宗教、自然资源、土壤质量、语言多样性程度以及种族构成等因素之后，依然显著。几位作者还特别强调，这个结论并不表明今天的制度是由之前的殖民政策决定，从而不会发生变迁，他们只是强调，殖民文化是影响制度的诸多因素之一。
但是，这个研究虽然肯定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因果性作用，但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是因为，他们基本上把制度视为一个“黑匣子”，只是告诉我们，这个“黑匣子”对于人均收入水平有因果性的影响，但至于这个“黑匣子”里面到底是些什么样的内容，他们所给出的建议是：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制度，而不是榨取式的经济制度。
所谓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就是给人以自由，容许他们从事最适合于个人才能的职业，同时，也给予除了劳动力以外的其他生产性资源以自由，容许它们被用于最能产生经济效益的用途上，而不对这些生存性资源的所有者进行区别对待。而榨取式的经济制度则反过来了。
关于这两个制度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南韩和北韩。
虽然这个理论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合著的那本畅销书《国家为什么失败》中被更加细化地加以阐述，但我却觉得，对于制度在经济发展上的作用以及制度的深层原因，三位学者仍然取得高于上个世纪新制度经济学取得的成就。
从古至今，所有的国家都是由当时时代的“精英”所统治，不同仅仅是哪些“精英”而已。但统治精英们经常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各项经济和政治权利要不要与那些在各个行业和地方涌现出来的“人才”分享。
如果长期不与那些“人才”分享，一方面统治阶层会越来越腐朽，另一方面地方也会不断出现统治基础上的危机。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三位新科经济学诺奖得主提出的包容性制度概念并不是一个新思想。或许，真正的问题在于，一个不那么具有包容性的制度系统，该如何才能过渡到具有包容性的制度系统吧！
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西蒙·约翰逊以及芝加哥大学的詹姆斯·罗宾逊。瑞典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委员会在颁奖词中称，给这三位教授颁发此奖是表彰他们对“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对繁荣影响的研究”。
虽然这一届诺贝尔奖的多个奖项爆冷，如物理学奖颁给人工智能，文学奖颁给韩国作家韩江，但这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不会惹出这类争议的，因为这三位教授，尤其是达龙·阿西莫格鲁教授，早就是众望所归的诺奖候选人。
事实上，在三位教授最为经济学者熟知的也就是阿西莫格鲁教授，中文学界还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大龙”。
在经济学的顶级期刊中，学术界有一个“Top5”名单，如果哪位学者能够在这五本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都足够他荣耀几年的，而我们的这位“大龙”教授，迄今已经在上面发了76篇文章。
阿西莫格鲁教授不仅高产，而且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诺奖委员会提到的贡献只是其研究的一个领域，此外，他还广泛涉及人工智能、生产网络等领域，甚至在黑手党起源问题研究上，他都有顶级刊物的论文。
我们这里且不去谈他在其他领域的工作，只是集中于他们三人在“制度”研究上的贡献。此外，只要是“大龙”涉足的领域，他都有突出贡献，甚至我的一位同事在得知他获奖之后问道：“阿西莫格鲁会不会拿第二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图为詹姆斯·罗宾逊
证明的难点：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事实上，诺贝尔经济学奖所颁发的对象，并不是以其著作多寡而论，而是讲究有无“一剑封喉”的创新性作品。
比如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创始人罗纳德·科斯教授一生为人所熟悉的只有两篇论文，也能独享199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事实上，2024年的这三位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同样有这样一篇“一剑封喉”之作，那就是他们三人在2001年底共同署名发表在经济学顶刊《美国经济评论》上的一篇题为“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一种经验研究”的文章。
20世纪经过科斯、威廉姆森以及诺斯（这三位也都因为他们这方面的贡献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等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制度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非常重要，但问题在于：他们无法从实证的角度用数据证明这一点。
这就为学术界提出了一个难题，在当时，许多人认为，要攻克这个难题难如登天。因为不仅制度本身非常复杂，不好度量，而且经济进步与制度演化之间也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很难断定是经济进步造成了制度发展，还是制度发展带来了经济进步。
比如，道格拉斯·诺斯教授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盛赞产权制度对西欧社会的经济崛起所起到的根本性作用。但美国著名经济史学者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撰写了多部著作批评诺斯的这一观点，因为在她看来，产权制度得以在西欧获得发展很可能是西欧经济起飞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经济史的学者如果拿西欧社会与其他社会相比较，总是可以挑出一个其他社会所没有的特征，并把它作为西欧社会在近代兴起的原因。
但2024年的这三位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却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从欧洲殖民国家的制度差异入手，巧妙地引入殖民者的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为我们估计出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因果性影响。
严密的实证研究：制度的确是经济的“因”
他们的理论有三个基本前提：第一，不同类型的殖民政策会创设出不同的制度体系。一个极端情况是，欧洲殖民者建立的是一套榨取型经济制度，目的只为尽可能地榨取殖民地国家的各项资源。其代表就是比利时对非洲刚果王国的所施行的殖民统治政策。这些制度既不对该地区的私有财产提供多少保护，也不对政府的剥削行为做些政策上的平衡和校正。榨取型的殖民策略，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把殖民地资源转移到母国。
更多的欧洲国家选择向殖民地移民，并在当地定居，在殖民地复制母国的经济制度，创造出一个翻版的“新欧洲”。这些定居到殖民地的殖民者非常强调私有产权的保护，对政府的权力大多进行限制，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等。
第二，一个地区是否适合欧洲殖民者生活，会极大地影响殖民者对该地区采取的是榨取型的殖民策略，还是移植性的殖民策略。如果殖民地非常不适于白人殖民者生存，原因可能有很多，或者是疾疫横行，不利于白人生存，或者是当地土著反抗激烈，极端仇视殖民者，都可能导致欧洲殖民者在这些地区生存艰难，死亡率大大提高。而在欧洲殖民者越不适宜生存的地区，他们定居下来的欲望越低，移植本国制度的积极性就不会太高，更有可能建立榨取型的经济制度。
第三，殖民地的经济制度和国家治理模式在独立之后仍然得到了延续。从历史资料上看，这三个前提都站得住脚。
有了这三个前提，三位作者就把第一代白人殖民者在殖民时期的死亡率作为这些国家当前制度的工具变量，这样就可以估计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了。这个方法的好处在于，第一，它把制度中的其他那些影响经济增长的混杂因子都给剔除了出去，第二，它还把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影响制度的双向因果中后一条路径给斩断了，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更为精确地估计出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因果性影响了。
好，现在，我们来捋一捋这个逻辑线条：殖民者在殖民地的死亡率会影响到他们是否愿意在当地定居下来，而定居还是不定居，会影响殖民者对殖民地采取榨取型经济制度还是移植对本地经济发展更有利的母国的好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的选择又会影响到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经济制度的形成与延续，最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会影响它们的经济表现。
20多年前，我刚刚开始在浙江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这篇文章刚刚问世时，我就拜读过此文，当时的学术界对此文评价很高，大家纷纷惊为天人！
因为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因果性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的难题，这次能够以如此巧妙的研究设计而从历史数据中给出相对严谨的验证，确实让人有惊艳之感！
包容性经济制度才能长远，而非一直榨取
三位作者还估计出了制度对人均收入水平存在极大的正向影响。而且，他们还发现，这种因果关系并不是由一些表现特别好的国家所造成，在控制了维度、气候条件、流行疾病、宗教、自然资源、土壤质量、语言多样性程度以及种族构成等因素之后，依然显著。几位作者还特别强调，这个结论并不表明今天的制度是由之前的殖民政策决定，从而不会发生变迁，他们只是强调，殖民文化是影响制度的诸多因素之一。
但是，这个研究虽然肯定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因果性作用，但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是因为，他们基本上把制度视为一个“黑匣子”，只是告诉我们，这个“黑匣子”对于人均收入水平有因果性的影响，但至于这个“黑匣子”里面到底是些什么样的内容，他们所给出的建议是：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制度，而不是榨取式的经济制度。
所谓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就是给人以自由，容许他们从事最适合于个人才能的职业，同时，也给予除了劳动力以外的其他生产性资源以自由，容许它们被用于最能产生经济效益的用途上，而不对这些生存性资源的所有者进行区别对待。而榨取式的经济制度则反过来了。
关于这两个制度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南韩和北韩。
虽然这个理论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合著的那本畅销书《国家为什么失败》中被更加细化地加以阐述，但我却觉得，对于制度在经济发展上的作用以及制度的深层原因，三位学者仍然取得高于上个世纪新制度经济学取得的成就。
从古至今，所有的国家都是由当时时代的“精英”所统治，不同仅仅是哪些“精英”而已。但统治精英们经常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各项经济和政治权利要不要与那些在各个行业和地方涌现出来的“人才”分享。
如果长期不与那些“人才”分享，一方面统治阶层会越来越腐朽，另一方面地方也会不断出现统治基础上的危机。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三位新科经济学诺奖得主提出的包容性制度概念并不是一个新思想。或许，真正的问题在于，一个不那么具有包容性的制度系统，该如何才能过渡到具有包容性的制度系统吧！